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长篇报告文学的武陵山区脱贫攻坚书写

○ 王泉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武陵山区地处中国西南的湘、鄂、黔、渝的交界地带，山高路险，四季分明，民风淳朴。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发展不活跃，许多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济开始复苏，特别是伴随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一些偏远农村的落后面貌，带给基层群众家的温馨感。许多中国作家有感于这片土地的变化，通过实地采访，写出了一批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表现了武陵山区脱贫的历程。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罗长江的《石头开花》、谢慧的《古丈守艺人》、欧甸丘的《决战武陵山——新华社记者贵州挂职扶贫记》、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和卢志佳、杨俊江合著的《花茂沃土》等报告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书写了脱贫攻坚中的动人事迹，见证了新时代武陵山区农村变革的风采和基层群众摆脱贫困、安居乐业的新面貌。

一、聚焦乡村人物的精神演变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成为一个“超人”，因此，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社会变迁对他的影响。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表明，只有探秘采访对象的心理，才能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真实心态，以折射社会的变迁。脱贫攻坚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发展举措，解决的不仅是贫困户的温饱问题，而且涉及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所以，脱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付出爱心与耐心，攻坚则显现了一种迎难而上的决心、信心与毅力。

武陵源山清水秀，人文荟萃，但贫穷迫使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生养他们的故乡，为了生计而奔走四方。故土难离，孤独的老人和儿童又让这些人牵肠挂肚，在外漂泊的境遇加速了他们回归故里的渴望。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推行，一部分农民工意识到家乡建设的紧迫性，已经返乡创业，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使原本落后的农村焕发了勃勃生机。罗长江深深地感受到脱贫攻坚的协奏曲在湘西大地的回响，他创作的报告文学《石头开花》从武陵源旅游业的兴起开始叙述，写出了回乡创业的一批武陵山区人的开拓精神。陈玉林夫妇为了家乡的未来，带领乡亲奔小康，开启了武陵人的新生活。作品以张家界市“五号山谷”民宿从无到有的崛起，书写了乡村振兴的意义：“留得住农民，才留得住文化，留得住乡愁”[1]。李平回到自己的故乡——桑植县，发展乡村民宿，把龙尾巴村打造成“国际慢村”，将生态宜居的理念融入乡村民宿建设中，打开了村民致富的大门。作品还叙述了王作军创办“湘阿妹”公司的故事，道出了湘西传统美食的新生之路。熊风创建雕塑园，则让普通的石头变成了艺术精品，为当地的旅游业锦上添花。作品对童军依靠科技发展生态农业之举的描写，突出了湘西新一代农民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挑战自我的勇气。童军面对冷嘲热讽，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死磕到底，终于建立了生态多样性的水稻生产基地，实现了农业致富梦。通过这些创业故事，作品道出了石头“开花”的时代意义：只有抓住机遇，才能迎难而上，摆脱贫困，实现乡村的振兴。同时，作品通过穿插微电影中的对话与生活片段，描写李冰带领杨家坪村人脱贫的故事，体现了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以身作则的风采。

口述实录报告文学以讲述者的原话为中心，往往带给读者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作者、读者与讲述人构成了一个同声共享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讲述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作者和读者都成为故事的“聆听者”。当然，作者在叙述听到的故事时，也自觉地参与了故事的建构。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真实的场景：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遇到了不被理解、甚至被“酒鬼”龙先生砸了场子的尴尬局面。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让读者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了这个小村村民思想转变的迫切性。作者在叙述时看似不动声色，还原这样的场景，实际上已把作者自己和读者带入到故事的情景之中。通过老村主任的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个贫困村村干部的苦衷：老婆不支持。但为了实现村民脱贫的渴望，他挺过来了，最后得到了家人的支持。透过这则故事，作品让读者看到了农村基层干部无怨无悔的执着。村民龙金彪成立合作社、发动大家种植无患子树的经历，则显现了新一代农民冲破束缚、闯出致富路的智慧。年轻的村民杨超文到外地打工找不到门路，后来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实现了自给自足。摆摊子的小石，虽然嫁给了一个歪脖子的男人，但靠卖一些土特产生活，依然感到了劳动的快乐，体现了她知足常乐的心态。一些村民发展黄桃种植业，增加了收入的同时，还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透过这些故事，作品形象地勾勒了十八洞村村民走出贫困、走向广阔天地的轨迹，向读者呈现了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与温情暖意。

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乡村教育的滞后至今依然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地处偏僻的武陵山区的乡村教育方兴未艾，需要有志者能够扎根这里的农村学校，让贫困学生接受义务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中的浦老师是李迪细心刻画的一个平凡人物。作为十八洞村小学的一名教师，浦老师除了教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课，还要负责用摩托车把他们的午餐运回来。但他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在学校周围都种了花，把学校当成了家。作品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浦老师的关于乡村教育的汇报材料，表现了对热情有为的年轻人的欣赏。这个故事写的是教育扶贫，歌颂了青年一代扎根乡村教育的奉献精神。可见，作品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把有志者追逐幸福生活的画面铺展开来，还原了生活的本相。著名作家铁凝认为：“他的作品是质朴的，没有华丽的修辞，他努力写出人民心里的话，他的风格温暖明亮，他的态度情深意长，这在根本上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情感认同。”[2]也许正是由于李迪的平易近人、豁达、开朗，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平淡无奇的语言中透射出感人的色调，因而在众多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中脱颖而出。

欧甸丘的《决战武陵山——新华社记者贵州挂职扶贫记》以一个记者兼扶贫干部的眼光审视了发生在铜仁地区的山乡巨变。作品从石阡县山、路、水、房的变化写起，展现了干部作风、生态环境的转变以及群众由信心不足到奋力追赶的剪影，突出了扶贫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硬骨头”精神，并反思了脱贫攻坚中的干群关系。这部作品从农村生活的实际出发，集中塑造了罗忠枢、杨雁、张举等一批基层干部形象，表现了他们与农民同甘共苦、默默奉献的情怀。同时，作为扶贫干部的“我”与作为记者的“我”构建了一个多声部的叙事，将亲身体验、耳闻目睹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揭示了脱贫攻坚中的困惑，展望了这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未来。

何炬学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重庆作家，深受重庆地域文化的影响。他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一开始就从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娇阿依》、黄庭坚的《竹枝词二首》和文化典籍《尚书》里探寻重庆人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喜洋洋精神，揭示了重庆人不怕吃苦、勤劳、乐观向上的精神的源远流长，这无疑升华了扶贫攻坚的意义。第三章《选择：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描写了黔江县村民养牛、发展生猪产业和养蜂产业脱贫的经历，突出了武陵山区人民依靠自身的地理环境，自力更生谋发展的精神。第六章《聚焦：以河坝村为例》通过河坝村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刻画了公路修通之后的变化。以前村里人总担心做梦时翻身会掉进悬崖，如今在帮扶队的开导下，有的残疾人改变了古怪的脾气，脱了贫；有的因为几个孩子读大学，导致了暂时的困难，通过帮扶，摆脱了窘境。作品这样写道：

如今在河坝村，晒着太阳等脱贫的人没有了。特殊困难家庭，都得到了兜底性保障。两不愁三保障，落实到了每一个家庭。人的精神面貌，有了较为根本的改变[3]。

可见，脚踏实地的扶贫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河坝人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扶贫贵在扶志的社会意义凸显出来。

穷则思变，在求变中谋发展，不仅是个人进步的源泉，而且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法宝。脱贫攻坚是一场硬战，需要各方面的齐心合力。近期的长篇报告文学通过记录这场战斗中的人情冷暖，发现了不同的个体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同时，通过描写群体的协作，展示武陵山区旅游扶贫与自主创业的交相辉映，表现了各族干群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实干精神，凸显民族的凝聚力，此类报告文学也因此以强烈的时代性见长。

二、追本溯源，书写新的乡村传奇

费孝通认为：“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需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4]文化创新同样离不开对人类记忆与历史的传承。武陵山区是汉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20多个民族的聚集地，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已经形成特有的传统。楚文化、巴文化相互渗透，使得武陵山区流传着神秘的传说，形成了民间信仰。如关于廪君的传说，寄寓了土家族人的白虎信仰。湘西地区民间流传的蛊术，则带有明显的巫术色彩，是苗族人以毒攻毒的智慧体现。近代以来，以贺龙为代表的革命先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掘不同村落的历史文化，重新认识乡土景观的人文价值，将历史、记忆与火热的现实联系起来，书写新的武陵传奇，成为近年来长篇报告文学的一个亮点。

因长篇散文《娘》而名声鹊起的彭学明，一直关注与思考着湘西的变与不变。他忘不了湘西古老的民间文化对他的滋养，惦记着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他创作的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全景展示了十八洞村五年来的巨变，将十八洞村五年前的景象和如今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凸显旧貌换新颜的时代新貌。这部作品以大量的数据勾勒出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在扶贫工作组的带领下走出闭塞和贫困、走向开放的图景。由于十八洞村由飞虫寨、竹子寨、梨子寨和当戎寨合并而成，通过把原来的土路进行硬化，改善了交通。与此同时，通过原汁原味地修缮原有的民居，既保存了苗族村寨的典雅、古朴，又改善了居住条件，实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彭学明作为一名湘西人，对故乡的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在他的笔下，腊肉、苗秀都插上了翅膀，变成了父老乡亲眼里的金凤凰。可见，从散文《娘》到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他的笔下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乡情。《娘》道出的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牵挂与愧疚，弥漫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人间正是艳阳天》则以满腔的热情描写十八洞村人的成就感，字里行间流淌着自豪之情，这无疑是彭学明又一次的精神返乡。他从十八洞村人幸福的笑脸里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憧憬，看到了湘西乡村振兴的未来。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的艺术精品，其斑斓的色彩与图案凝聚着土家族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罗长江的《石头开花》在《西兰卡普道情》一章中叙述了古老的土家族织锦经过改造后焕发出来的异彩。在讲述丁世举创办织锦公司的故事的同时，穿插了土家族《梯玛神歌》中有关西兰卡普的传说，表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土家人不忘祖训、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在《高峡深峪筑路歌》中，作者回溯了白虎堂村人昔日对于生活的失望和修路的历史，展现了当地群众通过修路走出峡谷、走出贫困的坚韧毅力。同时，作者还借龙潭坪镇的红色文化资源，展望了从农业旅游到红色旅游开发的广阔前景，情理交融，道出了传承湘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可见，罗长江没有罗列传说和历史，而是发掘其中的地域文化传统，思考着文化扶贫的可行性。这样就把叙事、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形成了立体化的书写。

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在描写脱贫攻坚的同时，通过九十多岁的龙文典老人之口，道出了昔日解放军在村寨抓土匪、斗地主的故事，流露出老一代农民发自内心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这样的叙述，直接将采访对象的话语作为报告文学的内容，避免了说教味，使得叙述变得更加亲切而鲜活。

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土司作为当地少数民族民间的政权组织，在管理地方事务、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傻子二少爷的视角演绎了一个藏族土司部落的兴衰，表现了大胆的艺术探索精神，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但同样可以书写历史，以古鉴今，观照现代社会的人性演变。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重庆脱贫攻坚见闻录》追溯了石柱土司的历史，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土司夫人秦良玉平定叛乱、三次勤王和精通农业的伟绩，凸显土家族儿女勤劳、勇敢、踏实的优秀品质，继而反思黔江农村扶贫的现状，突出了先贤的精神在当代的发扬光大。可见，这部作品通过古今对照，写出了黔江农村后继有人的新风貌。

从农业互助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土地流转制，当代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三次土地重大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制的推广，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欧甸丘的《决战武陵山——新华社记者贵州挂职扶贫记》叙述了大屯村大众茶的崛起和竹产业的壮大，展现出依托传统优势、因地制宜的脱贫效果。卢志佳、杨俊江的《花茂沃土》描写贵州遵义的花茂村由原来的“空壳村”到现代农业园的崛起的演变，生动地再现了第三次土地大变革带来的巨变。作品用一定的篇幅描写了近年来这个村庄传统的陶器业的重新兴起和古法造纸术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彰显了老区人民因地制宜、立足优秀传统文化谋发展的长远之策。

在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谢慧的《古丈守艺人》可谓一部描写古丈县茶人茶事的作品。古丈种茶、制茶的历史悠久，古丈毛尖以其优良的品质闻名遐迩，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古丈茶歌》更让古丈茶叶家喻户晓。好茶生长于优美的山地环境，更离不开制茶人的细心烘焙与技艺创新。这部作品追溯了古丈茶文化的历史，并从清代以后沿袭至今的“斗茶”之风中探寻一代代古丈茶王的成长经历，如数家珍般展现了他们传承茶艺、不断推陈出新的风采。经过茶王向春辉、张远忠、二代茶人田丽、企业家吴晓琼和来自“光大”集团的扶贫者李言志等的不断探索，古丈茶叶完成了由自产自销到产业化的华丽转身，这既传承了传统的茶艺，又实现了茶农的增收。作品还从细节入手，描写了古阳河茶庄的主人胡维霞的饮茶之道，写出了茶人回归自然的雅趣与佛家因果说的不谋而合。透过28位古丈人的故事，作品歌颂了茶艺传承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大胆开拓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书写不动声色地将脱贫主题隐含在茶艺传承和茶叶开发的故事之中，以小见大，呈现了时代巨变中古丈茶人默默坚守、推陈出新的精神，凸显作家对故土的一片深情。

土地是农民得以立足的根本，而在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乡土景观，则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武陵山区的乡土景观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层层叠叠的梯田、古朴的吊脚楼，与起伏的山脊、幽深的峡谷、飞泻的瀑布相映成趣，构成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丽景观。“对乡土景观的认识可以加深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这种幸福来源于对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5]以纪实的方式再现武陵山区的乡土景观及其改观的历史，流露出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与家园意识，有益于读者认识武陵山区地域景观的独特性，寻找诗意栖居的家园。同时，“报告文学应当是站在社会生活的前沿，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学。作家并不是为了现实而现实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一种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思维、观念和标准来认识和影响现实。是为了现实更加合乎人们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而走向现实。”[6]可见，报告文学作家不能拘泥于现实，而要以现代意识审视现实。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奠定了乡村文化的传统，尽管乡村没有城市那样发达的现代文明，它却是许多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当然，乡村不可能定格在某一个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传统中推陈出新，才能创造出新的乡村文明，留住绿水青山，重塑民族文化之魂。武陵山区脱贫攻坚的实践证明：思想改造是脱贫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民固有的小生产者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就看到了封建思想束缚下农民改造的艰巨性，到了21世纪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农民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旧思想的禁锢。因此，脱贫攻坚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贫困户的惰性思维。近期的报告文学描绘乡村在脱贫前后的变化，集中呈现了武陵山区农民在政策的支持下穷则思变的奋斗轨迹，体现了一些干部深入农村、真抓实干的作风。有全景式的展示，如欧甸丘的《决战武陵山——新华社记者贵州挂职扶贫记》，以作者自己的扶贫经历为经，以当地干群的奋斗故事为纬，交织出一幅幅改天换地的时代图景；有口述实录式的情景再现，如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以十八个不同人物的口述实录贯通起来，看以平淡，实则形成了历史与记忆的叠加，自然而贴切；也有激情四射的诗意描绘，如罗长江的《石头开花》，语言灵动而富于哲思，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物自主创业的故事，中间穿插民谣、民间传说、名人诗句，激活了叙事。在讲完故事之后附加一则关于反贫困的随想，层层深入，增添了作品的典型性与思辨色彩。这样的书写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结构模式，突出了审美性与思想性，显得别具一格。因此，近期长篇报告文学的武陵山区脱贫攻坚书写显得多姿多彩，唱响了昂扬的新时代文学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