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社会视角：挪威与卢旺达两性不平等问题比较

张 栗

(安格利亚罗斯金大学 教育学院，英国 切尔姆斯福德 CM1 1SQ)

在《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理论方法与实践导论》一书中，作者Phillip和Schweisfurth解释“比较”的最简单的定义是，“我们使用比较来做出判断和决定(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例如，某样东西是大还是小，是漂亮还是丑陋，是愉快还是不愉快”[1]13。比较教育的基础也遵循类似的过程，即识别相似性和差异性、优势和劣势，以及观察不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和无效性。比较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不同学生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的共同教育障碍，教育方面的共同障碍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差、教育观念落后等等，其中两性受教育不平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2]。

本文以挪威和卢旺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如何处理和解决其教育系统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挪威和卢旺达作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探讨教育中的两性不平等的主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尽管两个国家存在这些明显的差异，但都被列为《全球性别平等》指数前10名，挪威排名第2，卢旺达排名第6[3]。并且两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在努力消除教育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上，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挪威与卢旺达这两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在我国鲜少被研究比较，这是一个新颖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是被前人所忽略的学术问题。本文参考外文文献，阐述了挪威、卢旺达的背景，讨论了两国在解决两性教育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与处理问题的局限性，为我国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权方面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思路。

一、挪威和卢旺达的背景及其政府在两性平等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一)挪威的背景

挪威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芬兰和俄罗斯接壤。首都奥斯陆，人口约527.2万[4]。它是一个历史上以其北欧海盗而闻名的国家，与瑞典、芬兰和丹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君主领导，如奥拉夫·特里格文森、哈肯四世、挪威国王埃里克、玛格丽特一世、奥斯卡二世和哈肯七世[5]。挪威今天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有三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

关于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妇女获得选举权是世界社会朝着更加两性平等的方向发展的主要指标，因为它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地位平等。1913年，挪威是首批获得妇女投票权的国家之一。布鲁姆解释说，“1906年芬兰、1913年挪威、1915年丹麦、1920年冰岛和1921年瑞典的妇女在与男子相同的条件下获得选举权。”[6]600-620自从宣布独立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以来，挪威就被认为是一个在国家管理方式和对其公民福祉的关注等方面进步的国家。

(二)卢旺达的背景

卢旺达是一个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是一个小国，与布隆迪、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其首都基加利，人口估计为1161万。卢旺达直到1994年才实现了政治和全国范围的稳定，而在此之前当时大约100万人在100天内遭到大规模种族灭绝。在此之前，该国经历了全国范围(同时也扩展到邻国)的内战，主要是图西族和胡图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内战，在此之前，是来自比利时的殖民者一直在此进行内战[7]1326-1342。

也许是由于这场内部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当时整个非洲大陆反殖民的斗争，卢旺达政局稳定时间较晚，卢旺达妇女直到1961年才获得选举权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尽管如此，卢旺达在促进两性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妇女在整个政治制度中的代表率和参与率似乎超过了一些更为发达的国家。Paquette在撰写《全球性别平等报告》时解释说：“重要的是，排名第六的卢旺达也比法国(第15位)、西班牙(第25位)、德国(第11位)、瑞士(第8位)和丹麦(第14位)拥有更多的性别平等。”[8]卢旺达的国内政治情况不容乐观，而妇女却有很高的政治参与度，这种典型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探讨。

二、挪威和卢旺达政府在各自国家的教育参与

挪威和卢旺达政府在各自的教育系统和更广泛的社会中如何处理和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2000年，卢旺达和挪威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联合国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这一举措旨在解决世界上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贫困、疾病(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和缺乏全民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正是联合国制定的八个千年发展目标之一[9]。显然，挪威和卢旺达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该目标还将促进两性平等作为其17项目标之一。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直将挪威的儿童在教育系统中的投资和参与程度评为平均水平以上。经合组织发现，“在挪威，82%的25-64岁成年人完成了高中教育，高于经合组织76%的平均水平。经合组织发布的《更好的生活指数》还发现，在挪威，有效完成中等教育的女性(83%)比男性(81%)多，女孩在数学、阅读和写作方面的整体表现往往优于男孩。这是为什么挪威更善于解决教育领域的两性不平等问题的一个主要解释。很明显，在其整个教育系统中，女孩和妇女的入学率和毕业率都较高。这可能导致女孩/妇女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承担平等甚至更多的工作角色和责任。”[10]该国官方统计发现，女性在高等教育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为34.3%，男性为28.1%，这也证明了上述观点。

相比之下，卢旺达还拥有相当高的女孩和女性小学入学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发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男孩和女孩的入学比例是100∶ 93。然而，卢旺达在女童参与教育方面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正如《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所发现的那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背景不利的女孩接受教育。虽然有可能接受小学教育，但不太可能真正上课和接受教育。该报告发现，“在失学女孩中，有50%或900万永远不会进入教室，而失学男孩中，这一比例为41%(600万)”。[11]这表明，尽管卢旺达政府可能会推动男女平等接受小学教育，但在解决女童在教育中面临的其他障碍方面似乎做得很少。例如，来自弱势社会经济背景的女孩可能在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帮助支持家庭(例如家务和兄弟姐妹的责任)，这也可能源于政策中很少涉及的传统规定型性别角色。

三、两国的教育和文化

一个国家对待和发展其教育体系的方式可能因该国不同的文化或共同的文化而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在解决性别不平等时所采取的方法也会因国家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挪威和卢旺达的文化非常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不同，也因为它们的不同历史文化而造就了今天不同的教育体系。

King在写下如何看待卢旺达今天的教育时解释说，自1994年大规模种族灭绝以来，卢旺达的儿童和青年被视为负有重大责任，并被视为希望的象征，因为他们有望继续重建和改善国家[12]。儿童和青年人也占卢旺达人口的近一半，这也增加了儿童和青年人的责任。King发现，“学校教育在国家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卢旺达政府目前正在对学校进行大量投资，并对教育作为团结与和解工具的力量寄予极大的信心。”[13]1这意味着，如果所有学生的教育目标被视为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共同目标，那么政府就有可能促进所有学生的教育，而不分性别。因此，这可能会减少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卢旺达政府可能会促进所有儿童和年轻人的大众教育，同时年轻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成为本国的“受过教育”和有贡献的公民。

Phil Bamber在Bignold和Gayton的著作《关于“公民教育”的概念》中解释说，“公民教育反映了一种最大的方法，旨在确保学生准备好承担成年公民的角色和相关责任”[14]111。然而，King解释说，考虑到卢旺达的文化和历史，这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伤害可能比政府预期的更大。King认为，在卢旺达政府为公民教育的明确目标中，“卢旺达的教育系统没有做许多促进建设和平的事情：建立横向公平、塑造包容性身份战略、促进和解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15]149这意味着，尽管政府的目标可能是实现人人受教育平等，但他们无法在教育系统内解决导致其历史上内乱的关键问题，可能只会使这些不平等永久化，造成更多的分歧。这也可能包括性别不平等。

相比之下，挪威的“公民教育”文化较少，教育方式更多的是平等主义，因为它明确承认并理解性别不平等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持续问题。Jakobson和Kotsadam发现，“北欧国家的人也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积极地对待两性平等”[16]144。还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解决一些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教授或重复规定性的事实。几十年来，挪威国家课程一直以人文理想的广泛陈述为框架，将学校体系视为更广泛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方法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挪威在人类发展指数中的得分仍然很高，这是教育系统内采取的整体方法的结果。挪威能够积极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指标，因为正如King在卢旺达的案例中所建议的那样，这是一个被广泛承认并似乎受到更公开挑战的问题。

四、更广泛的社会中存在的两性不平等问题

在教育系统内如何处理两性不平等问题，有时可以作为更广泛社会内如何处理两性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指标，如上文段落中挪威的例子所示。然而，就挪威而言，在学校内有效解决(或似乎得到解决)两性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劳动力中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尽管更多的妇女参与高中和高等教育似乎是一种一贯的模式，但在一般劳动力和收入方面似乎存在一些不一致。在普通劳动力中，就业男性的比例目前为83.1%，平均收入为503600挪威克朗，而就业女性的比例为77.6%，平均收入为338900挪威克朗[17]。这些统计数字只会随着单个劳动力部门的考虑而变得更加独特。这表明，尽管挪威政府可能能够通过对教育采取整体办法，在不同的宏观体系内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这在更广泛的社会各个层面中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尽管在教育中获得了相同的平等价值观，但在劳动市场中可能不那么容易推广或实施。

虽然不尽相同，但卢旺达在女孩接受教育和参与劳动力方面存在着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略有不同。例如，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50%的最贫困女孩不太可能接受教育，但卢旺达妇女占该国议员的50%以上。虽然这一百分比表明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挑战两性不平等的有力举措和成就，但它也突出了社会阶层的严重分歧。这是因为，如果有一半来自不利社会经济背景的女孩无法接受教育，那么能够通过教育系统取得进步并积极参与政治的女孩很可能来自更有利的社会经济背景。

五、结论

如上所述，很明显，尽管性别不平等本身不仅是教育的一大障碍，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它也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挪威和卢旺达两个不同的国家在处理和解决这一共同问题时会有不同的做法。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每个国家在其教育系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有效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的程度。

挪威有效解决教育领域两性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对教育采取整体办法，并确保这是一个公开讨论和处理的问题，因此是国家议程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男女之间的收入以及女性担任的管理职位数量仍然存在性别差距，因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似乎没有太多的重点放在以后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上。尽管必须指出的是，挪威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通过引入更平等的“父亲和母亲相同假期”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卢旺达，大多数儿童和年轻人的大规模入学有助于提高其教育系统中女孩和妇女的数量，公民教育的概念确实有助于让女孩积极参与教育并确保女孩积极参与教育。然而，在教育系统中缺乏对性别不平等的公开或公开讨论，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可能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且更为普遍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性别规范”没有受到质疑/没有得到解决[17]。然而，应当指出，卢旺达已采取积极步骤，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内积极促进两性平等，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妇女占整个政治制度的30%。

总而言之，“哪个国家更擅长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这个答案需要多重考量，因为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目的是将所有经证实的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的方法积极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案，用于解决全球和整个社会教育中儿童和青年的两性不平等问题，进而为提高女性受教育权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