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以云南宾川新庄红军村为例

马 云，钱俊希，唐雪琼

（1. 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昆明 650224；2. 香港大学地理学系，香港 999077）

地方（place）是人与区域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空间，充满社会和文化意义，为人与社会提供一个记忆建构、价值感知、情感体验的空间载体（Relph,1976）。现有研究强调地方是关系与情感的意义中心（Tuan, 1979; Casey, 1997），试图将主体与地方纳含于一个相互定义的内生过程（朱竑等，2010）。同时也转向以动态开放的视域将地方置于更宽泛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联系中，侧重于全球化背景下与复杂关系的连接过程及该过程塑造的结果（Massey,1997；蔡晓梅，2016）。当下全球流动所建构的“流动性社会”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地方栖居伴生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失去前现代社会的确定性（Heidegger,1971）。地方受个人因素、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话语和隐喻等的共同作用，不断推动空间意义系统中社会群体多重身份与地方认同差异性建构（Casey,1997；戴旭俊等，2019）。作为描述地方本质的地方性被理解为地方主体感知的产物，体现在地方不同的话语、想象与行为中（高权等，2016），产生于地方文化积累和认同建构的意义分层与叠合过程（白凯等，2017；郭文，2020），也被区域之间的功能联系与地方分异所塑造（唐顺英等，2015），因而地方总处在不断地融合、断裂与重构中（Massey,1994;Cresswell,2004）。

红色旅游作为以“红色”内涵为主题的旅游行为之一，在客观上，红色旅游地具有自身独特的景观风貌、文化风俗、历史记忆和清晰的时空脉络（白凯等，2017），同时红色旅游被赋予自上而下的“红色”特殊性定义，以及基于自身红色文化内涵的“朝圣者”旅游行为无疑界定了红色旅游地的“地方性”（徐克帅，2016）。在主观上，旅游地主体丰富的地方话语和日常生活实践赋予地方不同的性格与意义象征，地方景观、记忆符号、文本和感知等不断建构人与地方独特的情感联系，将红色旅游地塑造为个性与价值鲜明的意义空间。因此，红色旅游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内涵与意义，在时空跨度中的人地交互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特质或精神（Casey,1997），正是其地方性的内涵所在。

红色旅游场域空间营销与相应资本积累过程中，物质与情感的地方消费及再生产，是地方性重构的重要方式之一（高权等，2016），地方记忆元素、文化景观、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等地方叙事成为旅游地经济-文化互动中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这为关于地方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参与地方性的动态建构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所。集体记忆被认为既是地方过程的产物，也是地方表征的象征符号体系，强调记忆研究的地方意义（李彦辉等，2012），因而集体记忆在推动旅游地文化价值传承、地方特性识别与群体身份认同等地方性建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孔翔等，2017）。章锦河（2014）认为记忆的唤起与记忆表达空间的构建突出了地方特色与场所精神，记忆是地方性魅力的基石。吴炆佳等（2018）研究发现，景观实体、声音等非有形实体，以及网络媒介参与集体记忆表征并被地方社会所建构，影响旅游地主体的地方性体验。此外，无论是地方情感空间建构与空间感知基点的地方依恋影响（李凡等，2010；黄向等，2013），亦或是乡愁与遗产旅游等（汪芳等，2015；孙九霞等，2015），均表明集体记忆在与地方互动中是明晰地方意义与认同、塑造鲜明地方特性的重要驱动力。可以说，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建构是集体记忆元素镶嵌联结于地方，使地方的物理空间变为情感意义场所，以致地方性得以整体呈现的建构过程。

现有红色旅游研究多从内涵流变、价值观、区域发展与“世俗朝圣者”行为等进行剖析，而现有记忆研究在建构机制、属性特征与功能作用等方面较为深入，在记忆与地方关系研究方面也有所涉猎，如记忆与地方认同、空间演变、事件及历史景观等，但从地方的关系性和动态性视角出发，探讨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重构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附着于地方的记忆元素是先验、固定和一成不变的。但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阈下，集体记忆等文化要素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语境下，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需求，对地方意义进行建构的过程，并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再协商、再建构（钱俊希等，2015）。这一理论观点及其对应的实证过程，还需要更多细致的研究加以论证。鉴于此，本文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案例，探讨地方主体在红色旅游背景下基于地方红色集体记忆诱发的地方性重构，以管窥地方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及其具体的空间表达，剖析集体记忆如何参与地方特色文化本底的刻写。以期将集体记忆建构纳入地方性研究框架，明晰其与地方相互建构的动态图景，为集体记忆建构提供新的地方理论视角。

1 集体记忆与地方建构

地方在长期的人地互动中不断存留着独特的地方记忆，成为刻画地方意涵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内容。记忆研究注重某一时空边界特定人群在特定场域所产生的历史记忆，因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集体记忆根植于地方社会过程并受多重社会要素的影响（周玮等，2016），其发展演化是一个在现有参照框架下不断被再创造、修正与重构的社会建构过程。集体记忆依赖语言、身体、景观、社会习俗等地理文化要素进行定位识别与传递（孔翔等，2017），其并非历史过往的机械积累与保存。回忆也并非事件的原型再现（汪芳等，2015），而是在记忆群体态度影响下，对社会复杂系统的认知、价值观念、行为情感等进行意象想象与共享的社会建构，是对过去经验非完全真实反映的心像图景（钱莉莉等，2015）。同时，记忆群体嵌入相应的历史与社会文化情境中，依托记忆本底不断赋予集体记忆新的时代诉求，搭建起与过去联系的桥梁，进而选择性地遗忘或动态性地建构新的集体记忆，反映社会结构的变迁（李凡等，2010）。

集体记忆与地方关系密切。一方面，地方的物质本底与行为话语提供集体记忆有效抓取过去的线索（钱莉莉等，2018），其物质条件和生产空间促进了集体记忆整体而连续的呈现。周玮等（2015）对城市街巷空间村民的集体记忆的研究表明，地方记忆要素强度存在由内而外连续递减的“光环”效应，凸显地方文化底蕴与场所精神的街巷历史建筑、文化景观以及纪念性社会实践实践活动，成为集体记忆的展演焦点。另一方面，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其社会积淀赋予地方新的意义，并形成关于地方特定的叙述与解读方式，是表达地方风貌与空间意涵的重要组成部分（Withers,2005；侍非等，2015）。这2 个过程动态互动，相辅相成。由此，现有研究表明集体记忆为地方建构提供文化本底，推动地方的历史延续、空间表征强化、文化能力再生与身份认同建构（钱莉莉等，2015）。例如，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重构存在官方记忆空间与居民认知空间、行为空间之间的差异，对同一地方的叙述存在官方空间恢复与草根群体的意义和情感重构2种不同的话语体系（钱莉莉等，2018）。李凡等（2010）指出集体记忆是历史文化景观中物质环境与情感空间的集合，记忆与景观的互动形塑地方文化特性与地方感。记忆的传承与再现通过地方符号的表征，制造某一群体的共识或地方认同的节点，使精神化的记忆成为映射特定时空结构中人们的社会实践、文化积累和情感体验的重要参照系，并促进地方文化的再生与时空延续（宋玉等，2019）。

可见，依托于地方框架的集体记忆是不断变化与再建构的。一方面，地方作为强有力的“记忆容器”，具有存储与唤起集体记忆的功能，集体记忆必然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框架下生产记忆，并与具体场所产生联系的过程，以使人们更好地识别与定位记忆，并且选择性地确定哪些“遗忘”可以被接纳，哪些应该被反抗（汪芳等，2017；吕龙等，2018）。钱莉莉等（2019）对汶川地震集体记忆与地方认同的研究发现，集体记忆产生并存储于特定的受灾场域，灾后的地方建构伴随着负面创伤记忆减弱而积极抗灾记忆强化的社会选择过程，对地方和地方事件的再解读与意义再建构，显著地提升了受灾居民的地方认同与人地关系的意义联系。另一方面，地方与记忆的互动进一步塑造地方文化特征（孔翔等，2017），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规约和社会认同的符号化表达，维系着人和地方的联系，成为某一地方的特定标识和构建地方认同的基础（胡娟等，2018）。如校庆仪式下基于集体记忆的空间化也是重塑集体记忆、书写地方精神特质、响应多元记忆诉求、强化价值共鸣的地方动态建构过程（侍非等，2015）。孔翔等（2017）则认为地方文化景观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地方与记忆互动中不断展演地方价值与文化精神，以及重塑地方想象。

综上，集体记忆拥有特定的地方场域，一方面根植于地方本底，另一方面对地方话语建构、文化价值塑造、情感联结与符号空间表征等起重要作用。其表现形式、意义与功能延续特定阶段群体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特征，从而在时空层面上不断对文化要素进行再拼接和再组织，并对地方加以重新刻写（Ardakani et al.,2011）。

2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背景

新庄红军村（以下简称“新庄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乔甸镇，至2019年，有农户66户共231人。新庄村是1936年红六军团北上抗日途经宾川县的第一村，红军在该地休息整顿，并有4 位村民参军，2012 年成为大理州146 号革命遗址。2015年，脱贫攻坚背景下该村社区精英受革命遗址启发，意识到该村的红色历史文化极少被提及，迫切需要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延续地方红色集体记忆，认为借此结合地方传统进行旅游宣传及展演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因而，该村社区精英协调多方群体，带领村民自下而上积极挖掘与强化该村红军长征的历史文本信息，塑造“红军桥”“长征纪念馆”“长征林”等红色景观，开发红色饮食与红色故事话剧以及创立红色电子商务等，从而在村域建构鲜明的红色文化形象以发展红色旅游（图1）。

图1 新庄村区位及景观分布Fig.1 Location and landscape distribution of the Xinzhuang Village

经访谈新庄村村长M3 得知，2016—2020 年，新庄村共接待游客9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1 500 万余元，成为当地著名的爱国教育基地，并逐渐走上以旅游为主、农业为辅的发展道路。通过对红色文化物质景观、话语文本等地方建构使地方红色集体记忆被唤起并强化，既让游客体验红军长征精神并品味乡愁，又增强村民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新庄村红色集体记忆缺失、文化断裂的困境被改写。地方红色历史记忆与红色旅游成为当地讨论的主题，红色集体记忆被唤起并发展成为旅游活动消费对象，提高了地方建构活力与旅游吸引力。因此，该村对红色文化、物质景观与话语文本等丰富的人地互动，为探讨集体记忆与地方性建构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场所。

2.2 研究方法

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实地调研时间为2019-08-01—15、2021-01-16—22共21 d，调研结束后采用微信及电话与受访人保持联系，以保证研究材料充实完整。同时从《大理日报》《昆明都市时报》以及《今日宾川》微信公众号、豆瓣日记等报刊或网络媒体，对与案例地记忆与地方性表达有关的图片、视频、讨论报道等文本资料，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以剖析地方性的营建过程及外部形象。

首先，对新庄村聚落形态、空间要素布局、生活生计、旅游建设等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以整体掌握案例地概况，并用照片、文字等方式进行记录。其次，采取参与式观察深入到村民红色旅游经营及生活情境中，结合访谈法全景式挖掘该村红色集体记忆与地方性重构的社会文化本底信息。访谈对象包括旅游公司人员、村干部、村民和游客等共33人，其中男性18名，女性15名，年龄为17～84岁，学历从小学到大学均有分布，访谈内容包括村落概况、红色集体记忆内容及其特色空间营建过程、红色旅游地方性体验与消费、地方主体互动与行为态度等等，访谈时间主要为20～120 min。因老人熟知村庄红色历史文化、社区精英参与红色旅游项目的营建全过程，故将其作为重点访谈对象。调研访谈均有录音记录并做编码处理，最终整理获得访谈文字近6 万字，同时获得观察笔记和文本资料近2 万字以及图片240余张。本文旨在探析地方性重构中集体记忆的修复与再生产过程以及记忆与地方的关系互动，因而访谈主要关注：1）如何基于地方本底对红色集体记忆进行挖掘，以及不同语境下不同主体所建构出的集体记忆；2）集体记忆如何参与到地方性的动态重构中，如何形塑地方景观、话语和意义；3）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如何在日常实践和社会互动中展演。

3 红色集体记忆的在地化建构

3.1 集体记忆的断裂与修复

空间多元建构存在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Massey,1994），地方多元主体对身份的不同定位及对集体记忆意义想象的不同体验和诠释，会引起身份认同的冲突、协商与动态建构（朱竑等，2010）。调研发现，截至2015 年初，政府机构、社区精英、村民群体三大地方主体对新庄村集体记忆的地方意义定位存在不同的心理倾向，有其群体性特征。

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新庄村拥有红色史实革命遗址以及鲜明的民族文化，可以依托地方集体记忆的空间营建，打造地方特色以推动政党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对于社区精英而言，红色集体记忆是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本，承载着扎根于此的红色历史记忆与怀旧情感，重塑集体记忆有利于重构不断割裂的地方认同以及文化传统，也利于挖掘和释放文化的经济潜能。如社区精英M3说：“早年我发展得不错，回乡看到家乡落后的局面，怀着感恩的心情，我有责任带领村民发展村庄，先辈的教育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们有这个长征的红色历史文化，再加上我们老百姓的淳朴，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吃和田园风光，恢复了红军住过的房子就想着发展红色旅游了”。村民在代际销蚀下，更多的是中老年人知晓地方的红色集体记忆，记忆内容多局限在史实的阐述与还原，紧密联结于日常生活空间与情感联系中。如村民M11 说：“旅游（开发）之前村里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从小是听着大人说红军长征从姚安走观音箐过来这里，军官在纪念馆里住了一晚，还有4个村民参军，和从祥云过来的部队结合在州城就打一仗了，最后解放了，4个都没有回来”。

同时，集体记忆的重塑伴随着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与组织形式的不断建构，在人地互动中有其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村民对村庄的红色旅游发展意向多持反对态度，村民担心“他们（社区精英）发展旅游赚钱是他们好了，但是他们用的是我们集体的地和路，我们什么都拿不到，还要让外面的人进来把钱赚走”（村民W7，2019-08-12）。因而不同群体在观念与态度上的分歧造成身份认同的关系紧张，成为强化集体记忆的巨大阻碍。为调和紧张关系，该村社区精英清晰地认识到村民群体是集体记忆的最大拥有者，社区精英W3说：“红军来的那时候呢村里只有7户人家，都是同一家人，这是大家一起的红色故事，你想办旅游只有你（们）几个肯定是不好开展的，只有把全村带动起来你个人才有好的发展”。社区精英以村民身份积极入户动员群众，宣传红色旅游及就业扶贫政策等，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支持和参与旅游活动。同时通过党支部宣传地方红色文化建构“红军后人”的身份归属，将2个主体置于相同的行为和符号系统中，共同进行卫生清扫、水库清淤、氏族祖宅修复等地方实践，以促进主体关系的调和。

该过程不仅重新定义群体关系，为后期集体记忆的空间与话语建构奠定群众基础，也推动集体记忆引导的组织关系与经济行为重构。2015年10月，社区精英带头入股，以领头人担保借钱给村民参股等方式，建立村民共有的“党支部+企业+村民+98户困难户”的股份制旅游公司——宾川县红色海稍农业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村民占股60%，党支部占股5%，而88%股资来自该村，最大限度以集体意愿为导向，向导M5 说：“我们是新庄村党支部挂办的企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让每一个村民、每一个贫困户、老人小孩还有残疾人掉队。我们的发展，全村66户231人，人人参与”。同时，参与公司内部的经济行为促进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如“我们推动村民土地流转与农副产品销售，我们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收购，以一个鸡蛋为最低收购标准，还接受日常兼职”（向导M4，2019-08-03），村民态度“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我们都支持”。公司组织成为代表集体意愿以建构基于红色集体记忆的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行动主体，同时明确村民群体是集体记忆内容表达与文化传承的主体。而其立足于地方群体本身的组织行为模式与身份认同，亦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性表达。

3.2 集体记忆对地方性景观的再建构

文化景观被认为是记忆和地方最显著的结构性联系，是凸显地方特色最直观的集体记忆载体（孔翔等，2017）。在对地方的集体记忆进行挖掘的基础上，新庄村集体记忆还经历了记忆的空间强化过程，具备当代社会、经济和消费功能的空间基于集体记忆实现了“再发明”，促进了地方的动态性重构。例如，公司按修旧如旧、历史真实的原则对革命遗址进行修复、整理与物件陈设，将其建设为红军长征纪念馆（图2-a）。粉刷墙体以及用红漆写上诸如“當兵就要當红軍”等情感渲染的红色标语，同时挂上多幅红二六军团军旗以及草帽、蓑衣等物品再现地方“原貌”；内部空间则原址陈设“指挥部”，其中，“将领住房”“伙房”等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史实的原真性与集体记忆具象化。“红军巷”在狭窄空间内依托墙体、军旗、标语等进行空间建构，营造出具有红色情境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图2-b）。在红军长征原路旁营建象征空间，进行集体记忆内容的“扩容”，依托红色历史以“独木桥过河”等故事修建红军桥、沿路修建长征林等进行记忆空间的再建构（图2-c），通过强化意义象征的景观来补充社会共有的革命记忆片段，以此凸显其纪念与象征功能。“我们就在以前长征打仗走的路旁边种了映山红和橄榄树做纪念林……对于村子里红色氛围的营造，我们都是通过抗战电影还有网上搜索学着然后请人来专门粉刷建设的”（村民W2，2019-08-07）。

图2 新庄村记忆景观Fig.2 Memory landscape of the Xinzhuang Village

新庄村对集体记忆的景观塑造，使物质和象征空间成为集体记忆稳定的地方叙事介质，打上关于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烙印，成为形塑鲜明地方性的积极因素（陈晓亮等，2018）。而从景观线索中建构新的认知框架并与过往经验进行比照、过滤，或与想象的记忆-地方进行互动，使集体记忆的景观建构源于原有记忆内容而又不止于原有记忆。社区精英M3也指出：“就是以红色为主，打造成红军长征重要事件的缩小版，将红军长征发生的重要事情及地点都体现出来”。

3.3 集体记忆对地方性话语的再建构

话语的社会交际功能促进了集体记忆的传承与扩散，话语、符号、价值观、文本、图像等为集体记忆提供回忆可依附的载体，建构了集体记忆鲜明的地方话语与文化规约，表达着新庄村地方独有的文化认同与记忆价值。该地旅游公司制定各项管理文本和展演制度，对村庄管理实行团的编制架构，下设6个民兵连，按户分片管理，组建“红军护村”巡防队，仿演红军形象进行红色文化表征。公司为村民免费发放红军服和生活补助，应急资金无息出借，为老人提供免费送医、免费餐饮等社区关怀，将人们对服务群众、军民一家、“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体记忆想象付诸实践以被感知和体验。“现在我们村里面的老人都夸我们实现了共产主义，65岁以上在公司吃饭不收一分钱，一日两餐，并且每天每人补助10块钱”（村民M17，2019-08-05）。

文本并非仅是集体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传承集体记忆精神的重要媒介。新庄村依据史实书写村民参军的故事文本，并陈设参军女村民的真实图片；借鉴油画《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进行参军故事的联幅图文墙绘；挖掘家训中精忠报国等集体记忆内容，带领村民回顾家族参军历史。在历史原地进行《军民鱼水情》舞台化表演，通过音乐旁白与人物表演将参军故事、红军途径村庄的过程进行完整再现，唤起人们对该历史记忆的情感意义感知。“改朝换代不简单，都是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参军的4人为了国家，为了新中国，最后打完仗都没有回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村民M1，2019-08-01）。村民将新庄村更名为新庄红军村，村党支部更名为红色党支部，村民都穿红军服以营造浓厚的红军村氛围。并对讲解词时间、长征路线、军团及将领、长征精神等方面内容进行设计，努力建构集体记忆的红色话语体系。同时，新庄村集体记忆的话语再建构受到多方主体的共同影响，官方主体拥有红色集体记忆文本建构的话语主导权。“在这些红色地方，政府起到领导监督的作用。有很多都要通过审核，就连讲解的稿子和地图都需要审核”（村民M1，2020-01-18）。总的来说，集体记忆的地方性话语再建构是对记忆本底巩固与再创造的过程。因此，集体记忆总能立足于多样化的现实生活场景凸显其文化延续性，推动更为真实细致的地方文化认同与情感体验，也推动形式更为丰富的地方性表达。

4 旅游语境下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展演

4.1 地方性的情境创设

在集体记忆与地方之间互动的基础上，集体记忆还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互动和空间实践不断地展演，以建构一种“感知的原真”来回应游客的地方想象（周怡岑，2007）。例如，在空间上建构强烈的红色文化边界体验，在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寨门外组织游客步行进村，路旁插满红色的国旗军旗，偶尔有“红军”在地里耕作，村口的牌匾立柱写着白底红字的“新庄红军村”，牌匾下有七八位“红军”挺立敬礼相迎，街上忙碌的“红军们”问候“同志们好”，内部街巷“军民鱼水情”“参军故事”与红色文化标语等墙体彩绘依次渐入，直到有“红军战士”在扫地、“红军老人”在大树下纳凉聊天、红歌嘹亮的红军广场才完成进村过程。进村过程以步行等方式增强游客切身体验，也缓冲了游客融入红色环境成为“局内者”的不协调感。“我觉得进村开始就感觉特别好，村民很亲切，觉得村里村外氛围差别很大，我看到了电视里面才有的红军向我们敬礼，我们和小朋友们也都很开心，这里真是红军村，感觉这里的老人都很幸福”

（游客W2，2019-08-05）。立足于游客身体尺度的感官体验与文化生产，将一系列“红军村”符号进行舞台化的地方展演，使游客在具身行动中更加形象地感受地方历史记忆与红色文化。组织游客换穿“军装”扛“枪械”，“在这里只要穿了红军服，就是一名红军战士，我们需要带着崇敬的精神缅怀革命先烈”（向导M5，2019-08-05）。观看《送别》舞台剧，参观长征纪念馆，重走长征路，“过草地”，播放红歌融情入景于映山红、长征林中，吃红军面、红米饭、红军杂粮等，“红军”现场引柴火烧水，游客才艺表演与集体唱红歌等。在多个活动节点进行仪式操演，如游客需“整编”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组织游客参加长征誓师大会，再现表演性“长征会师”情景，集体朗读“长征精神”等，以及仪式性的拍照留念。新庄村的红色主题旅游，试图将游客置于超现实的地方性符号情境中，与东道主共享共同的符号系统，人及行为自身也成为被凝视的内容，通过“感知景观”（sensescapes）获得更高的地方认知与情感意义体验（Hannam et al.,2014）。如游客W5 感言：“我来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是一名党员，平时注重自己作风问题，在工作中严于律己，不忘初心；同时我也是一名母亲，知道生活的艰苦，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村落红色革命精神影响深远的形象认知与文化认同，也表明地方性在被感知的同时，村民与游客群体具身性的仪式、旅游行为等身体操演，不断对原有的集体记忆进行更为深入的储存与活化，集体记忆在人地互动的身体实践中得到展演与再生（钱力成等，2015），为地方性重构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同时，集体记忆的地方性表达受地方主体的再组织与空间载体泛化，以可重复性文化行为或形式赋予地方文化再生与重构的能力。

4.2 集体记忆语境下的空间实践

集体记忆对地方性的景观和话语再建构以及红色旅游展演不断调和、塑造地方新的社会文化基调与地方秩序，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认同与地方性价值指导着地方主体的空间实践与思想认知。如农户杨国菊将红色记忆元素融于日常生活，在自家白族民居风格上设置如“通信连”“尖刀连”等门牌，粘贴红色革命领导人头像等微小空间营建。为保持自身良好旅游形象与优秀红色传统，“（对游客）肯定是欢迎的态度，村民们都特别地开心。现在有很大变化，包括道路硬化，生态绿化，老百姓的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提升，定期组织员工扫地，使村民的思想素质得到极大的提升”（村长M3，2019-08-14），进而助推友好互助的社会关系建构与身份认同巩固。

新庄村的红色集体记忆对地方实践、文化建构与情感体验有其新时代内涵的时空响应，呈现集体记忆的时代映射特征（宋玉等，2019）。新庄村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文化大讲堂、长征体验教育，建设“党支部示范林”“青山绿水林”等新时代红色基因内涵的象征空间，赋予集体记忆教育与政党认同、文化传播等功能。红色旅游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共情共事的平台，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将“农业综合体”与餐饮文化遗产融入红色集体记忆，创设新的集体记忆元素。设立民族文化大舞台展演地方红色文化，其“没有产生经济创收，但是增加了村民老百姓的幸福感”，为地方性建构创造新的文化标识，促进红色集体记忆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现代新媒体的发展使集体记忆更易复制、储存与经济建构，因此创新性地发展红色电子商务，利用红色集体记忆注册商标用于经济-文化之间的资本转换，在提升记忆传播速度与在地化建构的同时，强化了红色文化展演的集体记忆空间生产。

与此同时，旅游市场的内容多样化与形式多元化需求，使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存在旅游吸引的单一性和市场脆弱性，需要对集体记忆进行多途径保护与记忆内容延伸，才有利于集体记忆的文化传承与地方性重构。如建设大理州首个村民自建的农民博物馆，对村民提供的藏品标注姓名与物件名，8 000 余件馆藏器物按民居布局有序陈设，内容跨越村庄百年历史，完整再现地方生产生活与民风民俗，为村民、游客描绘新庄村完整的社会面貌的变迁，成为建构村民身份认同、生活记忆、怀旧情感与旅游宣传的重要载体。村民对其评价：“我们自己弄的肯定更加有特色和意义的，以国家层面来建设的话，肯定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农民自己建起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建立红星图片纪念馆，将重要游客人物游玩事迹或村民集体旅游建设事项加以历史纪念和宣传，打造成为建构地方新时代红色奋斗记忆的情感场所。村民M17 感叹：“我们新庄村从1936 年的7 户人家发展到现在的66户人家，如果没有继承长征精神，没有人会帮我们发展自己的村庄的，因为进村子的路都没有”。新庄村还注重自身的文化能力建设，组织公司积极参与地方党校学习与旅游服务培训，依托中国-南亚博览会等平台以歌舞表演、话剧和宣传文本等形式对地方红色文化旅游进行对外宣传，以此加强关系化的地方建构。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再建构与地方文化调适，唤起新的记忆生命力，使地方性在记忆与地方互动中不断得以表达。可以说，集体记忆在地方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参与现时的地方性重构。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经济全球化带来地方更大的流动性与混杂性，加剧了地方的动态建构过程，深刻影响着地方场域内的群体关系互动、日常行为方式变迁、文化景观重构以及集体记忆的空间变化等，集体记忆内容亦或是集体记忆载体与记忆文化展演都处于动态流变中。立足集体记忆内容本身，诸如战争、权利运动、灾难、遗产等不同的记忆内容呈现不同的文化表达形式，相应的记忆载体建构与记忆主体也彰显其异质性。而作为记忆载体的地方文化景观、纪念建筑等有形实体与表演、仪式等非有形实体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唤起、强化与再建构。集体记忆与地方密切的机制互动，地方原有的集体记忆在新的时代诉求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属性，使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不断重构。在地方主体实践影响下，新庄村红色集体记忆与具体地方要素的关系互动，推动了集体记忆与地方性的动态建构，其过程机制如图3所示。

图3 新庄村集体记忆与地方性过程机制Fig.3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placeness in Xinzhuang viliage

在这一过程中，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新庄村景观建构赋予集体记忆稳定性和持久性，地方话语建构将集体记忆在地方场所上具象化、情境化。藉此记忆与地方要素的相互作用增强在地主体的地方认同与情感意义感知，集体记忆建构的文化景观与地方话语成为地方性表达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地方素材。

需要注意的，集体记忆不是单一和同质的，新庄村集体记忆包含着多个群体记忆，而不同的集体记忆对应不同群体特定的利益、诉求和地方体验。尽管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并非不同群体基于地方意义的冲突和文化政治，但也触及到不同群体之间的调适与协商。集体记忆过程有其鲜明的群体性、动态重构等特征，其强大的文化规训能力，影响在地主体的行为、认知与情感导向。在群体影响的记忆建构研究中，白凯等（2021）从人的个体层面出发探析老中青三代权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认为宏观层面的记忆要素挖掘、叙事表达与资源活化构筑了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形成“宏观—微观”的记忆建构路径。而本研究中新庄村则是以公司这一“个体”对文化景观与地方话语等地方记忆要素进行“编码、选择、巩固”，集体记忆在地方性重构中得到更好的修复与延续，并在旅游语境下不断组织过往的经验，提高地方的自我创生能力与延展性。因此，集体记忆的建构需要关注特定集体记忆群体的参与过程，也需要关注文化景观、地方话语等记忆要素的建构推动作用。

在讨论集体记忆建构的同时，红色旅游的兴起与发展在促进红色集体记忆传承方面的作用越发显著。李卫飞等（2021）论证了将红色旅游视为仪式活动的理论合理性，进一步讨论了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仪式在传承红色记忆方面的独特价值、作用边界、融合发展和实践路径等问题。而新庄村通过旅游活动中鲜明的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在仪式化的经济活动中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在地方意义的分层与叠写中使地方性得以进行新的动态建构，也使集体记忆得到发扬传承。现有研究社会记忆与景区形象、旅游体验和感知价值的优化组合能高效建构游客的国家认同（张圆刚等，2021），就新庄村而言，其集体记忆存储与表达的多元形式，以及地方能动主体搬运、挖掘、再造集体记忆内涵的强大能力，正是塑造在地主体国家与地方认同的关键所在。

5.2 结论

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借助地方理论与集体记忆理论，考察红色旅游背景下集体记忆参与地方性建构的地方过程，挖掘地方与集体记忆之间互相塑造、动态变化的过程，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集体记忆引导的红色景观建构塑造地方的红色文化内涵与场所精神，使集体记忆更具地方真实性，推动新庄村地方性的动态重构。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和文化仪式重构，即记忆的空间强化过程，形成集体记忆的具象化或象征性表达，进一步强化集体记忆的建构。因此，地方记忆是集体记忆与地方协商互动的产物，对某一地方特定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性建构，能加强记忆景观的维系与景观再建构。另外，新庄村非有形的红色文本、话语、表演、仪式等共同参与集体记忆与地方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与具体的地方物质景观、象征空间、身体实践和纪念建筑等有形实体，共同搭建地方红色文化集体记忆的表征体系。仪式、表演、地方风俗、故事文本、声音等非有形实体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集体记忆参与地方性建构的重要实践，地方的记忆价值传承与文化认同建构需对其多加关注。

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建构及集体记忆的表达形式受到不同主体的记忆诉求影响，具有鲜明的社会建构特征。新庄村村民主体通过地方性景观、话语建构及日常生活实践深度参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建构，而游客群体则与村民在旅游活动中，通过身体实践等表征与强化红色集体记忆，促进群体身份的在地化协商和建构。旅游活动促进基于集体记忆的地方性体验，不同主体并不拘泥于固化的集体记忆的回溯与体验，而是通过微小空间营建、记忆产品开发、博物馆建造等为集体记忆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本文的核心创新点在于：首先，从地方性不断变化、动态建构的理论范式出发，结合集体记忆的社会性与动态性，明晰其与地方相互建构的动态图景。将记忆明确纳入到地方性研究框架中，这在地理学以往的研究中涉及较少。其次，明晰了集体记忆和地方性重构过程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赋予了地方相应的可操作性，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的动态建构过程中，使得地方成为一个动态、开放、具有差异性，且极具张力和弹性的实体。另一方面，地方所处的关系网络及其物质空间的动态变化，也为集体记忆的动态协商提供了社会和物质基础。换言之，尽管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本身并没有空间性，但其实际的建构与演化的过程却与地理和空间息息相关。

然而，本研究亦有一定局限性。如地方的集体记忆、经济发展方式、群体观念意识始终处于动态建构过程，本文仅反映集体记忆参与地方性重构的当下状态，未来的集体记忆与地方性的动态建构有待更多的案例与数据支撑。同时，基于地方的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中存在何种资本、权力、制度等力量参与？其他地域和集体记忆的建构模式是否会产生新的地方性重构形式与形成力量？这些均有待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