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探究
——基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视域

谢佛荣，景海龙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时代风貌的表达范式，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具有如此大影响力在于“美国拥有庞大的软实力资源，而且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们并进而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1］97。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是确保中国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保持生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的必要之举。何毅亭教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一文中指出：“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要下大气力解决中国在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的问题……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强调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述方式，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由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相协调，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探索具有实践性、协调性和国际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工作内容之一。因此，本文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视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实践属性，分析话语体系与实践的关系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和话语权的作用与意义。

一、话语体系与实践

话语体系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对于“话语”这一概念，人们往往把话语视为与“语言”概念相类似的概念，把话语视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交流沟通方式的统称，往往被表达为人的一种天赋。由于这种认识使得人们对话语产生一种误解，把话语视为说话者的一种功能，听者只是被动接受，从而造成了话语体系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事实上，话语是一个对象，并非只是由声音、形象所组成的复合单位。话语实质与人们交流这一言语活动密切相关，是由言语活动所确定，并且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引入的一种自然的秩序。［3］14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准确说来应该是一种言语。因此，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言语活动潜存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脑海中的语法体系，因为任何人的脑海里的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后者则是对此的个人的意志的行为”［3］21。由此表明，话语是个人意志的行动，人们很容易从个体获得一种确定性表达。尽管并不一定知道它是哪一种确定性，但是言语意志对语法体系的表达的选择终究只能在个人意志的最小单位下被确定。就如人们不知道一枚硬币被抛落后会哪面朝上，但它必然只会有一面朝上。相对于话语而言，话语体系在于并不是一种个人意志表达，而是在一个语法体系集体范围内的集体意志表达。继而个人对于集体的不完整的叠加会导致话语体系在表达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话语体系走向唯意志论的神秘主义。笔者认为，为避免话语体系走向神秘主义，可用张建军教授提出的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思想加以构建。张建军教授在《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一文中构建了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思想，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基本框架［4］53-54，如图1 所示。

图1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基本框架

根据图1 所示，中心圆圈代表的是认知与行动主体S（subject），这个主体既可以是单个主体，也可以是集体行动的共同体。外层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代表“语言域”“思想域”和“对象域”，内层三角形的三个角居于主体与三域之间，分别代表SA（Speech Action，言语行动），CA（Conscious Action，意识行动），OA（ObjectiveAction，客观行动）。［4］54-55根据上述三角形的嵌套图可知，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是“语言域”“思想域”及“对象域”三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连通路径，若“语言域”“思想域”及“对象域”三者要连通，必须诉诸言语行动、意识行动和客观行动。由此，张建军教授指出：“任何‘神秘的’哲学问题的解决均需要对三类行动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予以把握，并力图显示这种把握的基本途径。”［4］54

由此，可用言语行动、意识行动和客观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解释话语体系。言语行动（SA）可解释为潜存在集体脑海中的语法体系，意识行动（CA）是言语（话语体系）。由此可知，话语体系要寻求确定性，必须以客观行动（OA）为基础，即，话语体系的确定性必须寻求实践的保证。因为个人的意志表达并不需要依托对象的存在，仅靠思想上有所指这种表达就可以被确定，而集体的意志表达若缺少现实世界的对象，就需要集体中每个个体在思想上的共同所指才能被确定，但是每个个体潜存在脑内的语法体系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共同所指的追求自然就会走向一种永恒的抽象追求，导致集体的话语体系沦为虚伪的普世价值。因此，集体的话语体系表达需要引入“实践”来确定话语的现实所指来达到这种交流沟通的有效性。否则话语就需要集体思想上的共同所指，从而把话语体系带到抽象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

总而言之，由于实践与话语体系之间并不是分裂的关系，因而不存在所谓的实践的话语和理论的话语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础是实践，话语体系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否则，必然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分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相协调

由上所述，在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视域下，为避免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建设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使话语体系与实践保持统一、协调，从而避免话语体系的神秘性、不确定性。因此，从话语体系与实践的关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之间并不是二元分立的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相统一的、相协调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特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总体性表达，属于语言域，是言语行动的结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属于思想域，是意识行动的结果，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是客观行动，因而是言语行动和意识行动的基础，言语行动和意识行动必须依赖于客观行动而确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为基础，为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准确性与确定性，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为基础，与它相统一、相协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但相较于不断取得成就的经济建设发展，我国在国家话语体系上的建设就显得稍微薄弱。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相协调。而两者不相协调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实践之间没有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相协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协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一般划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话语体系。“理论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展现的是系统化、理性化、逻辑化的话语概念，其往往以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式再现。而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则往往首先以日常生活话语的方式出现，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打铁还需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等”［5］125。但是这种话语层面的二元区分从源头割裂了思想与实践。思想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科学抽象构成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以及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凝聚社会整体的合力并指导促进着社会实践；而实践基础上以日常生活话语出现的话语体系，则在理论指导下以感性的方式感召民众并汇聚民众之力，生动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5］125。正是由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建设中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与协调，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相协调。

因此，要构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题的构建和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相协调。为更准确理解两者协调的重要性，在此通过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分析展现这种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论述，人民民主专政“脱胎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共产主义在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重构”［6］43。为什么“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概念的重构呢？因为：一是，“无产阶级”这一名词对于当时的中国过于理论化，“人民”在中国大多数普通百姓看来更亲近，是一个约等于平民百姓的指称，更有归属感。而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那个德意志帝国处在各种理论争鸣的时期，人们寻求一种新的思想指导来对抗不公的现实，拯救国家。“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7］1475。“人民”这一概念的使用就不会抹杀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别，并且同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用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相一致。二是，毛泽东1949 年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这样一个基础。中国由于列强的入侵，从封建主义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的成立，跳过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德意志帝国那样的“现存社会”的革命的社会基础。因此，毛泽东用“民主”概念代替“革命”概念意味着，将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革命转为建设。毛泽东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重构为“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两者在思想上同源，两者的本质都是社会进步阶级团结起来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由上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建设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相统一、相协调。

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构建和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统一、相协调，主要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的关键在于：要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播和建设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播和建设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可以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结果的原因”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研究上一般存在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然后倒推回去看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结果的原因。这种“结果的原因”造成了研究者之间因为原因的不确定性而导致不同研究间难以有效沟通交流。［8］19-20因为，一个结果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不同研究者侧重的原因又不尽相同。同理，国际舆论的话语交锋也面临着由实践倒推思想的问题。话语主体的动机往往处于遮蔽状态而需要公共空间的群体通过其建设发展实践去倒推主体思想。因此，单纯的建设发展实践话语在传递上就会出现类似于结果的原因这样因为思想的不清晰而导致话语的传递出现困难，从而使得“中国方案”在国际舆论场上不能获得足够的空间。而这时我们应该在提出中国实践方案的同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话语大旗，体现话语完整的原因与结果，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9］51这种思想传播同建设发展相适应的话语体系能在国与国之间有效地传递，并且因为其思想实践相统一的内在生命力而不断占领国际话语空间。同时，这种以事实真相为基础自发地阐释国家话语符号，能够有效地减少话语偏见和话语操控。因为，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掌握着国际公共舆论空间的话语规则下，中国国家话语体系若无法“自塑”，就会以一个话语符号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9］51

为了更为准确地阐释传播思想的实践和建设发展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此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例。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由此形成“一带一路”的雏形。后于2015 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方案中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建设。6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也作为21 世纪国际问题的中国方案在世界得到认可。它的成功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基础建设实力的强大、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需求和它们国内较为落后的基础建设能力的现状这样一个思想—实践的完整链条。它受到欢迎最初因为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需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多边主义思想使得它们愿意去接受。虽然西方媒体指责这是一种新的债务陷阱，但这类声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主要贷款方由中国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而消失。之后其内在思想实践的统一更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以基础建设为基础的交流合作上，中国于2017 年提出“健康丝绸之路”，启动了一系列卫生健康方案。如，培训卫生专业人员、建立疾病研究和控制中心以及建立共享研究网络等，这些都在去年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借助这个平台，中国与沿线国家多次召开相关视频会议。例如2020 年2 月至10 月间，中国同埃及组织了8 次公卫视频会议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的控制与治疗。此外还提供医疗物质的援助和派遣医疗专家团前往各国协助。［10］1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话语空间。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 年3 月底打给英国首相强森的电话里提到的“我提议我们应该推出一个由民主国家推动的联系全球的类似政策”［11］。美国版“一带一路”并不被外界看好。因为：一方面，美国自身就存在着国内基础建设老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去推动一个国际间的基础建设项目显然无法让其他国家买单；另一方面，美国一向在国际社会上奉行单边主义，经常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以自身利益驱导去干涉他国内政，那么一个由美国来推动的国际交流合作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目的。由此，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空间自然就无法生长。因此，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传播实践中要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性组织的认可，从而通过各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认可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性地位。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属于语言域，是言语行动的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思想域，是意识行动的产品，两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反映，因而两者依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而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建设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为基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相统一、相协调。同时，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话语权，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实践相统一，从而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认可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