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解读
——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2022-03-18 10:32吴嘉萌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2年7期

吴嘉萌，王禾

(1.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24；2.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1]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由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主办，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承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峰论坛”于2020年12月12～13日在西安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等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共200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此次论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红色文化传承与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达成了广泛共识，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一、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

本次高峰论坛，专家学者们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进行全面且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逻辑，具有极强的理论研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教授，围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进行主旨汇报。一方面，他从汇报主题本身出发，廓清“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十九大会议前，党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工作重在“破”，即对错误思潮的批判，而党的十九大会议后重在“立”，即以正面宣传为主，也要敢于“亮剑”；另一方面，他从科研素养培育出发，一是认为在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及相关中央政策文献过程中，要注重“全面掌握”和“准确贯彻”的有机圆融，二是认为在日常思考与学术写作过程中要对政治思潮、学术观点、一般认识进行有效区分，三是认为应当注重对学者进行政治性分析，并多次强调了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孟轲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深入讨论。他强调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纲领性文献，科学论述了新时代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二是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目标，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五是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路，强调必须“全党动手”，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海波教授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出发，对于“习近平关于文化重要论述”进行总体性探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形态”(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实形态”(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正在生成的文化)，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成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高度，系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成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的历史逻辑。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逻辑来看，他认为习近平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可以概括为指导思想论、发展道路论、方针方法论等十大基本理论框架并阐明了其中的内在逻辑。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逻辑来看，胡海波教授首先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不够”的状况，文化强国建设需要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解读

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脉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历经萌芽、提出、发展和完善等阶段，推动意识形态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其发生学由人本学到唯物史观，由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由抽象哲学逻辑到科学实践逻辑的丰富发展，为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解读提供新方法、新思路、新视角，为推动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增砖添瓦。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培永教授从三个矛盾面入手分析“何谓社会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为论据，引证了《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的特点、作用、影响等，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等三个矛盾的产生缘起、存在问题以及实现理路，回击了对“当今陷入资本逻辑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社会主义”的质疑。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中奇副教授，以“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学术关系的历史原像——一种基于文本的比较性诠释”为题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分析费尔巴哈哲学中一个更为根本的但却不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具有根基性的哲学方法论——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它才是正确打开费尔巴哈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把钥匙。其次，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入手分析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发扬与超越，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整体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再次，通过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分析，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具有“社会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特色的唯物史观，彻底终结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这一根本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彻底超越。最后，进一步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拥有共同的理论根基：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此外，从学科视野、理论出发点、阶级立场、理论特性等方面分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区别，指出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可以还原马克思“接触—学习—崇拜—运用—反思—批判—扬弃—超越”费尔巴哈思想的全过程。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郝保权教授围绕“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内在逻辑”展开讨论，指出要重回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历史起点,追溯思想源头和成长轨迹,考察理论发展和实践运用，即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出发到莱茵报时期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点——探求人生价值；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探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提出——实现人的解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索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扬弃异化劳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思考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视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中阐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完善和成熟——侧重实证的研究。此外,他指出这一逻辑轨迹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哲学逻辑”与“科学逻辑”的颉颃消长，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契交融，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必然规律的认识。

三、对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当前我国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2]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应科学运用斗争和同一的唯物辩证法，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旗帜鲜明地批驳错误社会思潮，又要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做到破立并举，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仗。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教授提到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征、重要原则、主要着力点，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征，阐明一以贯之的三点重要原则：立破并举，重在建设；疏堵结合，加强舆论引导，杜绝将不能听、不能说成为常态，提倡让人民说话；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时刻警惕资本操控舆论。此外，他认为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应聚焦三大重要任务，包括要抓住关键少数，使其切实做到守土有则、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加强阵地建设，绝不给错误思潮、言论提供发表阵地、传播渠道；要注重能力提高，大力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同错误思想观点斗争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衍社教授围绕“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交流，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使命是拥有高度的理论思维和创新思维，必须占领原有阵地、新阵地、错误思潮阵地。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梳理党的建设实践，迎合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要兼顾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发展规律，保持理论定力，为契合迎接新时代科技革命做好理论支撑。

聚焦西方意识形态“软输入”问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学琴教授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青年较为关注的“美国大片”相结合，对于好莱坞如何虚构“中国人”、如何宣扬西方价值理念进行破清，并认为中国若想摆脱资本主义文化的束缚、筑牢本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需要创造自己的优质文化产品，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指出中国治理的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要义，提出制度定型的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主线是制度建设，目的是长治久安，核心是人民幸福；二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标准；三是强化执政党的自我完善，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新时代制度化改革的完善和定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何海根副教授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之所以可以转化和上升为制度成果，是基于历史传承和科学理论的认识逻辑，源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认识和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式表达，其实质是把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的理想信念上升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方面，指出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应对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必然要求。此外，对这一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即学习科学理论的制度体系、锤炼党组织成员政治品格的制度体系、推进创新创造的制度体系、强化纪律维护的制度体系。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明理教授，清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形成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原因。历史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近代中国的现实遭遇密切相关，来源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实原因是让中国共产党牢记使命，摆脱精神懈怠危险，使党永葆年轻和活力。强调习近平“初心论”的提出源于新时代新要求，伟大的奋斗目标以及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都要求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并要谨防对“为人民服务”望文生义，其并非失去个人利益保障的极端集体主义。此外，将意识形态特殊化、泛意识形态化也是极端做法，应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探讨集体主义。

陕西师范大学张琳教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生成逻辑”。其一是价值性生成，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筑牢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其二是理论性生成，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建设理论；其三是历史性生成，借鉴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经验；其四是实践性生成，即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多元社会思潮侵蚀、网络复杂信息挑战。

四、红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本次高峰论坛，专家学者们围绕“红色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展开主题发言，不仅从总体上对红色文化建设问题进行多角度系统阐释，更是分区域、分主题聚焦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学者们的学术格局、研究方法、表述形式各具特色，为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打开重要的研究窗口。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福进教授长期从事文化领域研究，本次会议针对红色文化与党建精神提出独到见解。首先，对于红色文化进行理论性的总结提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指出红色文化在学术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构建上海红色文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在现实中对于城市风貌展示、青少年德育发展、上海红色文化产业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学理层面的廓清。他认为，对于红色文化及其系列精神概念的理解要注重严谨性，并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进行全面阐释。从时间维度来看，需要对红色文化的分期予以明确，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到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空间维度看，需要对国内红色文化进行地域性划分，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不同地区开展一系列革命斗争和改革实践，如深圳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等。再次，深刻阐明了建党精神及其他系列精神的关系。他认为，建党精神具有统领性意义，其他精神以之为基础。以红船精神为例，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研究方法，明确了建党精神与其他系列精神之间存在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认为建党百年之际研究红色文化、建党精神及其系列精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价值。

此外，还有学者围绕高校红色基因传承、延安红色旅游、红色景观文化展开汇报与讨论，探索如何以新时代红色文化建设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提质升级。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红副教授将高校有效传扬红色基因作为切入点，展开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并结合陕西省实践经验，提出具体优化策略。首先，他从政治语言、文化语言、科技语言出发，指出提高依据意识使红色基因传扬更具效力；其次，他指出陕西省完善体制机制和创新工作方式能够有效化解时空距离导致的不协调、消融供需矛盾产生的不匹配、摒弃零和思维造成的不平衡；最后，他提出要在开掘用好校本资源、做强红色基因研究、抓好教育教学设计与渗透等路径上下功夫，以确保红色基因传扬的效率和效益，使高校成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坚强阵地。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永平教授以延安红色旅游为切入点，从仪式论中探析意识形态化育人的文化理路，聚焦具体问题，进行深入阐释与剖析，在学术研究选题和学术研究视角层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北工业大学遗产保护与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程圩教授围绕红色景观文化的感知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分论坛汇报。他提出红色景观文化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人为构造系统、情感质量系统，并对其感知质量、感知形象、感知价值等感知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进而提出增强红色景观文化的实效性要注重突出其革命性、体验性、教育性、人文性、生态性。其研究方法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为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

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和国内传播

本次高峰论坛围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海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内教育”等问题展开讨论，有力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思路，对于认清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国际社会的形势、优化并创新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路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聚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传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潘娜娜教授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研究及启示展开三方面的深入阐释。首先，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阶段进行分期，认为2012—2017年为出场时刻，2018—2019年上升至主流话语之一；其次，潘教授强调要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研究趋热的原因，即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借鉴中国发展的实践需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习近平同意展现出的世界主义情怀；再次，她提出要在深入阐释中提升国际话语权，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问题意识，主张问题逻辑和话语逻辑的结合、重在中国身份的自我建构，因此要及时跟踪评析海外研究的新动态。

聚焦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金伟教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切入展开系统阐释。她深刻指出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解和歪曲，对西方的观点进行梳理与总结，并认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仍然存在式微、松弛、被挤压等风险。如何有效开展国际话语权建设，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金伟教授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要勇于、善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偏见；二是要加强顶层设计；三是要转变宏大叙事的话语表达方式。

聚焦筑牢共同意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詹小美教授从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建设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她以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社会动员为例，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与模式，认为政治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硬动员”，文化动员则是一种以知识系统、意向系统、决策系统为连结方式的“软动员”，能够激发动员主体的能动性，牵引客体参与的互动性，进而实现社会发动和社会响应良性有效的双向反馈。同时，詹教授提出“包容—浸润—涵养”的文化结构和功能、“习得—传承—教化”的文化涵化状态、濡染过程和涵濡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筑牢—建设”的实践链接模式，在情感动员、目标动员、价值动员等维度指明筑牢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