叙述·反思·关怀：评赛登施蒂克《东京百年史》

陆 则 奕

(苏州科技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苏州 215009)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日本城市化研究备受我国学者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研究领域也不断向着与城市发展存在密切联系的具体问题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国外关于日本的城市化、城市建设及城市史等多领域的经典著作被陆续翻译并引入国内，其中包括近年在国内翻译出版的美国教授爱德华·赛登施蒂克(Edward George Seidensticker，1921—2007)所著的《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TokyofromEdotoShowa1867—1989)。

赛登施蒂克教授是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曾先后执教于东京上智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名校。教授长期居住于日本，并因在日本文化研究及日本文学译介方面的杰出贡献获旭日章、菊池宽奖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奖等多项奖项。《东京百年史》是其于20世纪80年代所著两部著作《下町，山之手》与《东京崛起》的合集，全书通过叙述从江户时代末期到昭和时代的百二十余年东京城市内一些街区的兴衰沉浮，体现了整座城市在这一时期社会与文化上的剧烈变化过程，内容全面、视角独特，虽是城市史著作，也同时具备明显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特点[1]3。

《东京百年史》问世于日本城市史从独立视角研究向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转型时期，对其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日本城市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书中所运用的历史叙述方法、所进行的社会思考和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极具学术特色，对后来学者有明显的引领作用。同时，此书文字优雅细腻，可读性强，方便读者迅速建立对东京城市发展的整体印象，对国内的日本城市发展历程研究也有重要的引导价值。

一、多视角的历史叙述方法

此书在撰写时整体上采用了历时性叙事结构，以时间顺序来组织文字，书中各章节按时间进行排序：上卷即《下町，山之手》，共六章，可按最高统治者更迭而划分为江户、明治、大正三个不均等的部分，包含了江户到明治和明治到大正的两段共约六十年的时间内东京的变化过程；下卷即《东京崛起》，也分六章，其中的总第八至十二章大致可分为相对均等的五个部分，分别对应昭和时代的存在明显分期的震后重建、战争时期、战后重建、奥运时期和昭和后期等五个时期，叙述了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至昭和时代结束的66年历史。同时，上卷当中也存在明显的多空间并列式的叙事结构：第二至五章虽然时间上均为明治时期，但在内容上第二章“文明开化”、第三章“双重生活”、第四章“颓废文化的衰亡”、第五章“下町、山之手”，在城市改造与扩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城市文化转变和城市结构变迁等四个时间具有重叠性的过程上分别进行具体表述，从城市整体面貌到市民个人生活方式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并突出了城市变革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即为第六章短暂而稳定的大正时代的东京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新风貌。

全书形成了以历时性叙事结构为主的复合式结构，以时间为主要线索，方便作者着眼于特定领域的细小问题进行分析，在下卷中作者甚至将这种结构细化到了每个章节当中。这种复合式结构的运用符合西方学者一贯讲究“精深”而非“博大”、针对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研究习惯，而作为“日本通”的本书作者则更善于运用发散性思维，以点带面多角度展开内容，使得全书结构上更为丰富和完整。在如何处理上下卷的问题上，作者并没有按常理以大正时代的结束作为上卷的结束，而是选择了关东大地震这一在许多领域打破东京传统秩序的突发事件来划分上下卷：作者在第一章“终结与开端”就由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开篇，并以倒叙手法追溯了江户时代末期东京的城市形态，后与第六章进行呼应，且在下卷开篇章节(即总第七章“震后的日子”)展现了地震后到大正时期结束这几年东京所处的混乱状态，与上卷所涉内容互相关联，既能承接上卷，也让全书维持了一个整体，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两部著作。

独特的写作手法是此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并未正面论述关于城市结构的相关问题，而是运用了历史叙述方法，从区域、街区乃至个人的视角，生动地叙述了处于快速变化时期的东京城市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这种写作方式在欧美历史著作中应用较广，海登·怀特等后现代史学理论专家对于历史文本的叙事性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强调；而在日本史学界，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为代表，也发展出了运用历史叙述手法、以小见大地反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史学流派。作者应用这种手法进行针对城市具体街区的叙述过程中，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所能表现出的共性如新鲜事物给群众带来的焦虑、国家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侵蚀、现代化道路的过渡与选择等的同时，对东京城内不同街区、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比如传统的与现代的、喧嚣的与肃穆的、世俗的与尚古的等街区特质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与分析。这样的写作手法也方便作者利用一种多学科交互的视角去分析问题：突破城市史和城市研究的以城市为整体的研究方法，在街区一级的研究层面综合了建筑学和社会学的双重研究视角研究其发展之过程，并对街区层面下的“人”的文化进行具体解读与分析。在全书尤其是上卷中，作者利用这样的手法，以对人、建筑和街区的相互关联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可以看到城市作为有机整体的底层视角。这种见微知著的叙述手法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直接打破了城市史的写作传统，补充完善了研究较长时间跨度的城市问题的社会视角，作者通过其广博的学识和文学化的表达帮助读者建立起一个真实、全面而立体的东京的形象，并表明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帮助相关研究者真正深入一个城市的内部，从而可从更广泛的视角进行城市研究。

二、强烈的社会反思与人文关怀

在此书的史料收集与运用方面，作者另辟蹊径，选择了大量引用处于相同时期的日本文艺界的作品，兼而对引文中蕴含的典故进行详尽的解读。这也是此书的一大写作特色。尽管作者曾言将在书中减少注释的使用，却并不妨碍它对于文艺作品的引用：此书中多次引用诸如永井荷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居住于东京的日本文学家们的所著包括小说、诗歌、评论等多种文体形式的文字，分析文学家们对近现代出现的新奇事物的看法与评论，上卷第三章引用浅草本地文学家久保田万太郎的文章来印证浅草地区从公园变成娱乐中心这样让作者深感惋惜的情况的发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寻求多角度地分析东京城市的变化，于是在建筑、出行方式、饮食习惯等诸多领域引用不同风格文学家的文字，史料运用之丰富，使此书同时具备了文学史的特质。

但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此书并未在文学史领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作者自言此书的主题在于，一个变化的城市应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侧重于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的具体变化历程。然而这种变化往往伴随城市新旧文化的碰撞和新旧秩序的冲突。为了体现并分析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新与旧的碰撞冲突，作者在多视角叙事的同时，甚至引用曾居于东京的日本国内外演员、学者、官员，台词、歌曲、标语、俚语等多角度的文字史料，不胜枚举，呈现一个由文字构成的全方位的东京整体形象。这些史料正好与作者在此书中的关注重点相得益彰，本身多为作者在日本长期居住过程中的见闻，且所属于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街区，但均由城市变迁过程的亲历者提供。作者从隐于城市之中广泛的群众的态度变化出发，分析城市的现代化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通过对东京城市大众文化变化的叙述和相关史料的运用，作者始终在强调一种存于字里行间的对于社会文化的关注。这种关注在下卷显得愈发明显，其实际代表一种对变化中的社会的反思，变化中的城市应如何与前时代的城市社会和城市文化互相接纳。

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作者在叙述上述发生于城市的变化的同时，受到了感性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文艺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与作者自身的对社会文化倾注关注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结合，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对以浅草为传统核心的隅田川东岸下町的眷恋之情，并随着东京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中心的变化逐步从上卷的怀念转化为下卷的惋惜，这种情感深受以永井荷风为代表的文人的影响，形成了书中所提所谓“永井荷风式的挽歌气质”；另一方面在于书中所述的像旧时吉原游廓里的建筑一样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的东京风格——因在东京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城市规划的情况下产生的，带有一定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精神——一如作者的天马行空的行文风格。这种基于对社会“过分”关注而产生的人文关怀，和作者自身对于文人身份的认同，体现在全书对东京文化、精神乃至文学印象的着墨中：全书对以永井荷风为代表的，包括上文提及的久保田万太郎等多名文学家在内的对作者造成“文化偏见”的“哀情”文学流派的重视与怀念；第十一章连续引用赤冢行雄、松井克己、土屋茂子三位观点各不相同的文人文字，集中体现了东京城市繁荣之下的民众的复杂心理；甚至在此书下卷中逐渐体现这样的一种悲观的观点：在东京自震后不可阻止地向西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伴随钢筋水泥混凝土在隅田川两旁砌墙高耸，“已不再像昔日那样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叙述的对象了”[1]303，直到第十二章，作者认为，东京城市的“日本式同质化进程”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个性特征”。

这种对于社会发展与变化的关注本身也是城市史(城市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城市史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舞台[2]188。作者亲历东京城市变化的时间，正是二战后日本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时期，伴随着战后日本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社会剧烈变化，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视角变换过程。在这一时期，对于城市问题的批判意识产生了城市史研究的需求，又在传统的社会史视角之外呈有原先城建史(建筑学)的视角。在作者开始研究东京城市史的这一时期，城市史学的研究领域没有明确的分界，缺乏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有且只有包含多个研究方向的具有明显跨学科研究特性的领域。作者在此书中利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原有两种独立视角的研究框架，最大化地结合城市社会和文化的相关内容展开研究，体现独有的社会反思和人文关怀。这也成为了此书的最大特点。

三、《东京百年史》的学术影响

得益于城市史学科长期积极的发展和日本对相关领域欧美学者著作的关注与包容，此书20世纪80年代末成书，在90年代初即引进日本，并对日本的城市史学科产生巨大影响。如前所述，此书一改以往城市史研究的宏观与整体视角，将关注重点放在“町”和“人”的变迁过程，并辅以居于城市的文人文字反映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出现直接促进日本国内各视角的城市史研究逐渐合流，从而让城市史研究在多学科方法论基础上，兼备了宏观视野与微观实证的双重特性，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近世史学者吉田伸之，与由建筑史转向城市史研究的高桥康夫合作完成《日本城市史入门》，一改以往日本城市史研究忽视社会具体细节的弊端，将内容分为空间、町和人三部分，具体探讨以町为单位的城市空间和生活于其中的各类人群及其结合形态。这种观点与赛登施蒂克教授在《东京百年史》中的侧重点高度一致，也为日本城市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体现明显的学科综合的特征。有鉴于城市史研究的最新发展，成田龙一在《当前的都市史研究》一文中提出，“为了适应对多样化都市的关注，历史学必须实现自身的多样性、适应性和革新”[3]，认为城市史是一种以城市多样性为线索的新的历史认识、历史理论与历史方法，强调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城市视角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对于多样化城市研究的重要性。

以《东京百年史》作为先导，日本史学界积极吸收西方史学最新成果，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大量开拓性著作，对21世纪的日本城市史学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2002年，吉田伸之在完成历史叙述《成熟的江户》之后，转而研究城市社会史，通过“社会性权力”“边缘性身份”“市场社会”和“分层结构”这四个关键词为研究视角，打破了“统治者中心”的历史研究视角的束缚，从城市居民的各个组成集团切入研究，建立了“两极多层”的结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似结合了年鉴学派“从深层出发”的思想，同时与赛登施蒂克教授的思想不谋而合。但是相比于赛登施蒂克教授的《东京百年史》，吉田的研究更具有目的性：积极应用城市史研究的新视角，并更倾向于解决具体的理论问题。到近年来，城市史与军事史、殖民史、经济史等多个历史学子领域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军都论”“殖民城市论”“空间论”等多重具体研究方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存在积极的多样化趋势。可以看到，以《东京百年史》成书时间为节点，三十余年来城市史研究逐渐形成跨学科、多视角、重视细部、强调社会性的发展脉络，这与赛登施蒂克教授在书中强调的依然一致。

比之日本方面对于城市史研究从应用到理论、从多方向到跨学科发展，我国的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在大框架下多数相关学科依然停留在本科目的视域下，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城市史方向偏重于分析国内问题，对与国外城市的对比研究成果有限。但依我国目前城镇化国情而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目前仍是值得我国学习的[4]312，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史研究进行比较和分析仍是必要的。大阪市立大学的井上彻教授曾经倡议需要从比较的角度深入推进中国和日本的城市史研究。然而比较视野在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中属于罕见，学者们通常首先确定一座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忽略同一座城市里不同街区的人们可能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许正视这一差异能为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同时国内的日本城市史研究不妨以翻译引进国外优秀的城市史著作为契机，主动突破城市史研究的传统，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诚然，此书仍存在一些可供讨论之处：其一，如上文所言，作者在行文中体现出了一定的文学化倾向。也许是受到了欧美新派历史学家们的影响，这种行文风格会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识倾向。一如书中“哀伤的语调势必会时不时地在本书中出现”，作者在全书最后流露出对未来东京城市发展的相当悲观的情绪。作者清楚这一点，并尝试在文章客观性和文字感染力之间寻求平衡，但就笔者个人感观而言，此书中作者的主观情绪，尤其是下卷中的愁绪与悲观情绪也许过于浓重了。其二，此书作者赛登施蒂克教授秉持了美国学者的天马行空的行文风格，甚至将文章的注释“都保持在最低限度”。这种行文风格与国内注重逻辑分析的主流写法大相径庭，其对人文主义思想的过度体现亦与国内有所差别。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一部“另类”的著作，是否可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形成必要的参考价值、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有效的引导作用。

此书是翻译引进国内的，译者综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两个版本的内容，并在翻译时尽量采用国内读者易于理解的文字，在忠于原作风格的条件下尽可能吻合了国内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译者谨慎地补充了必要的注释，在仍保证注释低限度的情况下为此书中出现的各类名词与典故提供必要的解释说明，减少因文化差异产生的阅读障碍，并使读者不至产生疏离感。笔者水平有限，谨此向译者致敬。对于对日本城市史研究关注尚且略显不足的国内学界而言，引进这样一部在日本学界堪称城市史研究新阶段里程碑的著作，是对研究日本近现代城市发展大有帮助的。特别是国内国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对比分析，对国内学界的理论与方法的更新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总体而言，赛登施蒂克教授的《东京百年史》一书能够很好地帮助了解近现代东京城市的变迁，使读者对文化和社会变化等方面的近现代东京城市发展有一个整体性认识，并能帮助读者对日本城市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日本城市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引领性著作，此书直至今日仍能发挥其在写作手法、研究视角和人文思想等方面的引导作用，书中观点仍能在多个研究领域发挥价值。事实上，如前所述，日本历史学者对以此书所涉思想为代表的欧美新派史学理论有极高的接受度，并且积极地对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融合，取得了许多有较高水平的新研究成果，这也是此书的价值体现。尽管风格上和国内书籍有较大区别，此书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日本城市史著作，其对于城市发展的观点、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今后的城市史研究仍有较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