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辖制”与欲望“生成”
——威廉·巴勒斯创作中的身体政治探析

吕 健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巴勒斯(William S.Burroughs，1914-1997)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乃至后现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以60年代美国社会为背景，将“毒品”与“同性恋”作为主要叙事题材进行创作，深刻展现了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向时期，处在矛盾和压抑并亟待释放的青年人的心理特征。他抓住了那个时代青年回归身体的心理特征，以及潜在的政治倾向，引发了当时“垮掉人群”的共鸣。本论文力图通过对巴勒斯作品中的身体政治与技术主义分析和解读，在历史视阈中揭示巴勒斯的创作风格特征。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巴勒斯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更多将其归入“垮掉派”文学的整体语境中，作为一种普泛化的证据来论证“垮掉派”文学的后现代性特征。而现在对“垮掉派”整体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也应细化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即以局部细化研究来推动整体性的研究进程。

一、微权力中的身体政治

巴勒斯的小说围绕身体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有意将身体与政治相结合，试图在作品中反映资本主义全新的政治管控方式：一种微权力投射下的身体规训。

“微权力”是政治与技术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主要体现了资本主义新型的权力体系，表现为一种弥漫在社会中，不被人们所感知的隐性权力，目的在于协助权力系统更有效地控制身体来维护社会秩序。较之于以往的宏观权力，它更加隐蔽、更有技术性。在作品里，巴勒斯通过塑造“瘾君子”和“同性恋”这一令当时主流社会所唾弃的边缘人形象，来表现微权力主导下的身体政治模式。

巴勒斯的小说真实描绘了微权力对个人及群体的规训以及身体向政治肉体化转变。他对于身体规训的描绘是通过塑造政治肉体形象加以表现的。政治肉体是身体的异化状态，它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关系生命体。质言之，就是微权力通过某种政治手段直接作用于身体，导致身体与政治产生一定联系，从而使身体由原来纯粹的个体性转变为带有政治属性的肉体。这样，身体就逐渐被纳入到权力规训体系之中，成为政治管控和规训的对象。

在其代表作《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59)中，巴勒斯描绘了隐性权力线的渗透现象和运作模式。小说中，巴勒斯刻画了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未来世界图景，但比之现实社会更加可怕与混乱。技术主义压榨了人的最后的自由，暴力机关、知识、科学等都通过不同方式将人类本质中的善良和对美与崇高的渴望剥蚀殆尽。巴勒斯力图通过极端化的语言与创作方式描绘出这样的事实。正如他在小说中对这种技术性组织地描述：

癌症这个概念，是我们找到的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民主容易生癌，政府机关是癌细胞。在全国各处生根，并转化成恶性。政府机关是真正的有机寄生体，离开了主体就难以寄生。官僚机构作为癌症百害而无一利，它悖离人类进化的方向，漠视人类无限的潜力和无穷差异，也不问人类对完全寄生的病毒采取的独立而又自然的行动。[1]

这既是对微权力技术学的特征隐喻，也是对人类政治肉体化的有力呈现。

《裸体午餐》里政治肉体的形成主要通过科学与政治同构、隐性规训的方式予以呈现。在小说的《医院》《地区间的大学校园》《国际精神病学科技大会》三章中，主要显示了权力部门利用医院、校园及科学研究机制等，通过医生、科学家与教育者与权力部门合谋，实现对于人类身体及思维认知具有改造功能的部门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尤其是本威医生形象，“是象征体系的操纵者和合作者，是审问、洗脑和控制每一阶段的专家。”[2]在这里，巴勒斯鲜明地表现出以往政客作为权力规训的直接施为者逐渐从台前向幕后的隐匿，以技术主义者身份的“医生、科学家”等人群代行施为，表现出资产阶级塑造规范化政治肉体实现过程中的人性化的装饰。

巴勒斯笔下的政治肉体转变是权力系统操纵下的技术和政治合谋的结果。首先，权力系统运用技术与政治分别从人的身体与精神方面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对受控人群政治肉体化的转变。其次，技术主义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为微权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也为权力系统规训策略指明了方向，是政治肉体衍变的直接动力。技术主义对身体的规训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层面。一是技术作为维持现代社会基本运转的工具，使人的受控心态愈加强烈，压抑与扭曲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精神，加剧了“物化”感和个性消失感。二是技术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侵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它使真理本身成为怀疑对象，变成了一种“可信赖的”权威所操纵的东西。最后，政治垄断了学校、科学单位、医院、研究所、新闻媒体与出版机构等以往传递知识与发现真理的制机，最终权力系统完成了对人们认知上的干扰和操控。总而言之，政治肉体就是隐性权力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身体规训后的产物。它是一种隐匿于科技与知识背后的政治手段，更难被察觉，同时也更容易迷惑受众群体。

在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管控下，政治肉体取代正常身体，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构序的主要组成部分。巴勒斯在《裸体午餐》中以反讽的手法，呈现了时刻处于隐性权力线编织的政治网格中的政治肉体的悲惨处境，反映了经济与技术繁荣所促成的乌托邦“物性”幻想中，人所异化成为的政治肉体真实境况，同时也显示出个体的政治异化正在向整个社会隐性规训政治场演变的趋势。

巴勒斯作品中出现的政治肉体形象，仅仅是微权力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初始阶段，它只是作为权力系统结构中的个体性元素而被确立起的一种“政治身份”。然而，权力系统规训的更高目标实则是通过政治肉体间的相互勾连，从而建构起以隐性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场，进而规训作为政治肉体的人群，并采取需求代数的形式对受控群体的身体进行驱策与利用。

巴勒斯在《裸体午餐》中虚构了一个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国家组织——“弗里兰共和国”(Freeland)，将隐性状态下的政治场具象化。这是一个崇尚爱情自由，公民们很有教养、乐意合作、诚实可靠，宽容大度并且很清洁的国家。巴勒斯采取了反讽的叙述策略，“弗里兰共和国”的“自由”实际上是极端的“不自由”，而表面上看似和谐的“乌托邦”社会，却指向一种“恶托邦”。在这里，国家雇佣医生和科技人员操纵整体社会运转，并以审问、洗脑和控制来对人们进行有效监控。“弗里兰”社会中的纪律与规则，用来塑造受控人群的思想意识形态，而检查制度的确立使得整个地区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权力的注视下：

每一位公民，需要申请一系列完整的身份档案，并且任何时候都必须随身携带。公民在街上随时会被拦住。调查者也许穿着便衣，也许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他们仔细检查每一份文件，在上面盖上大印。在下一次检查中，公民被要求出示上次检查所盖的戳子。[3]

遍布整个社会的检查巡视制度只是隐性政治场的一个缩影，巴勒斯以“弗里兰”隐喻一种类似监狱管制的现实社会形态。

围绕着政治肉体与政治场域，巴勒斯在作品中给予微权力掩盖下的身体政治关系以有效去蔽，放大了权力系统所构建的新型政治体系下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但是，巴勒斯创作的动机并非是对政治关系的简单揭露，而是要挖掘微权力对于身体进行隐性规训的具体运作机制。

二、隐性规训与需求代数

巴勒斯小说中所表现的隐性规训与权力系统构建的政治场域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主要表现在由权力系统建构起来的政治场域有几个特点：其一，它将整个社会纳入规训体系之中，所有人都成为身体规训对象，以政治肉体身份存在；其二，它处在隐性权力控制之下，受控人群自身无法察觉，但身体却在无意识下接受控制与规训；其三，政治场域时刻保持一种透明状态，每个人或身体都处于严密监视和检查之中，并且任何行为都受到某种形而上的“秩序”的影响。这样，整个政治场域就发挥了类似监狱的功能，而整个社会就成为了一种全景敞视的监狱，从而为隐性规训划定了空间范畴。

通过对于政治场域的描绘，巴勒斯把对于战后资本主义隐性权力的体察，以小说中的全景敞视监狱呈现出来。他主要从检查制度和监视系统两个方面直接呈现。《裸体午餐》中的伴随着检查制度所衍生的军警体制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

警察无处不在：道貌岸然、经过大学培训的国家警察，训练有素，巧舌如簧，目光如炬，犀利地检查你的汽车、行李、衣着和面孔，气势汹汹的大城市警探……在城市中，谁也不许插上门栓，警察有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城里的每一扇门。他们在一名特异功能者的陪伴下，冲进某人的住处，开始找‘东西’。[4]

小说里还出现了一种无限制的监视系统的存在。在全景敞视监狱中，有一处中心瞭望塔能够监视各个囚室的状态，但是被囚禁者却无法感知到监视的存在。人彻底被观看，身体的各种活动与状态都保持着持续透明性。小说里，研究中心的病人被禁闭在病房中，进行各种试验并不断被观察与监视。研究中心的屋顶类似瞭望塔，能够将整个弗里兰共和国尽收眼底。这种持续不断的监视既不会造成受控人群身体上的缺失，也不会被察觉到造成恐慌，甚至受控的政治肉体还会产生依赖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秩序。

如果说政治场中隐性权力构筑的监视系统阈限了群体的活动范围，那么通过控制身体欲望来实现规训则是巴勒斯作品中真正所要反映的权力系统隐性规训的实质。这种作用于身体欲望的规训的本质是对身体欲望的“辖域化”，即权力系统通过道德、法律等手段将身体欲望控制在可操控范围之内，身体欲望只能得到有限地释放与满足。

在小说里，巴勒斯将这种策略称为“需求代数”。所谓“需求代数”，指人们对商品或者物品的需求的一般规律。权力系统通过掌握身体需求的本质——欲望的匮乏与永不满足，创造出了一套属于身体的“需求代数”。巴勒斯在作品中表现对身体欲望的控制的极端不满，正如他曾在解释“‘裸体午餐’时谈到：‘裸露的午餐——一个凝固的时刻，每个人都看见每把餐叉尖上戳着什么’”[5]在这里，“裸体”直指人类身体的某种本质特征，而“午餐”则代表了他所塑造的“瘾君子”和“同性恋”人群，甚至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东西——欲望，而欲望却被控制在权力的“餐叉尖”上，失去了自由。巴勒斯创作《裸体午餐》的目的就是要表现真相，反映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颠覆贬低身体欲望的传统观念，表达他本人对身体欲望自由化的诉求。

在巴勒斯看来，身体的自然权利是食物与性，“午餐”与“裸体”就是二者的象征。如果将食物和性作为身体的基本自然要求而加以技术化地规训就可以达到驾驭身体的目的，巴勒斯在作品中，以“需求代数”来象征对隐性权力作用于人类欲望的现实。

首先是隐性权力对身体欲望的强制性干预。主要体现为权力系统有意塑造处在无意识状态下的个体欲望，从而掌握政治肉体欲望产生的一般规律。《裸体午餐》里，巴勒斯描绘了统治集团将毒品和性作为冲击管制对象个人特性工具的恶劣手段：“毒瘾是脑子里的欲望，这种欲望没有身体、没有感觉……你可以使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公民变成同性恋，即加强和支持他对自然潜在的同性恋的倾向的排斥——与此同时不让他接触女性，而给他以同性恋的刺激。”[6]巴勒斯揭示了欲望的生成性特征，即隐性权力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在其身体中内在地建构起某种符合权力控制范围的欲望萌芽。并且不断地利用药物、催眠或意识形态洗脑等手段来诱发，从而通过对欲望培植达到最终管控规训整个意识世界的目的。毒瘾生成与性错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次，通过持续放大欲望的匮乏状态，即永远保持欲望的不满足来促进对身体的最终控制，巴勒斯将这种模式统称为“需求代数”。他在作品中主要呈现的是“需求代数”作用于“毒瘾者”人群的现实。他认为毒品所产生的最大病毒就是“需求代数学”：“绝不白白把东西送人、总让买者饿着，总让他等待、但凡有可能吧，一定要把东西再捞回来。”[7]其实，毒品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规模，这与毒枭和权力系统的利益链条有关。官方一直对毒品采取既不放任自流，又不彻底铲除的态度，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经济利益和背后的政治规训。这种情况正如金斯堡在《瘾君子·序言》(Junky，1953)中谈到的那样：

缉毒署和犯罪组织合谋，参与了桌面下的毒品交易，非但没有在医疗方面多下功夫，反而为此造出一系列神话来加强瘾君子的罪大恶极。动机很纯粹也很简单：贪财、薪水、敲诈勒索与黑色收入，而代价却是要牺牲掉一班公民。警方和官僚化的犯罪集团在历史上一直合作。[8]

毒品正是这样理想而又永不会被取代的产品，它永久地充当了权力系统的规训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既能以人道主义照顾“瘾君子”的生存，为他们保留了满足欲望的自然权利，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对这些人群身体和心理意识的控制与塑造，实现从欲望层面扩展到整个政治群体的规训。

从政治肉体的个体性消失，而逐步转向政治场域中的集体性联合，体现了权力系统规训的高明。随着科学对认知和知识的改造，人们本能地选择漠视事物的本质，而只关注现象及身体感性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隐性规训提供了便利，因为权力机关一直致力于营造一种表面自由、平和的拟像来掩盖事实下的强力规训。巴勒斯深刻描绘了这种政治上的软性改变，在小说中对各种规训手段的露骨描写正是对这种拟像的现实还原。

三、欲望回归与身体反抗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政治高压的巅峰时期，作为见证者，巴勒斯将这些社会现实以扭曲化、极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又以玩世不恭的心态针对这些规训手段注入了自己的看法。与60年代反叛青年一样，他渴望身体本质的回归，不论是滥用身体还是善用身体都希望能够脱离外在权力操控，获取对身体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对于欲望回归和身体反抗的描写是巴勒斯作品中的身体政治所蕴含的另一大主题。

巴勒斯身体反抗策略的第一层次是反政治肉体，主要对政治肉体身份进行解构。实际上，就是对政治肉体进行反向塑造，将身体从权力系统所塑造的“有组织的机体”(即政治肉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打破身体的政治关系，回归身体最本质的状态，巴勒斯称之为“裸露的”本真的自由状态。

政治肉体是一种有组织的、被“政治技术学”所操控的有机体形式，是身体政治结构组织化、系统化的产物。因此，巴勒斯在作品中对身体的极端滥用，强调身体的裸露状态本质，既是为了表明身体的主体能动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将身体去政治化。弗朗索瓦·于连在《不可能的裸体》中认为“裸体艺术之所以成为西方艺术普遍性趋向主要在于，西方思想观念中将存在与裸露状态直接挂钩，裸体包含一切，意味着本质。人体可以在祛除非本质因素基础上形成裸体。这种状态意味着移除所有附加之物，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还原。”[9]巴勒斯的《裸体午餐》就是想象性地构建裸露状态下的身体本质，并通过对身体的本质性回归，实现身体去政治化的目标。

政治肉体是被组织化的有机体，所以身体去政治化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打破原有禁锢在政治肉体上的组织结构，形成一种“无器官身体”。所谓“无器官身体”，并不是指生理层面上身体器官的消失，也不是与器官完全对立，而是对身体纯粹性的强调。它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并且能够随时表现和释放欲望的身体。器官是身体的组织化展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身体的行动，例如，视觉和嗅觉等都会影响人类对整体世界认知。因此，隐性权力能够通过模糊器官对世界的认知，达到对身体改造的目的。这样，器官也带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无器官身体”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身体对固定器官组织的依赖性，将身体属性改变成一种无机体存在。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要义是身体始终是创造性的，它不是陈规与教条。‘无器官身体’是无政府主义的身体。”巴勒斯一生都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其无政府主义立场在作品中多表现为将政治肉体从政治漩涡中抽离出来，使身体脱离政治管控，始终向快感和享乐开放，所以“无器官身体”是巴勒斯所幻想的完美的身体状态。

在《裸体午餐》里，巴勒斯经常有意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身体与器官相分离，表现无器官影响下的身体状态。尤其在《本威》一章中，全景敞视监狱里的政治肉体由于过度规训而集体失控，纷纷通过各种摧残身体器官方式来获得快感。可以看出，巴勒斯在小说中通过滥用身体来扭曲器官和身体的关系，表明“无器官身体”作为身体的本质状态是自由的而不是被组织化的有机体。一方面，身体是自由形成，它的对象是自己，主体对身体有着绝对的主导权；另一方面，身体类似于一种赤裸生命，器官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决定身体的整体行为。对“无器官身体”的刻意描写，是巴勒斯对身体去政治化的想象性思考，同时亦是他对于身体极端开放性与自由本质的向往。

因此，在面对政治肉体化时，他通过吸毒和滥交等权力系统所禁止的方式给予身体极大自由感，作品里即是通过“无器官身体”来代替身体的组织化和政治化，在不断反政治肉体的同时为身体本体创造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境况。对他本人而言，反抗政治肉体既是对政治规训身体的反抗，亦是他对于身体欲望自由化的向往。

反政治肉体作为巴勒斯身体反抗的首要阶段主要从个人层面有效瓦解了隐性规训施加于个人的“政治肉体”身份，但是隐性权力所构筑起的政治场域依然从空间上阈限着个体，使身体无法获得自由。因此，巴勒斯试图在作品里通过游牧式的方式来突破政治场域空间，获得自身解放。简单来说，巴勒斯所构想的游牧式旅行是一种逃逸行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旅行方式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身体逃离权力中心控制，以游牧的方式游离于政治场域空间之外，使身体能够脱离政治肉体身份。巴勒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政治场域造成冲击，打破政治场域结构。

巴勒斯在小说中对全景敞视地构境反映出了政治场域的真实形态。政治肉体是被固定在政治体系之内，处于无所不在的秩序笼罩下，最终沦落为权力系统的驯顺的肉体。对此，以巴勒斯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选择了一种软性对抗方式，即采取了从政治中心向边缘逃逸方式，以一种放逐自我的心态进行游牧式的生活。游牧式的生活由来已久，主要是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根据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流动式生活，后来演变为一种远离政治中心的桃花源生活。游牧式旅行通过逃离；一方面远离了政治管控与影响，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另一方面，逃逸也是一种反抗，表现了人们冲破政治场域边界，将身体从封闭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冲动。

“逃逸思想”贯穿在巴勒斯“毒品三部曲”(《瘾君子》《裸体午餐》《酷儿》)中，表现出他及“垮掉的一代”对于挣脱国家意志束缚、去中心化、组织化的渴望，以及期望从权力对身体的编码中进行有效解码，从而获得身体实在的解放。从巴勒斯笔下的政治场域的结构特点上可以看出，隐性权力通过捕获对象，转变为政治肉体从而构筑政治场域，但是这种政治空间本身存在局限性，即权力规训手段的有效施展被固定在一定边界之中。因此，它只能对身体进行局部地占有与规训，是有限范围内的控制，这就为身体的逃逸创造了可能。自凯鲁亚克发表《在路上》(1957)之后，逃逸思想就成为“垮掉的一代”的集体共识。巴勒斯的逃逸思想就是身体以游牧方式对隐性权力编码所进行的逃避，主要针对权力对身体进行政治捕获以及规训进行抗争。比如，《酷儿》中为远离政治对“酷儿”群体的迫害以及对他们身份的编码而向南美丛林深处的逃逸。总之，巴勒斯作品里的逃逸是利用权力系统的漏洞所进行的反编码，正如德勒兹所言：

任何社会系统都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因而，存在着许多条可能的逃避和变革路线。例如，相对于中心化的教会权力，总是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罪愆和违戒之流；同样，相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存在着逃避这一体系的不断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10]

《裸体午餐》里受控身体对政治肉体角色的反抗；《酷儿》中同性恋者对要求他们遵从异性恋的各种束缚的抛弃，“垮掉的一代”整体对父辈文化与传统思想的颠覆，都是身体有意识逃离权力系统以及政治场域的游牧式思想的表征。

巴勒斯一生远离政治活动，选择以一种游牧式地旅行方式生活，满足对自由身体的需求。南美亚马逊丛林、德克萨斯的农业生活、摩洛哥的丹吉尔等等均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真实生活体验又成为他创作源泉，彰显在作品之中。游牧构建起其作品的空间结构，而逃逸则反映他对权力捕获的抗争，最终指向对政治场域解构而获得的身体上的自由。

最后，巴勒斯理想中的身体反抗策略还是要回归身体自身，因此，巴勒斯作品里所表现出的各种身体上宣泄行为都是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即身体原始欲望的回归。在他看来，欲望是身体的本质属性，是身体赖以为继的根本。身体就是要表现欲望、发泄欲望。因此，巴勒斯的身体反抗最终指向身体欲望从隐性权力规训中解放出来，打破政治对欲望的“辖域”。

欲望构成身体的基本生命线，是身体的内在动力。巴勒斯作品里到处弥漫着欲望气息，瘾君子对毒品的渴望，同性恋群体的滥交行为等都显示他对身体欲望辖域的极度不满。而权力系统正是通过对身体欲望辖域以及“需求代数”，使欲望匮乏，达到控制身体。那么，巴勒斯则在作品里，以欲望解辖域和张扬欲望的自主生产性两种方式，从更大层面上解构权力对欲望的规训，使身体欲望重获释放。

随着权力系统与技术主义结合日趋紧密，对身体的规训转向深层的心理领域，试图掌握欲望发生的一般规律，从而采取一种隐性方式来避免身体的过度反抗。因此，“匮乏”就成为“政治技术学”规训身体的全新手段。在巴勒斯的《裸体午餐》里，巴勒斯将这种软性方式称之为“需求代数”。在他看来，因为欲望的“匮乏”，权力系统对“需求”的把控就能够有效规训身体。小说里的政府与毒枭合谋来规训瘾君子以及对同性恋的迫害，强迫他们改变性取向等方式，都体现了“需求”对欲望的重要性。

然而，欲望的“匮乏”并不能完全消除欲望的实际存在，也不能主导欲望。欲望在本质上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其运作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需求的客体，而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新的连接和展现。因此，欲望不能被简单视为某种匮乏，而应将它阐释为一种动态的机器，每一具身体就是一台欲望的机器。从德勒兹的后现代欲望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出，欲望是主体，而非规训与控制客体；欲望是一种非表意符号系统，它先于社会规范符码，也就是说欲望不能被社会编码；欲望是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它是自在与自为的，具有创造性、生产性和流动性特征，因此“匮乏”不是欲望的本质属性，生产性才是欲望的本质。

生产欲望是贯穿巴勒斯作品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欲望的“匮乏”状态仅仅是暂时性的。瘾君子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毒品，而同性恋者也不会因为权力的干预而改变性取向，一旦管控稍微松懈，受控人群的身体欲望就会爆发出巨大的、不受控制的内驱力来反抗规训。因此，巴勒斯将欲望看做是主体性的，不会受到客体的干预与控制。他在小说里这样写道：“全世界的犯罪分子，有一种反应你无法对抗——来自身体内部的反应……”[11]这种身体内部的反应指的就是身体欲望，它是无法被社会或权力所完全规训的。在《裸体午餐》里有种种欲望呈现，其目的是要批判和抨击权力系统将欲望工具化的操作方式，而并非将欲望降格为一种“匮乏”的消极状态。相反，他张扬的是欲望的积极状态，即欲望的生产性。他将欲望以文学方式彰显出来，在文本里充斥着各类欲望形态：

“爵士乐迷混在犯罪与妓女之中，痛感警察的残暴，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想用笑声来驱除栖身之所的悲伤，以毒品和性来照亮他的绝望内心。他不断地追求新的方式和内心的快乐，在大麻、可卡因、雅枝药等毒品引导下，悄悄进入自觉意识，使自己处于持续不断的‘亢奋’状态。”[12]

《裸体午餐》就是这样一种欲望亢奋状态。作品里时不时就会出现性交场景以及各种身体宣泄欲望的行为，它们毫无规律、混乱无序，即使被权力系统所规训甚至消灭，又会从不同地方生发出来。因此，巴勒斯笔下的身体欲望既是生成性的，也是流动状态，而不是一种可以受到国家权力控制的规律性存在。生产性才是它的主要特征。

从反政治肉体、游牧式旅行到对身体欲望的剖析，巴勒斯通过创作一步步实践他的身体反抗策略。如果说，反政治肉体是割裂身体与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获得身体掌控权，那么，游牧式旅行则代表了巴勒斯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他渴望以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生活方式来对抗权力捕获，而最后通过对于身体欲望的解域从根本上完成了身体解放和自主性回归。

四、结语

“有一种反应你无法对抗——来自身体内部的反应”。巴勒斯通过身体规训与身体反抗两个维度表现出个体生命对于身体自由的极度渴望。如果说作者对于隐性权力规训下的政治肉体书写是对60年代以来整体的社会生活景观的去蔽，那么通过彰显身体欲望自我生成，冲破政治场域封堵，实现个体生命自由则是以巴勒斯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人群的集体愿景。巴勒斯期望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身体的解放，或者说他向往的是一种“赤裸生命”，即保持身体的自在自为状态，使得身体从政治关系中有效解域出来，实现自我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