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的困境与启示

王 博

(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族际政治整合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内，将各个民族维持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巩固、强化各个民族的政治结合的过程，也是多民族国家通过协调族际政治关系来维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过程。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旨在维系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和稳定的行动和机制，都属于族际政治整合的范畴。[1](P3)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族际政治整合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新兴的多民族国家，在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着族际政治整合的严重挑战。

一、多元并存：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总貌

(一)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关系中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典型的在外部力量不断塑造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吉尔吉斯部落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仍然处于游牧部落的生产生活阶段，以血缘为纽带的各个氏族组成的部落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部落逐渐联合形成了以地域分布为特征的南部山区为主的山地吉尔吉斯人，以及以西部和北部平原为主的平原吉尔吉斯人。这一部落划分形态在吉尔吉斯斯坦日后的国家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个时期是苏联统治时期。根据苏联初期主张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为指导，吉尔吉斯斯坦从突厥斯坦中划分出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初步发展。第三个时期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的国家发展。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建立单一制政体和推行同化主义色彩的民族政策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随着政治发展的动荡和民族整合的迟滞，吉尔吉斯族族内矛盾和族际矛盾逐渐凸显。

吉尔吉斯斯坦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吉尔吉斯族内部矛盾，也是独立后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通常被称为“南北冲突”。吉尔吉斯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较为短暂的国家，其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并不成功。在吉尔吉斯族历史上长期的游牧部落发展历程影响下，部落观念的认知根深蒂固。在吉尔吉斯族内，不同部族的人往往最先关注本部落的利益和发展壮大，对部落的完整、独立和自主的诉求超越整体国家的诉求。二是俄罗斯族问题。苏联时期，大量俄罗斯族人被派往中亚地区支援建设，这批俄罗斯族人相对于当地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在前苏联时期往往占据着各个行业大部分的领导地位。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中亚国家普遍推行“去俄化”进程，其中又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最为激进。随着“去俄化”运动的推进和吉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大量高素质的俄罗斯人开始回归俄罗斯，造成吉国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流失，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问题。三是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是指在两国或多国边界居住的有共同民族历史认知的民族群体。苏联早期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对中亚地区的国家进行划分时，并未对所划地区的民族成分进行严格的考察，这使得大量历史上本属于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区被划分到其他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乌兹别克族问题。跨界民族问题是苏联给吉尔吉斯斯坦留下的最严重的民族问题。四是“双泛主义”的影响。“双泛”是指泛突厥和泛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出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双泛主义”迅速传播进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极端主义思潮迅速崛起。

(二)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策略

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吉国展开了一系列族际政治整合，试图将各个民族吉尔吉斯化。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整合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主要方式是从明确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同化主义”的价值取向、“公民化”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单一制的制度设计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1.族际政治整合目标。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基础性目标是防止或避免国家的分裂和解体，巩固和维持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高层次目标是构建完整的国族文化和国族精神，提升国族的整体性和自足性，促进国族建设，杜绝民族分离。[2]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面对俄罗斯族回迁、跨界民族威胁以及少数民族分裂的可能性，在苏联解体的教训上，对“民族自决”的原则给予放弃。同时总统阿卡耶夫提出“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共同的家园”的构想，希望建立一个囊括所有民族的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因此，吉国在宪法第九条中强调：“可能破坏各族人民共同和平生活的行为，鼓吹和煽动民族间仇恨情绪的都是违反宪法的。”[3]除此之外，早在1997年，吉国就将涉及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列入了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构建完整的国族文化和国族精神方面，吉国一直试图通过同质化的方针构建起以吉尔吉斯斯坦本土文化为主的国族文化，比如重新编纂宣传民族史诗《玛纳斯》等。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族文化构建中受到的内外部掣肘因素极多。内部中除了吉尔吉斯族自身的民族整合尚未完成外，大量少数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因为紧挨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很难被吉国的民族整合政策所同化。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族建设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2.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之争，具体表现为“主义之争”。从总体上看，主要有“同化主义”价值取向和“多元文化主义”价值取向。从本质上看，前者是一种“求同”的价值取向，后者是一种“存异”的价值取向。从族际政治整合角度看，“求同”的价值取向，也即“同化主义”的取向更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吉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主体民族文化始终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压制，因此在独立之后，吉族急切希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表现为吉尔吉斯族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倾向于极力抬高吉族本族的历史和文化，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贬低排斥；在对待苏联的统治历史时，吉国往往全盘否定其历史功绩，片面强调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侵略等。从整体效果看，吉国的“同化主义”政策并不成功。

3.族际政治整合路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政治化”，第二是“公民化”。“政治化”的整合路径是一种“以分促和”的路径选择，是指通过民族甄别等手段，在民族身份明确的前提下，赋予各个民族相应的政治权力并设计出配套的政治设计，从而在保证各个民族权利基础上的政治整合。“公民化”认为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和由国家政权强制整合的民族并不是同一概念，国家应该在强调各个文化民族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以“族群”而不是“民族”来形容，以“公民”的身份取代“民族”的身份，从而在保证各个民族权利的同时，强化国家认同。

吉国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在苏联时期是典型的“政治化”整合路径。苏联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身份制度，固定化了公民的民族属性，吉尔吉斯族的身份确立也是这一路径的产物。尽管苏联时期吉国的民族意识得以初步发展，但是苏联实行的是明显的“俄罗斯化”政策，对吉尔吉斯各族的民族意识发展持打压态度。独立后，吉国的族际政治整合路径在苏联的基础上发生了方向转化。在苏联长期实行“政治化”整合时，吉国的民族识别已经趋于完善。因此，吉国转而试图通过公民化的路径整合，通过吉尔吉斯新民族的建构，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意识。

4.单一制的政治制度设计。族际整治整合中，选择以什么国家结构形式作为制度依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处理国内族际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两种：一是联邦制，以单一国家结构形式下的非主体民族自治或民族区域自治。在联邦制国家，联邦成员是准国家的政治实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国家特性。联邦制内各个成员在发展中可能会拥有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从而产生独立的可能性。

苏联就是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的联邦制。苏联前期，其通过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把控，在事实上将苏联塑造为一个单一制国家。[4]但是在苏联国力衰微、苏共执政地位丧失后，各加盟国通过民族自决的法理依据，成功从其中分裂出去。吉国在吸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后，以单一制为国家制度设计安排，试图从制度设计上避免覆辙苏联的命运。但是吉国在单一制的制度设计下缺乏非主体民族自治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性的协商机制，这对吉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发展有着极大的不利。总体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族际政治整合发展并不成功，其国内各个民族的族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冲突不断、总体可控的多元并存局面，族际政治整合的道路仍然漫长。

二、跨界民族问题：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问题聚焦

(一)吉尔吉斯斯坦跨界民族问题的由来

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呈现出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民族整合问题。民族整合是指在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民族共同体内部进行的整合，其主要价值目标是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同质性和整体性。民族整合问题在吉国的突出表现就是南北冲突，尽管在苏联时期吉国的南北部落冲突并不明显，但是历史传承下来的部落主义认同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初的国家认同混乱中，传统的部落认同重新成为主流，导致吉尔吉斯族整体的民族认同受到严重挑战，对吉尔吉斯族的族际整合制造了极大的掣肘。

其次是族际政治整合问题，族际政治整合是指族际关系中进行的整合，其主要价值目标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族际政治整合问题在吉国的突出表现就是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实质上指的是分别居于国家边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或者说，就是同一民族跨国境线分居在不同国家，其民族名称、宗教习俗、语言文字等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基本上是共通的。[5]具体到吉国，突出表现为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冲突

吉乌民族关系是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冲突中最突出的问题。在苏联的“中亚民族划界”时期，苏联通过粗糙的考察，武断的将奥什等乌兹别克族占多数的地区划分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划分在当时就引起了乌兹别克族的强烈不满。虽然在苏联的集权管理下并未发生重大的冲突，但为后来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在苏联解体前期，乌吉两国的民族意识逐渐强烈。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民族宗教组织“阿道来提”开始散布不满情绪，要求苏联给予奥什地区的乌兹别克人自治权并考虑将该地区与乌兹别克共和国合并。[6]199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就政府划拨80公顷土地建立家园问题产生了争执，最终演变成暴力民族冲突。这次骚乱中几个警察所被烧毁，奥什市以北的乌兹干镇骚乱非常严重。虽然冲突终于被苏联军队平息，但两个民族的仇恨和怨愤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还在不断增加和延续。“奥什动议”中描述道：“1990年的悲剧一直是吉、乌两个民族私下对立的种子。双方由于失去亲人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使对立变得更为血腥、更难以调和。”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吉尔吉斯族并没有因此次民族冲突而及时调整民族政策，反而因民族国家独立而激起强烈的大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家政治管理与语言文化中突出主体民族的地位，忽视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这不断加深了吉乌民族矛盾。最终时隔20年后，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吉乌冲突。此次冲突造成418人死亡、1 900人受伤，同时引发了巨大的难民潮。据联合国难民署2011年1月宣布的统计，此次民族冲突造成吉难民人数达16.95万。两次严重的吉乌民族冲突表明，跨界民族问题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矛盾冲突不断，其中多数冲突是由跨界民族引发的。

(二)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的具体措施

面对跨境民族问题的历史难题，吉国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在独立之初短暂的混乱期之后，吉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民族政策，试图缓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分离情绪。

首先是实行双重国籍政策。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公民回迁历史祖国的现象，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受到吉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吉国出于缓解民族矛盾和对外关系的考虑，允许对境内少数民族实行“双重国籍”的政策。但是随着少数民族公民回迁运动趋缓，近年来吉国对“双重国籍”的审核趋于严厉，并且通过专项法律禁止政府官员拥有双重国籍。

其次，积极构建新型的国族文化。完整的国族文化和国族精神是族际政治整合的高层次目标，可以提升国族的整体性和自足性，促进国族建设，杜绝民族分离。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新兴的多民族国家，在构建新型文化过程中面临着缺少连续性的历史文化传承，俄罗斯文化的深度影响以及难以平衡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困难。因此吉国一边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吉尔吉斯族的文化主导性，比如确定吉尔吉斯语为国语、大力弘扬吉尔吉斯族的历史文化、举行纪念民族史诗《玛纳斯》的庆典、恢复旧地名等措施，满足吉尔吉斯族的民族主义诉求；另一方面，吉国也注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规定俄语为各民族的族际交流语言，并在宪法中规定各个民族有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保证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再次，贯彻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与平等的策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在该地区拥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伊斯兰教迎来了大范围的复兴，成为吉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吉国并未实行偏向于伊斯兰教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时期世俗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吉尔吉斯族保留了较多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原因。此外，吉国境内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占据着一定比例，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存在各自特色，并且吉国境内存在着宗教极端分裂势力。因此，吉国出于维护民族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目的，基本保持着宗教平等与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以立法的形式打击宗教极端势力。

最后，吉国一直加强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控制能力，比如吉国实行的是更有利于管控地方势力的单一制政体，提出所有权力归单一民族等举措。但是总体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族际政治整合还有待提高。

三、曲折发展：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的反思评价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族际政治整合活动，并在民族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尤其是跨界民族问题，更成为困扰吉国国家建构的一大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吉国自身政策措施的不足所导致。

(一)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的反思

首先，吉国并没有成功的建构各个民族共同的政治认同。吉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公民化”路径整合并不成功，这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吉国本身文化的弱势性。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吉国的民族文化缺少历史连续性，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并不具有较强的感染性；而且吉国南部的跨界民族群体，不仅与历史祖国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还有着差别于吉尔吉斯族语言、文字、习俗等特点，更加难以被吉尔吉斯族的文化所吸引。尽管吉国独立后宣称要建立以公民身份为主的新型文化，但是在现实中却难以控制国内高涨的大吉尔吉斯族民族主义，这使得吉国少数民族的权利经常受到损害，吉国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另外，吉国少数民族对吉国政治体系的认同也较为薄弱，吉国独立之初，由于直接照搬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导致缺乏经验的吉国经常出现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的现象。从2010年政治革命后，吉国采用了议会共和制，议会制下的民主改革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议会选举在低风险的环境下顺利举行，但2020年的议会选举却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动荡。这导致各个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规则缺乏理性认识，无法将民族问题的解放纳入国家既定的政治框架中来。

其次，吉尔吉斯斯坦在少数民族利益保证方面也有诸多问题。因为历史因素，乌兹别克族多经商，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而吉尔吉斯族则在各政府部门占有绝对优势，往往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乌兹别克族作为南部具有较高经济地位的族群，对吉尔吉斯族占据大多数政府职位感到不满，而吉尔吉斯族也对与乌兹别克族巨大的经济差距感到不满，吉—乌两族的非对称平衡成为族际矛盾的结构性根源。[6]独立后，吉国政治精英为了攫取政治利益，多有炒作“乌兹别克族问题”，渲染南部乌兹别克族聚居区独立倾向，挑起民族主义情绪，不能有效保证乌兹别克族的合法权利，导致吉乌两族的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不利于族际政治交流与融合。

最后，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形成稳定的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政权是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主体，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和具体的权力结构，对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构建具有深刻影响。吉国独立之后，国内严酷的政治斗争使得吉国未形成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权力交接体制。到目前为止，吉国只有2017年的总统权力交接较为平稳。国家政权脆弱导致吉国难以生成有长远治理意识的精英集团，使得吉国的族际政治整合缺乏连贯性，不利于塑造良好的族际政治整合环境。

(二)吉尔吉斯斯坦族际政治整合的评价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不仅面对着从苏联遗留下的民族问题，还要处理新产生的民族问题。作为一个缺乏经验的新兴多民族国家，吉国政府前期不免在民族问题处理上出现失误。但是随着治理国家经验的积累，吉国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民族政策原则，制定了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成立了专门管理民族问题事务的机构，对族际政治整合的推进有了基本的原则和规划。

尽管目前为止，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是相比于独立之初频发的民族分裂运动还是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这首先得益于国际大环境的改善，相比于冷战结束之初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盛，现在国际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还是较为平静，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思潮对吉国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的鼓动。其次，这也和吉国自身民族政策的推进完善息息相关。

总体而言，吉尔吉斯斯坦的族际政治整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法律法规和制度机构建设仍然较为薄弱，并不十分完善。尽管如此，吉尔吉斯斯坦的族际政治整合仍然朝着较好的方向发展，吉国历任领导人都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并且都试图控制大民族主义泛滥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并且，中亚国家之间较少使用民族议题来界定双边关系，这在一定程度减轻了吉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压力，使得吉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推进较为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