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之同情：整本书阅读的价值指向

摘要：新课标提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的理念，它意味着在日常教学活动过程中，将教材节选的文本放置在更為完整的作品背景下，结合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展开相关解读。通过这种完整的阅读训练，尽可能地回归原著主旨，从而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效果。这种有意识地拓展课程教学资源的教学方式，既能让学生完整地把握文本主旨，更能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最终达到发展其核心素养的目的。

关键词：整本书阅读《范进中举》价值指向

自从课标提出“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这一学习任务群 a以来，笔者以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师生能够通过整本书的阅读，在更为广阔的背景视野下对教材节选的文本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从而能够获得更为全面也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更有助于师生对节选文本主旨的把握，而不是以往局限于文本的片段阅读而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本文拟以中学教材中的名篇《范进中举》为例来探讨其在整本书阅读的背景下所应具有的阅读程序及主旨获得。

传统的教参一般关注这样几个问题：（1）从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看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2）从众人对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看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3）从重点人物（范进、胡屠户）的言行分析人物的性格。由于文本中范进及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喜剧化行为，许多师生往往将其简单视为一则闹剧，尤其是范进因喜极而疯癫的行为常被视为夸张的艺术手法，忽略了更为深层次的作者用意和独特视角。《儒林外史》虽然假托明代故事，然而其所用的制度典章却完全是作家吴敬梓本人所生活的时代，所以要了解范进的反常行为首先要了解清代科举制度的相关常识。

一、科举学额：科举考试的制度性障碍

第一，地方有限的生员学额限制了大多数人科考举士的机会。清朝科举制度的第一道程序——生员考试非常难通过，《清史稿·选举志一》：“生员额初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嗣改府视大学，大州、县视中学减半，小学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大府、州、县仍旧额，更定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名或八名。”b 这意味着每次生员考试，每个县的学额即录取人数从四五名至四十名不等；而且须知，它不是一年一次的高考，它是三年两次，即所谓的“岁、科两试”。古时的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一个县的读书人肯定远超这些名额，按照张仲礼的研究，太平天国以前（即吴敬梓写作的年代），生员数与当地人口之比，最高的是云南为0.63%，最低的是安徽为0.10%，一般在0.10%—0.20%之间。按照小说中的人物设置，范进是广东人，广东的生员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为0.19%c，范进是在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队伍中入考场的 d，太平天国前这两县的文生员学额皆为每次二十人 e，与范进一同参加童生试的魏好古被广东学道周进取了第二十名，周进的这番操作起到了刚好录取却又轻微敲打一番他轻浮学风的作用。f 这也可以看出，小说中的人物籍贯虽然是吴敬梓虚构而来，然在学额这个细节上作者是严谨的。所以，许多人在第一关上就被卡住了。

当然，对于一些学额实在少的地方，实在要冲出这第一关，办法有两个，一是“冒籍”，晚清状元张謇的秀才考试走的就是冒籍之路，当然这是违法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张謇当年几乎也被惩罚得家破人亡。g 另外就是花钱捐监生头衔，这样就可以直接获得乡试的资格，“范进中举”之前的章节是周进的故事，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却连个秀才也未考上，幸亏有几个热心肠的商人凑了二百两银子给他捐了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走上了仕途。h 然而捐钱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得起的，按照张仲礼的研究，道光初年捐一个监生的费用在地方为一百两银子i，而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产值约为7.4两银子 j，普通百姓约为5.7两银子。k 考虑到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缓慢，19世纪80年代和吴敬梓生活的年代（1701—1754）这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应该变化不大，数据还是具有可比性的，即捐一个监生的费用约是普通百姓年收入的20倍左右，这显然是范进无法承担的。

秀才难考，范进考中秀才时已五十四岁，考过二十余次。l 所以，范进中了秀才后虽然还是一贫如洗，依然受到老丈人的嘲弄，但老丈人总算能屈尊来道一下喜。

其次，乡试学额的限制成为新的制度性障碍。《清史稿·选举志三》“乡试解额”，（乾隆九年）定“广东七十二”m，说明在范进乡试的时期，广东每次的举人名额仅七十二名，直到“咸、同间，各省输饷辄数百万，先后广中额……广东十四”n，这才增加了十四名，合计八十六名；且三年才考一次。但与之相对应的考生有多少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录送乡试”，广东属于“中省”，“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六十名”（大省是八十比一，小省五十比一，笔者注） o 这意味着每次乡试，广东的举人录取比例是1：60。所以，范进能够在这四千三百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七，这份成绩当然来之不易。

二、考试费用：科举考试的隐性限制

事实上，于普通的读书人而言，他们除了受到各地的学额限制外，还要受到经济的制约。现在具体的考试费用已经无法考证了，按照约生活于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文人诸联《明斋小识》里的记载：“金陵之行，盘费日增，见昔人旧账，所用约三、四金耳。予初试时，只加其半，今则非二、三十金，不能行矣。寒士馆谷，一年所入几何，何所持作破浪想也。若童生小考县试，买结单百二十文，台凳纳卷各百余文，覆试递增之。院府试又添舟楫之费，及寄寓饭食，每日二百余文，廪生保结，馈一、二钱不等，总核亦在数两左右。”p即童生参加秀才考试，花费约数两银子，乡试约二三十两银子。当然由于时空的差异，这个费用与范进时代的广东没有可比性，仅可供知道有这些收费项目而已。

按照小说中所出现的经济账目，我们可以粗略罗列一下：胡屠户一天杀一头猪也赚不到“钱把银子”q；成了秀才的范进如果找个馆教书，可以“每年寻几两银子”r——小说中周进中举前在薛家集教授几个村童，年薪是十二两银子 s；范进中举人后，胡屠户拿了

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来祝贺t，这显然是胡屠户的一笔重礼了，按整个清朝钱与银的比例，大概从前期的八百钱至后期一千二百钱左右，这笔“四五千钱”大概在四至六两银子之间，这也与范进后来从张静斋送来的五十两银子中拿出六两还给胡屠户得到印证。u上文提及普通百姓年收入5.7两银子，胡屠户这笔钱几乎是他全年的收入了。

通过这些经济账目，再联系范进中举时家中饿了两三天、仅剩一只生蛋母鸡的事实v，可知这些考试费用尤其是乡试的费用于他而言确实是个天文数字。——上文提及周进获得商人资助二百两银子应该是捐监后尚有余钱来参加考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吴敬梓看到了商人这一传统意义上为人轻视的群体身上的可贵品质，“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他们的仗义品德与整本书中那些读书人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考虑到上文所引的广东每届举人1：60录取比例的史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实在只是白白浪费了这笔路费和考试费用而已。胡屠户不愿借钱给范进让他继续参加乡试，也未必是他鄙夷范进目光短浅的表现，而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因为如果考不上，用胡屠户的说法：“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w，而这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耗费家人数年收入参加乡试后的必然结局，毕竟大部分的人在考场上只是陪练，是笔血本无归的生意。在胡屠户看来，“这些中老爷的 ， 都是天上的'文曲星'”@4，这句话在胡屠户潜意识里的解读是科举考试尤其是乡试都是有钱人的游戏，是城里“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5的张府老爷们才有资格参加的俱乐部，于范进这样的“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6的家庭而言，实在有点奢侈。晚清状元张謇算过一笔经济账：从六七岁至成进士的十七八年中，“学生所费于修脯、衣食、住房、书籍者，多寡约计每年六十圆，数已逾千，况专门学校在省，大学在京，又有舟车之费乎！……而鱼鱼而就试，得者仅数千百之一；而不得者屡丧其资斧，至于皓首黄馘而不悛悔”①。作为一个完整经历科举链的资深科举人士，其结论更具说服力。

三、入籍释褐：科举考试的制度回报

清代科举之路极为艰难，但那么多人依然还是义无反顾踏上这条路的原因显然是科举考试一旦成功后所带来的巨大政治与经济的回报，张謇便直白地说：“士之希生员、举人、进士也，为其荣于邦，而他日足以赡其家。”②

先说秀才，《清史稿·选举志一》：“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③不仅经济上可以获得照顾，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即便犯法也不能随便治罪。所以范进考中秀才后，胡屠户告诫他要立个规矩，不要和平头百姓拱手作揖，坏了学校规矩④，这也说明了范进身份的变化，开始和普通百姓不同了，古人称之为“入籍”。——当然日后如果能当官则更好，称之为“释褐”。

有了秀才这个科名，意味着进入了乡绅的行列，按照张仲礼的估算，晚清时期，一个普通的地方乡绅大概每年可以获得九十两左右银子，是普通百姓5.7两银子的十六倍。⑤如果日后进入秀才中的优等，即廪生、增生、附生、贡生的行列，则经济与政治的待遇会更好，尤其是贡生，如果能够获得“大挑”的机会，头等的可授知县，二等的可做教官，还可以到一些县里当书院的山长。

至于举人，除了能享受到秀才所享有的一切待遇，而且出路更广，除了可以继续参加会试外，还有其他的特权，如可以花相对少的钱捐个官，也可以和贡生一道参加“大挑”，到各地书院当山长（待遇要比贡生高），而且是可以和知县平起平坐的。最后这一条尤为重要，封建社会里，知县被称为“百里侯”，民间有“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这样的谚语，足见他们的权力之大，这些官员如果做了什么坏事，一个平民是绝对不敢告的，但若大家一齐出来告发，又会被扣上“聚众”这样一个迹近谋反的罪名，但举人却没有这些顾虑。#3所以范进中举人后，其母丧事中请来做佛事的和尚因琐事被一帮人用绳子拴住送到县衙，范进的一个帖子交给知县，事情就得以解决了。#4范进后来中了进士，钦点了山东学道。#5

以上还只是法律所赋予的光明正大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实际好处还更多，尤其是在地方上。现在教材中节选的“范进中举”，因篇幅限制，只到张静斋拜访送礼为止，如果把后面的文字也选上，则更有震撼力和讽刺效果：“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6——范进中举后仅仅两三个月还未做官，但其物质生活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即便是在丁忧期间，张静斋就劝他：“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泥。”#7指点他“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二人也马上行动了。#8如果把这些文字也选上，那么我们对于范进等人孜孜以求的科举梦及其中举后的发疯也就不再奇怪了，因为一旦获得一定的功名，其所获得的政治待遇与或明或暗的巨额经济回报都可以弥补这些早期的付出。

四、总结

综上分析，我们对于范进中举后的失态，或许能有更多的理解，这既是一种克服诸多制度性障碍和经济贫困因素取得成功后的喜不自禁，也是长期受到精神与物质双重貧困与压抑下的第一次扬眉吐气，更是看到未来高人一等生活曙光后的若狂之喜。总之，尽管范进中举后的发疯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然而却具有合理性，吴敬梓在这里依然用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脸谱化的文学夸张手法，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胜于不合情理的可能”的文学理论主张。

但我们何以会产生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文学喜剧化的错觉，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科举制度的远去，许多后人对其的认识往往只是停留于一些概念化、脸谱化的层面，将科举之路上所具有的艰辛与丰厚的回报忽略掉了，这样便将作者以几近白描的手法将科举所带给读书人大起大落的人生展示错认为喜剧化的夸张。事实上，鲁迅当年就看得很清楚，他评论《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9“秉持公心”即是对其不夸张文学手法的评价。

其次，吴敬梓的写作视角误导了读者。一方面如上分析，现实生活中普通人获取功名哪怕是秀才也不易。但另一方面，于吴敬梓的家族而言却有点例外：高祖吴沛是个廪生$0。五子除一子外其余四子皆中进士，其中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还是探花$1；曾叔祖吴国龙本人是进士，其子吴昺又是榜眼$2，吴昺的孙子吴檠也是个进士$3。当时吴家“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4。吴敬梓的嗣祖父吴旦是个秀才$5、生父吴雯延是个秀才$6、嗣父吴霖起是拔贡并出任过江苏赣榆县的教谕$7，这一房虽然与整个家族而言显得有点不起眼，但依然远在普通人之上。在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映衬下，吴敬梓看待秀才、举人显然已经不是我们普通人仰视的角度，而是一种充满着优越感的俯视，甚至带有几分对科举暴发户的鄙夷。作为普通人的后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容易跟着吴敬梓的视角而被其误导，忽略了普通士人在科场之路上跋涉的艰难及获取功名后激动之情的合理性。

第三，小说的喜剧化场面背后依然流露出浓浓的悲剧气氛。范进一人中举后所获得的巨额回报并不能掩盖住广东高达59/60落榜者的辛酸与屈辱，即便是所谓的小省也依然有高达49/50的落榜率，他们依然还需要不断地在科举考试链上艰难跋涉，而且许多人也被注定是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即便是范进、周进等科举成功人士，他们人生的大半也都耗费在这些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的八股文中，像范进这样一个读书数十年的人竟然不知道苏轼$8，这就充满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又按照张仲礼的研究，清代中后期，生员取中时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9、举人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三十一岁%0、进士中举时的年龄约在三十六岁%1。范进中秀才时是五十四岁%2、周进中举人时是六十多岁了%3，考虑到当时个体死亡年龄约为五十七岁%4，悲剧感油然而生，同时又不能不佩服封建统治者缜密的制度设计。明末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朱元璋直白地说：“吾有法，以柔天下则无如复举制科，天下才智无所试，人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使群屈首于其中，秃顶枯髯弗释书籍。”%5 顾炎武《日知录》一针见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评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7所以《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小喜剧、小闹剧掩盖不了大悲剧的本质。而且，像范进这样貌似忠厚者中举后道德水准迅速蜕变滑坡，这也可以看出功名富贵对于人心的巨大腐蚀作用，这也是悲剧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局限在教材文本中间展开教学活动，无论进行怎样的“精耕细作”，都无法获得这些感悟。只有将教材文本放在更为完整的作品背景下，结合作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现场和历史细节，才能了解到这些人物言行举止背后的真实原因，从而产生同情心，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方法。钱锺书先生也说：“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8“同心”“同理”的前提首先是較为全面地了解，片段化的文本是不可能让人产生真正的了解，而缺乏完整了解的阅读也不可能产生“同情”的共鸣，从而影响了这些经典名著的价值发挥，这也就是现在提倡整本书阅读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2020）资助

作者：龚郑勇，硕士，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教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学科教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