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传播文化意涵形成与 文化场域建构

康茜

【摘要】时尚传播作为建构消费社会关系结构与消费文化生活形态的构成要素，在移动传播技术塑造的社交媒体中，其生成权力与传播意象逐渐被解构与重构。文章通过对时尚传播媒介生产社会学与虚拟民族志观察的考量，发现时尚传播意义内涵基于意象解构、文化消解、身体展演、寻求认同的归因，在被看见的时尚文化传播场域中，实现传受双方传播结构的再书写，共同建构时尚文化展演场域、消费社会传播场域与文化再生产权力关系场域，从本质上将由符号商品刻画的消费文化推进到由权力关系镌刻的文化传播場域重构进程中。

【关键词】时尚传播 文化场域 文化意涵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5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08

发轫于模仿与追随的时尚传播，长期以来，基于“自上而下”的模式，不断构筑与推进消费社会的演进与盛行。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动力驱使下， 依托于信息传播技术实践的时尚传播，不仅作为消费文化的核心载体，更作为被观看与被书写的传播景观形塑着时尚文化的意涵，改变着受众的时尚传播实践与时尚文化生活形态。这首先归因于，在单向线性传播演变为交互循环传播过程中，时尚传播主体在社交媒体中愈加隐没，与传统意义上作为“生活方式追求者与打造者，通过制造时尚或消费偶像来引导日常生活”的“文化媒介人”的存在方式大相径庭。[1]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与社会化媒体的演进，消费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如鲍德里亚所言，重心已被替代，现代体系的中心已不再是生产的过程，[2]“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 [3]（6）时尚传播传受双方的边界隐没，时尚传播的生产经历着从机构到个体的迁移、从线性呈现到根茎状的超文本呈现的转换。[4]其次，随着消费文化的视觉化发展和现代性的流动性连结，时尚传播的意义边界经历着重构，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区分为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和纯粹精神意义上的文化，本研究中的时尚传播范围，不仅囊括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层面的时尚实现，更涵盖欲求层面的时尚追求，乃至高屋建瓴的思想、制度与艺术的时尚打造，这一切经过传播意象解构与文化再生产的消解，重新书写着时尚传播的内涵。因此，具象于具备公共展现意象——即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的时尚传播，经过文化再生产的助力，在象征力量与资源分配的权力生成中，建构着时尚文化的传播场域。

一、被重构的时尚传播意义内涵：从区隔性到文化性

时尚传播主体正经历着从组织到个体、由专业到自主、由线性到循环的发展轨迹。不同于专业组织机构垄断的时尚传媒集团一枝独秀，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通过社交媒体的展演，进行着基于不同维度的时尚实践，也由此诸多微信公众号、抖音直播、网络社群、微博主播层出不穷。时尚信息解码和展演的实践背后，呈现出更多社会结构体现与文化表征意涵。经历着结构性变化的时尚传播，在社交媒体的场域浸染中原有意象被解构，在权力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文化意涵被消解，在逐渐兴起的众多积极参与者中进行着文化展演，在阶层固有区隔中寻求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1. 被解构的意象：从自我展演到文化认同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时尚传播，其传播主体在互联性中逐渐隐匿，单纯的“自上而下水滴式”传播模式已不复存在，个体能动性与传播参与意识的崛起推动生产型消费者成为时尚传播主体，主动参与内容生产传播模式的型构，积极形塑时尚传播的意象形成，促使时尚传播模式从垂直化向循环化、从单一化向多元化扩展。时尚传播主体多样化，使得不确定的生产主体参与传播模式的再建构，主客体的身份转型意味着生产与再生产、传播与反作用、主动消费与被动解构的主导方式转变。时尚传播参与者借助媒介技术的展现，[5]通过符号指征来呈现自身的品位特质。然而，伴随着技术作用力与“时尚自然而然推动社会身份的运动”，[6]“发端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尚，并不像以往那般单一地沿着源头自上而下地从精英阶层落至大众之中，而是沿着不同路径向不同方向传播和扩散”。[7]这种多元路径的传播与扩散导致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自我展演实现的推进，促使时尚传播经历着“生产过程与社会现实建构的文化与社会变迁”。[8]（53）事实上，品位的独特性往往会同集体性有机结合，时尚是集体选择的过程，人们模仿他人以融入获得认同的集体，在同一集体中，人们寻求区别于他者的品位特质形成。“品位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在阶级惯习上会呈现区别于彼此的风格。”[8]（67）正是呈现品位与呈现阶级的和而不同，使得时尚传播的意涵最终指向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一方面体现为时尚传播基于身份归属需求的嬗变演进为既统合又区分的动因所在；另一方面又基于品位差异与阶层区隔的矛盾重构为既固定又流动的结构模式，在此二者交互作用力之上，时尚传播的文化认同意义逐步生成。

2. 被统合的需求：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

置身于时尚传播中的传播主客体，同时具备社会人与时尚人的双重属性，通过“人的仪表、穿着状态以及生存的样态”等符号指征来体现“某人某物之为某人某物的存在样态”，[3]（3）自发地进行着基于趣味与品位的自我展演，不仅表达着个体的主观个性与风格特质，也渗透着个体所属社会群体的阶层性质，这正是其文化资本获得与社会归属形成的根源。因此，时尚传播的生产图景日渐成为消费社会中勾连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消费者不再从专属用途角度去看待物，而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3]（34）从这个观念出发，消费社会中的受众，不再仅满足于对物质物理功能的消费，更追求特殊象征符号和指称的时尚性消费，因为时尚提供某种象征物，目的既是身份认同，同时又不断玩弄着身份的不确定性。[9]借助物的符号意义呈现自我身份的区隔认同，实则是进行自我认知与身份建构的过程。个体通过媒介场域进行自我展演，以期吸引同一场域中他者的注意力，借此获取关注、交换认同。“与他人求同和与他人求异的相互作用正是推动时尚发展的动力。”[10]时尚传播主体通过内容选择的文化再生产，极力打造与他人的差异性，标榜时尚引领性，意图成为时尚传播中的引导者与风尚发起者，同时又寻求与他者的同一归属，以期获得社会认同，究其传播本质是寻求自我与他者既区分又统合的身份异质存在。

个体的身份认同受情境结构作用的建构影响，既是一种所在的状态，也是一个成为的过程。[11]身份认同除包含自我个体的内化动因，更涵盖身份认同的归因需求。齐美尔将此归结为“时尚，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身份的运动，一方面，人们模仿他人以融入一个集体；另一方面，人们会想尽办法展示个性去区别于他人”。[12]区别与融入，差异与统合成为时尚传播主体内容生产与传播实践过程中的矛盾存在，除打造自我身份归属的需求实现外，网络时尚传播主体在时空连接中，试图与受众勾连起统合的身份归属。网络时尚传播APP小红书生活版“出租屋大改造”活动发起者“通过大家感同身受的同一话题——出租屋改造的话题分享、推广，和同一需求的‘小红薯们（注：指称所有小红书用户）建立共鸣、互动，甚至实现线下见面探讨互动”。共同话题的设立与互动，打破了横亘于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意义区隔，拉近二者间的情感距离，从而使传播实践双方基于共同话题间的共鸣与归属，推动有效积极的传播效果实现，推动受众对传播主体的情感信任与心理追随。作为“提供呈现与再呈现符号产品与服务的文化中间人”，[13]时尚传播主体实质是在沟通生产与消费间关系中扮演着活跃角色，并参与着时尚传播的实践能动过程。

差异化于传播主体，在内容解读、留言反馈、参与互动、影响议题的循环传播过程中，受众在信息接收与解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寻求身份的同一归属。网络时尚传播中的传受双方需要专属空间与共同关联来建构身份的统合归属。正如“后现代青少年愿意归属于一个带有自身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小团体，这就需要一些由服饰、发型、形体举止、语言和总体风度所构成的特殊符码”一般，[14]具象于时尚传播中，传播主体与追随的“迷群体”基于共同趣味，由服饰、妆扮、消费、品牌以及格调打造而成专属空间，通过特定载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受众根据自身特质与时尚偏好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性互动，传播主体则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意义再生产，显然时尚传播的过程经历着双向与循环的互动，实现着身份归属与身份区分，进而通过个体品位接纳的行为过程，完成社会性的身份认同建构。

3. 被放大的矛盾：品位区隔与文化分化

时尚的符号性与象征性指向了时尚传播的区隔可能性，时尚在传播过程中不仅凸显身份认同，更透过消费“物”的差异放大身份地位的差异，直至形成文化资本的显著异质。布尔迪厄将时尚视作“由集体所创立的信仰和行动模式”的社会事实之一，并将消费及生活方式实践与具体的职业、阶层、群体密切相关，各社会阶层或群体为获取地位性商品而展开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的争斗。[15]显然，不同阶层的个体或群体通过经济资本的确立，进而追求与构筑区别于大众的消费模式与品位选择，从而实现引领性与差异化的阶层区隔与文化资本异质。正如保罗·福塞尔所强调的品位与格调在社会阶层中的重要性，时尚传播者通过“炫耀性消费”，将自身同他人的品位與格调加以区分。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能力的提高，炫耀性消费开始呈现大众化的趋势，从而使追求时尚成为社会群体经验的共享，[16]而追求品位与格调，也成为使个体超越于阶层分化获得文化资本的途径之一。

时尚传播个体会为获得特定阶层的认同而对自身加以符号意味的包装与阐释，如穿戴的服饰、出入的场所、欣赏的画展、阅读的书籍等，将具有象征性意味的符号注入生活实践中。从周围人的反应中形成自我，因此也成为网络时尚传播兴起与发展的本质所在，正是依托于人类阶层区隔的认同需求与消费差异构成，通过涵盖了时尚消费生活方方面面的物的符号与象征，在“看”与“被看”的媒介规训过程中，中产阶层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认同对象，平民阶层找到向幸福美好出发的内向驱动。[17]

4. 被消解的认同：自我实现与群体文化的达成

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与其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可程度互相区分，不如说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识程度互相区分。[18]依托于传播社群的时尚传播意义建构，对物与符号的传播不仅停留于消费层面，更多体现为对消费文化的认同实现。事实上，“消费文化代表着透过工业与资本主义关系，会对传统社会秩序加以毁坏，同时会抑制真实的文化，会造成人们社会认同的混乱、流动以及无穷的困扰”。[19]（160）体现在以互联网、智能手机为载体的时尚传播平台中，作为一种使时尚传播实现“得以生产、维系、转变与建构的符号传播过程”，[20]将时尚消费群体对时尚文化的认知加以细化，并在时尚传播过程中注入集体记忆与情感因素的消费文化认同，显然，这会对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带来一定程度的消解，对群体文化的形成造成不可避免的困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消费性和媒介化使“认同越来越和时尚、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的外观等联系在一起。每个人似乎都不能没有个性化的样子、风格以及具有自身认同性的形象”。[21]这种自我认同伴随自我认知的改变与社会区隔的形成，正回归于唤起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本源。

不论是基于涂尔干“集体欢腾”的集体记忆，还是基于记忆与文化构建关系的社会记忆，“作为社会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知识”的文化记忆，[22]都将由社会调节，最终指向群体与个体，并在传播与书写的过程中，文化记忆客观化为实实在在的物的表征，从而实现“通过文化形式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而得到延续”。[19]（166）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下，消费文化呈现出明显的都市特征和中产阶级倾向，消费主义观念虽然正有向更大范围内的低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技术革新与新媒体普及改变了时尚传播生态，同时在时尚塑造与传播中建构着属于不同时代的群体文化记忆。从20世纪60年代人人向往的“军装”、70年代正式统一的“中山装”到80年代追求自我独特性的“喇叭裤、爆炸头、邓丽君、交谊舞”，乃至今天寥寥数词难以界定的多元时尚需求，消费文化的传播经历着不同时间轨迹演变的群体认同与文化推进。

当社会成员难以通过身份地位的塑造，从而在特定社会群体中获得认同与归属时，消费物品的符号价值，便成为获得阶层区隔与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通过理解自我与群体间的冲突与融合，通过平衡个体身份与集体记忆的差异与共融，从而实现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展演以及对集体文化记忆的认同。表征于时尚传播的框架内，时尚传播通过生产构成在不同群体中流通的信息，将个体时尚传播与集体时尚传播间的区隔加以确立与模糊边界，使得二者间兼具包容与消解的可能性，因此，集体记忆的文化认同便成为时尚传播群体向其成员灌输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强大整合力量。

二、被重新书写的意涵：时尚传播文化场域的内在机理

鲍德里亚强调，新技术与信息传播形式成为从生产朝向再生产社会秩序转变的核心，[23]作为个体身份获得与交往活动进行的第一步，群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往往是群体文化记忆实践的核心，然而，时尚传播的群体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常被解读为带有区隔性，这种区隔性不仅表现于身体在场与传播出场，更体现于其内部的实践圈层中。传受双方同处特定的传播场域中，借助文本内容、视觉形态与意象系统进行循环互动模式建构。传播主体在进行内容产制时，并非局限于内容生产与分享推广，更多依托网络时尚传播社群内涵与意指的新变化，建构传受双方间模仿互动与循环往复的新模式。于此过程中，基于从模仿到循环的交往场域嬗变、从区隔到连接的关系场域生成，时尚传播文化生产的场域内在机理发生着由表及里的转型。

1. 从模仿到循环：时尚传播交往场域的嬗变

“当人们相互凝视、相互嫉妒，人们交换信件、共进晚餐……对无私行为的感激之心使人们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家见面时相互问候，人们为互相赏心悦目而穿衣打扮，这就是由人与人演奏的整个人际关系的音阶，这一切将人们不断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社会各原子之间的互动。”[24]齐美尔的论述将时尚传播的表现形式与人际互动、社会交往相关联，在互动过程中，生产型消费者通过对“自我”形象打造来进行时尚展演，对信息解码者对时尚认知的解读予以回应与关照，以此实现互动呈现与交互场景建构。时尚传播受众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关注等方式与传播者进行信息沟通与行为互动，成为时尚传播中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的起点还原。

然而，时尚传播的最终意义指向并非生成单向行为的关注，而是通过直线型的关注行为与曲线型的互动实现，建构模仿互动与循环流动的传播新模式。参与个体被认同为自身时尚身份界定与文化区隔的积极构建者，他们生产、阐释、界定并建构自身与其他参与者间的行为与互动，而不仅仅是被外部力量影响的消极接受者。换言之，同一群体中以共同使用的基于彼此认同的一套“符号信息”来进行交往互动，时尚传播主体通过对时尚信息的解读，将内容生产与时尚符号以更易被接纳的符号解码方式进行加工，将来自不同地域、阶层、年龄的社群成员以相同的兴趣为凝结，利用时尚社群传播介质的特性，在社群内部进行社交互动。这种互动行为具体体现为模仿互动与循环流动。

传受双方通过对消费文化中象征符号的传递与基于同一社会情景语境的解读，初步建构起时尚传播在网络群体中的关系连接，与此同时，通过迷群体的深化，进而实现模仿互动。时尚传播中自下而上的单向模仿发展为循环往复的互动传播，趋向于交互作用的形成。在此过程中，消费与传播对时尚主体与受众的身份转换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于时尚主体而言，作为制造时尚与趣味的生产者时，受到异质于多重维度的品位格调、阶层区隔和文化资本的制约因素影响，其传播内容多为具有潜在意义和趣味区隔的符号话语。对于掌握着信息符码的受众而言，通过模仿互动，实现自我认同的满足感与文化意义认可的愉悦感，并进行着格调和品位的塑造与强化，继而在循环往复的流动传播过程中重新生成时尚主体传播意义符码的生产和解读，这种循环传播的模式在时尚传播中产生着具有颠覆性的权力作用，并重塑着时尚传播的能动结构与社会意义。

2. 从区隔到连接：时尚传播关系场域的生成

流动性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逐渐由地位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建构自我的方式也随之转向自发性的意义交往和象征交换。[25]（12）其中，追逐时尚便使得“弱势的、边缘的群体获得了某种社会价值或社会认可”。[25]（11）作为社会现实普遍存在的时尚传播，并非独立于个体的生活实践之外，而是通过对偶像进行消费与追随的行为，来追寻、表明并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时尚传播新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权力由此生成。究其原因，对时尚传播者的追随使得受众脱离现实社会中泾渭分明的结构现存体，获得全新领域中充满价值、意义和等级位置区分性的权利划分新标志。鲍德里亚对此曾作出论述：“通过使用各种充满表征与象征意义的物品，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在寻找自己特定秩序和结构中的位置，物品则通过分层化的社会结构为每个人保留一个确定位置。”[26]

创造偶像崇拜是文化工业的重要策略，偶像以看似独特的个性和英雄气质博得公众的青睐，在一个从众的社会中，偶像崇拜往往通过某种伪个性化方式来操纵，并以此掩盖了文化工业本身的标准化和同一性。[27]早期的时尚形成，通过对上层阶级的模仿而构成，在此过程中，对“消费偶像”个体形象的崇拜与追随，逐渐受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影响，演变为“虚荣效应”与“跟风效应”。时尚传播中的迷群体，对文本进行再加工与再传播，将符号生产力注入流动传播过程中，溯源于传播者创造出的与社会情境相关联的意义和消费快感。然而，迷群体“作为过度的消费者与积极的意义生产者”，[28]因此具有符码意涵的内容再次传播，并以此来界定迷群体的生产流通体系与文化传播基调。不容忽视的现象便产生其中，对基于个体差异与主观能动性的内容解读总是会偏离传播实质所在，而成为模糊的甚至隐见的符码意义。

在边界模糊的传受双方间存在着积极的流动循环模式，一方面，受众通过评论机制与互动行为，将各自的意義解读与认同满足即时转化为可见文本，以此保持与传播主体一致的趣味追求。与此同时，借助移动传播时代新型技术工具与展示手段，解读创作出多样多元的文化文本。另一方面，传播者将时尚传播的内容赋予文化色彩，传达着认同归属和追求优越的心理体验。个体的能动性与时尚文化的“审美媒介”特征相结合，使时尚传播中形成团体内外的迷群体，他们在同一团体内打造基于趣缘而成的同一体，在团体之间进行着冲突对抗与异质区分。

三、被建构的时尚传播文化场域

作为文化生产的特定场域，在由消费文化形成的结构性空间中，时尚传播的权力分配、资本购置、系统要素均受到重构。在传播的互动过程中，非主观意愿地对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着重新划分，对时尚符码意义的“赋魅”与“祛魅”行为，不自觉地成为阶层区隔强化与品位等级重新协商的新空间。布尔迪厄将“场域”看作社会位置中由内在的权力关系建构的系统，“每一个场域都是权力关系的所在”。[29]事实上，时尚传播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自身便生成场域，同时在消费语境中的社会关系建构下，作为促进消费文化兴盛的消费场域，其权力要义的本质经过文化消解进行重构，其权力制约受到强化阶层的束缚，其权力内涵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推动下延展。

1. 权力的束缚：时尚阶层的异质

如同费瑟斯通所言：“城市脱离工业化过程转而成为消费中心，并汇聚起各种壮观场面、混合符码，使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导致一种面向后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30]时尚传播在后现代方式主导下，也成为集不同消费符号与消费文化于一体的消费场域。究其生成背景，与产生社会阶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密不可分。在时尚传播场域中，客观存在品位差异与格调迥异，在符号意义的生产与解码过程中，特定场域生成时尚惯习，时尚惯习生产实践，从而勾连起时尚传播的循环互动过程。时尚传播的场域由生产者与受众、传播媒介与组织共同构建而成，非组织机构的生产者作为新兴的传播群体，主观能动性多出于自身的阶层区隔与差异形成。而内化为文化要素的个体能动性，作为时尚传播场域中的客观存在，通过传播者与受众在生产与消费、编码与解码的权力分配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界定。换言之，拥有话语权力或传播资本的传播者更有机会来获得与区分时尚传播场域中所存在的阶层异质。

毋庸置疑，这是对时尚传播中时尚阶层的重新界定与划分。布尔迪厄通过建构三维的社会空间，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阐述了不同阶级的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的模式分布。“社会阶级的场域与生活方式的空间之间，存在‘结构的同源性”，[31]具体于时尚传播中，传播行为与消费水平的勾连是依靠格调与阶层的倾向来进行调节的，不同阶层之间结构化于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形成不同的品位，把控着话语权的传播者通过生活方式的打造与时尚产品的消费，使自己成为时尚发起者与引领者，并逐渐远离大众品位。由此，时尚传播场域并非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存在，而是依托于个体的时尚惯习与行动参与，不断建构而成的互动与流动场域，共同构成着德勒兹所说的“根茎型”传播模式。

2. 权力的更迭：文化再生产的权力场域逻辑

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32]（38）时尚消费是一种被文化所操控的消费，消费的不仅是物品的物理特性与使用价值，而且是物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符号价值。在此意涵过程中，文化权力作为现代符号生产与意义消费中的一种权力关系背景，可谓控制着囊括生产、消费、传播、解读与再生产、再消费、再传播、再解读的整体实践活动，构成了时尚传播领域中的文化权力宰制关系。获得时尚也拥有了某种独特的权力，个体在追逐时尚时，一方面被时尚本身的权力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追随时尚而在强化和扩大着时尚的权力。

其一，体现于传播权力的嬗变。时尚传播作为文化实践的再生产与再传播，其权力场域不断被改造、被重构并嵌入数字化媒介生产中，在实践过程中经历着权力的更迭。以都市文化与大众文化为基石的时尚传播，其运作逻辑也涵盖着微观个体、中观媒介组织以及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不同维度的内容。其二，阶级权力的重组。作为身份符号与社会认同的时尚传播之于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既容易造成社会区隔，又有助于促进个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其三，消费文化权力的转移。在消费文化与社会化媒介的合力作用下，裹挟于其中的受众与消费对象在“看”与“被看”的规训过程中，由“实用消费”向“个性消费”、由“性能消费”向“情感消费”转变，使更多受众寻找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认同，而大众阶层找到向品位格调靠拢的内向驱动。于此过程中，基于身份归属、阶层区隔与文化认同的归因，受众通过物的消费与对时尚的传播，不仅实现着身份区隔和定位的符号功能，更承担着生产意义与传播意义的重要功能。其四，经济权力的再现。作为商品化符号的时尚传播，不仅成为媒介拟态消费环境中的消费客体，更是作为消费主体，其之于生活方式，催生消费文化和景观社会的同时，客观上刺激了物质创新和经济权力的更迭。其五，话语权力的集中。作为象征性文化权力的时尚传播之于文化话语权，既容易造成话语权集中于少数时尚化大都市中，中国的城乡发展差异之巨大，也集中体现于时尚传播话语权力的变更。

3. 权力的拓延：文化场域的推进

从时尚传播的“文化循环”切入，探讨时尚传播场域的推动性作用，则可发现意义从表征到阶层认同，从生产与消费的互动意义，从共同规则到再建规训，时尚传播场域推动了消费文化的演进，并赋予了消费文化以社会结构性的能动意义。

时尚传播的文本生产与传播，依托于对时尚意义的消解与转化，并加以符号内涵的再呈现，而时尚传播的消费过程，则成为消费文化循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对时尚传播的消费惯习加以解读，更是指涉到消费文化新内涵的生成，受众认同则关乎整个消费社会是如何将时尚文化服务于文化意识形态，并将时尚文化的积极作用置于消费社会历史维度的现代意义书写之中。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认为，日益兴盛的大众消费导致社会失去约束，高密度的批量生产与大众消费，使得市场浸入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中，造成了大量的文化复制。然而，消费接合了生产与社会的连接，并成为生产过程的终端，是非社会物质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33]正因此，作为消费社会同生要素的时尚文化，无处不在并兼具文化象征与文化意义的融合。而随着移动传播时代的到来，时尚传播与媒介的交互作用无疑给时尚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推进与发展提供着独一无二的权力场域，其中，时尚文化与消费文化得到了主体性的内在复制。

四、讨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具有社会区分性的时尚文化，一方面使阶层区隔逐渐形成，既定的社会圈层与其他圈层相分离；另一方面推进圈层更加紧密，本身即为矛盾的构成存在。而在时尚传播的推进中，随着集制作者、传播者、消费者、解读者、接受者为一体的傳播态势发展，循环流动与模仿认同的传播模式趋同，正成为时尚传播基于身份归属、阶层区隔与文化认同的归因，建构消费社会时尚文化场域的重要因素。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主体存在的时尚传播者，当不断建构出追随与模仿，并生产制作出同质化的时尚传播实践，这种被动为之与主动进行的模仿，[32]（41）实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模仿的力量构成了社会中一切的相似性。这使得对模仿引发的相似性与信息高度重合难以回避，并对迷群体的迷与追随进行社会结构意义之中的反思。模仿带来的生产意味着浪费与过度挥霍，作为信息资源存在的时尚传播，是否需要如此多的重复与补充；作为时尚消费的受众，是否需要不断膨胀的主体欲望；作为时尚传播的迷群体，面对被书写被建构的现实，是否需要主体意义上的重构？上述所问无疑都构成时尚传播矛盾而对立的逻辑。在被模仿与追随的进程中，传播主体并不是作为情感存在的客体，而是作为被完美化的模板，通过对时尚传播内容完美打造，衍生出特定的品位格调形态，并将品位与格调在地化、扩大化并普泛化。事实上，传播主体在进行传播时，营造着基于自身风格与格调的感召力，其自身也在被消费被解构。在技术革新与消费社会的裹挟中，传播者与受众沉迷于精致的格调、雅致的品位与奢华的符号象征时，便失去了对时尚传播内涵主动创造性的把握机会，沦为被观赏者、被书写者、被建构者。

与此同时，值得反思的是“时尚文化与媒体结合，通过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作用于人的欲望，刺激个体产生幻影崇拜的心理需求和热衷符号消费的盲目行为”。[34]作为身份符号象征的时尚传播，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互作用，直接导致了阶层区隔的不可避免性，作为商品化符号的时尚传播之于个体生活方式与社交关系重构均起着直接的作用力，作为象征性文化权利的时尚传播之于时尚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话语权力建构，更是起着不可逆转的推动作用。因此，看待时尚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要持有辩证而非二元对立的认知，时尚传播不应仅被视为造成意义符号的机械技术复制与盲目消费，更应利用有效的机制将时尚传播与文化研究接合起来，不仅将其视作传播模式，即“生产—文本—消费”“编码—解码”“生产—信息—传播—制约—消费—作用力—再传播—再生产—再消费”的过程，而将其视作社会情境转向中结构性因素的主体能动作用发挥来考究。将此情境置于宏大的社会结构、经济力量、能动因素以及个体主体性的背景中考量，从文化再生产的权力场域建构角度来考量时尚传播，将时尚的文化意涵与时尚传播的实践活动接合，对时尚传播如何以其主观能动性的正向发挥，来满足个体品位格调趋向以及身份认同与社会归属感，进而促进消费社会文化场域的理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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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in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Field

KANG Qian（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China）

Abstract： Fashion communication is a constituent element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lifestyle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powerful media images created by fashion communication are gradually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through social media driven by mobil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dopting the viewpoints of sociology and virtual ethnography to study the fashion communication media，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connotations of fashion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mage de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umption， bodily performativity，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This paper also aims to rewrite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of the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of images from the fashion culture communication field as well as co-construct a fashion culture performativity field， a consumer society communication field and a cultural reproduction power relationship field. Finally， the paper seeks to trac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onsumer culture portrayed by symbolic goods as inscribed by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ield.

Key words： fashion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ield; cultural 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