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生产”的医学出版： 起源、形成与价值启示

姜海

【摘要】疫情推动了出版业的自我调适。沿用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文章回到出版业自身内部的医学领域，分析其起源与形成，并试图在后疫情时代下探讨医学出版的价值启示。研究发现，出版业对医学的理解存在內容与服务两条路径，医学知识诞生于路径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就知识生产而言，医学出版形成了“开放—整合—核真”的出版模式，其“跨学科-多渠道”的函数化传播也促使知识溢出，但却依旧无法完全突破医学知识传播的结构性困境。就当下而言，人们需要理解疫情催生的“颗粒性”与“类型化”这两种（医学）出版知识观，前者是与医学价值的勾连，后者则是对出版价值的迭代。

【关键词】社会医学 健康传播 卫生政策与管理 医学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26-08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04

与出版业相对显性的领域相比，医学出版似乎是一条“暗河”，明知其存有，却鲜被梳理。后疫情时代来临，对医学出版的研究不仅关乎学理修补，更构成了出版业回应时代需求的方式与价值。其实，当19世纪初编辑通过《医学与物理杂志》（The Medical and Physical Journal，MPJ）①与作者建立联系时，这一“编作互动”的方式就进入出版业，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1824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1]开辟医学期刊分析，对医学出版的研究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一、医学出版：一个“知识”②起源的追溯

正如“零号报告”阐述了大量医学知识一样，医学出版领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作者对于医学“知识”的分析、探讨、批判。1838年，这种“知识”讨论演变为对医学各种门类的系统性介绍，③1853年出现了医学期刊选集，[2]到了1891年，各类“知识”被汇总成一本由医学博士Frank P. Foster兼任编辑的专业词典，[3]通过四国语言发行之后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随着知识社会学路径的介入，对医学出版的研究也愈加多元。

1. 视“内容”为医学知识的出版研究

20世纪初，出版界在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传播医学知识、建构编作沟通的基础上，对医学知识的改造逐渐呈现出社会性功用。如关注医学期刊的伦理学发展[4]、强调医学期刊中的新闻力量[5]、呼吁国际医学界统一书面用语[6]以及开始有意识梳理各类医学（旧医学期刊[7]、医学教育[8]）的发展脉络等。同时，图书出版也开始以“医学年鉴”（medicine series of year books）[9]的形式将知识进行节点式的总结与探讨。在随后的几年间，这种探讨促成了医学“图书分类化”[10]与“医学图书馆”[11]建设的萌芽。

彼时，出版界给予了知识在医学领域更多的自主性，而知识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对出版业的影响。1920年前后，医学（慈善）基金开始进入如医学教育[12]、健康历史[13]、癌症研究[14]等医学领域。这种资助制度直接促进了医学出版的细分化，且较为明显地带来除期刊之外，书籍、词典等出版媒介的多元形态，以及书评、摘要、报告等文本①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对医学出版的研究出现了战争医学[15]、工业医学[16]等跨学科趋势，尽管此时的医学与出版已深度缠绕，但尚未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被确立，直到1952年第一届世界医学期刊大会[17]召开，医学期刊开始作为一种出版共同体而存在。与此同时，西方的图书出版也进入深耕阶段，不少带有总结性与回顾性的图书评论[18]、系列书籍[19]开始出现，间接性展现了“医学—出版”这两个领域的相互成就。

1960年，国内首次出现医学期刊文摘[20]，仅仅两年，中国学者[21]就提出医学杂志是掌握医学发展动向的重要媒介。同年，作为书目工具的《世界医学期刊》（World Medical Periodicals）[22]正式上线，第一本中文医学科技资料检索性刊物《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也于1963年创刊，医学出版进入数字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针灸麻醉[23]、催眠麻醉[24]等中西医结合技术被国际医刊界关注，这种桥梁效应诱导了80年代国内医学出版的技术转向。今天，人们熟知的医学文献查阅[25]、医学期刊选摘[26]等方法均萌芽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还先后成立了“全军医学期刊编辑学会”[27]“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28]等行业组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医学出版的内容分类愈加精细，随之跟进的研究也愈加关注出版业本体，更倾向于探讨中国医学编辑的知识结构[29]、医学期刊写作规范[30]、科技出版的集团化[31]、医学文献计量分析[32]等“宏观—中观”层面的出版问题。这一时期，四种主流的医学出版类型②被奠定，被广泛认同的影响因子指标也开始被学界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出版界似乎已经意识到医学出版在百年的研究进路中将医学视为表征，所形成的一个由领域、文本、制度等内容构成的知识逻辑。

那么，这一知识逻辑的底色是什么？笔者认为，放置于知识社会学的语境，这种“走向公共”的出版内容背后蕴含着医学知识扩大化的逻辑起点，即我国出版界通过对国内外医学内容的引入、介绍、分析、探讨、建构、批判等，赋予中国出版业增进公共知识广度、创造新型内容生产、营造行业共同体意识之能力。同时，随着传播过程的技术变革，其也渐渐形成了评价知识的统一标准与生产知识的特定路径。今天，以数据统计、规范分析、资源检索等为代表的实证路径占据了医学出版研究的主流，虽有内容的创新与学科的交叉，学者们仍旧将数据研究视为这一领域的底层逻辑，也塑造了其他出版领域对何谓“正确”医学出版研究的外围认知。

2. 视“服务”为提升知识的出版路径

与医学知识的引入近乎同一时期，出版业也开始对如何统计知识[33]、如何评论知识[34]等进行讨论。彼时，医学出版正处于成型的萌芽期，这一时期虽以普及医学知识为主，但已出现了探讨出版业该如何处理知识以便于大众传播的研究。这些研究跳脱了知识的功能性范畴，开始将医学与发行实践活动相关联，体现了出版业的服务属性，即从提升知识传播力的视角来考虑“一本书在医学界的传播，并非只有直接性用途”[35]之可能性。

19世纪末，有学者认为当医学研究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之时，应考虑医学论文的阅读时限和印刷费用，以便符合其社会功能；[36]也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彼时的医学越来越依赖医学期刊的发行，因为期刊提供了對医学的批判与指导，呼吁医学期刊的严肃出版，从而捍卫医学理论；[37]还有读者建议出版业规范医学说法、提供字面标准以改善行业状况。[38]同时，医学图书的出版不仅以教科书、年鉴之形式出现，且被医学图书馆视为核心需求，[39]更在演变之中逐渐呈现出版服务的提升。[40]但是，随着医学出版对这种知识服务的重视，医学内容与出版服务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如医学科目所占版面的多少决定了其在医科内的地位，却未必能为出版业本身带来资源[41]、医学内容出现翻译错误的实质却涉及出版周期的协调[42]、医学协会开始与医学期刊争夺知识的话语权[43]等。之所以如此，源于出版业正在将医学资源内化为自身风格。

进入20世纪，伴随着这种资源内化的加剧，服务得以成为出版业的研究焦点而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明了出版业对医学传播所抱有的责任，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此后出版学界研究医学知识的三种路径。其一是把服务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如关注成功的医学期刊产业实践[44]、医学信息资源开发[45]、医学文献检索[46]等，这一路径偏向于强调出版业自身技术、平台、模式等发展对内容的影响，认可出版业的服务能对医学知识、价值起到重要的大众广传之作用。其二则是探讨内容生产的服务标准，如制定全球范围内的医学出版社协议[47]、论证医学评估的有效性与操作性[48]、分析医药广告的趋势与标准[49]以及探讨社会医学的必备义务[50]等。相对而言，这一路径在新世纪以后才缓慢进入中国医学出版的研究视野，其涉及医学编辑关注文本的操作标准、医学期刊在出版过程中所需遵循的规范等，且尤其关注医学论文学术不端的界定与判断。其三是探讨跨视域（领域/学科）服务的可行性。从20世纪40年代起，医学与经济学[51]、新闻学[52]、政治学[53]等领域逐渐勾连，并在60年代形成了“跨文化医学实践”之服务路径，虽然其他学科都未将医学视为核心研究内容，但医学知识的介入无疑大大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边界，也为医学出版的研究奠定了合理性。

至此，对医学出版源头的追溯可视为一种标准的“知识”学术史，其演变流程大致如图1所示：从图1可见，医学出版的“内容”与“服务”路径几乎同时萌芽于19世纪30年代，前者在经历1838年、1891年、1952年三个标志性节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被逐渐固定。后者也在经历与前者的竞合之后，在20世纪被划分为三条路径，其中的路径之一成为医学出版研究经久不衰的领域。

3. 医学“知识”：生产于碰撞与融合之间

实际上，这种经久不衰也给医学出版研究带来了困扰。表面上，出版的服务路径长期被医学视为提升内容的传播手段，被遮蔽于主流的知识生产框架之中，但内核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所诱发的知识生产观之差异。尽管包含有传播（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试图将医学纳入研究视域，且形成了诸如社会医学、医疗社会学、健康传播学等领域，但它依旧强调正确、补白、修订等知识层面的效果，体现出了一定的“去传播化”之色彩。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知识不应仅限于具体的可供性内容，还应囊括产生效果的观念以及可供传播的制度。尽管研究重点不一样，但遵从这样的思路，今天我们日常认知里的医学知识，其实是在医学出版内容与服务两条路径的碰撞与融合之间诞生的——前者停留在医学的主观层面，涉及的是医科选择何种信息进入正统领域，从而成为专业知识；后者则开始进入组织、制度乃至于结构层面，研究的是出版业如何（更好地）将“专业知识”贯彻至大众的过程。

此时，医学出版的核心问题也逐渐浮现：如果说，医学是根据专业在挑选何谓知识，那对于知识生产而言，出版学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呢？更进一步地说，出版业是如何将“专业知识”传播给大众的？

二、知识生产：出版模式与溢出性的形成

用知识流变的视角来审视医学出版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服务路径才真正被视为出版学的“专业”技能与领域。它是在行业的技术转型、学科交融、模式更新等大背景下诞生的。此后，医学出版对传媒业的贡献已不仅是提供了多么“正确”的医学内容，而是一种对行业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与启迪。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医学出版推动了出版业在出版模式与知识溢出这两个生产层面的变革，前者的三维一体促使后者进行着函数化传播。

1. 出版模式：“开放—整合—核真”的三维一体

所谓出版的模式变革，强调的是出版业运行机制在某种理念、技术、需求等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良性改变。不同于其他专业出版，医学出版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受到具体的（医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又需要遵循社会科学出版实践的规律，还只能在不断变革的社会语境中被理解。故而，三者交汇的“信息共享”[54]理念深刻影响了医学出版。

这种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开放存取”（Open Access）模式的产生。其实，1965年就有学者探讨“如何在不订阅的情况下获得医学期刊”，[55]80年代，这种获取权被视为一种特权，认为“这是让读者及时了解医生生活和利益的问题”。[56]1996年，随着开放架构模型的生成，生物医学期刊逐渐开始了全球化发布的浪潮，[57]医学期刊中的“知识”也开始了无障碍传播。应该说，这既得益于医学基金的资助可帮助医学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订阅模式的经济依赖，也在于全球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传播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随着医科内部融合与交叉的加剧，“知识”也呈现出整合之趋势：2003年，有学者提出生物医学的数字资源整合路径，[58]其中涉及的检索路径、馆藏资源等与出版业高度相连。仅一年，中国标志性的医学知识平台——“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59]上线（试）运营，这一平台几乎打通了彼时中文医学期刊、报纸、论文、图书、新闻等可检索到的文本，且部分整合了外文医学资源。可以说，这一平台几乎成为中国医学出版内外融通、整合的标志性工程。自此以后，医学出版的整合模式走上了“主赛道”：2008年，学界将包含有这一模式的“知识管理”[60]视为医学的本体，并开始探讨如何整合地方医学期刊、[61]高校医学图书馆[62]等。

较之“开放—整合”模式的广适，医学出版还有着“核真”这一独特模式。最初，学界关注的是医学作者在期刊中的引文准确性，[63]随后医学文献如何提升准确性、[64]医学中的同行评议怎样开展[65]等“监督”机制被探讨。进入新世纪，“核真”变得丰富，且逐步拓展到了医学期刊内部审查、[66]医学文献提升校对、[67]医学论文修缮分析、[68]医学编辑学术不端防范、[69]如何挑选医学期刊审稿人[70]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应该说，医学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严谨性要远超其他领域，这既得益于医学的学术属性，也不能忽略出版专业自身技能、机制等的影响。

2. 知识溢出：“跨学科—多渠道”的函数化传播

当然，出版业的这种专业性在传播过程之中更显突出，可这种突出并不能仅被视为知识生产的一种偏向，更应被理解为知识在跨越学科内外边界（三维一体模式形成）之后，通过出版渠道的溢出所形成的函数化传播形态。

这种形态首先需要跨学科的协同性知识生产，虽然医学是此领域知识生产的主流，但医学知识本身就是跨学科交融的产物，更遑论对受众接近“知识”最为便捷的媒介内容（图书、杂志、论文等）的产出均离不开学科间的合作。为把握跨学科“知识生产”的关系，有学者于2012年系统性统计了我国医学领域不同学科作者的合作度，[71]正式将协同性推向了医学知识的生产视野，同时强调应考虑到学科属性的差异。延续着这一思路，医学期刊跨学科办刊策略及建设、[72]医学期刊全媒体实践探索、[73]国际医学信息学的跨学科高产作者分析[74]等议题在医学出版研究中逐渐浮现。这些研究表明，在医学社会化之时，“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依托就是在非医学学科以及医学边缘学科之中进行的。

与此同时，出版业整体转型的阵痛引发医学期刊发行量的下滑，[75]学界开始呼吁拓展出版发行渠道、提高期刊综合利用、打破对外交流壁垒等。这种环境下，中华医学会于2008年与万方数据签订合作协议，[76]医学知识发行于中国互联网学术平台，次年学界提出建构“医学期刊群”的专业渠道之想法，[77]并在随后的数年里开始着手研究医学期刊的经费支持、中外合办、发展策略等。笔者认为，尽管有关医学出版的发行研究从19世纪末零星起步，但医学出版上升为一个显性领域并以此呈现对出版业专业（知识、技能等）的反哺则成型于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源于知识传播的渠道随科技環境、经费来源、转化形式等“变量”的改变而变化，这种函数化传播如下页图2所示。

不难发现，下页图2中的模式凸显了出版业在知识生产中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不再局限于内容维度，而考虑的是通过“出版模式—知识溢出”的建构来促进医学知识的社会化传播。其中“信息共享”理念的落地、跨学科知识的协同生产、多元发行渠道的生成等均属于出版行业独特的专业技能与认知，奠定了医学出版的生产基础。

3. 生产“痛点”：医学知识传播的破圈性困境

生产过程之中，“知识”的视野始终囤于医学与出版各自的专业领域，这也直接导致了即使有图2所示的至少四种发行渠道，但就医学知识在社会中的实际传播效果而言，其依旧有着难以“破圈”之困境，即“知识服务”[78]无法突破大众传播机制、逻辑、路径乃至于平台的限制。其实，这一问题早已受到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社会医学等多领域的关注与探讨，讨论核心则直指社会发展、健康文化、传播实践等变量所产生的钳制。

就钳制的方式而言，《柳叶刀》关注到有出版成果探讨区域社会医学的研究困境，认为公共（卫生）政策是限制这些研究成果扩散的影响因素，[79]也有学者认为发表医学论文的一大伦理困境就在于作者身份、出版版权以及与其他长期利益的冲突。[80]除开社会医学的视野，科学传播视“破圈”方式为核心研究问题，健康传播与风险传播则将涉及健康与风险的“知识生产”认为是奠定自身研究范式的基础，而“传播”则需要重点解答知识如何在社会中流通，且产生正向影响。

显然，无论是这三个领域，抑或多数研究成果依旧停留于指出问题、探讨学理以及分析这些变量如何钳制“知识”的传播之层面。就目前而言，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则是一种可观察到的缺失与遗憾。

三、价值启示：后疫情时代的出版知识观

当然，剥离这种遗憾，放置于当下环境，梳理医学出版起源与形成的价值更多是让我们理解医学出版所带来的“知识观”更迭，以及未来医学出版契合于时代、能反哺与启发出版业的诸多亮点。

1. 医学价值的勾连——从系统性梳理到“颗粒性”知识

如何把握这些契合于未来的亮点，不妨以医学这一具体的“组成结构”为介入点。如上文所述，医学科的系统性、分类化、跨边界等都是其突出的生产特征，均可大致勾勒医学价值与出版业的链接，即出版界以多元化的媒介形态为承载，将源自各门类的医学“知识”进行系统性探讨，由此推进医学出版作为一种行业门类的崛起。超越内容的边界，出版业以专业服务来对医学进行文本分析与传播阐释，从而开启医学出版的研究路径。

显然，“时代危机中育出版新机”[81]促进了医学出版知识生产的变化。就研究价值而言，如果说系统性知识生产抛出了“医学出版”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那么疫情则促进着知识形态的拓展：在以突发性、变异性、周期性、广泛性等为特征的疫情传播影响下，医学“知识”开始在传播形态层面进行着革新与转向，其逐渐适应新的传播规律而革新成为“颗粒性”的知识生产——医学“知识”隐藏在跨学科的互动之中，与大众关系构成立体式布局的基础上，开始在数倍曝光的媒体关注中形成新的传播逻辑，凸显出在医学理性逻辑上的、却浮游于大众感性化传播中的如颗粒一般的知识碎片。这种形态裹挟在媒体对瘟疫事件、防疫任务、政府策略等的传播之中，将会成为媒体的新常态。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任何知识生产与体制发展间是存在深度嵌联的。据此，笔者认为，未来的这种知识生产形态与医学科的系统性特征是存有内在关联的，不能被简单视为现在媒体所谓的“碎片化”形态。毕竟这种藕断丝连式的知识将主导后疫情时代中人们对大众（医学）信息的理解。

2. 出版價值的迭代——从专业性出版到“类型化”知识

后疫情时代中出版业的“专业性”（即服务路径）能带来怎样的知识观呢？虽然“颗粒性”揭示了知识存在的形态结构，却没有揭开这种形态该如何被专业性地传播。在社会医学看来，非专业性状态的医学传播极易形成谣言与舆情，而这恰恰是出版业可修补与调试的领域——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版业将以不同的媒介形态为载体，致力于裹挟着医学“知识”的分类化专业传播，成为整个社会正确认知疫情的底线。

何谓分类化？应该说出版业提供的是一种方法（服务）系统，以此来表达正式和规范的知识，即外明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但为适应疫情不定期的传播特征，医学知识的传播逐渐注重共享、快速、分化、促进，乃至形成了特定的传播节点、渠道与社区。表面上看，这种传播方式似乎让“知识”变得个体、颗粒，乃至于碎片化，也似乎给予了谣言一定的传播空间，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作为外部条件的疫情其实只是创造了一种环境来促使“知识”的传播变革，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仍旧带有传统出版业在处理知识时所建构的“类型”思维。也就是说，笔者认为疫情时“知识”组织的逻辑、对“知识”编码的过程、为“知识”生产提供保障的思维等均是以“类型”的底色分化呈现的。较为明显的佐证是涉及疫情的“知识”可大致分为专业疾病、健康文化、病患情况、医学关系以及在“场域—结构—环境”互动之间所产生的知识类型。这与医学出版的分类紧密相连，也呈现出社会对知识的高度管理。

结语

应该说，以“知识生产”为切入点的梳理，可相对清晰地勾勒出医学出版起源与形成的学术脉络，虽然这一领域存有着结构性困境，但依旧能带来价值启发与未来启示。或许医学出版内容的丰富、服务的开放以及知识的流变等能拓展更多的研究空间，而如何多角度阐释“医学—出版学”的深层互动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就此而言，本文仅能充当引线，希望能抛砖引玉，激发学界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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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ublishing as a For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Origin， Formation and Value Enlightenment

JIANG Hai（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driven the self-adaptation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knowledge of sociology， this article returns to the medical field with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tself， analyzes its origins and forma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value enlightenment of medical publishing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paths of "content" and "servi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s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knowledge" was born from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aths. In te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edical publishing has formed a publishing mode of "openness-integration-authenticity"，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channel" functionalized communic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knowledge spillover， but it still cannot completely break through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medical communication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t presen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andemic led to the birth of two views of （medical） publishing knowledge： "granularity" and "typology". While the former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medical value， the latter is an iteration of the publishing values.

Key words： social medicine;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medical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