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的人性与人生:汪曾祺晚期小说思想片论

2022-05-30 18:42聂于超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2年11期
关键词:汪曾祺人性现实

摘要:汪曾祺晚年的小说创作有前后两个高潮期,本文将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所有小说作为晚期小说的讨论范畴。通过分析发现,汪曾祺在晚期小说中改变了早期小说的理想化态度,他直面现实,一方面用各种“小恶”表现人性的幽暗和异化,另一方面透过不同的人生遭遇表现人生的苦闷与荒诞,在生命末期表现了自己的真性情和真思考。

关键词:汪曾祺晚期小说阴暗人性苦闷人生直面现实

一、前言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1983)的个人小说创作高潮后,从1984年到1992年,汪曾祺平均每年创作的小说数量不超过3篇。但从1993年起,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96年,汪曾祺却又连续写出了相当数量的短篇。所以,单从数量分布来看,汪曾祺晚年的小说创作有前后两个高潮期。《受戒》《大淖记事》等公认的代表作便写于前一时期,对于汪曾祺的文学史评价,大体也是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为主导:“汪曾祺的作品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a 但是,伴随着汪曾祺小说创作数量波动的,还有其作品氛围、思想上的改变。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汪曾祺90年代小说和以往作品的不同,近年来,也陆续有研究者提出了“汪曾祺晚期小说”的概念,但或许是因为受到以往文学史评价的影响,对于汪曾祺晚年后期的小说研究,时间跨度虽不短,但成果不多。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汪曾祺晚期小说”的范围,学界并无定论。有研究者以1990年为界,将90年代后的作品划为晚期小说 b,也有的是以1985年为转折点,认为此后的小说为晚期小说。c 笔者认为,整体看汪曾祺的新时期小说,90年代的第二个高潮,即“衰年变法”后的作品,或许才具有相对成熟的晚期风格,但有鉴于“变法”在前一个创作消歇期中已有所预示,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将以第二个高潮为重点,但也会时时调整视线,兼顾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

已有研究的探讨方向主要是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两大方面。而就主题思想这一角度而言,研究者多从人物、题材的分类入手,切入点略微浅显,缺乏对汪曾祺晚期小说思想意蕴的总体提炼和把握,还有一定的阐释空间。在我看来,其晚期小说的思想,主要是在直面现实的前提下,对真实人性和人生的审视、思考和回应。因此,本文将以文本细读和宏观把握两种方式,从人性、人生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汪曾祺晚期小说的思想意蕴。

二、人性的幽暗和异化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岁寒三友》等小说,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健康、舒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汪曾祺对人性的态度逐渐从称颂变为了冷峻的审视甚至是逼视。

最明显的,是他对某些古代短篇小说的改写。如《拟故事两篇·螺蛳姑娘》,虽然汪曾祺没有标注其母题,但这篇小说的基本情节和《搜神后记·白水素女》的几乎一致,均写了一个孤独、贫穷但勤劳的农夫捡回一大螺蛳,从此每天劳作回家,家里都已饭菜端整,农夫生疑,终于有一天发现是一女子从螺中出来为她做饭。行文至此,原作中的女子因“形已见,不宜复留”,遂离开,但为农夫留下了一个米可不乏的螺蛳壳,帮助农夫最终娶妻谋官。反观汪曾祺的改写,却是让相遇的两人成亲,男人后来“得温饱,不免骄惰”,甚至用语言羞辱女子,最终,螺蛳姑娘愤然离开,留下呆滞的男人。原作的意图,大约是“贫穷但勤恳者终会有福报”,而汪曾祺的改写则打破了这种浪漫的色调。通常,“文本的再生产使得改文本与前文本之间,既有颠覆解构,又有汇通认同”d,就此篇的改写情况而言,汪曾祺当然认同了“好心者”的人道同情,但他更要展现的,是受惠者心理的不良可能。这一笔改动,显示出此时的汪曾祺与考虑“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魯迅一样,有清醒、敏锐的现实感知神经。类似的改写,还有《聊斋新义·瑞云》,原作中的才子贺生不因瑞云变丑而改变心意,正是有“不以妍媸易念”的真情,可汪曾祺偏偏在结尾处让贺生面对重新变美的瑞云时感到若有所失,这一小改一下就揭开了贺生纯情掩盖下的“怜悯式的占有心理”e 。贺生之所以愿意和丑陋的瑞云在一起,一方面的确有他的情感参与,但细思,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来说,原本遥不可及的瑞云发生了如此变故,他恐怕也有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甚至是拔高。

带着改写时直面真实人性的冷峻态度,汪曾祺进入90年代后再写他熟悉的市井小人物时,笔锋就变了。虽然在过去的小说中,有如《大淖记事》的刘号长、《岁寒三友》的王伯韬等霸道行恶的反面人物,但是,这一类人在小说中往往只起到衬托主要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汪曾祺并不着意表现他们的品性。而在晚期小说中,汪曾祺却能够专门花笔墨来塑造袁大夫(《红旗牌轿车》)和狗八蛋(《狗八蛋》)这类负面市民。袁大夫骑车闯红灯被罚后一直记恨于心,后来坐上红旗牌轿车,就仗势发泄、报复——辱骂交警;同样让人感到可恨的狗八蛋,他看管单位传达室,但除了为领导“直呼其名”地传话,他不会为其他任何人工作,有电话来找人,直接撂话“不在”。尽管篇幅短小,汪曾祺还是用简单几笔就描绘出了这些人的地痞无赖气质,深刻或许谈不上,但那一丝丝黑色幽默的味道与以往所谓的“抒情的人道主义”一相比较,作家对人性的批判态度就可见一斑了。

这种态度,越到生命末期,似乎就越强烈,甚至连一向温柔相对的女性,汪曾祺也要撕下他曾经亲自披上的美好外衣。《合锦》中的二奶奶表面安慰病危的大奶奶能痊愈,却暗暗收起了管家的钥匙,当家后,她吝刻多疑,最后使整个家庭都失去了昔日的活力;《百蝶图》中,陈三的妈坚决不让陈三娶人尖子王小玉。这两位女性,前者未生育,且久居妾位,后者生性要强,年轻守寡,又患有眼疾,在心理上均有些扭曲。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苏童《妻妾成群》中那几位奶奶和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阴暗与变态。更为重要的是《百蝶图》结尾所写的,“她为什么有如此恶毒的感情,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到这时,1996年,汪曾祺终于在小说中较为直白地表达了他的人性论断:其本身具有难以把控的丑恶。

从刚复出时的浪漫审美到晚期的冷峻审丑,京派的诗意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一点点消退。不论是虚构的改写还是回忆的加工,他都把人的隐秘心理和外在丑态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说早期的小说如《受戒》属于汪曾祺创造的梦境,那么晚期的这一系列改写、原创的作品则应当是他对“现实”的录像切片。实际上,关注人性的复杂也只是汪曾祺直面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后期主动进行“衰年变法”的前奏。在晚期的许多篇目中,他更是将笔触深入了人的生存现实,观照到了人的“存在状态”。

三、人生的闷苦与荒诞

“衰年变法”,汪曾祺早在1983年就已提到,当时的态度很明确:“目前还没有这个意思。”f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汪曾祺却频繁使用此词,逐渐流露出了“变法”的渴望。在1991年,他最终明确了自己的变法思路:“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g 其实,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如《复仇》《礼拜天早晨》《疯子》《小学校的钟声》等,就大量使用了意识流技巧。而在思想上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则是这些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解志熙在《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就专章论述了汪曾祺彼时小说中“人的某些存在体验”h 。事实上,晚年主张“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汪曾祺,在艺术形式上极少明显、主动地使用现代主义手法,所以他的“变法”,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参照现代主义,而且在我看来,主要是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所言的“存在先于本质”,按照萨特的说法,即“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i。也就是说,人如何活着,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在早年小说《复仇》中的“复仇者”身上——放弃“复仇”使命而“成了一个自为的存在”j——已得到充分体现。可到了晚期,同样涉及“自由选择”的问题时,汪曾祺却刻意剥夺了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聊斋新义·蛐蛐》一篇,闯祸的儿子为了自己的父母变成了蛐蛐,死前,他给父母投梦,明确地说“我一定要打赢,为了我爹,我妈。我拼命”,这与复仇者一开始“誓为父报仇”的心理是相同的,但关键就在于,复仇者最后放下了被定义的身份,回到了自我,而男孩最终没有这么幸运,“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不妨再看原作《促织》的收尾,小男孩变成蛐蛐后,不仅为家庭带来了转变,最后也活了过来,结局圆满。汪曾祺以“变不回来”的悲剧作结,一方面是想实现蒲松龄揭露黑暗的初衷,同时,他也把“去自我化”的悲哀,客观地表现了出来。和《聊斋新义》同一时期的《小学同学·少年棺材匠》,结尾的“你为什么要当棺材匠呢?”很可能也是作家针对“同学身份被迫确认”这一事实的质询。当汪曾祺放下故作诗意的浪漫,面对真实的人海时,也许他才发现,自在的存在,即一种被决定的人生才是普遍的现实。

在此基础上,人生的失落感、荒诞感或者说人生困境就成了汪曾祺晚期小说经常传递的思想内容。如《忧郁症》中的裴云锦,从贫寒的家庭嫁入看似富足的龚家,以为生活会有所转机,可当家后才发现龚家也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于是,她“又要照顾一个穷困的娘家,又要维持一个没落的婆家”,她单薄的身子怎么能承受两方家庭的重压呢?最终,“迟迟不能生育”这一根思想稻草将她逼至忧郁,乃至死亡。还有《露水》中的那对患难相逢的“露水”夫妻,他们互相扶持,才在一起一个月,男的就患病死掉。这种情节设置,表面上看是一种苦难叙事,但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人物刚从一处困境中走出,很快又陷入新的困境。文本背后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必然的悲剧逻辑,那么对于受难者来说,他们的遭遇就是生命的偶然,而“偶然”在萨特眼里与“荒诞”同义。k《露水》结尾处,女人对死者重复呼喊的“你是个好人哪”,不可谓不是对这种荒诞人生的反讽。

与加入苦难叙事相比,汪曾祺的《捡烂纸的老头》《要账》等篇目,则进一步增强了无厘头的荒诞感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前篇中的老头衣衫破烂、生活拮据,可他死后,却还有八千块钱存款,叙述者对此忍不住发问:“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换一种问法,也许是:“他這么辛苦地活着有什么意义?”可以佐证的是,这个老头每次在餐馆吃完饭,就会道一声“回见”,却不知道他说话的对象是谁,而且,当一个年轻人看了他一眼,说了句话,他便恼羞成怒,跳出餐馆约架。老头这看似劲头十足的生活,其实潜藏着一种无处安放的紧张和焦虑,他只能为情绪和外物所掌控。《要账》中的张老头年老糊涂,但他“是人,脑子里总要想一些事情”,于此,人类那“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特殊崇高感被凸显出来,可情节随即一转,原来老头一刻不停思量着的,是找朋友要本来不存在的账,并“会想这件事想十年”,于是,人类的尊严在此又被消解掉了,无聊、荒唐、虚无才是人生的真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存在主义思想的痕迹,生命末期的汪曾祺和他们有部分相似的旨趣,不同的是,汪曾祺没有夸张变形的虚构或对当下生活的入微观察,他仍在书写过往的生活记忆并赋予这些记忆与以往不同的想法。因此,乍看汪曾祺的晚期小说,小人物如故,但存在主义的荒诞与失落是他新的表达内容。另外,他笔下的平常人,绝没有像早年小说中的部分人物那般,发现了自我(如《复仇》)或是痛苦地反省(如《礼拜天的早晨》),他们在艰难的人生中并没有意识到存在的焦虑,他们只是默默背负着人生的荒谬,苦闷地活着,很少有声嘶力竭的呼喊,他们哪里知道包裹着自身的那一层不可见却又实存的虚无呢?汪曾祺的高明也在于此,他没有用多少现代主义的手法,只是通过合乎本土现实的表现方式,就展现了“各有不幸”的荒诞人生。

四、结语

和早期的小说相比,汪曾祺的晚期小说无疑凸显出了作家对人世间的真切感受,他直面人性的幽暗和生存的悲苦,情感或批判或悲哀,可绝不会营造乌有的浪漫和温馨。1990年汪曾祺曾谈到,小说里边“最重要的是思想”l,现在看来,他也的确在晚期小说

中加强了对现实的哲思。尽管由于小说的篇幅短小、直面现实的笔力有限,但汪曾祺能在晚年跳脱出早期的“单纯美好”,表现出自己的真性情和真思考,这不能不说是对他自己的超越。实际上,汪曾祺对人的深度关注,也充分彰显了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当然,“抒情(的人道主义)”或许不再贴切,可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作家的真情。

作者:聂于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 E-mail :dubiyuanu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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