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根之所系、心之所依
——冯良创作论

杨艳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群内地年轻人怀揣着朝圣梦想来到了西藏，这些年轻人中，仅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就有秦文玉、范向东、马丽华、马原、李启达、冯良等人，他们与西藏本土作家共同推动新时期西藏文学迈上了新高度。冯良是这些作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之所以言其特殊，是因为其是四川凉山彝族人，1984年冯良进藏时，她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还不到三十年时间，1949年以前的彝族同胞依然生活在奴隶制社会，“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度不过是一种历史遗迹。解放前凉山彝族的奴隶占有制度，也就是这样一种历史遗迹。而就大小凉山地区来说，迄至解放以前，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1]，而她走进的西藏于上世纪50年代实现和平解放，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社会义主义社会的全新发展阶段，两个地方的社会形态转型存在一定相似度。另外，冯良的族人世代生活在云贵高原与川西高原南段山岭纵横地带，高山峡谷交错，地貌复杂、地势险峻，与青藏高原上的西藏也有颇多相似之处，这都使得冯良能够以一种散淡、平和的心境认识和感悟西藏，她的长篇小说《西藏物语》因此少了奇幻与神秘色彩，整部小说没有对独一无二的藏地景观的呈示，也没有对藏民族生活与信仰的 刻意“打量”或“观望”，只是沉静、舒缓地讲述进藏教师陆鸣及其身边一群汉藏青年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纠葛。

冯良的安静泰然似乎与马原、李启达们的激情燃烧有些格格不入，但她的少魔幻以及写实风格无疑构成了西藏叙事的另一极，是对西藏新小说有益的补充与丰富。冯良在藏时间不算短暂，她的工作生活轨迹还与马丽华有些相似。17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大学，大学毕业入藏，在西藏工作生活15年后调入北京，先后在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从事编审工作。四十年来，大凉山离冯良的工作生活半径看似异常遥远，实则不然，这里是冯良生命缘起的地方，是她情感与灵魂归憩的家园，离别家乡是为了能够感知外部世界的博大与绚丽，获得广博视野后的回归是为了实现对故土的反哺及诠释，正如阿来所言，“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2]，冯良“与彝族的精神灵魂之联系，包括她的身世和成长经验，都变成了她为之骄傲的精神内力。她对凉山和彝族的感情中孕育着某种使命”[3]，这种使命就是对生活在群山环抱的大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的关注，对部族文明与文化群落特质的阐释，对文化碰撞以及民族交融的呈现等。尤为重要的是，“她的根茎牵住她的心灵，她在北京多年的生活，又拉开了她与家乡的距离。作者幸运地获得了既可旁观又在其中的创作角度”[4]，可入于其内又能出于其外的身份优势使冯良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审视本民族文化，她的创作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彝族作家的实力，边地凉山拥有了一位合格的书写者。

一、文化回溯与族群认同

与藏族作家阿来一样，冯良并不算血统纯正的彝族，她的母亲是彝族，父亲为汉族，散文集《彝娘汉老子》之名就是她彝汉混血身份的直观表达。冯良没有刻意掩饰混血身份曾经带给自己的苦涩、无奈与尴尬，“因为你的小伙伴在你得罪他们的时候会骂你是个杂交鬼，而要是你表现得比同龄人聪明些吧，连你的老师都会点评说，还是杂交品种优良啊！……我实际上是很羡慕那些看上去纯粹的人的。免不了，我也会有意识地去找自己的同伴，而且对不经意间听说的谁谁和我一样也是个杂交品种，感到十分的欣慰，无形间，还会对他或她生出惺惺相惜的感情来”[5]，但彝娘汉老子身份并未成为冯良永久的桎梏或枷锁，经历了无助与隐痛后的坦然接受反倒衬托出了她强烈的母族情结，所以毫不讳言道：“让我来闭目想象的话，我会因为我的母系祖先从天空翩然而至流泪的”[6]。心有皈依便会形成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族群认同，因为“作为一个人类群体来说，有共同的族源，就有共同的文化及相应的认同”“民族认同作为族体中一种特殊的因子对外区分着不同的族体，对内聚合着一个民族的存在”[7]。冯良的族群认同意识首先体现在散文集《彝娘汉老子》的一个个精彩故事里，《害羞的民族》以翁媳之间不能直接对话，只能以锅庄等作为中间物交流的故事生发开来，将彝族性格中“害羞”的一面娓娓道来；《一个苏尼》讲述充当上天与人之间“桥梁”或“中介”的苏尼(即祭师)吉胡瓦铁的人生际遇；《过了彝年过春节》叙述能够过彝族年和春节两大节日的美好童年记忆；《喜德县》梳理家乡喜德县的历史沿革以及枭雄邓秀廷在这片土地上的统治与经营之道。这些短小精悍的篇目以生动、风趣的语言诠释彝族人对尊严、名誉、风骨等的崇尚与捍卫，勾勒出的是这个民族独特的人文民情画卷。

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长篇小说《西南边》，是对冯良族群认同意识更为集中深入的展现及演绎。《西南边》以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摹写凉山彝族自建国之初到2000年以来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穿插其间的是对时代变革大潮中文化精髓与文化变迁的回溯与关照。经由冯良的叙述，人们得以了解告别旧制度以前的凉山彝族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完备的家支制度，“在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里，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属于一定的等级”[8]，“兹莫”(掌权者，汉称土司)、“诺伙”(亦称“诺”，汉称黑彝)、“曲诺”(亦称“曲伙”，汉称白彝)、“安家”(亦译“阿加”，意为给主子守门的奴隶)、“呷西”(全称呷西呷洛，汉称锅庄娃子)分属不同的等级，界限分明的等级阶梯决定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黑彝”是凉山地区享有绝对权利的统治者，是这片土地上不容置疑的贵族阶级，“他们十分注重所谓血统纯洁，保持严格的等级内婚，如果黑彝妇女与低下等级男子发生婚外性关系，被发现后双方必须处死。习惯法维护他们的贵族地位，不允许被他人掠占为奴”[9]。《西南边》里的主人公之一曲尼阿果就是黑彝家的女儿，沙马依葛是白彝姑娘，机智聪慧且人生道路颇为顺畅的木略则是娃子出身，他们的命运遭际、心路历程勾连起的正是凉山彝区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以父系血缘和父子连名制谱系作为基础而形成的“家支”制度，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一种由一个父系始祖繁衍发展而来的后代之间无论相隔几代，距离有多远也不能联姻的众多家庭或者是若干人的集合及其血缘组织”[10]。冯良对贯穿彝族历史的家支文化自然不会陌生，《西南边》一开头，面对一帮基干队员的奚落与挖苦，曲尼阿果心里暗自骂道：“不要说以往，一年前，他们名分上的主子，那些叛乱的黑彝奴隶主起事前，他们哪一个敢这么和同是黑彝的曲尼家的女儿扯淡，哪怕斜一眼曲尼家的女儿！曲尼拉博家的儿子虽然孤，年龄小，曲尼家支里姻亲里却有的是年龄大本事大的儿子。都用不上堂哥表哥，曲尼阿果的爹，骁勇善射，讲义气的曲尼拉博，看不把他们的舌头割了、眼珠子剜了、腿打断”[11]。家支文化早已内化于曲尼阿果内心深处，进而决定了她的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以及处事态度等，曲尼阿果坎坷多舛的命运由此拉开序幕。冯良不动声色地铺陈开了曲尼阿果及其周围人们的人生悲喜剧，以抉示母族文化真谛的雄心壮志建构起了宏大的民族史诗。

二、民族交融与秩序重构

实行民主改革、平息少数反动奴隶主武装叛乱、推行农业合作化等，都是凉山全境解放后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因为“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彝区里，仅仅推翻了旧政权，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12]，后续工作开展得顺利与否直接关系着彝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外部力量的参与和协助，文化碰撞、民族融合便在推进各项工作进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了。

冯良在《西藏物语》中就已经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砥砺碰撞有过阐述，陆鸣同事德吉的汉族父亲到死都耿耿于怀于叶落不能归根，死后天葬更是不能被接受，德吉父亲与母亲做了一世的夫妻也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德吉母亲无法忍受川西农村盛夏的酷热和蚊虫叮咬，对桂花油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德吉父亲永远改变不了汉人的重男轻女思维，还会说出“反正你们藏族又没有姓”的话，而“你们藏族”四个字彻底拉开了他与妻女之间的距离。小说中与陆鸣有了孩子的达娃老师犹如在汉藏文化之间游走却找不到根的浮萍，当他向陆鸣倾诉从上海返回故乡藏北草原的经历时，分明让人感受到了失落与痛心，“离开家那年，我还差两个月十一岁，再回去时我已经三十岁了。我坐在帐篷里的卡垫上，闻在鼻子里的是刺激的羊膻气，账房里烟熏火燎、黑乎乎的，只在篷顶沿下有烟雾的光束。我想聚在我周围的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使我浑身燥热。陪我回家的是我们乡的乡长，他和我讲汉话，和我的母亲却说藏话，好像成了我们母子俩的翻译。其实我的装束、语言、皮肤之白净就是汉族嘛”[13]。达娃后来踏上了远去修法的漫漫长路，这是冯良为小说设置的结尾，也是为这位徘徊、犹疑、彷徨的藏族男人安排的光明结局。

如果说《西藏物语》是冯良以“他者”视野揭示族际差异和文化互渗，《西南边》则是以“自我”身份论述民族互融与文化自新。《西南边》以一场平息黑彝奴隶主叛乱的遭遇仗开头，并随着故事的开展设定了三对彝汉通婚的主人公：黑彝姑娘曲尼阿果和来自大上海的军医夏觉仁、白彝姑娘沙马依葛和军医吴升、娃子出身的木略和汉族姑娘俞秀。三对的结合并不都那么顺遂，尤其是曲尼阿果和夏觉仁。从大都市上海来到西南边地做军医的夏觉仁似乎自带光环，但他迎娶黑彝姑娘曲尼阿果却困难重重，只因“迄至近代，凉山腹心地带‘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执赋役’，以及‘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的奴隶制社会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14]，曲尼阿果正是隶属“贵种”的黑骨头，彝族内部跨越等级通婚不可，彝汉通婚更是难上加难，突破这条界限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俘虏俞昌富真诚地劝解夏觉仁：“你别听我一口一个蛮子，那只是习惯了，未必有恶意。我爱戴我干爹，可做他的干儿子可以，做他儿子的朋友也可以，但我绝对不会娶他的女儿。原因还是那一条，他们是彝人，不同的两种人。”“可你呀，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不晓得我们这里的风俗、规矩。别给我提啥新社会旧社会。即便你愿意，她未必愿意，她愿意，她家妈宁肯拉上她去跳河上吊，也不会把她嫁给你。她家的骨头硬呢，黑彝。你要敢打她的主意，就像木略说的，他们会要了你的小命。”[15]

冯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汉人夏觉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呈奉上了曲折生动的彝娘汉老子故事，让代表汉文化最先进水平的上海与文化相对封闭的凉山彝区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再加上另外两对自由组合的彝汉结合家庭，折射的正是凉山解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与秩序重构。曾经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和等级关系被打破，兹莫、诺伙、曲诺、安家、呷西等五个等级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和束缚。曾经深入骨髓的文化习俗加入了新的质素，彝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自新也就于不知不觉间得到了实现。尽管还有一些懵懂且奴性未改的娃子会将自己挣得的薪水给过去的主子送去，有些甚至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替主子劳作种地、喂养牛羊，种好地养好牛羊会让归来的主子眼睛笑眯，但新秩序新社会的建立势不可挡。毫无疑问，冯良的叙事是成功的，她以最写实的方式讲述了对大多数人来讲相对陌生的彝区故事，没有魔幻猎奇，没有故弄玄虚，有的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与人性的省思及审视。

三、时代嬗变与个体奋争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碾落成泥的过往也需要打捞和反思。冯良在散文《喜德县》里就对旧称“甘相营”、现名“喜德县”的家乡历史做了详尽陈述，兼及到的还有对家乡人尚武崇德、看重名气等性情禀赋的传神撰述。及至《西南边》，她将视阈扩大到整个凉山彝区，对其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进行审视。凉山彝人曾被民族史学家、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称作“中华民族之铁豆”，无独有偶，阿来笔下的四川新龙县(古称“瞻对”)也有“铁疙瘩”之称。之所以以“铁”为之冠名，山高路险、自我封闭自然是首要原因。林深路长的“瞻对”适于“夹坝”(藏语，意为外出抢掠，劫掠川藏大道南北两路往来物资)生存，阿来用非虚构文体讲述这个“铁疙瘩”的融化史，阐发对200余年瞻对变迁史的理解与感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两百年里瞻对蒙昧落后且一直游离于中央王朝管辖之外的真正原因：“以和平方式求变招致失败，就只剩下武力的手段。有清一代，几乎从无在藏区内部培植进步力量的任何举措——甚至意愿，其所求者只是这片疆域的臣服与平安。一旦有事，无非就是剿抚两手。剿，花钱。抚，也花钱，所谓花钱保平安。今天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时中国疆域如何广大，但在所开拓的疆土上，不促进社会进步，没有新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不在这些疆土上培养起码的国家认同，朝廷拿不出银子维稳时，这些广大疆域，往往便只剩下得而复失一条道路了。”[16]冯良同样认识到了凉山自古以来时常陷入“无治”“无序”状态的原因，当一方管理者偏安于西昌城而无暇顾及自己的辖区时，“那些远的如皇帝近的如蒋委员长的命官却不同，他们远道而来，有些连家眷都不敢带，又没有根基，心中万幸的是没有在来的路上被干掉。在广阔的凶险的凉山上能躲进安全系数最高的西昌城数最佳方案，谁还去管自己辖区的事务！……那命官除了记得去讨薪俸外，哪里还记得自己的官府是在一座山又一座山的后头的后头！”[17]在如此懒政无为的命官管辖之下，“统而不治”成为常态，“铁豆”彝人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

饱经离乱之苦，方惜安宁之福。阿来述写的是瞻对的变迁进阶史，冯良勾画出的是凉山彝区彝人汇入中华民族大历史后蜕变新生的斑斓图景。从奴隶社会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此与新中国各阶段发展步调基本保持一致，冯良写尽了时代嬗变更迭与世事沧桑巨变，尤其让人动容的还有她精心描摹出的在变革大潮中探索前路的凉山众生相，他们进取奋争且绝不沉沦，努力让自己成为了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最与众不同的“这一个”。即便是矜持内敛的曲尼阿果也会适时地放下习俗之忧，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有效联系并同军医夏觉仁组成家庭，这是因为“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个体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了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18]，战胜羞怯、减轻愧意，曲尼阿果不再执着于身份与血统，接纳了生活的馈赠和安排。她的父亲——勇敢刚毅的曲尼拉博却因错判形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至死都没有失却彝族男人的骨气与尊严，是整部小说中让人扼腕叹息的悲情人物。上海人夏觉仁为了爱情甘愿牺牲一切，他放弃优渥的都市生活以及似锦的前程追求，扎根于凉山大地，心甘情愿地守护着爱情，也用精湛的医术看顾着这里人们的身体康健。出身低微的木略是一个略带狡黠、机智聪敏且敢想敢干的人物，懂得顺应时势的他总是能把握到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359团卫生队护理员、平叛英雄、幸福区副区长、地区农牧局副局长、德玉县县长等，木略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精彩，他的幽默洒脱更是为其锦上添花，“他彝话汉话兼通，常结合彝汉两族相同或不同的风俗、文化说笑，领导的报告再艰深、拗口，由他一学舌，那些没文化、坐不住的农村人也听得津津有味，绝不会出现领导在上面讲群众在下面睡的情况。”[19]木略的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沙马依葛的执拗执着、圆滑世故，夏觉仁的痴情专一、温厚质朴，曲尼阿果的恪守传统、单纯天真，吴升的安于现状以及俞秀的胆小敏感等，每个人都被冯良塑造得个性鲜明、形象立体，尽管“时事运动不断冲刷着他们本真善良的底色、青春时结下的友谊，而日益‘成熟’起来的他们又在复杂中流露出依稀的温情”[20]，这抹温情也正是作家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光亮与暖意，使每个人都能够无所畏惧地一路前行。

凉山—北京—西藏—北京—凉山(怀想与回望)，无论身在西藏还是北京，不管时空多么辽远、宏阔，冯良都没有与凉山产生疏离感，凉山是她的来处，是她内心丰盈富足的源泉，更是她“若为化得身千亿”也要散上峰头遥望的那个故乡。在同质异质文化交错的生命历程中，冯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西藏新小说的蓬勃繁盛，也借发生在雪域西藏的故事疏解混血身份带来的忧思与无奈，当她把目光聚焦于母族同胞时，她找到了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虽然偶尔会碰疼我，也有尴尬无解的时候，但它们给予我表述它们的自由，即使悲伤，也有逗笑我的强大本领”[21]。根深叶茂的彝族文化，朴实刚毅的彝族人民，生发于游子内心的深深眷恋，都化作了冯良笔下一个个富有温度的故事和鲜活生动的人物。西南边地需要真实清晰的人文表达和文学书写，冯良便是那个领受重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