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吃惊”的伊朗电影

源远

20世纪90年代，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声名鹊起，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一阵伊朗风。他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家》在德黑兰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国际电影节之旅，引发了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誉。之后他拍摄了《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更是在顶级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电影大师黑泽明和戈达尔都对基亚鲁斯塔米作出了高度评价。这个电影系列被影评人和研究者命名为“考盖尔三部曲”，它们向世界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生活和别致的风景。

就像张艺谋的电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黄土高原的壮美和山西大院的瑰丽一样，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则让世界知道了伊朗吉兰省的一个小村落——考盖尔。

吉兰位于伊朗西北部，毗邻里海，面积不大，历史悠长。吉兰界内多山地沟壑，起伏的山峦中散落着静谧的村落。

考盖尔就是这样一个临近里海的小村落，它和附近的村落成为《何处是我朋友家》的外景地。像很多伊朗电影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以儿童为主要角色。从儿童的日常遭遇入手，直面各种社会问题，表达对伊朗百年来政治纠纷、内外战乱、宗教斗争的控诉，流露出对底层的同情，再藉由儿童的视角，沉淀出污浊世界里纯真美好的一面。

《何处是我朋友家》讲述了小学生阿默德寻找同桌穆罕默德的家的故事。阿默德误把穆罕默德的作业本带回自己家，为了让穆罕默德及时完成作业从而避免第二天受到老师的责罚，他两次跑到邻村普什太，寻找穆罕默德的家。但两次寻找都未果，不得已，阿默德回家连夜替同学抄写了作业，第二天在老师检查前把作业本摆在他们的书桌上。一个作业本，两个小伙伴，一段动人的友谊。

基亚鲁斯塔米擅长调用非职业演员，影片中的两个小演员都是考盖尔当地的儿童，他们以本色的表演自然流畅地诠释出儿童的内心世界，阿默德寻找过程中的急切、无奈、渴望与一次次的失望，都通过小演员细腻的神情传达出来。

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强烈地震，伤亡极为惨重。而地震的发生地正是考盖尔所在的地区。曾经看过该片的观众都十分惦念两个小男孩儿的命运。导演更是如此，他也很担心他们的境遇，这种牵挂催生了《生生长流》的故事——一位电影导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前往考盖尔寻找两个生死未卜的男孩儿。影片以纪实手法呈现了震后灾区的景象，记录了人们的悲伤，同时也在残垣断壁中找到了生的希望。而在这次拍摄中，一幢没有倒塌的房屋和一对在震后结婚的年轻夫妇吸引了导演的目光，这又成为第三部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的创作动机。

就这样，这个名叫考盖尔的小山村及其周边村庄成为基亚鲁斯塔米电影创作的“福地”，它们从单纯的外景地变成一个电影系列的叙事元素。透过这三部曲，我们不仅看到导演基亚鲁斯塔米对人性的挖掘，对生、死和世界的思考，而且也领略到伊朗西北部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以及它特有的文化。

大全景镜头叙事是基亚鲁斯塔米的标志性特征。通过大全景镜头，基亚鲁斯塔米塑造出极富形式感的画面。《何处是我朋友家》中最令人难忘的画面就是几乎占满画面的山坡上清晰可见的“之字形”小路，它从山脚通向山坡顶端，阿默德沿着“之字形”山路奔跑的情景先后出现了两次。全景镜头中，小男孩的身影向上、转弯、再向上。《生生长流》中，在导演前往考盖尔的途中，还途经了那个有着“之字形”山坡的外景地，睹景生情，不禁令人想到那个可爱善良的小男孩儿阿默德。

在《生生长流》的结尾处，一直摸索前行的导演终于打听到两个男孩儿的下落，但他必须翻过一个陡坡，再转过两三道弯才能到达考盖尔。在全景镜头中，从画面左侧到画面右上方又是一条大大的“之字形”道路，连接两个转弯的是画面中间一条笔直的陡坡。导演驾驶着小汽车缓慢地爬了上去，但在接近顶端的时候它停了下来，向下滑了一段又向上开去，但随后还是滑到陡坡的底部。在一个行人的帮助下，导演重新启动了车子，向来时的方向下坡驶去，而那个行路人则负重前行，爬上陡坡，这时镜头再拉开，汽车从画面右下重新入画，它似乎是受到了那位行人的感召，重新踏上征服之路。它拐上陡坡，向上爬行，最終冲上了坡顶，拐上左面的道路。它赶上那位行人，载他一同前行。在这个由大全景和全景结合的镜头段落中，山坡上蜿蜒的“之字形”道路，再次形成富于视觉冲击力和象征意蕴的画面，蜿蜒曲折意味着生活中的阻碍与艰难，而延绵不断则意味着生活之流的不息不止。

有趣的是，《橄榄树下的情人》的结尾处再次出现有“之字形”山路的山坡。与阿默德爬过的山坡略有不同的是，这个山坡绿草如茵，小路旁边零零散散地点缀着野花，而山坡上有一棵漂亮的大树。苦苦求爱的小伙子侯赛因眼看着姑娘走上山坡，消失到山坡的另一侧，他提起精神，沿着“之字形”的山路爬到坡顶，最终在山坡另一侧下面宽阔的绿色田野中追上了心上人。基亚鲁斯塔米一如既往地使用大全景表现一对恋人的追逐与和解，画面仍然充满视觉冲击力和叙事张力。

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是“图形式”的，在他的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之字形”山路，以几何学的形式暗示出生命和世界的力量。

美丽的村庄是三部曲中另一个重要的风景，与有“之字形”小路的山坡相比，村庄的景象更丰富、更具生活气息。吉兰省境内有历史悠久的民俗村马苏莱，村庄依山而建，平顶的房屋层层叠叠，云雾缭绕之下，如梦如幻。考盖尔及周边村庄也有着相似的风景，每年会吸引城市的游客来此观光旅游。基亚鲁斯塔米选它们作为外景地也正是缘于它们的秀丽景色。绿色的平缓山坡，成片的树林，依山而建的村落掩映在山间的树丛之中。像马苏莱一样，考盖尔、波什太等村庄的大多数房屋也是典型的二层平顶住宅，以泥墙为主。

在《何处是我朋友家》中，阿默德跑到波什太寻找穆罕默德，在那里我们看到山村里狭窄的石砌台阶起伏错落，底层的泥墙大都涂成灰白色，还有些裸露出石头的墙体;蓝色的木门、木柱，从色彩上看还有几分地中海风格的韵味。给阿默德带路的老木匠唠叨着自己的手艺，画面上也不时出现雕有几何形图案的窗户。在房屋简单粗朴的外观映衬下，这些雕窗透露出一种含蓄的精致之美，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建筑文化的传统。

基亚鲁斯塔米擅长调用非职业演员，影片中的两个小演员都是考盖尔当地的儿童，他们以本色的表演自然流畅地诠释出儿童的内心世界。

大全景镜头叙事是基亚鲁斯塔米的标志性特征。通过大全景镜头，基亚鲁斯塔米塑造出极富形式感的画面。

 伊朗儿童电影生存于一个独特而又复杂的现实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质朴的电影形态、淡化故事情节是其鲜明的特点。

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导演偶遇新婚夫妇的地方也是一幢二层楼房，房屋一侧有木制楼梯，二楼是蓝色的木制立柱支撑的走廊和刻有菱形图案的护栏。走廊外的屋檐上放着一盆盆鲜花绿植，装点着朴素的房屋。这部影片的故事是，青年侯赛因和少女塔赫丽被导演挑中，进剧组拍电影，他们演出的那场戏曾出现在《生生长流》中，扮演的是一对震后结婚的年轻夫妇;在戏外，侯赛因一直追求塔赫丽，但却遭到女方长輩的反对。在拍戏的间隔，侯赛因反复向女孩儿表白，随着电影的拍摄，塔赫丽似乎也开始向侯赛因敞开心扉。电影拍摄结束了，侯赛因终于获得了爱情。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称是《Through the Olive Trees》，的确，穿越树影婆娑的橄榄树林正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场景。其实，橄榄树林同样也出现在另外两部电影中。在《何处是我朋友家》中，阿默德往返于考盖尔和波什太两个村子之间，翻过山坡后他都要跑过一片橄榄树林。在移动的俯拍镜头中，小小的身影快速穿过树林，正衬托出他急切慌乱的心情。在《生生长流》中，导演在前往考盖尔的途中也经过一片橄榄树林，他寻着林间吊篮中婴儿的哭声找去，并逗着婴儿发出笑声。粗大低矮的树枝在地上投下重重的阴影，这片树林引起了他的注目和遐思，也许正是在此基亚鲁斯塔米获得了灵感，最终讲了一个橄榄树下的故事。

在《橄榄树下的情人》中，有几场重要的戏都是在橄榄树林中拍摄的，比如侯赛因追赶塔赫丽的奶奶，请求她把孙女嫁给自己。奶奶认为侯赛因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房子，一口回绝了侯赛因。还有一处是电影拍摄结束了，眼见他们再没有机会见面，在橄榄树林中，侯赛因追着走在前面的塔赫丽表白自己的心意。他们一前一后穿行于橄榄树林中，变幻的树影、繁茂的枝叶、急促的步伐正对应着侯赛因急切而深厚炽热的情思。

在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里，风景不是简单的环境，而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自然里的山水花木都被赋予丰富的意义和内涵，超凡的全景画面在展示大自然景观的同时，也迸发出思想的魅力。优美的风景成为生命理想的所在。

在《生生长流》中，被地震破坏的山村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透过土黄色的残破房门，导演看到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山坡，随着摄影机的推进，在古典音乐的衬托下，一派优雅的田园风光呈现在观众面前，生活的信念、生命的美好都在这如画的风景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作为伊朗电影的革新者，开创了伊朗电影的新时代，促进了世界电影的多元化发展。

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内敛含蓄，乍看起来，节奏缓慢，缺乏通常意义的故事性，但如果沉下心来，就会品味出他的独特匠心，他在情节和场景的反复中推进叙事的发展，散淡的讲述背后有着明确的叙事节奏和结构。三部曲之后他又拍摄了《樱桃的滋味》（1996年）、《随风而逝》（1999年）等影片，在这些影片中，蜿蜒曲折的山路与全景中的山野景色依然是浓重的基亚鲁斯塔米风格。

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在伊朗国内受到了限制，但他却把电影推向了世界。在他之后，不少更年轻的伊朗导演的作品不断进入全球影迷的视野。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1997年）、《天堂的颜色》（1999年）表现了儿童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女导演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苹果》（1998年）记录了贫困女童的生活遭遇，贾法·帕纳西的《白气球》（1995年）和《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都是借讲述儿童故事来探索人性。这些电影让上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焕发光彩。进入新世纪后，这些导演继续推出新作，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黑板》（2000年）和《午后五时》（2003年），贾法·帕纳西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深红的金子》（2003年）、《越位》（2006年）和《出租车》（2015年），阿斯哈·法哈蒂的《烟花星期三》（2006年）、《关于伊丽》（2009年）和《一次别离》（2011年），这些影片都受到了世界影坛的关注和好评。这些影片就像是一个窗口，让世界通过影像了解伊朗、认识伊朗。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