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明初诗歌复古倾向研究综述

吴笑笑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认识到了明初诗歌的重要性，并从多方面展开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明初诗歌复古的研究成果。关于明代诗歌复古的发轫期，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明代诗歌复古开始于茶陵派李东阳，以郑利华、周效柱等为代表。郑利华虽未直接提出这一观点，但认为是“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1]，复古主张并非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相较之下，周效柱则直接表明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近可推及明初的李东阳”[2]，认为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及主张来源于茶陵派李东阳。二是认为明代诗歌的复古运动在明初洪武年间兴起，之后前后七子的诗歌创作已形成诗歌复古高潮。对于这一观点，左东岭指出“明初的倡言复古在纠元诗之纤弱”[3]，肯定了明初复古倾向的存在。另外，陈书录更是将明初文坛之盛归结为“雅文学(诗文等)崇儒复古之盛”[4]。可见，明初复古倾向已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李圣华在《初明诗歌研究》中提出明初是指洪武初年至宣德末年，即明代诗歌复古运动发轫于明初洪武年间，并在弘治、正德年间由前后七子发展壮大，走向高潮。本文即采用这一观点，主要从内容、成因和影响三方面对明初诗歌复古倾向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明初诗歌复古倾向之内容考察

对于明初诗歌复古倾向的内容研究，学者多从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方面入手。以明初诗歌流派、诗人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诗歌理论与诗歌风格，进一步总结概括明初诗歌在复古上所取得的成就。

(一)对明初诗人复古诗论的分析

明初的诗文创作多主张阐明道义、师古而不拟古与尊崇汉魏、盛唐，并以此指导诗歌创作。对此，成复旺对明初诗文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明初诗文理论“在传统儒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道学家在文道关系上的某些哲学论述，以及古文家在创作规律上的某些经验之谈，以修正道学家的偏颇，并充实儒家文学思想的内容”[5]，这里所说的道学家的文道关系，是指在宋代所形成的一种文学思想，其缺点是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而忽视文学创作本身所带有的审美意义。也就是说，明初之际的文学创作同样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但摒弃了“作文害道”的偏见，重视“道”的同时也重视文学审美，且这种儒家文学思想体系内部的综合在明初时期达到成熟。成复旺的这一观点，指出了明初文论之中的关键之处，且在宋濂的文学观念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明初诗文理论除上述要求“以道为文”外，最重要的便是“师古”。关于这一理论，成复旺以宋濂、高棅等人的诗文创作主张为例，来说明在明初时文人创作主张“师其意”而不必“师其辞”，与摹拟抄袭前人创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里的“古”并非包括所有的前代思想、作品，而是专指古代圣贤之作。“文只是为了明古圣贤之道，那么为文也就必须以古圣贤为师；又正因为文只是为了明古圣贤之道，故精神必须相同，而词句不妨有异。”[6]此虽是对宋濂文学观的总结，但同时也代表着诗歌复古的要求。诗歌创作要求“以圣贤为师”，那么具体又是指那些圣贤呢？作者在对贝琼、高启和高棅的分析中对其有所阐述。作者认为，贝琼“开明代倡导诗歌复古之端”[7]，且提出“贝琼推尊李杜，在于其味之‘醇且和’”[8]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回答了贝琼师的是什么古，同时也指出了贝琼“师古”中所带有的创新性——“醇和”。除此之外，成复旺重点分析高棅《唐诗品汇》，将其称之为“一部唐诗风格论”[9]。因而综合来看，明初诗人诗歌创作带有着显著的崇唐特点。

从师法对象这一角度来看，成复旺注意到了明初诗人崇唐的特点，同样，孙秋克在《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中也注意到了明初诗人对汉魏盛唐的倾斜。与此同时，孙秋克说道：“明初诗人取法对象众多，可谓溯流风雅与秦汉，出入六朝和唐宋，各有所好而很少画地为牢。”[10]对于明初诗人转益多师的特点，王松景的观点与之相同。在《明洪武年间崇古诗论及其影响》一文中，王松景认为“洪武时期诗人在评述历代诗歌时，执‘正变观’建构诗歌史”[11]，且多以“正变观”来看待诗歌史的流变，注重诗歌的发展变化。因而明初诗人对各朝代的诗歌特点都有所关注，也就使得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主张“转益多师”，形成了“先秦风雅、汉魏诗和唐诗三个评诗典范”[12]。可见，明初之际的诗歌创作还未走向崇唐的狭隘之路，而是多方学习，风格多样。

明初诗歌倾向于学习先秦、汉魏和唐诗，由此引申出两大诗歌创作要求,即联系现实与提升诗人气节。关于“联系现实”这一主张，学者们多通过分析刘基、高启与高棅的诗歌理论来进行阐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汪正章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酝酿阶段的文论家学说》。汪正章指出，高启作文作诗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但高棅对于这一主张则表达的更为鲜明。“高棅主张由作品而联系作者，并由作者而考察时代，置作品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下以评论其高下盛衰。”[13]可见，明初时期的吴中派诗人不仅讲究诗歌的“格、意、趣”，同时也注重诗歌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除此之外，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与刘海燕的《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对这一主张也做出了细致探讨，并说明刘基是这一诗论的最大支持者与践行者。而复古不仅要学习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要学习汉唐诗歌的宏伟气象。浙东派多主张提升诗人气节，并将此延申到诗歌创作之中，强化作品气势。对此，廖可斌指出，“创作之前注重积学养气，创作之时发为波澜纵横，尤为浙东派内递相传授之心法。”[14]此外，李圣华也指出越中派有“尚理、尚气、尚用”[15]的特点。可见，明初复古诗论对创作主体要求具有崇高气节，对创作对象则要求学古与创新相结合。

以上对于明初复古诗论的研究多是以诗人、流派的创作主张为切入点，而廖可斌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即以中国古典审美理想为切入点，研究古典审美理想与古典诗歌审美特征之间的关系。廖可斌对中国古典审美理想的演变进行阐述，并对明代诗歌流派的创作主张进行分析，指出明初时期“古典诗歌的理性化与俗化倾向发展到了极端”[16]。同时也意味着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分化与衰落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明初诗论多追崇盛唐，远追汉魏。在这一诗论的指导下，明初诗歌在内容上多与现实相联系，情感风格上则更多的表现出直抒胸臆、气象阔大、风格沉郁等特点。

(二)对明初诗人诗歌创作的分析

对于诗歌内容、风格的研究，学者们秉持着“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原则，通过分析诗人的诗歌作品，总结概括明初诗歌风格特点。

首先，明初诗歌在内容创作上更加关注现实，往往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反映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辛。对于这一点，周群、郑舟等联系明初诗人的生活经历与社会背景，指出其诗歌“往往能切近现实，富有社会意义”[17]。并以刘基为主要阐述对象，指出其诗文创作中所具有的讽谏与美刺的特点。金启华的《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宗派》和刘坡的《李梦阳与明代诗坛研究》同样也注意到了明初诗歌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并对各流派的诗歌创作内容进行考察，得出“明初文学普遍表现出一种尚质主义、功用主义的特征”[18]这一结论。可见，明初诗歌正在摆脱元代诗歌纤浓缛艳的特点，而趋向于实用主义。

其次，明初诗歌在风格上呈现出崇儒雅正、恢弘阔大、风格沉郁的特点。对此，周群、郑舟将其概括为“明初文人的创作，大都讲究‘养气’，追求义理、事功和文章三者合一，故其文章大都有浩然正气和庙堂之风”，“总体上有一种比较健康、充实、严肃的风格”[19]。作者以宋濂、刘基和高启的文学作品为基点进行研究，进而总结明初诗歌的创作风格。

对于诗歌风格的分析，大多数学者以诗歌流派为结构框架。如李圣华对于明初诗人流派的探讨值得我们注意。他将明初诗人按地域划分为九大诗人群体，并对各群体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各诗派的诗歌创作风格，如越中派“独力追汉魏、《诗经》”[20]，诗歌风格“恢奇俊伟”“畅然自得”；吴中派“提倡兼采汉、魏、晋、唐”[21]，诗歌风格“深情自然”“风神隽逸”。同时作者提出明初诗歌特点有四：“复古以求革新；宗唐以求新变；讲求诗之为用；或沉雄高古，或噍杀激宕，或清逸淡远，远离批风抹月之习。”[22]李圣华通过对诗人诗歌创作的分析，深入探讨明初诗歌创作风格，为学者进一步研究明初诗歌风格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资料。

明初虽有文化管制但较为宽松，加之明初诗人崇儒尚雅，主张学习前人诗风，因而诗人们可多通过诗歌来抒发情志，在诗歌风格上也更多的朝着宏伟壮阔的方向发展。

此外，明初诗人多讲究“转益多师”，其取法对象较为宽泛。因此明初诗人无论是诗论还是诗歌本身，都带有着强烈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研究明初诗歌时，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各诗派在总体上呈现出的复古、雅正等特点，同时更要注意不同诗派、不同诗人所具有的独特性。

二、明初诗歌复古倾向之成因探讨

“事出有因”即任何事物都存在因果关系，明初诗歌也不例外。对于明初诗歌复古倾向形成的原因，学者们主要通过内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外在因素中，文人自身的需求、统治者的倡导等因素是促进明初诗歌复古的主要因素，而内在因素则主要来源于文学内里存在的复古倾向。

(一)文人文化心理的引导与推动

关于文化心理的分析，大多数学者注意到了元代的政策压制给明初文人所带来的心理反弹。李孝弟、张磊的《“汉族中心”神话与明代复古诗学思想》与赵蕾的《试论明代文学复古主义之必然性》对朝代更替给文人心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明代复古思想则是汉族知识分子在受到少数民族政权冲击时，汉族中心地位的神话破灭之后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所提出的要求与希望。唐宋复古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儒家文化在文化融合中的主导地位，而明代则更主要的是期望建立汉族中心主义的神话地位。”[23]明初诗人处在朝代更替的时期，明王朝的建立让身为汉族的文人看见了复兴的希望，他们饱含热情，想要积极的投身到新王朝的建设之中。然而发展的方向又在哪里呢？面对这一问题，廖可斌从明初诗人审美理想的寻求上给予了答案：“如果突破古典审美理想而建立新的审美理想、抛弃古典诗歌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重倡古典审美理想，整顿古典诗歌创作的局面，力图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因而也成为一种时代要求。”[24]在这种当前无法具有新发展的情形下，明初文人将目光投到了元朝建立之前的年代。秦、汉、唐、宋，这是中华民族的辉煌时代，也是明初文人所渴望的时代。在这些朝代之中，明初文人认为宋朝是一个被少数民族打败的王朝，是不值得他们效仿的王朝。且从文学角度来说，宋朝诗文更加具有内敛性，沉着稳重，缺少一个新时代建立之初所需要的磅礴气势。因此，明初文人多将眼光放在秦、汉、盛唐。同时，王松景在《明洪武年间崇古试论及其影响》中也提及“唐诗继承古诗遗意”“古作不可及，唐人之音调尚可模仿”[25]的观点，对明初诗人倾向于学唐的特点做了进一步说明。由此可知，明初诗人之所以复古与崇唐抑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文人的文化心理，即想要使被元朝破坏了的汉文化“再次兴起，走向辉煌”。

(二)统治者对汉唐制度与文学的推崇

新王朝要有新制度，这是千年来的普遍现象。积累上千年的汉文化在元朝的统治下分崩离析，以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汉民族想要建立起新的王朝，必然要重整文化思想。面对这一现状，朱元璋在政策上大力推广汉唐礼制。对此，郭建军在《明初文学复古思潮的社会动因探析——以高启诗文为例》一文中对统治者这一意向进行分析，认为“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从郊庙祭祀之礼、开科取士、官职称谓、衣冠、学府等各个方面对汉唐制度复归。”[26]同时，郭建军以高启诗文为例，向读者展示了政策上的崇唐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朱元璋对汉唐制度的推崇，间接推动了文人向“摹唐拟汉”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刘坡也注意到朱元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朱元璋的‘茂兴文治，广德教，征用儒术’也为明初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7]朱元璋不仅在政策上推崇汉唐制度，同时在文学作品的取用上也多倾向于带有实用性的文学作品。李圣华将朱元璋诗评为“无华贵靡丽气”“推重唐人，时有禅趣”“标举宏大之音，高格朗调”[28]。正是朱元璋的这种诗歌创作倾向，促进了明初诗人对唐诗的推崇。换言之，明初诗学向复古方向的发展与朱元璋对汉唐的推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带有的复古倾向

中国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汉、唐两大高峰，而后的朝代在努力超越汉、唐高峰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学习他们的诗歌创作，使其在各个朝代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古现象。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元代杨士宏的《唐音》、杨维桢的《复古诗集》等著作向我们展示了各朝代的复古思想，而在前代诗人诗论与创作的影响下，明初诗歌也在朝着复古的方向发展。对此，孙秋克认为明代文学复古的出发点是来自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29]，且以吴越派与闽中派为例，说明杨维桢、严羽、真德秀的复古理论对他们的诗歌复古取材对象所产生的影响。而对于孙秋克提出的这一观点，早在《杨维桢——明代诗文逻辑发展的起点》一文中，陈书录就认为“元末明初的诗人多在不同程度上与杨维桢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有交叉刺激”，且“远离雅正的铁崖体或铁崖派，是明初崇儒复雅的文学思潮兴盛的一个诱因”[30]，充分认识到了杨维桢的诗歌创作与理论对明初诗人复古倾向所产生的影响。当然除此之外，学者们也普遍认识到严羽《沧浪诗话》对闽中文人所具有的影响，且高棅在严羽的影响下创作出了又一部伟大成就——《唐诗品汇》。可见，明初诗歌所带有的复古倾向一方面是创作者与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诗歌无法具有新征程的颓势体现。

(四)科举、理学、党派之争的外在影响

关于这一点，马积高认识到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内容的要求对明初文风和诗风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书中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细致分析，指出在明初之际，朱元璋大力提倡理学，仿宋经义，并在宋濂等人的影响下“奉理学并以之作为科举考试必遵的官学”[31]。而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理学的推崇，文人的思想逐渐受到钳制。这也就进一步促使部分文人们想要从古代的诗歌创作中吸取营养，以缓解自己内心受压制的情绪。科举制度的规定推动文人诗学创作上的复古，文人多学习汉唐诗歌以此冲击明初尚实的风气。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推动明初诗歌复古的一大成因。

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推动了程朱理学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王忠阁认为，“明初文学复古重文学之教化、倡诗文之雄浑，总的是要在文坛振兴儒家道统，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它是和明初理学自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的。”[32]程朱理学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明初统治者与文人的眼里是正宗儒学，因而为振兴儒学，他们将理学纳入到诗文的创作中，并学习前代的诗歌创作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总的来说，明初对于理学的重视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文学创新，但同时也推动了明初文学一改元代的缛丽之习，改而推崇汉唐之学，促使明初复古思潮的出现。

另外，赵蕾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入手，认为明代派别划分明确，各派别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竞争，而当时的文人为了提高自身价值，依附并推崇地位高的文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33]在洪武年间诗歌流派当中，当属以宋濂、刘基为代表的浙东派影响力最大，他们顺应朱元璋的政策走向，提倡“师古”，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初复古思潮的出现与发展。

综上所述，明初诗歌复古倾向的出现，既是创作者与统治者推动的成果，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科举制度、理学兴盛等因素有关。

三、明初诗歌复古倾向之影响探讨

对于洪武年间所出现的诗歌复古倾向，马积高对其做出了评价：“元明之际的转变基本上是保守性质的，它导致明前期约一百二十年左右文学的沉寂和衰落。”[34]明初诗歌并没有像宋代诗歌一样，在无法超越前代诗歌的时候另辟新径，而是走向了“摹唐拟汉”的道路。关于洪武年间的复古诗论前文已有介绍，而其诗论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情性论”的提倡

关于这一点，王松景通过对前后七子的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洪武年间学者对诗歌本质的论述，与后来的复古派对‘情性说’的论述十分相近”[35]，可以说“洪武年间的学者与弘、正年间的复古派对‘情性说’的关注一脉相承”[36]。明初文人尊崇汉魏，他们认为诗歌的存在便是“言志”，而前后七子在继承这一观点的同时，更是认为“‘情’是诗歌兴起之原”[37]。当这一观点发展到明后期时，更是出现了“性灵说”，以“独杼性灵，不拘格套”[38]为主调，强调诗歌抒情的作用。对于“情志”这一点，孙秋克也从另一方面对其进行论述。他认为台阁诗人注重抒发“爱君忧国”之感，发扬盛唐诗风，其所提出的“性情之正”的观念正是对明初“情志”观念与复古观念的一种继承。[39]可以说，明初诗人对于诗本质的理解影响了明一代诗人。

(二)复古诗论的兴起与创作上的摹古现象

明初时期，复古内容极为广阔，不同诗派对于复古的观念也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是注重诗歌与现实、诗人的联系，表现出“崇儒尚雅”的特点。然而明初“师古”的观念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走向狭窄。明初宋濂提倡“师古”是为了吸收前人营养，以促进诗歌新发展，在注重学习前人之时也明确要求要有所创新，使其在旧文学的基础上绽放新的花朵。但到了明前后七子时期，其模拟的滥觞充斥文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40]的口号，让诗文创作的道路越发窄小，造成了许多“换汤不换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对于明初“师古”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期文人对于其诗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上。正如王松景所说，明初复古所带来的影响为“兴起复古诗论”与“汉魏诗、唐诗论式地位的确立”[41]，这种影响贯穿与整个明王朝，主要表现在前后七子文学创作中。关于前后七子诗论的来源，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对茶陵派李东阳的继承与发展，但当溯诸明一代本源时，便会发现前后七子所提倡的诗论正式对明初诗论的继承。洪武年间，闽中派提倡复兴盛唐诗与盛唐气象，高棅在严羽《沧浪诗话》与杨士宏《唐音》的影响下创作出《唐诗品汇》，这一著作的出现无疑对后世文人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更加倾向于学习盛唐文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前后七子在学习盛唐诗歌时，轻视宋代的诗学成就，形成了“崇唐鄙宋”的局面，而这一观念在明初时期就已有了轻微倾向。当然明初复古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前后七子，同时延续到明后期。如明末复社、几社诗歌创作提倡“尊经复古”，显然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影响颇深，但对于这一说法，孙秋克通过对他们的诗歌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复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的复古论更接近明初浙东文人，而与前后七子异趣”[42]。总的来说，明中后期的复古观念是明初复古思想的延续与发展。

(三)载道思想的延续

明初最注重“文以载道”的文人当属浙东派，他们讲究用文学创作来抒发道义，因而其诗歌具有讲究实用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并不只是浙东文人的专属特征，同样处在明初时期的吴中派代表人物高启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可见，明初诗歌创作普遍具有重实用的特点。而对于这一特点，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明中后期的诗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徐朔方认为“载道论在明末尚有遗响，陈子龙要求恢复诗歌关注现实的风雅传统，虽然在诗歌形式上他更擅长近体”[43]。明末陈子龙等人的创作多与现实相联系，反映明末时期动荡的社会、人民的苦难。就这一点而言，明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明初诗人的诗歌创作基本一致。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明一代，明朝诗人的诗歌创作或多或少都与现实具有一定的关联，表达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然而对于明初“载道”观念对于后世影响的研究还缺少一定的系统性，没有很好的对其进行论述分析。

四、结语

对于明代诗歌复古倾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逐渐认识到明初诗人复古观念的重要性，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研究明初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通过对这两方面的探讨分析，总结概括明初诗歌复古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在理论方面，明初诗人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转益多师，尊崇汉、魏、盛唐。同时其诗歌创作在理论的指导下，朝着更加恢弘阔大的方向发展。但当学者们仔细研究后发现，明初的诗歌作品与诗人的理论倡导存在偏颇，这也就导致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更好的突破前人的成就，而是在后期走向了狭窄的道路，出现了更多模拟抄袭之作。

对于明初诗歌复古思潮的探讨，促使了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其成因。对此，学者们对明初复古思潮出现的成因进行分析。除从传统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影响的角度进行探讨，认识到了朝代更替所带来的民族渴求复兴的心理因素，以及统治者渴求恢复繁荣、崇尚汉唐所制定的文化政策外。还注意到了当时文人的个人倡导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推动，进一步完善了对于明初诗歌复古的研究。

然而明初诗歌复古成因并非只有以上几点。马积高的“科举制度推动”[44]、王忠阁的“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正是随着理学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45]、以及赵蕾的“党派之争”[46]等观点，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使我们能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探讨明初诗歌复古成因。

对于明初诗歌复古的内容及成因，当代学者们认识的较为充分，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需要注意的是，学界对于明初复古观念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关注点主要放在了明初复古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具体影响的体现，以及分析明初诗歌复古理论对同时代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时对于其他复古观念的发展，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没有过多的研究。现今学者的研究范围广泛，挖掘较深，但多从传统角度入手，缺少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他人对复古倾向的接受与批评、复古诗人的诗歌溯源等都有所空缺。我们应该注意从多方面发展，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方法，由大到小，横向与纵向相结合，以完善明初诗歌复古倾向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