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压力与结构矛盾：新发展阶段的就业特征、挑战与应对

周灵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这个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加以把握”。[1]从工业化角度来看，新发展阶段也是中国从工业化后期迈向后工业化时期、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国自2015年以来整体上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并逐渐接近后工业化阶段①我们将中国工业化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等五大阶段。其中，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又进一步分别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即实现工业化，中国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其实已步入后工业化时期，例如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广东和浙江已处于后工业化时期。[2]历史地看，中国曾是世界工业化的落伍者，实现工业化曾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身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已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3]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产量全球第一。[4]

在新发展阶段，或者具象地讲，在从工业化后期迈向后工业化时期、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实质性变革。譬如有学者指出，后工业化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5]毋庸置疑，在此过程中就业领域也会彰显乃至生发出一些新特征新挑战。鉴于此，我们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为考察对象，在概述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及主要成就的基础上，探讨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挑战。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工作及主要成就

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所要解决的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安国之策。在概念上，就业是指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或提供劳务的经济范畴。

从中国的就业工作实践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保持了就业形势长期稳定，促进了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调整优化，就业质量显著提升，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对稳定经济社会全局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最明显的，中国就业人数从1949年1.8亿人增加到2020年7.5亿人，就业人数增加了将近6亿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则从1949年8.5%提高到2020年61.6%，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此同时，就业人员素质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20年，中国技能劳动者数量已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数量超过60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了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达到13.8年。

图1 1949—2020年中国就业人员总量

中国就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卓有成效的就业工作分不开。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计划）都会专门提及年度就业目标或规划期内的就业目标，而且会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例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问题，虽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使用人单位“配非所需、需非所配”，就业质量大受影响，但至少实现了名义上的充分就业。[6]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业工作的演变历程看，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步从城乡就业二元分割、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并存的状态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成熟劳动力市场过渡，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体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劳动力市场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例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置于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驾齐驱的位置，也就是说，将就业优先政策提升到了国家宏观政策层面。2019年5月，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就业政策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

二、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的基本特征

在新发展阶段，就业问题从数量到结构都可能发生一些实质性变化。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分析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发现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大城市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7]从词义讲，“化”本身就蕴含逐步演变的意思，更多体现的是一个过程，而非骤变。一些在工业化后期甚至工业化中期就已经显现的就业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当然也会生发出一些新特征。

（一）城乡就业格局发生重大转变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农村是吸纳就业最重要的“蓄水池”。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仅有1533万就业人员，乡村就业人员则占到了全部就业人员的91.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镇就业比重逐步提升，乡村就业比重逐渐下降（图2所示）。2014年，中国城镇就业规模首次超过乡村就业规模。自那以后，城镇就业比重一直高于乡村就业比重，2020年城镇就业比重提高到了61.6%，乡村就业比重则进一步降到38.4%，城镇已然是吸纳就业最重要的“蓄水池”，城乡就业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图2 1949—2020年中国城乡就业比重的演变

从新增就业看，2009年以来中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保持在1100万人以上，皆超额完成年度既定目标，就业工作成效显著。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城乡分布看，城镇占到了80%以上，加上数百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①2003—201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均值为906万人，总体比较稳定。，意味着城镇既是就业创造最为重要的“蓄水池”，同时也是就业压力最为集中的区域单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出农民工存量依然庞大，但自2011年以来外出农民工的增量呈下降趋势，新增外出农民工由2010年802万人减少到了2019年159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则由2009年527万人增加到2019年763万人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新增外出农民工比2019年减少466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应届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是笔者运用教育层次法、剔除相应教育层次继续深造的人数后得出的结果。。总体看，2011年以来高校毕业生已成为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最主要来源。高校毕业生规模上升，说明劳动力素质在持续优化，但同时也说明城镇地区的就业压力有所抬升，毕竟从区域单元看，高校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城镇就业。加之依然存在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流动集聚的较大空间②研究表明，尽管农村转移人口增量对城镇人口增量的贡献率将下降到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但“十四五”时期农村转移人口增量对城镇人口增量贡献率的均值仍超过30%。[9]，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就业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二）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对凸显

研究显示，中国的潜在就业规模（充分就业时的就业规模）会逐渐减少，“十三五”时期平均潜在就业规模为7.67亿人，“十四五”时期的平均潜在就业规模将减少到7.54亿人，“十六五”时期将进一步减少到7亿人左右，主要原因在于，2011年以来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从而影响到潜在劳动力供给和就业。[8]再加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③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2020年达54.4%。、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普遍延后，也影响了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我们使用小学至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招生和毕业生数量等信息，通过教育层次法测算各教育阶段应届毕业生未继续升学的人数，扣除出国留学人数，加上学成回国留学人数，测算相应年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发现中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在逐年下降（图3所示），中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由2008年1603万人减少到了2019年1100万人。

图3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就业总量性压力会有所减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就业压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较大，“稳就业”依然是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会相对凸显，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智能替代”等结构变化和技能需求变迁，契合这些变化正成为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人群看，中国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存在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以及“智能替代”或产能过剩行业疏解的从业人员。这些群体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将直接影响未来就业工作的成效。

（三）劳动者在产业间的配置继续分化

配第—克拉克定律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劳动者在产业间的就业首先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中国的就业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论断，但又具有一些自身特色。典型的，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转移具有超越第二产业、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征。[10]从近70年的数据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图4所示）。目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高达23.6%，如果比照发达经济体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相形之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持续上升，2020年已达47.1%，这跟近些年来服务业发展迅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紧密相关。当然，中国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还比较低，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是未来重要的工作方向。

图4 1952—2020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演变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上升态势，其比重从1952年7.4%逐步提高到了2012年30.3%的历史峰值。2013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有所下降，2019年进一步降到了27.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变。这是基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抉择。随着“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相关政策的深入实施，可以预期，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

（四）职业结构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演进

职业结构是就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测度指标。近几十年来，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发展，中国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和内涵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甚至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是就业人员最集中的职业类别，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较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就业人员中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大幅提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重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2006年62.5%大幅降到了2019年22.5%，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则从2006年11.4%大幅提高到2019年32.8%，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重也有所提升（表1所示）。

表1 中国就业人员职业结构的演变

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大幅提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重大幅下降，表明中国的职业结构在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方向演进，这既是经济结构变化、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未来职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从社会流动性看，职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促使更多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当下及未来时期，仍需采取有力措施不断优化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五）就业雇员化程度越来越高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就业格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就业不断从自雇状态转变为受雇形式，也就是说，就业处于不断雇员化的过程之中。自雇就业，简言之就是没有雇主、自己为自己支付劳动报酬的就业，受雇就业则是为别人工作、由雇主给自己支付劳动报酬的就业。中国目前可以被视为自雇就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农村的家庭经营活动，另一类则是在城镇和农村从事的个体工商业活动。与自雇就业相比，受雇就业的工作往往更稳定，收入水平更高，社会保障程度也更好。故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就业格局从自雇为主转变为受雇为主也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中国就业格局的变化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就业雇员化趋势有所停滞，但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健全完善，就业雇员化程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全国就业人员中，雇员比例由2006年27.7%大幅提高到了2019年62.3%，自营劳动者的比重则从2006年68.6%大幅降到2019年33.8%（表2所示）。雇员化程度提高，表明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在不断正规化，这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劳动报酬份额。毕竟，就业雇员化比例低是导致雇员劳动报酬份额较低的重要原因。[11]当然，也要正视零工经济对就业正规化带来的冲击。不仅要注意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方式规避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等带来的消极影响，更要关注低技能劳动者在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之间“水平漂移”可能引致的人力资本“低端锁定”风险。[12]

表2 中国就业人员就业身份构成的变化

（六）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持久而深远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被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智能交通、智能健康管理、智慧医疗、智慧家居、智慧农业及水利等领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25年，自动化和人机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8500万个工作岗位。[13]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由2015年51台/万人大幅增至2020年246台/万人，发展势头良好。可以预期，随着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速，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还将继续提升。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持久而深远的。2012 年浙江率先提出“机器换人”战略，上海、广东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政策。在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制定智能替代计划并付诸实施。我们运用3000户企业用工监测数据，在控制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经营情况、企业基本特征等因素后，发现智能替代能提高在岗员工的收入水平。从影响机制看，智能替代不仅可以通过生产率效应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营利能力，还会加速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在替代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从而提高企业在岗员工整体收入水平。从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所发生的领域看，智能替代更有可能发生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制造业，用工紧缺的企业进行智能替代的可能性更大。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促使企业更加注重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的招聘使用，实地调研和抽样数据皆表明了这种趋向。当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冲击还有待更长时期的观察，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检验。

三、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中国的就业工作卓有成效，但从中长期看，就业领域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存在较大的技能型人力资本缺口

当前，技术进步正在重新定义技能需求，技能需求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一些低技能就业岗位日益高级化，对技能转换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新的职业不断涌现，合适的技能组合和终身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的演变表明，近二十年来劳动力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均大于供给。企业用工调查和重点地区调研也都表明劳动者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14]例如，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83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显示，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高级技师、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3.11和2.68，技能型人力资本需求缺口较大。这种技能缺口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弥合，将会阻碍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利于高质量发展。

（二）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亟待进一步优化

尽管中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人力资本分布还很不均衡，人力资本主要集聚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广大乡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在产业层面，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构成虽有所优化，但其人力资本水平在三次产业中是最低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仍以小学和初中为主，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目前只占8%左右。第三产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在三次产业中是最高的，但各细分行业的差异也很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汇聚了众多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相形之下，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高学历就业人员比重仍很低。例如，2019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只占10.1%，只比201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分布跟区域发展状况、行业工资水平和行业特点等因素紧密相关。毕竟，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和人均工资增长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15]缩小这些差异尚需付出诸多努力，这种不均衡状态也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存续。在微观层面，通过分析1600多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我们发现“学历—专业”相匹配的毕业生平均工资显著高于“所学非所用”的毕业生，“所学非所用”不仅会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对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16]显然，无论在宏观、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人力资本配置都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三）青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青年就业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是就业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报告显示，15～24岁之间的青年人，其失业的可能性是25岁以上成年人的三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测算，2021年中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26%，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46%，16～24岁青年失业率是25岁以上劳动者失业率的三倍多。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企，除了青年群体工作经验不足、缺乏职业技能、就业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外，跟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就业竞争压力加剧也紧密相关。从近些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看，青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就业压力较大（图5所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未来就业工作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劳动者的求职意愿和预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选择工作时越来越关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前景，这会给就业工作带来不少新挑战。

图5 中国分年龄段调查失业率

（四）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及市场化程度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前，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最主要的非市场因素有两个：一是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割，二是部门性质导致的单位所有制分割。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力市场化指数”①该指数从劳动力数量配置、劳动力价格两大层面着手，基于户籍开放度、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占比、最低工资和国有单位职工工资等四个二级指标，采用相关数据加权计算了中国各地级市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可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编制》，2019年度研究报告，总第15期。，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呈现稳步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力数量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户籍开放度的提高。与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相比，近年来劳动力价格指数有所下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化总指数的提升幅度，说明劳动力价格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

（五）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对劳动者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工作搜寻方式、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提升就业技能与匹配质量以及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福利水平等方面，对劳动雇佣方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招聘效率和匹配质量、增强用工灵活性、缓解逆向选择等途径。[17]尽管近些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行业规模在持续扩大，人才培训、寻访、测评等高端服务业态快速发展，但在促进就业创业、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领域，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四、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的几点建议

总之，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问题从数量到结构都在发生着一些实质性变化，并面临一些亟待化解的挑战。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在合理应对短期就业压力的基础上，中长期需着力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以涵养长期发展动能。

第一，着眼中长期发展，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效能。中国政府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在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快培养技能型劳动者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数理逻辑推理等通识教育，更好地兼顾专用性人力资本与通用性人力资本，切实提高劳动者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的能力，以便劳动者在面对不断变化和革新的技能需求时，经过短暂适应和专门培训即可契合新形势新要求。值得强调的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对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18]这是因为制造业本身具有较长的价值链条，对劳动者技能产生多样性和不断更新的需求，不仅创造出劳动者、家庭、企业和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还有助于引导社会形成终身学习体系和有效培训机制。

第二，提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就业拉动能力，增强“蓄水池”的韧性。加快发展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拓宽就业新的增长点。研究制定促进“平台+个人”灵活就业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就业服务政策、劳动用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就业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各方责权利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加大对教育、医疗、娱乐、家政等服务业扶持力度，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助力劳动者顺利转岗就业。需要注意的是，零工经济在生活性服务业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长期从事零工经济可能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能升级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避免“去技能化”陷阱。

第三，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能。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数字化信息化平台化建设，提高就业搜寻和匹配效率。建立劳动力信息数据库和企业用工数据库，实现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政府就业管理服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的数据集成，运用大数据手段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进行供求分析，实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效对接，不断提升就业岗位匹配度和精准度。同时，立足人力资源新特点和行业发展基础，多措并举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就业优先、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

第四，分类研究制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政策，完善就业失业监测和预警工作。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完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优化就业失业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经济波动期内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岗位流失情况。完善数据指标，加强企业数据采集和大数据建设，探索开展企业用工定点监测，更好地把握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分析原因和规律，完善失业预警和评估制度。对重点监测企业出现大规模岗位流失情形，探索建立提前报告制度。

第五，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口结构和生育行为变化，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健全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提高女性在抚育期间的就业和福利保障。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普惠托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和推进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延缓人力资本折旧。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给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尽可能地规避人工智能对低技能群体的就业冲击，做好劳动者职业技能更新和转岗培训工作，熨平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变革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