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报刊的编辑与出版

江曙

【摘要】清末民初留日学生成为晚清文化革新的重要力量，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在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上的地位需重新评估与确定。通过新文献的发掘，目前可考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有86种，较前新增8种，其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同人刊物的初步实践、以东京和上海为轴心的出版销售体系的建构、明治日本报刊思想的中介作用以及印刷装帧技术的改进。留日学生因地缘、学缘、政治思想、文学观念或某一突发事件等而结社，所创办刊物具备同人刊物的特征，其办刊思想深受明治日本报刊的影响，从知识界的启蒙转向对民众的引导，以东京和上海为轴心乃至布局全国的销售网络为其提供实现的可能，其办刊实践也为清末民初思想革命和政治变革赋能。

【关键词】留日学生 报刊 同人刊物 明治日本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1-090-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1.012

王富仁曾断言，20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1]留日学生成为晚清文化革新的重要力量，晚清新知识群中，“一是由士绅集团中分离出来从事文教新闻事业的开明人士，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包括国人自办与教会学堂）及留学运动培养的青年学生”。[2]（277）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和创办报刊，鼓吹民主革命，引进新思想与新知识，形成“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3]的特色，社会效应极为巨大。言论的传播效力，目的在于“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道”。[4]（165）

留日学生报刊的研究，主要在近代新闻报刊史和留学教育史上。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最早涉及，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近代新闻事业通史》拓展研究，郑世芸、李仁渊等聚焦刊物的销售网络以及阅读与传播。留日学生教育史方面，实藤惠秀最早开始留日学生的历史研究并列举所办刊物，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进一步挖掘史料。①

目前，通过报刊史料的挖掘和再发现，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共86种，较前人研究增多8种，以此全面展现其出版图景，并揭櫫其出版实践为近现代报刊发展的先行和示范意义。

一、留日学生的结社与同人刊物的初步实践

1. 86种留日学生刊物的创办

1912年前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数目，黄福庆列出65种，郑世芸列出70种，李仁渊列出60种。表1依据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绍介》、祝均宙《概论辛亥革命前后在日出版的中文期刊》、郑世芸《传播·权力·文化的新场域——以晚清学生报刊为研究中心》、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提供，综合利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新发现8种，共86种（见表1）。

新发现的8种刊物有《东洋》《中国青年学粹》《中國蚕丝业会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卫生杂志》《数理化学会杂志》《教育今语杂志》《浙湖工业同志会杂志》等。

1906年东洋社在东京创办《东洋》。1907年中国国民卫生会在金泽创办《卫生杂志》。1909年《数理化学会杂志》在东京创刊，不定期，由数理化学会编辑兼发行，以普及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为宗旨。1910年1月，钱玄同和章太炎在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撰者有钱玄同、章太炎、陶行知等，由教育今语杂志社编辑并发行，月刊，现存6期，同年停刊，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1910年《中国蚕丝业会报》在东京创刊。同年6月，《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由李文权等人在东京创设，第三期起移至北京，季刊，停刊于1911年。1910年《浙湖工业同志会杂志》创刊于东京。1911年中国青年学粹社在东京创立《中国青年学粹》。这些刊物囿于内容过于专业、销量极少或影响较低，留存极少，新刊物的发现有利于全面展现留日学生的出版图景。

另《预备立宪公会报》，1908年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创刊，预备立宪公会编辑所为总发行，1910年1月底停刊，其编辑、印刷、总发行地点均在上海。此刊常被误认在东京出版。

2. 留日学生的结社与刊物的分化

（1）以时间维度，刊物数量的变化与赴日留学生的数量紧密相关。自张之洞《劝学篇》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纲领后，赴日留学大潮兴起。自1896年始，留日学生人数逐步增长，特别是1903年后暴增，最多至1906年的7 283人，1907年6 796人，1908年5 216人，1909年5 266人，1910年3 979人，1911年3 328人。[5]与之相对应，留日学生期刊从1903年激增，最多的年份是1907年22种，1908年为15种，1906年为10种，赴日学生数量增加直接导致刊物数量的增多与种类的繁杂。

1903年是留日学生报刊的分水岭。1903年拒俄运动风起云涌，1903年旧历元旦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中的排满演说作为重要事件，预示着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群体中的兴起。关于革命主题的报刊集中涌现，留日学生的反清排满思潮逐渐形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增多。《湖北学生界》反满情绪高涨，第五号改用黄帝纪元，第六号改名《汉声》。

（2）以办刊地点而言，86种刊物分布在东京、横滨、千叶等地，其中东京占80种，占据绝对的优势，东京成为留日学生内容生产的集中地与销售枢纽。

（3）留日学生报刊创办与结社密切相关。因地缘、学缘、政治思想、文学观念或某一突发事件而结社。因地缘结社的最为普遍，留日学生初期大多以来源省份组成团体（人数最多的省份有浙江、湖南、江苏、河北等），组成同乡会并创办刊物，以此为核心的刊物多达31种。随之，这些留日学生进入预备学校、师范学校或高等院校，因学缘而聚集，出现医学类、海陆军、法政类等专业期刊，专业性期刊多达26种，在知识传播中附带各种思想和价值观。

随着留日学生思想的分化，因政治思想而结社的逐渐增多并成为主流。最早最具革命倾向的刊物有《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如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衡报》、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河南》、留日学生立宪派的《法政学报》。1900年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是留日学生最早的社团，旨在“形成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联谊组织”，[2]（131）后编译出版《译书汇编》，译书汇编社是第一个翻译团体，主要译介欧美和日本的社会政治学说，志在输入文明，宣传社会思想学说。1902年冬，由苏曼殊、叶澜、周宏业、张肇桐、冯自由等组建新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即“少年中国”，以早稻田大学学生为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并发展，成为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嚆矢。1905—1907年东京地区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中，留日学生占比93%。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的组织，以留日学生为中坚，为此孙中山指出：“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6]

围绕某一报刊而形成的结社，成员有较为相近的文学观念，最早以《新小说》为代表，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罗普等为主力，强调小说启蒙的社会功用，此时政治小说撰译兴起，其所创办的刊物也成为早期同人刊物的雏形。《新小说》自我宣传为同人杂志，第一号刊载启事云：“同人为思想普及起见，故特创为此册。”

女性社团也随之创立，清末女留学生有四个组织，“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子复权会”“留日女学会”。[7]随之女学生报纸大量出现，有《女学报》《女子魂》《中国新女界杂志》等7种。

留日学生创办刊物虽种类繁杂，但大多集中在政治学说，由此新语汇、新名词、新概念大量译入，成为社会革新的思想资源。

3. 同人刊物的初步实践

（1）同人刊物的最早实践。留日学生刊物中，具备同人杂志特征的以《湖北学生界》为最早。1903年1月，《湖北学生界》以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创办，其后《江苏》《浙江潮》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办刊成员虽为同乡，但《开办章程》已超越同乡范畴，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旨趣和追求，集资合办，共同组稿和编辑。最重要的是这类同人组织不以商业盈利为诉求，更多是启蒙与新民。有20个专栏，各栏目编辑由“同人（湖北留日学生）肄业所及择门分任、择译兼行”。刊物前期旨在启蒙，1903年7月更名为《汉声》，排满反清和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主旋律。这与刊物的编辑群体分野有关，办刊人一部分是1899年赴日留学生，一部分是1902年入弘文书院师范科的学生，[8]两群人从“输入东西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的民众启蒙转为“唤醒睡狮之灵魂，挽长流而溅异族之污染兮，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的革命思潮，从理工应用学科向人文社会思想转换，又兼1903年拒俄运动的催化，革命思潮成为主流话语。

《浙江潮》办刊宗旨在于“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本志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以此宗旨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编辑群。据《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资料统计，现存《浙江潮》 10期，共载重要论著约288篇次，其中鼓吹民族革命的有17篇，占5.9% ；激发民族思想的有48篇，占16.7%；鼓吹民权思想的有10篇，占3.5%；介绍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的有11篇，占3.8%。[9]后期《浙江潮》编辑群出现分化，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各种矛盾在其间发酵蔓延。以蒋智由为例，前期打着革命的旗号，“曾参加光复会，甚至一度把‘智由写作‘自由，以示激烈，实乃一投机分子。……他是以著述颇富的文名、光复会会员的头衔而混迹《浙江潮》的”。[10]其思想逐渐转向保守与保皇，许寿裳记述说：“蒋氏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11]

同人在编辑刊物时可协商调整刊物内容。1906年2月5日，《中国新女界》“自第二期后，必更加改良，演说、译述、记载三门增多页数，小说一门加入关于女学文明戏剧，及另添小说一种。编首添插彩色图画，且延东洋图案大家另绘报面，三色版制印”。栏目的字数可随时调整，1905年12月1日《醒狮》第三期“本刊告白”云：“本报所登历史小说篇幅甚长，非数年不能完结。今后不复逐期刊登，当谋刊单行本，以餍阅者先睹为快之望。”甚至可调整刊物的办刊宗旨与旨趣，1908年《民报》第十九号“本社特别广告二”云：“本社自第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

同人组织也有其不确定性和随机性。1903年2月26日，《新民丛报》刊载“新小说社告白”云：“今因本报记者饮冰室主人远游美洲，羽衣女士又适患病，不能执笔，拟暂停刊数月。”

（2）留学生会馆对同人组织运行经验的提升。通过报刊的出版实践，留日学生逐步树立社会责任感，并通过同人组织的运行经验提升其组织能力，这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的运作中有集中体现。清国留学生会馆起初由学生群体与官方合作，为接待新来的留日学生和“联络情谊、交换智识”而成立，在此之前留学生组成的励志会可“代为招呼一切，并可绍介入日本各种学校”。[12]当时驻日公使蔡钧为方便管理日益增多的留日学生相关事宜，促成此事，会馆由总长、副长和十二名干事组成。总长一般由驻日公使担任，副长由留学生监督出任，具體事务由干事负责，有书记、会计、庶务、招待、书报等，1903年设置评议员，“由各校团体选出，遇重要事宜，评议员与干事协议”，[13]后从同乡会中推举评议员，管理组织设置逐渐优化。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留学生总会，意在集合和管理所有留学生，打破以区域或政见集合的小团体，统管各省分会组织，分评议部、执行部、判理部。另外在经费的征集和使用上逐步规范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将编辑部设置于此，译书汇编社、湖南同乡会、闽学会等团体也将此作为主阵地。清国留学生会馆逐渐演变为留学生议事机构，“馆是两层楼房，楼房之外，还单独有一间作传达室的小房，管收发，兼售会馆出版的书刊。会馆是留学生的会议场所，讲演场所，日语教室，俱乐部，也是编译出版的据点。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决定，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14]

清国留学生会馆和中国留学生总会成为留日学生组织能力得以锻炼和进步的平台，“类似这种模仿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社团中十分流行，是他们反对专制，向往和追求民主制的思想倾向在组织上的体现”。[2]（250）

在报刊创办与经营上，留日学生逐步累积经验，学生间的交流较为频繁。据宋教仁所著《宋教仁日记》载，[15]（23-75）其负责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初期商定，“乃议举暂行经理人二人，公举得余及张步青任之。并属余拟一章程”。之后多次协商，“拟草杂志章程稿”“开办杂志会”“订刷杂志原稿用纸”等，其后准备编辑刊物，选用插图，广征稿件，遍访作者，寻求赞助，联系代派处，但征求稿件确实很难，“时《二十世纪之支那》文稿仍甚少，余思索再三，竟无良法，乃拟开会集各社员提议维护方法”。辞去总庶务后还为刊物积极组稿、商议销售、筹划合并事宜。

同人组织决定其办刊的总体追求和价值取向，组织实践逐渐将年轻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中坚力量，随着革命思潮兴起，学生成为革命主力。其办刊实践也为清末民初思想革命和政治变革赋能。

二、东京、上海轴心与全国销售网络的建构

1. 内容生产中心的东京和作为销售枢纽的上海

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在东京生产，并将东京作为重要的销售基地。86种刊物东京占80种，东京成为留日学生内容生产的集中地与销售枢纽。《国民报》以神保町东京堂书店作为日本总经销，《江苏》以东京江苏同乡会出版部作为经销处，《游学译编》以东京游学译编社作为经销处，《浙江潮》以清国留学生会馆作为其日本总经销处。《汉帜》的发行所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东京地区代派处主要集中在神保町，有中国书林、富函房、三省堂等。特别是留日学生排满反清思潮兴起后，东京作为内容生产中心发挥了优势。

国内市场成为必争之地，而上海成为最重要的销售枢纽，“由于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之间存在社会发展的阶梯差距，在新学以及趋新事业的发展方面，形成以上海为轴心、一个大都市为枢纽的辐射网”。[2]（277）留日学生报刊遂形成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销售网络。

上海成为国内最大的经销中心。《白话》由秋瑾创办，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演说练习会编辑与发行，上海小说林社总经销。《江苏》创刊于东京，由江苏籍留日学生秦毓鎏、黄宗仰创办。编辑所设于东京浅草区黑船町廿八番地，上海文明书局总发行，第三期开始由明权社总发行。地域性较强的刊物一般建立省份和上海两个总分销，《湖北学生界》将武汉中东书社作为国内总发行，第三期开始，增设上海国民丛书社作为发行，在全国8个省有15处代派处，第四期增设北京椿树头条胡同咸宁会馆、天津北洋官报局两个代办处，在全国11个省有29处代派处，第五期代派处增至34处。另外，上海虹口有大量日本书店，可以委托订购书报。[16]（171）

其中，上海租界在刊物传播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03年后，留日学生刊物多有革命倾向而被清廷禁止，在此上海的租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蒋梦麟回忆：“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17]1903年5月8日，清廷军机处查禁《革命军》《浙江潮》《新小说》《新中国》等书刊。“近日政府有查禁 《湖北学生界》 之谕， 或曰是端方之一奏所致， 或曰张之洞实为主动力，而端方乃赞成之者。”[18]查禁极为严格，而上海租界为其提供了庇护之所。

2. 全国销售网络的拓展与销售方式的多样化

（1）编辑和发行一体的出版格局。编辑社一般兼具发行，四川留日学生创办《鹃声》，由鹃声社负责出版发行。《法政学交通社杂志》为留日立宪派刊物，由政法学交通社编辑发行。《牗报》在东京创刊，由牗报社编辑发行。《大同报》总发行所为北京大同报社。《滇话》由滇话报社编辑及发行，《夏声》由夏声杂志社编辑及发行，《学海》由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辑社编辑及发行，《海军》由海军编译社编辑兼发行。《数理化学会杂志》由数理化学会发行，上海时中书局、南京图南书局、吉林日报馆作为代派所。

除上海外，各地同乡会组织创办的刊物大多在所在省份设有代销处，形成出版发行的全国网络。《夏声》在国内以西安公益书局为总发行机构，国内有47处代派所，日本有5处，以代派所建构销售网络。《河南》在国内以大河书社作为全国总发行机关，有46处代派所。《第一晋话报》由太原师范学堂及教育研究会总发行。

（2）分层代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以东京、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经销处、代销处基本采取分层代理模式，东京总经销处负责在日本的刊物销售，国内总经销处掌控国内销售网络。总经销负责刊物销售策略的制定、代派处的设立、销售资金的回收等。各地代派处与总经销处是合作和代理模式，不隶属于总经销处。《湖北学生界》第3号公告“内地如有愿任代派处者，望即就近与总经售处商议可也”。《江蘇》在上海有三个经销处，在江苏的苏州、常熟、无锡、常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置17处分派处，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河南、广东等9个省份有21处代派处。

销售资金的回收一般由代派处销售后再行结算。代理销售能够拓展刊物的销售区域和经销效率。代理模式能够有效减轻书店或经销处的经费压力，拉低代理门槛，迅速拓展销售网络，因此诸如《湖北学生界》第五期时销数就能达到七千份。

报刊营销模式主要按照代售份数加以折算。《汉帜》创刊号即提出“凡经售本杂志者，十份以上九折，三十份以上八折，报赀按期汇付”，同时指出“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江苏》创刊号“十份明九折，三十份以上八折”。但也有例外，《直说》第二号则“若海内有愿任本社代派者，以八折计算，但报赀须先汇交”。

同时已售款项不能及时结算、回流，难以形成良性循环，这种销售和结算模式导致很多刊物因资金紧张而只能延期或停刊，刊物的运营不可避免遭受过经费危机。《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七期刊载“本社紧要告白”云：“惟东京所出杂志如《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固学界所欢迎，奈上海代派诸人不肯缴费，积欠印费过多，因之势将停办。”《游学译编》第二十号声称“所有各项账目多未清理，本社以年终须一律结算”。

《中国新女界》最初定价为每册二角，“不惜工本，务求精良”，“所得不敷开支”，只能每册涨价五分。“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前因特别事故，以致未能如期出版”，大多是因经费原因。第四号开始得到“刘女士之赞成，增助资本，以扩社务”。但经费问题仍未根本性解决，因“内地代派之报费，又不能按月寄付”，只能同道中人集资创办印刷社。

（3）邮寄、阅报社、盗印等传播途径。留学生代为邮寄书报。国内学生与留日学生通信联系，“一半是为了留学日本的基础，一半是为了可以看日本的书籍”。[16]（152）《浙江潮》《直言》《江苏》《新湖南》《励志汇编》，皆委托其内地销售。[16]（156-157）同盟会会员、河南籍留日学生宋庆鼎多次给国内同学邮寄《河南》杂志，“极力劝导同乡同学投身革命，并给内地同胞迭寄革命书报杂志如《民报》《河南》等广事宣传，由此而参加革命者逐渐增多”。[19]

各地阅报社大量设立，演讲宣导活动也成常设，“合境能自阅报之人十不居一，其目不识丁之辈在在皆是，尤须广为演说”。[20]《洞庭波》在湖南地区大为盛行，“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城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21]

因刊物的查禁，出现盗版与翻印。各种革命报刊和书籍涌入国内，“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国内学堂学生也被禁止阅读这些宣传革命的报刊，“如有购阅此等报章，及为寄售传播者，学生即时驱逐出堂，并加以惩治，堂中委员不事先禁阻，亦一律记过撤差”。[22]但革命思潮无法遏制，“中国近年革命风潮有如万马齐奔不可遏抑之禁，断非禁阅书报束缚学生即能拔革命军之旗帜也”。[18]

3. 留学生刊物传播效力的逐渐增强

随着销售网络的扩张与建立，刊物创办初期发行量较大。《湖北学生界》第五期有“《湖北学生界》特别大广告”，销数至七千份以上。1907年，《中国新女界》第四期“本社特别广告”，“颇蒙海内外学界欢迎，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诚非初料所能及”。

留日学生创办刊物的读者从传统知识分子转向新学界，特别是学生群体。《汉声》的读者逐渐转为青年学生，湖北城内“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各刊物，人人手秘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为天完徐帝，大汉陈皇，而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23]12岁的郭沫若读到来自东京的进步杂志《浙江潮》，“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都成了“我们课外的书籍”，自由、平等、爱国、改革、尚武等理念进入视野，“我的观念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4]

言论的传播效力。报刊只是产生共情的媒介和实现传播的方式，目的在于“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道”。[4]（165）1910年，朱庭棋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文指出：“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新欤旧欤？彷徨奠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通电，以致通国之人为之大醒，已明者因而更明，顽固者因其詈骂而醒悟，前进者有其驱策而更前，后退者有其鞭策而前进，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之影响巨矣！”

东京作为留学生创办刊物的大本营，成为内容生产与思想萌发之地，其主体地位毋庸置疑。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中转枢纽，租界又为流通提供庇护，由此逐步建立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

三、明治日本报刊的影响

1. 明治日本文化对留日学生思想的影响

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和创办报刊，鼓吹民主革命，引进新思想与新知识。据毛俊萍《清末留日学生报刊的译文来源》统计，译文来自60种报刊，其中日文报刊55种，占比92%；原作者共247人，日本人有171人，占比69%。内容方面，時事政治占比三分之一。[25]

留日学生期刊创办深受明治日本社会背景的影响。明治时期报刊出版盛行，“东京一隅，书肆约有千余家，购书者每于薄暮时，始手披口沫，充溢阛阓，至于新闻杂志，日出约有一二百种，呜呼！如是而欲其民智之不开，国势之不强也得乎”。[26]以本乡、神保町为中心很多书店也成为留学生搜寻精神食粮的地点。1908年，《夏声》第二号刊载《萍雪缘》，译者子羽，篇内有“羽衣客又出去散闷，偶见书摊上摆着一本烂书，随手翻开一看，恰好正叙着他朋友对他说的那件事”。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所需德文书籍，都从本乡和神保町书店购得。

其次，大学课程设置中涉及对报刊的学习。留日学生的办刊实践与其在明治日本所受教育相关，这在课程设置中得以体现。如明治大学法科学科课程设置上，文学部有《通鉴》《左传》《文选》，杂志有《太阳》《成功》《国风》《泰晤士报》《朝日》。[27]（195）在日本阅览《新民丛报》，“议论闳通”。[27]（12）留日学生较多的弘文学院、法政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课程设置均有明治时期报纸的研究，与留学生的办刊实践息息相关。

2. 明治日本报刊对留学生办刊实践的影响

日本于1871年颁布执行《报纸条例》，根据此规定，出版发行须是日本人，因此《译书汇报》的发行人是坂崎斌，《国民报》的印刷人是船津输助，《游学译编》的编辑和发行人是熊野萃。1908年，《民报》刊载汤增暇《革命之心理》，收到日本政府的起诉，指出其违反《报纸条例》第32条。同时，清朝联络日本政府加强对报刊的监管。1903年4月2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刊载消息云：“探悉：外务部奉旨电致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明治日本报刊影响留学生的办刊实践，主要有三点。一是办刊思想上，从专业性转向思想性，从启蒙转向革命，从一般的时事报道转向时事评论，革命思潮和批判精神兴起。《浙江潮》的栏目设置上有“社说”“论说”“时评”“大势”等，《江苏》有“时论”“社说”“杂说”等栏目。二是刊物组织结构上，对办刊宗旨、职权分置、经费筹措与管理等均有借鉴意义。三是刊物的设计上，深受明治日本美术思想的影响，重视版面设置的艺术性。《浙江潮》一改之前刊物的通篇文字，每篇之间有插图过渡，每页有精美的眉头，字体和间距都有设计。

3. 留日学生对刊物装订和装帧的改革

深受日本明治时期期刊的影响，留日学生在报刊和书籍的装订与装帧上加以改革。

清末以前，国内出版的书籍大多采用传统的线装，装订形式在西方印刷术引进之后还维持传统形式并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新闻报刊的兴起与发展，对新闻纸的需求增强，为印刷成本计，大量进口新闻纸被采用，双面印刷逐渐盛行。书籍印刷摒弃传统纸张，采用新式纸张，书籍的装订形式也逐渐得以改变，“平装”“精装”等西方书籍装订形式逐渐得以广泛应用。纸张的引入和新式印刷技术的普及，使书籍装订和装帧随之发生改变。书籍封面从以前的线装书题签模式向多种样式转换。

关于第一本采用洋装形式的中文书刊有两种观点。实藤惠秀指出“留学生在日本所发行的《译书汇编》成为中国杂志采用洋纸、两面印刷和洋式装订的鼻祖”。[28]（212）《译书汇编》由译书汇编发行所发行，于1900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第一期出版时间为“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发行”。姚福申指出1900年郑贯公主编《开智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用洋装形式出版的中文书刊”。[29]《开智录》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创办于横滨，第一期出版于1900年12月22日，迟于《译书汇编》第一号出版时间。所以，最早采用洋装形式的中文报刊应为《译书汇编》。第一本采用洋装形式的书籍应为《东语正规》，“所谓划时代，是指这本书用洋纸和表里两面的印刷，且用洋式装订”。[28]（210）《东语正规》由唐宝锷和戢翼翚主编，于1900年7月23日印刷、7月25日发行。

实藤惠秀曾指出“1903年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史上新旧交替的分水岭”，[28]（229）这个论断是从书籍的纸张、装订、装帧层面加以评判的。

通过新材料的发现与重新解读，1911年前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在近现报刊发展史上的地位需要充分认识与重新定位，刊物因同人性质而创办，因激进或前沿却又庞杂的言论而存在，因新式组织形式而运转，因东京、上海轴心经销网络而传播，不仅成为明治日本报刊及其办刊思想的中介，且留日学生归国后成为国内报刊的实践者和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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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Shu（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led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ole of journal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m needs to be revaluated. The number of the journals amounts to 86， with 8 newly discove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ournals is manifested in publications by colleagues engaged in the same pursuit， the marke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centered around Shanghai and Tokyo， the introduction of thoughts of journalism in Meiji period of Japa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inting and binding technology.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formed associ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hometowns， study experience， political thought， literary notions or a sudden incident which connected them. The marketing system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turn from enlightening intellectual circles to the public. And the practices of publishing and editing stimulated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newspaper and journal; colleagues engaged in the same pursuit of publishing;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