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对策研究

2022-03-17 07:09张玉祥
昭通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边疆地区汉文古籍

张玉祥

(1.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边疆地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碑刻铭文、文献典籍、出土文书、口碑古籍等汉文古籍,现存汉文古籍呈现历史悠久、数量繁多、分布极广和不可再生等特点,其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民俗、科技及经济等,这些汉文古籍对研究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等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尽管有学者对日本所藏部分新疆古籍[1]的保护进行了研究,然而学者却较少对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进行专门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从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意义、保护现状、影响因素等进行论述,提出适合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对策,以使图书馆等相关部门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这对传承边疆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有重大意义。

一、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意义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等提出了新要求。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内容丰富,其保护意义,主要如下:

(一)研究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不但是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辉煌文明的物证,而且是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记录。这些濒危汉文古籍蕴涵着种种信息,不仅能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而且弥补了诸多史料所缺,进而共同呈现了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例如,《论语郑氏注》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释的版本,自唐代以后该版本已失传,其注散见于其他古籍。所幸,从20世纪以来新疆吐鲁番等地不断出土唐代《论语郑氏注》残卷写本,弥补了我国文献学的一项空白。这些残卷中长度最长且保存较好的当属吐鲁番阿斯塔那地363 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该残卷长538 厘米,每行正文约20 个字,共178 行,距今1300 多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明洪武六年二月朱元璋敕封搠思公失监为俄力思(阿里)军民元帅的圣旨》《明永乐皇帝就第五世哈立麻德兴谢巴赴京朝见和进贡马匹事所颁诏书》《明宣德皇帝敕封六世葛里麻通瓦顿丹为慧慈禅师的诏书》等,这些对研究明代中原与西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等有重要意义。2021年10月18日,经过相关专家评审,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成功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该古墓发现了“滇王之印”篆书的金印,从而证实了古滇国的确实存在,以及《史记》所载汉武帝授滇王印的历史事件等。这对研究云南与中原的交流交往交融有重要意义。

(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记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理清这些古籍所载信息不但对于研究边疆地区中华优秀文化在边疆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有重要意义。例如,新疆吐鲁番第303 号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为目前我国最早的汉文剪纸实物。该剪纸的构图对称、画图精美、线条流畅是我国剪纸艺术的精品。该剪纸对研究新疆汉文剪纸的历史、文化价值、制作过程以及对当今汉文剪纸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等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752 部)》中,云南有24 部珍贵古籍入选。其中,汉文古籍4 部。”[3]主要为[唐]徐坚撰《初学记三十卷》,明杨鑨九洲书屋刻本;[唐]释不空译《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二卷》,元官刻大藏经本、存一卷(下);[唐]释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元官刻大藏经本,存一卷(三);[隋]释智顗说《四念处四卷》,元官刻大藏经本,存一卷(三)。这对研究和传承唐代优秀制度和佛教优秀文化有积极意义。2021年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明末抄本《古今经传序略》(计八册),成功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过专家对该版本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为全书初定为张隽一人之力完成,从现有藏书来看该版本是孤本,弥补了诸多史料之缺。这对研究汉代到明代的历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

二、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现状

边疆地区汉文古籍是该区域数量最大、类型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古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云南省图书馆现存公元937-1254年的《密教散食仪》写本是我国现存第二件有底纸旋风装的汉文古籍。该古籍有底纸,长107 厘米、高29.5 厘米。现已脱落10 多张叶子,仅有13 张叶粘接在底纸上。它在艺术史、书史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云南省图书馆藏明末清初顾炎武撰写《肇域志》的清同治初抄本,该抄本是我国目前所存三个抄本中字迹工整、抄工精细且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稿本面貌的完好抄本。黑龙江省图书馆存元刊本《韵府群玉》为我国目前最早的第一部韵书。新疆且末县苏伯斯坎遗址出土了被誉为国内唯一的元代《西厢记》手抄本残页(距今800 多年)。该本横27 厘米、纵21.8 厘米,为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之《仙吕调·赏花时》的一部分。总之,边疆地区汉文古籍多为国家珍贵古籍、国家一级文物、省(自治区)一级文物等,许多古籍为我国仅存且弥补史料所缺,这些对研究边疆地区的政治史、文化史和科技史等有重大意义。

尽管边疆地区现存汉文古籍拥有精品众多、价值极高、数量颇多、历史悠久等特点。可是,受到自然环境、人为等原因的影响,某些汉文古籍正面临着损毁或者流失等困境。2021年4月1日云南昆明市安宁市发现了《康熙年间征讨吴三桂军官的摩崖石刻》。该石刻内容为“両(两——笔者注)间傲骨”,镌刻时间为“康熙甲戌孟夏”,落款为“马聲题书。”[4]其中,马聲为山西长治人,当年率军征讨吴三桂至昆明。该石刻历经百年风霜,发现之时场面已不堪入目,该石刻常年被浸泡在河水中,堆积着厚厚的黑泥,其上布满着杂草。最初仅能辨出“両间”和“康熙甲戌孟夏”,其余均被埋在泥土中,无法辨识其全貌。广西某些汉文口碑古籍的传承面临挑战,一些“传统技艺濒临消亡……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5]尽管1986年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发现了我国现存传世史料中从未记载且史料价值极高的东汉时期《通湖山摩崖石刻》。直至2015年,该石刻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该石刻堪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字数最多的汉代摩崖石刻和铭文石刻。1986年“发现之时那是一块写字桌大小的青白色砂质岩石板,表面平坦,形状方正,长1.2 米,宽1 米,镌刻着的字体为阴刻隶书。石板下部脱落严重,只残留上下两部分,但字体比较清晰。”[6]可惜,后来该石刻损毁严重,“已断为两截,部分文字残缺,有些已漫漶不清。”[7]现存石刻共有21 行,仅能辨析“汉武威郡本□□汉武帝排逐匈奴,北置朔方”[8]等等。由于该石刻的某些字已经损毁,无法辨识石刻的全部内容,致使学术界对该石刻的行文年代、记载史实、石刻撰写人等存在诸多争议。黑龙江的“曹影匠驴皮影”“东北大鼓”“杨小班鼓吹乐棚”[9]等部分口碑古籍濒临失传。以“杨小班鼓吹乐棚”为例,鼓乐棚(东北部分地区对民间乐队的别称——笔者注)的历史悠久,为原生态民族民间器乐表演形式,主要流传于东北。“杨小班鼓乐棚”为1904年杨殿甲所创,以大板、唢呐、定音鼓、笙、笛子、管、云锣、底鼓、竹板、手锣等乐器为主、至今保留着300 多首风格异同的曲目。“杨小班鼓吹乐棚”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成伟已70 多岁,他是目前唯一能识工尺谱的传人。然而,“杨小班鼓吹乐棚的演奏技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10]辽宁旅顺博物馆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汉文佛经。“这些佛经原本在新疆出土,由于年代久远……全部成为一团破纸屑,一些纸屑只有5 分钱硬币大小,有的纸屑上没有字,有的一片纸上只有两个字,正是将成千上万个纸屑一片一片地拼对,才将佛经的内容复原出来。”[11]

三、影响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因素分析

(一)自然因素

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差距较大,西南边疆地区雨水充沛、气候湿润等;西北边疆地区沙尘暴频繁、气候干燥等;东北边疆地区夏季气温高,气候严寒等。这些导致该区域的文书和碑刻等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毁。例如,部分地方的古籍出现虫蛀、脆化和霉蚀等现象,甚至部分汉文古籍已经粘结成“砖头”或者变成碎片。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该区域某些“纸质档案严重脱水,纸张发脆、老化和碎化问题极其严重。”[12]乌鲁木齐1906年所立“新疆布政使官题名碑”,宽63厘米、高155 厘米。该石碑是我国中央政府在新疆行使管辖权的铁证。然而,由于风雪侵蚀等原因导致石碑下半部分已经无法辨识,全碑仅可辨300 字,共16 行。

(二)体制因素

濒危汉文古籍具有文物、遗产、史料、档案等属性,目前,不但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收藏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而且民间的道观、寺院和各族群众均有收藏。以事业单位为例,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等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局)管理,高校图书馆分属高校管理,隶于教育厅(局)管理,档案馆属于省(市)委管理,博物馆属于文物局管理。“图书馆侧重于图书和连续出版物收集;档案馆侧重于原始、一手资料收藏;博物馆则侧重于实物及与实物相关资料的收集。”[13]由于收藏的方式、标准和规模不尽相同,客观上可能造成重复收集等现象,致使有限的资金和人力可能未充分发挥作用。

(三)资金因素

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离不开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的设备及复合型人才的支持。然而,资金相对缺少的现状却困扰着某些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第一,较难购买国内外先进仪器设备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对现有濒危汉文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等,与之相对的却是某些濒危汉文古籍亟待抢救性保护。比如,黑龙江汉文口碑古籍之一——“曹影匠驴皮影演”,其传承人迫于经济压力,“曾变卖了大部分优秀的传统剧本、影人,想要再置办一套道具,可老人却拿不出这笔费用了。”[9]云南“乌铜走银”传承人袁万礼父子,其制作的“乌铜走银”仅能挣回原料费,却较难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第二,社会资金较少流入濒危汉文古籍尤其是口碑古籍保护领域。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口碑古籍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许多边疆地区已经制定相关文件规定鼓励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等“通过捐赠”[14]资助汉文口碑古籍保护。然而,某些知名企业、社会人士等却较少对濒危汉文口碑古籍的保护和传承进行了投入。

(四)人才因素

边疆地区某些濒危汉文口碑古籍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身授、家族传承等,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影响着濒危汉文口碑古籍人才的培养,而且影响着濒危汉文口碑古籍在当今的发展。比如,黑龙江濒危汉文口碑古籍之一——“杨小班鼓吹乐棚”依靠以上方式得以传承至今。尽管“杨小班现在已经打破不传外人的古训”[15]然而,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传承人却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黑龙江“曹影匠驴皮影”汉文口碑古籍是我国北方皮影戏的一个重要支脉,影人雕镂玲珑精美、表演时伴有独特的唱腔。“皮影演出至少需要4 人,分别负责唱、拿、打、拉,但曹洪信老人当年的搭档也都已经去世,子女们无一人愿意学习皮影,找不到传承人。”[9]吉林省不仅存在现有濒危汉文古籍保护专业人才不足的难题,而且在培养濒危汉文古籍修复人才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比如,吉林省较少“能修复二级以上古籍的高级修复师,很多珍稀文献无法及时得到修复。”[16]

(五)外贼盗挖因素

清末民初,所谓西方较大规模的“探险队”“考古队”等在边疆地区毁灭性地盗掘文物遗址、低价收购不同类型的濒危汉文古籍等,导致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散布在世界多个国家。科兹洛夫等在内蒙古黑水城盗走的文书达8000 多个编号,后来统一被称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目前,由俄国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整理出版的6册。这是研究辽、宋、金、蒙元、西夏时期极为重要的汉文古籍。唐代《论语郑氏注》残卷现散存于英国、法国、日本等。其中,英国斯坦因盗走的残卷编号为“斯坦因6121号写本”,该本有《述而》《雍也》,共9 行。法国伯希和盗掘的残卷编号为“伯希和2510号写本”,该写本有《乡党》《述而》等四篇,共224 行。

四、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对策

(一)完善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协调机制

近年来,国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和边疆地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等陆续出台了古籍保护的法律法规。例如,在国家和边疆地区建立了古籍保护中心。在借鉴现有保护中心的厅际联席会议等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在经过专家论证、政府审议、民众听证等基础上,建立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质性意义的国家——省(区)两级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和协调中心。第一级的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和协调中心可以设立在国家图书馆。主要负责国内外濒危汉文古籍的收集、整理、研究和资源共享等工作,同时确保下属古籍保护和协调机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运转。第二级的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和协调中心设立在各省(区)图书馆。又如,黑龙江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和协调中心设立在哈尔滨,负责全省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与俄罗斯、韩国等就东北濒危汉文古籍的共享、传播和研究等展开合作。广西濒危汉文古籍文献资源保护和协调中心负责辖区内濒危汉文古籍的保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与东盟国家就陆上丝绸之路的濒危汉文古籍的共享、传播和研究等展开合作。在这样的协调机制下,不仅能更有效地聚集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资金和技术,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濒危汉文古籍资源的共享和有效保护。

(二)构建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多元模式

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是一项实用性、专业性和科学性较强的工程。为此,要构建政府主导、高等院校介入、社会参与的多元保护模式,努力实现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工作的良性发展。第一,政府部门。政府在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规划、政策扶持、人才引进、资源整合、对外合作等方面拥有优势。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地区应借助自身的行政优势统一调配辖区内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资源并与内地省市和国外相邻国家在濒危汉文古籍的人才培养、资金资助、资源互补、技术共享等方面积极合作。比如,黑龙江省古籍办与俄罗斯相关部门就流失俄罗斯的濒危汉文古籍数字化保护、古籍再生性回归、共同研究保护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第二,高等院校。高等院校在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收藏、保护、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高等院校不仅应进一步突出自身在濒危汉文古籍保护中的重要性,而且高校应争取相关部门在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激发自身在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创新活力。第三,社会方面。民间团体、各族群众、知名文化企业等是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收集、保护、资金投入和技术研发等方面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通过设立“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公益基金”“边疆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年度杰出个人”称号及“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星火传承工程”等,以电视、广播、微博、微信、报纸等方式动员社会力量秉着“古籍保护、人人有责”的理念,积极向图书馆等捐献濒危汉文古籍、提供保护设备、赞助研发技术、出资公益基金以支持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工作。

(三)健全图书馆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多样化方式

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主要有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等方式。第一,原生性保护方面。原生性保护主要是针对濒危汉文古籍原件而言,通过古籍修复技术和环境控制以防止古籍原件进一步酸化、老化、脆化和消亡。当然要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并集中有限的资金、技术和人力优先修复入围《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高校在濒危汉文古籍保护中的资源共享、技术研发、经验分享等方面全力合作。第二,再生性保护方面。目前,在再生性保护的技术手段中最广为使用和认同的是数字化保护手段。主要通过遥感测绘、三维虚拟仿真漫游技术等,将不同载体的古籍转化为数字化虚拟信息,同时建立数字图书馆、数字口碑古籍馆、数字石刻古籍馆、数字金文古籍馆、数字木刻古籍馆及数字档案馆等信息化资源,并以全新的视角传承和保护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

(四)严厉打击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盗卖活动

打击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盗卖活动需要采取软硬两种手段。第一,软手段方面。主要是从提高人们濒危汉文古籍保护意识的角度着手,试图从源头上制止盗卖活动的产生。比如,通过网络、电视、报纸、讲座、展览等向人们宣传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培养人们的保护意识,弘扬边疆地区中华优秀文化,以建立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和谐氛围。第二,硬手段方面。主要从完善和依靠法律法规的角度打击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盗卖活动。近年来,国家出台古籍保护的多项法律。为了更好地实现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有效保护,建议国家层面专门出台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相关政策,边疆地区应进一步完善濒危汉文古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打击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盗卖活动的力度。对于肆意破坏边疆地区濒危汉文古籍的犯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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