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阅报社考察（1898-1911）

徐明涛

【摘要】清末时期全国出现了创办阅报社的热潮，数量高达592处之多，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份，且发展至乡、镇、村、里，走进寺庙、茶馆、街头，推动了近代报刊文化的下移与空间拓展。从媒介学角度审视之，阅报社犹如一个个媒介节点，将近代书报递送至城乡、内陆及偏远地区，同时还将普通民众邀约至其所创造的空间之中，为制度化、公共阅读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近代报刊与读者得以联系起来。阅报社犹如“精神车间”，使报刊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其不仅导引了清末社会阅报风气，改变了青年人的阅读世界，甚至使报刊文化沉潜至文盲阶层，一定程度上也使启蒙观念、革命思想获得了物质力量，最终发展成为启蒙运动与革命事件。

【关键词】清末 阅报社 媒介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81-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11

阅报社①诞生于清末时期，由官绅士人或“有志之士”创办，以“启迪民智，开通风气”为宗旨，是供广大普通民众免费阅读报刊、书籍的公共文化场所。从媒介学的角度视之，阅报社作为清末近代报刊“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是广大普通民众“感觉”报刊的介质。[1]（4）可以说阅报社“是非正式的中间地带，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场所，是社会的磁极，是知识设计的中心”。[2]抑或犹如“精神车间”[1]（272）“精神办公室”，[3]通过阅报社的“搭桥”与“交转”，[4]使报刊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目前学界关于清末阅报社的研究虽取得诸多进展，②但多数学者基于阅报社所阅读、宣讲之“内容”进行研究，且关于阅报社的史实亦存在诸多语焉不详之处。阅报社不仅仅涉及抽象内容的传递，且是具体时空中物质性的场所，其包含着地理分布、选址、社名、经费、章程、报刊、读者等诸要素。有鉴于此，文章将重点挖掘阅报社的“物质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阅报社是如何使近代报刊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的。

一、清末阅报社的发展状况与地理分布

关于清末阅报社最早创办于何时，目前学界多语焉不详。其实，1898年9月21日《新闻报》第二版便曾报道过阅报社最早的创办情况：“汉口创之于前，常州相继，而作法至良，意至美也。”[5]依据此报道的时间和地点，笔者查阅资料发现，1898年5月30日《时务报》在“汉口代派各报处江左汉记书局告白”中言及：“兹特设立阅报总会一所，将各报备齐，以供众览，并备茶水，以为消遣之资，尚恳请文人学士，随时惠临为荷。”[6]1898年9月16日《游戏报》第五版有“常州阅报会告白”的广告。[7]可以看出，其时间均在1898年9月21日之前。以此观之，汉口阅报总会应为最早的阅报社。

如果从1898年算起，至1911年，清末阅报社究竟有多少处呢？笔者借助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数据库和《京话日报》《警钟日报》《中外日报》《华字汇报》等纸质报刊，以及各省地方志等上百种文献，统计出1898—1911年间，共有592处。兹将情况列之如下：

由表1观之，1898年受维新运动的影响，阅报社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共有11处。1903年以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如1904年创办63处，1905年97处，1906年达到高潮101处，1907年59处，1908年54处，1904年至1908年属于阅报社创办的高峰时期，五年间共创办374处，所占比例高达65%。1908年以后，逐渐减少，如1911年仅20处。

阅报社从最初的零星出现，之后不断发展，最后延展至全国各地。从横向上看，由东南沿海，向西、向北发展，发展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从纵向上看，由省会大城市到府、厅、州、县，再至乡、镇、村、里，推动了近代报刊文化的下移与空间拓展。

由表2观之，第一，阅报社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即便边远地区的东北三省、广西、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也都设有阅报社。第二，北方诸省是创办阅报社的重心。特别是华北地区，如直隶102处、京师98处、山东39处、河南27处，共266处，所占比例高达45%。华北地区阅报社之所以后来居上，所占比重较大，与民族危机的刺激有着莫大关系。1901年遭受八国联军侵华兵燹之灾最为严重的即为该地区，启蒙者普遍认为是下层普通民众之愚昧，才导致如此盲目排外，故而需要开启民智，越愚昧越需启蒙的心理驱动使然。第三，东南沿海地区阅报社数量并不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新闻事业发展较早且较为成熟，水陆交通发达，报刊易于流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第四，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依然是薄弱环节，所占比例极小。为此清政府针对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情况，也采取了诸多措施。1909年清廷大臣会议考虑到“新疆地介极边，回汉杂处，人民程度太低”，拟定了四项办法：“（一）□□读书识字人若干；（二）设立阅报处，广购各种白话报，任人阅看；（三）广设宣讲所，派员演说；（四）设立小学堂。”[8]同时，学部还聘请八旗满蒙文高等学堂及殖边学堂蒙文教习三名，编辑、翻译蒙文报刊，除摺奏、文牍、论说外，其余皆用白话，出版成册，“寄往蒙古、青海、伊犁、新疆等处，派员分赠，不取报费。并在城乡市镇地方，设立讲报处，遴选熟悉蒙文言语深通汉文者，分期详细讲解”。[9]

那么，阅报社省级（大城市、省会），县级（府、厅、州、县），镇级（乡、镇、村、里）所占比例如何？

由下页表3可以看出，省级大城市阅报社共221处，所占比例为37%；县级阅报社共307处，所占比例为52%；镇级阅报社共64处，所占比例为11%。值得注意的是，县级阅报社所占比重超过了省级，且县级和镇级共371处，所占比例高达63%，是省级的1.8倍。由此观之，阅报社的重心偏向县级和镇级。这一时期镇级阅报社多数设在交通发达或商业繁盛之地。如天津河西务镇、获鹿县石家庄镇、湖州埭溪镇、江西景德镇、磁州彭城镇等。有意思的是湖州埭溪镇，此地虽属湖州，但“境地较僻，风气难开，人每靳于出钱购报”，以至于“报界不堪言状”。该镇“有志之士”蔡绿农为此创办发蒙学堂一所，附设阅报社，专购各种白话报，“以便蒙童课余取阅”，并任人借阅，“以期普及”。同时还将“阅报”作为学堂的教学科目。[10]之后蔡氏又创办人演书社和普渡书社两个阅报社，专购白话报及小说，并通过《警钟日报》告示：“各地志士或窘于经济，或苦于境地不便自购者”，尽可借阅。[11]由于埭溪鎮“学界甚属黑暗，故识字者寥寥”，每日来阅者不过七八人，为此蔡氏又于晚间在发蒙学堂讲演书报，故而“社会稍有激动”。[12]再据《警钟日报》调查，1904年埭溪镇销售有28种报刊，于镇级而言可谓发达，但仅阅报社就订购了23种。这说明省级以下，特别是镇级，在推动近代报刊下移的过程中，阅报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清末阅报社的经营与管理

1. 创办者

关于阅报社创办者的情况，由于其身份构成极为复杂，加之当时许多阅报社皆系多人集资联合创办，进一步增加了统计难度。为此，笔者将创办者的身份分为官绅士人和有志之士两类。官绅士人包括官员和士绅，有志之士则极为复杂，一般指那些没有士绅身份，而在思想上、作为上较为先进的平民，[13]（46）主要包括商人、教员、学生、警察、报馆从业者、医生等。据笔者所统计的592处阅报社，有明确创办者身份者共451处，其中官绅士人创办者245处，所占比例约为55%，有志之士创办者共206处，所占比例约为45%。可以看出，官绅士人是创办阅报社的主体，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士绅参与地方文化事务的传统，即创办阅报社是他们保持地方文化影响力的事业之一。“有志之士”亦不容忽视，虽然其身份复杂，但也说明边缘阶层正渐趋参与到社会事业的建设。由此可以引申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际，随着四民社会的松动，新兴社会阶层已开始参与到社会格局的重组之中。

2. 选址

阅报社的选址至关重要，关系到能否吸引足够的人流量，能否直达最下层普通民众。1905年《京话日报》的一篇报道，反映了当时阅报社的选址情况。

中国识字的人少，无钱的人多，讲报处、阅报处正是为此而设。这两件事不但可以开多数人的智识，并且能帮助学堂的不足。不过在僻静的地方，总不大见效，必须拣热闹街道，总有益处。有人采定护国寺街，设立阅报处一所，逢七八庙会的日子，逛庙的人随意都可进去歇歇腿儿，顺便就把报看了，比别处开设的更觉得合适。[14]

此报道极具代表性，反映了时人创办阅报社的想法，专为经济困难、不识字者而设，以补充学堂教育之不足，选址在热闹寺庙、街道等，以吸引更多的民众。据笔者所统计的592处阅报社，明确标出地址的共有325处，其中有86处设在寺庙及周边，所占比例高达27%。“去神权陋俗，佛寺神祠多变为学会、阅书报公益之地。”[15]寺庙及周边之所以受到阅报社创办者的青睐，就在于其人流量较大，庙会之日更是人员往来如织，且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均可随意出入，这就保证了阅报社的读者数量。与寺庙一样，茶馆及周边也因人流量大，而备受创办者重视，其中有28处设在茶馆及周边，所占比例约为10%。另外如学堂、会馆、戏台、鼓楼、基督教堂、交通要道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都是阅报社的重点选址处。

3. 社名

清末阅报社大多没有专门的社名，一般都是将地名冠之于前。据笔者所统计的592处阅报社，有正式社名的共有78处，具体情况如下表（见下页表4、5）。

由表4、表5可以看出，社名最多者是“日新”，共5处，其次是“益智”，共4处；“爱国”“公益”“益闻”各3处；“正俗”“爱群”“开化”“开智”“尚友”各2处；其余各1处。78个社名中，“日新”“又新”“益智”“开智”“启智”“濬智”“新智”“启新”“启蒙”“梦醒”“盼醒”“医愚”等，都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爱国”“爱群”“合群”等，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合群倾向。78个社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字为“益”，共12次；其次为“智”，共11次；“新”有9次。如果将出现频次较高的8个字，做一简单归类，“益”“智”“新”“开”“明”“闻”六字具有启蒙色彩；“爱”“群”二字具有爱国合群色彩。由此观之，阅报社社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启蒙”与“救亡”的两大时代主题。

4. 经费

（1）经费来源。阅报社为公益性机构，无盈利渠道，其开办经费和日常经营费用，主要靠创办者和社会人士捐助。捐助类型主要包括“创办捐”和“常捐”两类。“创办捐”即阅报社创办之时所获捐助，用于租赁房屋、购买桌凳、购备报刊书籍等。“常捐”即按期（如每年、每月）给予的捐助，用于日常开销。以京师西城阅报社为例，创办者10人，每人银2两，共20两，为“创办捐”；每人每月“常捐”2元，共20元；再者亦有社会人士捐助《中国白话报》《福建白话报》《湖南俗话报》等。[16]河北永清县阅报社亦分为“创办捐”和“常捐”，“创办捐”由发起创办者五人共捐120元，其他113元；每年“常捐”12人，共101元。[17]以上两处阅报社的捐助模式基本可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较之“有志之士”，官绅士人特别是地方官员所办阅报社，经费来源渠道较多，且较为稳定。如有的县令直接从“公款项下挪垫”，而将“捐廉银”作为阅报社经费者较为常见。如元氏县阅报处、高阳县阅报所、安平县阅报社、三河县官讲阅报社、临清县阅报兼阅书公所、诸城县阅报馆、章丘县阅报馆、处州县阅报所、夔州书报社等，皆由“捐廉银”创办。至于常年经费，来源渠道也较多：有的取于牙用（按：营业税）；有的于招垦局征收地租项下提拨；有的将“考武卷资”作为经费；有的从“牛骡税”盈余项下支取；有的由城隍庙及县学田划拨；有的从戏捐项下支取；有的系祠堂洲田以及鱼肉捐、义学款项拨充。由此观之，即便是官绅士人所创办的阅报社，亦无专门、固定、统一的渠道拨付经费，但较之社会人士的“常捐”要稳定。

（2）经费支出。阅报社经费支出大致分为：房屋租金、报刊费用、薪金、杂项费用四项。以天津启文阅报社为例，具体收支情况如下表：

天津启文阅报社系吴梦兰于1905年在天津城东北隅创办，由于影响大，1906年增设了西分社和南分社。其经费收入主要来自社会捐助，表6中其1907年12月常捐收入22元，1908年4月常捐28元，5月33元，7月33.5元，另外还有常捐报刊、书籍等。从其支出来看，分为四项：房屋、报费、薪金、杂项。由于其房屋系社会人士捐借，故而无房租支出。报费支出约占34%，所占比例并不高，主要因为常捐中，各报馆和社会人士捐有实物书报。如《大公报》《中外实报》《教育杂志》等报馆都常捐本报馆报刊。薪金支出约占40%，主要用于支付杂役费用。杂项费支出约占26%，主要是阅报社的日常开销，如茶叶、邮费等。由此观之，除去房租，启文阅报社每月支出约40元。相较于启文阅报社，縣级、镇级阅报社由于规模较小，一般所需费用较低。如对唐山各阅报社的调查显示，“规模大者不过月十四五元，若于乡镇，读者无多，月得七八元足矣”。[18]综上分析，省会、大城市开办阅报社，在无须租赁房屋的情况下，每月约需40元，如果租赁房屋每月需50—60元。县级、镇级阅报社每月约需7—15元。

显然创办阅报社比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要容易，但固定的、长期的支出，对于个人来说仍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当时就有人表达了对阅报社“进锐退速”[19]的忧虑，“忧国之心、经世之志的热情不难掀起，但要把热情化为长期的行动，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13]（54）《大公报》曾指出：“京师阅报社自开办以来，社会风俗颇有影响，惟筹款之难，大同小异。”1907年3月，京师阅报社中因经费困难停办的就有同人、正俗、爱国、乐群四处。[20]河南醒豫阅报社仅开办5个月便因经费不足停办。[21]保定濬智阅报社、益闻阅报社亦因“经费支绌”先后“停歇”。[22]从这些零零点点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因经费困难停办的阅报社应不在少数。即使是名气较大的天津启文阅报社，也面临着经费支绌的困境。从表6可以看出，至1908年7月，该社已入不敷出2.43元。再至1909年6月，因经费支绌，经理人吴梦兰表示实在“无力承办”，于是请求天津议事会予以协助，“筹商办法，以资接济，而免中辍”。[23]天津议事会虽予以承办，但为节省经费，1910年议事会将总社、西社并入宣讲所。[24]1910年天津河东奥界日新阅报社也因经费困难，面临被迫关闭的境地，为此，《大公报》呼吁“自治界”予以帮助，设法维持。[25]

由此观之，到清末后期，很多私立阅报社都面临经费支绌的困境，甚至被迫关闭，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官绅，特别是官方介入、接管阅报社提供了契机。1907年京师督学局鉴于阅报社“有裨益社会，惟恐各处捐款不敷”，准备调查注册，每月给予补助。[26]在无固定、稳定的经费来源情况下，地方官绅在创办阅报社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即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掌握地方文化的领导权，以及在调动地方公共资源如公款、庙产、税捐等方面，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以阅报社选址为例，如前所述，設在寺庙及周边的阅报社所占比例高达27%，之所以将阅报社设置于此，不仅仅是因为人流量较大，经济上的考虑亦是重要因素，使用作为公共资源的寺庙，可省去租赁房屋的费用，而官绅在使用公共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如1907年河南学务处在省城开封创办第一至第五阅报处，其中有三处在寺庙内，分别为城东火神庙、城南栗大王庙、城西马王庙，一处在学务公所大门外，一处在两湖会馆，全部为公共资源。

5. 报刊

关于阅报社中报刊的庋藏情况，从现有资料看，很难统计，多数为笼统记载。如阳湖县阅报社，“专备旬报、七日报约二十种”。[7]南丰县阅报社，“所购新闻各报共廿余种”。德化县阅报社“所购新闻各报四十余种”。[27]天津日新阅报社，备报三十余种，书籍二三十种。[28]深处内地的汶川县阅报社购置书报三十余种。[29]那么阅报社中报刊庋藏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据笔者所统计的592处阅报社中，有34处列出了报刊的具体情况，其中北方24处，南方10处。34处阅报社共有466份报刊，平均每处约14份。但各阅报社所陈列报刊数量不一，最多者如成都阅报公所，1908年庋藏97份。最少者如束鹿县研究时政馆，仅备有《北洋官报》《时事采新报》2份报刊。阅报社庋藏报刊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北方以京、津报刊为主，甚至很多阅报社全无南方报刊；南方以沪、汉报刊为主，亦无北方报刊。如北方24处阅报社全无《申报》，南方10处全无《大公报》。所陈列的466份报刊中，官报所占比例约12%，最多者为《北洋官报》。白话报、画报、蒙学报等通俗报刊所占比例约为15%。34处阅报社中陈列最多的是《北洋官报》《大公报》《天津日日新闻》《中外日报》《顺天时报》，具体情况如下：

由表7观之：34处阅报社中陈列最多的是《北洋官报》，共有21处，可见其影响较大。需要指出的是，21处中有20处是北方阅报社，其影响仍局限于北方。分布较广的是《中外日报》，共14处，北方7处，南方7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庋藏较多的5份报刊中，《天津日日新闻》《顺天时报》皆系日本人创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对我国的影响渐趋增强。

6. 章程

清末阅报社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章程，特别是后期成立者，章程更趋完备、详细。笔者从592处阅报社中统计出52份章程，其大致包括宗旨、定名、开放时间、备报、经费、地点、管理、禁例等八部分。由于前面对定名、备报、经费、地点等都已涉及，现将宗旨、开放时间、管理、禁例总结如下。

（1）宗旨。基本上都是以“启迪民智，开通风气”为宗旨。如“因学堂教育不能一时普及，地方多一阅报之人，即多一晓事之人，阅报社简单易行，故为开通风气之要者”。这代表了多数阅报社的宗旨。随着清末立宪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部分阅报社也参与其中。如怀庆府阅报社将“激发忠爱，以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定为宗旨。[30]宝山县阅报社“以开通社会风气，增进国民知识，期易达地方自治之目的为主旨”。[31]由此观之，启蒙者多将阅报社视为开通民智的利器，以期打破固蔽的社会风气，甚至铲除新政之阻力，以便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之开展。

（2）开放时间。几乎所有的阅报社都有开放时间的规定，基本上是每天开放，永不改易，并有明文规定逾期不候。但每逢节假日、休息日停阅。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各停阅一日，每年农历春节一般会停阅二十到三十天。具体开放时间，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共9小时，成为多数阅报社开放的标准时间。整体上来看，阅报社的开放时间都较长，这就保证了读者有充足的阅读时间。另外，对于开放时间的规定，特别是永不改易、过期不候、节假日休息的规定，本身就是在向社会传达一种现代时间理念。

（3）管理。管理人员，各阅报社一般都设有管理员一名，负责管理社内事务。书报管理，几乎所有的阅报社都规定只准在社内阅览，无论何人皆不准外借。读者规定，无论何人，士庶工商均可入内，不取分文。有的阅报社明确表示读者只有先后，无高下之分。有的阅报社要求读者品行端谨，以避免植党之嫌。同时，对女性有严格的限制，多数阅报社明文规定妇女不准入内。罚款赔偿，对于有所损坏或涂抹或窃取者，照书报原价赔偿。

（4）禁例。不得闲谈、喧哗、谈笑戏谑、争闹、大声吟哦；不得随地吐痰，阅报社备有痰盂；不得吸烟、饮酒；不许赌博、唱曲；不得赤身露体；不得携带玩物；不得携带食物；不得随地大小便；不得杂乱、损毁、玷污、涂抹报章，以重公德；不得裁割报刊中精细图画；不得互相争执；不得在报刊原件动笔批写；名义不正、煽惑人心、毁伤国体、党派之报概不准阅。

由阅报社的章程观之，一方面，是阅报社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和保障，避免了个人因素的干扰，从而使阅读走向制度化。与私人阅读不同，读者进入阅报社，就意味着进入公共空间，在满足自身阅读需要的同时，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妨碍公德。如不得随地吐痰、不得随地大小便、不得赤身露体、不得吸烟、不得大声喧哗等。这些规定在当时不仅传达现代文明阅读理念，更是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另一方面，阅报社章程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序、平等、理性的阅读文化空间。特别是“无论何人皆可入内”“不取分文”“读者只有先后，没有高下之分”诸条，传达了一种现代平等理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作为中介的阅报社，将近代报刊和广大普通民众同时邀约至其所创造的空间之中，为制度化、公共阅读提供了可能。

三、清末阅报社的社会影响

通过阅报社的中介作用，使清末近代报刊与读者（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得以联系起来。阅报社犹如“精神车间”或“精神办公室”，通过其“搭桥”与“交转”，报刊的“意识形态”成为可能，进而使启蒙观念、革命思想获得了物质力量，最终发展成为启蒙运动与革命事件。

1. 导引了清末社会阅报风气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在阅报社的导引下，清末社会阅报风气渐趋兴起。据《大公报》报道：“京师自开办阅报社以来，风俗人心，颇受影响，实为开通风气之转机。”[32]“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已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33]“阅报社、讲报所实为改良风俗，唤醒国民之利器。自西城阅报社、东城讲报所一一创立，京畿内外，群然继起，文明猛进，为北方近年未有之光彩，诚堪欣慰。”[34]山东泰安县商民士庶“向不知报章为何物，且均以洋报笑之”，自從县令设立阅报社，阅报者日见其多，“亦文明进步之机”。[35]宣化府独石县丞鉴于该地民智不开，便选购各种报纸，亲自登坛讲解，暑寒风雨无阻，以至于“听者忘倦”，地方绅民气象为之一新。[36]直隶宁河芦台镇公益阅报社每至朔、望两日，来社阅报者趾错踵接，络绎不绝。[37]顺天府阅报社亦是阅报者逐日接踵而来。[38]天津日新阅报社每日阅报者多达200—300人。[39]绍兴劝学所阅报社每日阅报者有60—70人，且大半是“店铺伙友生徒”。[40]1906年《申报》刊载了《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一文，文中比较了政府、官场、学界、工商界、农民之阅报者的今、昔程度。就农民言之，“昔日则不知有所谓报纸也，今日渐知有报纸，闻讲报社之讲演，则鼓掌欢呼，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己之不能读者”。通过今昔对比，该文论述道：中国报纸之发达与中国程度之发达，必有“日进不已之势矣”。[41]

2. 改变了青年人的阅读世界

阅报社的“搭桥”，使清末青年一代的阅读世界得以改变，以至于成为他们思想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42]1908年在湘西偏远县城溆浦县立小学求学的舒新城，通过阅报社第一次接触到了新书新报，如《新民丛报》《时报》《安徽俗话报》《猛回头》《黄帝魂》等。舒新城被这些新书新报深深吸引，尤为“醉心而嗜读”。[43]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年少时亦是阅报社的常客。据其回忆，在江西南昌生活的三年中，他隔一日去一次阅报社，早上九点去，下午五点回家，带着大饼、馒头作午餐。在这三年中，他把阅报社五大间的藏书和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全部看完，从而“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44]而在学堂里由于阅者较多，阅报社便显得异常拥挤。据范烟桥回忆：“百人集阅报室中，群首攒动，争一纸，其苦万状，非强有力者，往往不能得一读。”尽管如此，范烟桥仍认为报纸上“昏黑之油墨”散发着“异光”，通过读报“沈沈之气为之一舒，安得不色喜”。[45]伍特公在学堂求学之时与范烟桥有着相似经历，课余时间在阅报室中，往往“各报辄一纸而数人聚阅”。[46]远在广东大埔县的少年邹鲁，因常常到阅报社浏览书报，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据其回忆，他家邻近的崇圣祠设有阅报社，所藏书报“除了保皇派的和欧美新时代的读物外，也有凤毛麟角、断简残编的革命派读物”。他便常常去阅报社阅读书报，其所最爱者是革命文章。邹鲁后来回忆他在阅报社得到的益处有二：“第一是对世界政治思潮的认识，第二是对民族主义革命的认识。”[47]湖北黄安县的董必武亦是通过阅报社第一次接触到了近代报刊，其被《新民丛报》深深吸引，“立意新颖，文字生动，笔下带有感情，很感兴趣，开阔了眼界，起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48]从此，董必武便成了日知会阅报社的常客，也因此结识了革命党人刘静庵，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这些青年在阅报社读报、阅报的经历来看，阅报社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接触不到新书新报的人，提供了知识生长场所与新思想生成空间，改变了他们阅读世界和“知识仓库”[49]的构成，丰富了“思想资源”。或许很难通过这几个人的回忆来推及同时代其他人受阅报社的影响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多数青年人而言，其阅读世界已与上一代不一样了。

3. 使报刊文化沉潜至文盲阶层

如果说上面所论述的那些受阅报社影响的青年，一定程度还属于精英阶层的话，那么下层普通民众又受到阅报社怎样的影响呢？据《京话日报》报道，京师甘石桥一位叫张健全的泼街水夫，因常常去听尚友阅报社的讲报，字眼很明白，便自己也学着到茶馆里讲报，结果感动了很多人，“有掉眼泪的，有拍桌子的，有咬牙切齿要说话说不出来的……顿脚捶胸，天良发现”。[50]1905年5月30日，京师西城尚友阅报社开展讲报活动，听讲的人很多，有两位老太太也听了半天，“不住的点头吮嘴，很有领会的意思”。[51]一个黄姓买卖人因听了骡马市讲报处演说陈天华投海的事，大哭不止，后便买了报纸给店里的伙计们讲解。[52]另外，一个叫王星桥的手艺人，因常听讲报，“激动热心”，便一个人出资组织了“强心报社”。[53]再据《大公报》报道：直隶枣强县宅城村有位叫王玉存的村民，家庭并不富裕，仅够糊口，听说城中设有阅报社，便天天去听讲，因被“国民捐”所感动，便与家人商议，卖掉一亩六分田地，全部用于“国民捐”。[54]苏州苏城讲报社讲报时，“下流社会之来听者，无不欢然”。[55]据《警钟日报》报道，“有志之士”张崧云在南海沙头乡演说，听者达千人。第二天乡中农民复请再次演说，“感泣如初”。当天夜晚复请在女阅书报社继演，演说家庭教育之关系及女子缠足之害，听者“泣不可仰”，当晚放足者就有7人。[56]从《大公报》《京话日报》《警钟日报》等零星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通过阅报社之“媒”，报刊的“意识形态”得以“介入”（影响）下层普通民众，特别是“面对面”的讲报，影响则更为直接。近代报刊的“阅读共同体”因阅报社，得以扩大。

4. 阅报社与辛亥革命

清末时期阅报社亦为革命党“暗散”革命书报、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合法”渠道。如前所述，青年邹鲁、董必武都是通过阅报社启蒙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其实，启蒙董必武革命思想的日知会阅报社最初仅是纯粹的公共阅读场所，1905年革命党人刘静庵接手以后，认为“大可引导革命”，于是“渐增革命书报，继而吸引同志，进行组织”，[57]“乘间灌输革命大旨。凡《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均于兹布出”。辛亥革命之所以首义于武汉，与日知会的活动密不可分。国民党元老张难先等曾立碑曰：“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在刘静庵的影响下，江西九江开化阅报社亦成为其“暗散”革命书报的渠道。借此渠道，革命书报渐渐散布于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且“多受感动”。[58]

1902年鄭权等人在福建创设益闻社，附设阅报社，该社以阅报社为掩护，实为革命党的秘密机关。1904年林温如等人成立文明社，“外虽以购备书报，开通风气为名，而暗中则自立共和山堂”。[59]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具有革命性质的阅报社开始增多。如1906年四川大竹阅报社，1907年云南大理榆城阅报社、河南醒豫阅报社，1908年厦门鼓浪屿阅报社，1909年广西南宁醒群阅报社、厦门闽南阅报社、林森在江西九江创办浔阳阅报社等。1910年同盟会在香港创办民生书报社（后改名为少年书报社），作为党员日常开会之所。[60]1911年8月在澳门创办濠镜公众阅书报社，“表面为一公开图书馆，其实陈列策动革命书报，以为鼓吹，并为同盟会所”。[61]海外同盟会利用阅报社进行革命者更多。据赵连成回忆，同盟会在海外工作习惯采用阅报社的形式。[62]同盟会在南洋建立的阅书报社共有“百数十处”。其中南洋英属殖民地共有83处，荷属殖民地52处，[63]缅甸18处。[6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阅报社犹如一个个媒介节点，以合法的途径将革命书报及革命思想递送至内陆城乡、偏远地区，乃至海外，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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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Newspaper Reading Spaces in Late Qing Dynasty（1898—1911）

XU Ming-tao（School of Mar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n upsurge of establishing newspaper reading space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existed up to 592 newspaper reading spaces. They spread across almost all provinces in the country， developed to towns， villages， as well as entered temples， teahouses and streets， which promoted the downward movement and spatial expansion of modern newspape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cience， the newspaper reading spaces were like media nodes，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ublic reading， when they delivered modern books and newspapers 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inland and remote areas， inviting the general public to the space created by them. The newspaper reading spaces were like spiritual workshop or spiritual office， which made the ideology of newspaper possible. It not only guided the trend of newspaper read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anged the reading world of young people， and even made the newspaper culture sink into the illiterate clas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also made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 gain material strength，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ary events.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spaper reading space;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