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缺失视角下鲁迅《故乡》英日译本对比研究

李馨慧，韩江洪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引言

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故乡》正是其中极为出名的一篇，讲述了“我”时隔多年回故乡之后的见闻与回忆。1921年，《故乡》在《新青年》上发表，而后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为后世之人阅读与研究。

在以往的《故乡》外文译本研究中，多侧重于研究译者翻译策略的取向及译本翻译质量的对比，鲜有将《故乡》的英日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出于代表性考虑，本文选取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故乡》英译本①和日本知名中国文学研究学家竹内好的《故乡》日译本②作为研究对象，对比两个译本中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探究译本对目标读者在理解上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旨在说明时代环境、译者因素以及文化差异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

二、《故乡》英日译本文化缺失对比

(一)社会文化的缺失

《故乡》中，社会文化主要体现在民间传统文化用语、民间传统习俗上，英日译本皆存在不能准确表达或表达不当的情况。

例1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1](P40)

英译：When my father gave his consent,I was overjoyed, because I had long since heard of Yun-tu and knew that he was about my own age, born in the intercalary month, and when his horoscope was told it was found that of the five ele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 so his father called him Yun-tu (Intercalary Earth).[2]

日译：父はそれを許した。わたしもうれしかった。というのは、かねて閏土という名は耳にしていたし、同じ年ごろなこと、また閏月の生まれで、五行の土が欠けているので父親が閏土と名づけたことも承知していたから。[3](P114)

在中国，“闰月”和“五行”的说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闰月是中国农历里的特有历法方式，从汉代沿用至今；而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五行相生相克是华夏民族创造的哲学思想。所以，小说中用“闰月生的，五行缺土”一句话解释闰土名字的来历，对于原目标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

在英译本中，“闰月生的”译为“born in the intercalary month”，“五行缺土”译为“the five elements that of earth was lacking”，译文做到了字面表达上没有问题，但会因为文化差异，而给人一种不清晰的感觉。在日译本中，将其译为“閏月の生まれで、五行の土が欠けている”，做到了几乎完全对应的翻译，并且保留了基本的社会文化内涵。这是因为以前日本一直使用中国农历，阴阳五行对日本的民俗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于日译本目标读者来说，理解“闰月生的，五行缺土”的意义，相对于英文读者会容易些。

例2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1](P41)

英译：He turned his head to call：“Shui-sheng, bow to the master.”[2]

日译：彼は後ろを向いて、「水生、だんな様におじぎしな。」と言って、彼の背に隠れていた子供を前へ出した。[3](P115)

鞠躬、磕头、作揖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礼节，经过数千年漫长的岁月，早已跨出国门，融入到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其生活礼节的重要形式之一。[4]在今日中国，“磕头”习俗虽然保留下来，但已经不是旧时作为封建等级的象征行为出现的，而是为了表达对长辈的恭敬。原文中，闰土让水生给“我”磕头，与其说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日常行为，但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

英译本将“磕头”译为“bow to the master”，日译本译为“おじぎ”，两者都没有磕头的含义，但都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尊敬。在西方文化中，日常礼仪一般是握手、拥抱，所以对于英文读者而言，“磕头”是很难认知的。而日本虽然存在“磕头”行为，但被称为“土下座”(どげざ)，即：五体投地谢罪或请愿。古代用来向身份高贵的人表达谦恭之意，而现代则用来表示最深切的歉意或者诚心请求之意。用途区别于文中的“磕头”。

英日译本都存在社会文化缺失现象，但程度不同。英译本主要体现在无法和原文独有的社会文化进行很好的对接；日译本虽然因文化相近能进行更好的对接，但在应对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行为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替代。

(二)语言文化的缺失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存在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取向，同时，能够展现作者的写作风格、文本的人物特征等。在《故乡》的英日译本中，语言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和写作风格上。

例3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1](P39)

英译：Then you listen to me, Master Hsun.You have grown rich, and they are too heavy to move, so you can’t possibly want these old pieces of furniture anymore. You had better let me take them away. Poor people like us can do with them.[2]

日译：それならね、お聞きなさいよ、迅ちゃん。あんた、金持ちになったんでしょ。持ち運びだって、重くて不便ですよ。こんなガラクタ道具、じゃまだから、あたしにくれてしまいなさいよ。あたしたち貧乏人には、けっこう役に立ちますからね。[3](P111)

原文中，杨二嫂称“我”为“迅哥儿”，刻意抬高了“我”的身份，嘲讽“我”是有钱人，以便顺其自然占便宜，这一句话就把杨二嫂的意图和为人展露无余，可见，“哥儿”是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

在英译本中，译者称“我”为“Master Hsun”，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身份的差距。而在日译本中，译者称“我”为“迅ちゃん”，「ちゃん」在日语中，一是表达和对方的亲近感，二是表达对说话人的嘲讽。很显然，“我”与杨二嫂并不亲密，因此，若要表达“我”被刻意抬高的身份，“迅坊っちゃん”可能会更贴切。

例4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1](P46)

英译：I hope they will not be like us, that they will not allow a barrier to grow up between them. But again I would not like them,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one, to struggle like myself through hardships, nor to suffer like Yun-tu until they become stupefied, nor yet, like others, to devote all their energies to dissipation.[2]

日译：せめて彼らだけは、わたしと違って、互いに隔絶することのないように……とはいっても、彼らが一つ心でいたいがために、わたしのように、無駄の積み重ねで魂をすり減らす生活をともにすることは願わない。また閏土のように、打ちひしがれて心がまひする生活をともにすることも願わない。また他の人のように、やけを起こしてのほうずに走る生活をともにすることも願わない。[3](P129)

例4中，日译本频繁地把长句变成短句，虽然简单易懂，但失去了鲁迅本来的语言风格。这段文字本应体现的是作者的苦恼与无奈，是作者对新生一代的期许，但连续的排比句弱化了这种感觉，甚至还有些轻快。而英译本尽管有更多长句，更加冗长难懂，却实则保留了鲁迅原本的语言风格。类似的现象贯穿全篇，成为了英日译本之间非常明显的差异点。

(三)历史文化的缺失

在《故乡》原文中，历史文化没有较多的体现，大部分体现在历史文化符号方面。在历史文化符号方面的缺失，英译本表现为缺少注解，日译本则表现为过于本土化。

例5 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1](P39)

英译：When I was a child there was a Mrs.Yang who used to sit nearly all day long in the beancurd shop across the road, and everybody used to call her Beancurd Beauty.

日译：そういえば子供のころ、筋向かいの豆腐屋に、楊おばさんという人が一日じゅう座っていて、「豆腐屋小町」と呼ばれていたっけ。[3](P112)

在中国人眼中，“西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指代无可替代的绝世美人。

在英译本中，译者把“豆腐西施”直译成了“Beancurd Beauty”(豆腐美人)，尽量忠实了原文但没有进行相应的注解，让人感觉到所描述只是一个卖豆腐的美人，没有绝代人感觉，其冲击力远远不及“豆腐西施”。在日译本中，译者选择运用本国典故，译为「豆腐屋小町」，日语中的小町与我国的西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便于读者理解，但同时改变了原文的历史文化符号，与忠实地再现还有一定的距离。

三、《故乡》英日译本文化缺失的原因

(一)译者的个人因素

1.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其中“信”和“达”缺一不可，而“雅”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从本文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杨宪益夫妇对于忠实原文的努力，在翻译的过程中重点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符号与风格，力求忠实原文。

论中国石化基层审计文化的构建……………………………………………………………………………………马晓丹（4.79）

竹内好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并以“竹内鲁迅”知名。前人的研究发现竹内好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如从藤井省三的研究中得知历来鲁迅文学的日语翻译大致带有浓厚的“归化”倾向，而竹内好的翻译可谓最为“本土化”。[5]

2.译者对鲁迅的解读

目前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来得知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只有1979年9月刊《中国文学》(英文版)中有杨宪益先生对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细致解读。但杨宪益先生在其文章《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由衷赞叹了鲁迅先生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综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鲁迅作品，亮点是精准、平衡、忠实，不难看出他们对于保留鲁迅先生写作风格和写作笔触的不懈努力。[6]

竹内好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从1936年发表《鲁迅论》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共发表鲁迅研究论文20余篇，被后世称为“竹内鲁迅”。竹内好在大规模翻译鲁迅作品前，已经出版了作品《鲁迅》。也就是说，他是在形成了独特的“鲁迅观”后才开始着手于鲁迅作品的日语翻译。他在不作任何评论和解说的下单刀直入，用严厉的措辞作了“鲁迅的小说索然无味”“《肥皂》乃拙劣之作，《药》乃失败之作”“《伤逝》乃恶作(竹内日语原文)”之类的判断。竹内好对鲁迅作品尚未深入理解时就下好定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不够尊重原作的过度“个人化”翻译。[5]

(二)时代背景的影响

1953年，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随后，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杨宪益夫妇的《故乡》发表《中国文学》(英文版)1954年1月刊，处在“两百方针”的酝酿期间，正是国家大力推行对外文化输出建设的时候。

而《故乡》入选日本国语教科书，是二战后日本教育政策转变的结果。二战后，日本内政外交均受控于美国，日本开始追求教育民主化，以“国际化”为新的教育方针，其国语教科书中开始广泛出现外国文学作品。竹内好顺应时代要求，将《故乡》塑造成政治色彩不浓，更多的体现一种朴实价值的作品，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对人生、未来的思考空间，而忽略了原文强调的阶级不平等和封建社会的隔膜。

(三)东西方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差异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还要了解各国的历史、风土人情、语言特点等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文学翻译工作。

四、结语

通过对《故乡》英日译本的文化缺失对比发现，在历史文化方面，英译本注重忠实但缺少补充，日译本使目标读者更易理解，但实则选择将历史文化符号本土化。在社会文化方面，英译本更难和原文中展现的社会文化进行对接，日译本虽能实现更好的对接，但在翻译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行为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选项。在语言文化方面，英日译本都难以将人物语言中所表现的封建分隔感准确表达。日译本更简单易懂，却失去了鲁迅原本的语言风格；英译本虽冗长难懂，却保留了鲁迅原本的语言风貌。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更加忠实于原文，而竹内好的译文则掺杂更多的“个人见解”。

针对《故乡》英译本的翻译，笔者认为，可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在某些会影响阅读的文化负载词后加上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对于《故乡》日译本的翻译，应注意避免在翻译时加入过多“个人见解”，若是不偏离大方向的“个人见解”尚可，但竹内好的目的是使译文尽可能符合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借用鲁迅的文章表达自己对日本社会的看法，超出了合适的范围。与此同时，日语翻译应该更好地利用中日文化的相通点，并且仔细区分其中的不同，以求得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注释：

①收录于《中国文学(英文版)》(1954.1)。

②收录于日本教育出版社国中三年级国语课本(1953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