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当前时刻
——2020—2021年女性主义理论图书译介盘点

□李闻思

【导 读】近两年，一系列与侵害女性相关的社会事件接连曝光，关于女性安全、家务与生育劳动、教育与职场歧视等“女权”方面的争论成了舆论场上最喧闹的议题之一。值得警惕的是，女性主义之理论和概念有被误读、滥用乃至污名化的倾向——似乎人们忙着“站队”，反而忘记了两性结构性平等的初义。2020—2021年度译介出版的若干女性主义研究专著或许对当下的经验颇有助益。希望在这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刻，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女性主义思潮中的诸多现象。

我们或许都听过一个经典问题：“‘历史’（history）为什么是‘他的故事’（his-story）而不是‘她的故事’（her-story）？”虽然这只是女性主义者的一句玩笑话（英语中的histor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histor和拉丁语historia，与源自日耳曼语的his、her之间并无关联），但点明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基体——女性经验；或许只有从这个议题出发，才能更独立地去理解女性气质、女性身份乃至女性权利。以此为背景，本文对2020—2021年度译介出版的重要女性主义研究专著进行回顾，希望在这个当前时刻，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女性主义发展。

一、为何历史的性别化问题至关重要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在《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强调了“她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书中，菲尔斯基明确提出了以女性为历史主体重写现代性的观点。她认为，历史的书写行为与人的自身需求息息相关。因此，女性主义批评无须在“历史之外”建造一个仅属于女性的独特历史，而应该在“历史之中”重写现代性；在重写“她的历史”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男性“从历史主体的宝座上赶下来”，而是应当找出“决定论和主动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1］，也就是女性在与现代性各个层面遭遇时产生的独特经验；这种经验的生成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到阶层、种族、性取向等的影响，还因多样化的身份——消费者、母亲、爱人等而千差万别。简单来说，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女性的日常经验不够现代主义”，而是“为什么女性的日常经验不是现代性问题的主体”。

菲尔斯基首先梳理了“现代”（modernite）、“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并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现代性”这一语汇区分了以神圣权威为基础的传统宗教社会和强调个体和自我感知的现代世俗世界，但它并不是某种同一性的总体逻辑或同质化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是不断流动变化、复杂和模糊的概念。［1］15-16因此，现代性的主体也不应该是铁板一块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

之后，菲尔斯基将重点集中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文学上。［2］她认为，这是一个现代性分期在文学与文化中格外鲜明的时代。当然，那时的现代性书写都是在男性化的规范下展开的；但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将现代性等同于先锋、进步、创新、理性和生产性的“男性气质”，而将女性与传统、保守、“非异化的自然”（原始）等联系在一起，认定女性没有参与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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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这个范畴，将资本主义与“女性欲望”联系起来，塑造出“贪婪的女性消费者”形象。前者企图将女性排除在现代权利和公共领域之外，让女人实际上无法发声；后者则将女性视为无自控能力、陶醉于个体化欲望的“吞噬者”：

……消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商业杂志和报纸都以赞许的口吻来谈论女人在抗拒广告诱惑上的无能，称赞女性注定无法逃脱琳琅满目的新产品的诱惑。［1］88-122

从这个意义上看，代表着“传统束缚”的贤妻良母形象与代表着欲望型女性的“蛇蝎美女”（femme fatale）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后者并非某种自由和解放，只是更为隐晦的社会控制网络罢了。菲尔斯基认为，女性主义的关键之处不是否认文本间形式和美学的差异，而是质疑和反思这些差异被赋予的“惯常意义”。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不应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而应当以女性的视角审视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赋予现代性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曾被无视或贬低的概念——感性、直觉、购物、母亲身份等将得到高度重视。［1］29而在女性主义内部，对广大“平凡女性”至关重要的百货商场和工厂空间，也将与伍尔夫或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世界观”同等重要。［1］37

之后，通过对比三种不同的文类——感伤爱情小说、政治修辞和先锋美学，菲尔斯基研究了“女性化的男作家”和女作家自身对现代性和女性气质的呈现，考察了女性如何定位自己与时间的逻辑性关系，以及与现代社会、政治及美学之间的关系。最终，菲尔斯基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身份构成的混杂（hybridity）、传染（contamination）和混合（intermixture）特性，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主体应该是多元性的。［1］275不仅是“她的历史”，人们还应该从各种属下（subaltern）的身份看待现代性［1］291，正是这些属下的身份让现代性的历史得以生成。

二、为何女性需要“替代性的愉悦”

尽管菲尔斯基表示女性主义应该回到“更广泛的女性所关注的”议题上来，但她对浪漫小说及其读者的看法相当负面。她认为这些女读者幼稚、盲目、消极、被动，她们通过碎片式的阅读，将文本当作自我陶醉和放纵的手段：

女性无法保持审美距离，这在她们对小说的贪婪消费中得到了体现，从而使她们对市场营销传播的虚幻承诺和迷人形象毫无招架之力。……她们对浪漫爱情故事的阅读偏好，使她们成为消费文化的理想对象……她们的渴望是不真实的，只是对他者欲望的投射。［1］118

珍妮斯·拉德威（Janice A．Radway）的田野调查《阅读浪漫小说》证明了这类观点的片面性（尽管她和菲尔斯基关注的时代不太一样）。她首先发现，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浪漫小说的“井喷发展”是人为增加的，是各种社会推动力作用的效果。“禾林出版社能够卖出1．68亿本浪漫小说，或许并非由于女性对爱情幻想的需求量突然大增。”［3］拉德威梳理了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30—70年代类型文学出版的几次重大变革，揭示出浪漫小说出版商是如何“创造需求”的：包括设计新的文类；与读者建立品牌信任关系，网罗“长期读者群”；大型传播集团接管私人出版机构；在类型文学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等。与此同时，连锁书店的兴起、药店和超市代售图书，也使书籍大量涌入了“家庭妇女的购物空间”［3］46-53。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商用的电脑技术也使出版集团得以更精准地捕捉读者的意愿。

因此，这一时期的浪漫小说成了“财富密码”，但出版数量的增长并不等同于需求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读者也并非如菲尔斯基所言的那样“贪婪”和“不加选择”。事实上，她们对作品不仅有明确的好恶，而且她们的选择能够暴露“两性关系的关键特征”和“社会结构及正统意识形态真面目”。［3］131拉德威以一群浪漫小说的老主顾（“史密斯顿”女性）为例，总结出读者评判好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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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史密斯顿”女性对圆满结局充满强烈偏好。但她们表示，这并非出于“自我陶醉和放纵”，而是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因为阅读浪漫小说对她们来说是重要的放松和逃离策略，既逃避她们的家人，也逃避为人妻和人母所带来的沉重责任。［3］121拉德威分析了家庭主妇所承受的“情感剥削”——丈夫和孩子源源不断地从妻子／母亲身上索取抚慰和支持，以此实现自身情绪和情感的“再生产”（reproduce）；但“现代家庭中没有一个角色的主要任务是让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拥有复原的机会，并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女性的复原多是依赖她们自己（要不就根本没有）”［4］。显然，浪漫小说为她们提供了复原的机会，而温柔、体贴、无微不至的男主人公则意味着某种想象性的情感回归——回到婴儿时期，得到母亲般的抚慰。拉德威因此指出，浪漫小说是一种补偿性文学（compensatory literature），为读者提供了情感的释放渠道和逃避现实的乌托邦世界。“史密斯顿女性”购买新书，对类型和细节十分挑剔，正是希望反复重建“舒适圈”。毕竟，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是永恒的。但讽刺的是，就连这点“舒适”也不大“合法”——尽管男性和儿童也有相似的补偿策略（体育赛事，迷恋同类型的玩具等），但唯有女性的浪漫小说偏好被不断嘲讽和贬低。拉德威认为，原因在于阅读是一种非社交的私人行为，要求读者“屏蔽”周遭世界。“男性的不满与他们的妻子所看书籍的类型并无多少关联，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个活动本身以及它会让参与者完全进入忘我状态的能力。”［3］119换句话说，在家庭空间中，人们不能忍受他们的妻子／母亲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与自己无关的事物上，并且还要为此进行“消费”。

采访中，可以看出拉德威对浪漫小说的“有益性”持乐观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益处”是两面性的：好的一面是，糟糕的浪漫小说能够暴露父权制家庭的隐性叙事编码，让史密斯顿女性从阅读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反思自己的家庭生活，学习表达诉求，甚至以某种方式“了解世界”，认识“民主和进步观念”。［3］141拉德威用一系列例子证明浪漫小说的读者“剪短了头发”“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或在历史、地理知识方面“让她们的丈夫大吃一惊”。但另一方面，拉德威也承认，浪漫小说用表面上的千差万别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叙事结构、人物设置、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及描述异国风情的方式，不断固化着读者“根深蒂固的中产阶级信念”，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父权制家庭制度和白人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通过给予读者想象性的反抗和自由，暗中重申了传统文化的性别逻辑。或许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一个不必依靠阅读来获得替代性愉悦的世界。

最后，《阅读浪漫小说》还让我们意外发现，原来“同人文”并非网络时代特有的新奇事物。20世纪70年代，很多不满足于现有作品的“老饕”就会“读而优则写”，转而开始自己创作。事实上，根据拉德威的数据，绝大部分浪漫小说的女性作者都是浪漫小说爱好者。这使我们联想到当下“晋江网”、AO3等社区“圈地自萌”的小说阅读和创作现象。或许正如拉德威所言，“浪漫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实践一直都在持续，它们变化无常且蓬勃发展，受到作者、读者双方的影响……最终效果不可预测”。［3］24

三、为何女性没有得到解放

与“史密斯顿女性”略显消极的逃避主义姿态相比，上野千鹤子［5］关于家庭的观点则颇为激进，她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开篇就尖锐地指出：不管是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的都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被“背叛”了［6］——不管这一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但正是这种“被倒戈”的感觉，促使女性主义者反思了阶级统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性压迫理论（弗洛伊德学说）在解决女性困境方面的缺陷，并将二者辩证地联系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武器。［7］《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了父权制的历史、“市场”与“家庭”的辩证关系、“再生产劳动”（家庭中的劳动）的再分配等问题。如今，中国在传统观念、劳动市场、性别矛盾和人口老龄化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日本有不少相似之处。这本书为我们思考当下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帮助。

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马克思主义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是用来划分生产关系的概念，而外在于劳动市场的家庭领域——家庭中的女人、儿童、老人，没有进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畴。也有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可以等同于“无产阶级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放全体无产阶级，也就实现了妇女解放。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后者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6］18她们认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父权制下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小家庭［6］20，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市场）和性统治的再生产（家庭）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在这一语境下，女性既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压迫（家庭），也受到社会和经济结构上的压迫（市场）。［6］22

上野千鹤子总结了“双重压迫”的几个层面：无偿的家务劳动；“性的”占有——统治和管理女性的再生产（孕育）；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8］；世代之间的统治——男性对“再生产的产物”，也就是孩子的占有，包括孩子的数量、姓氏、在金钱和照护上的回报（养儿防老）等。［6］88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如下。

（一）如果女性一直作为家庭妇女，那么就需要承受夫妻不再是共同体（离婚、丧偶）或配偶失去劳动力的风险，一旦发生，女性的生活水平将直线下降，贫穷也会在代际之间传递。

（二）如果女性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则父权制的“上下关系”会有所缓和。但以日本为例，女性仍需要背负百分之百的家庭责任：“在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在职场上，这些男性……则支付她们低廉的薪水。”［6］183女性反而负担更重了。中国的情况或许好一些，通常有三种选择：夫妻共同承担家务、育儿；交由第三方承担（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通过购买完成（保姆、小时工等）。但是，从观念上看，我们与日本并无二致：新手妈妈一边被“传统性别角色”（家庭）桎梏，一边又得迎合“新的性别角色”（职场）要求，职场歧视也由此隙缝中产生。与此同时，她们的丈夫却不受双重标准的审视，职业生涯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三）如果女性育儿期中断工作后再就业，则其收入和职位将与没有中断工作的男性和未婚育女性之间拉开巨大鸿沟，甚至无法再从事原先的工作，转而选择专业性较低、收入较差但“时间上比较自由”的工作。

因此，上野千鹤子的看法比较悲观：她认为，女性因无偿的“再生产”行为而成了“不完全的生产者”，而且其生产者的身份是服务于其再生产者身份的。［6］184因此，只要男性处于优势地位，而女性需要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那么作为母亲的再生产行为就是为父权制社会做贡献。［8］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压迫是根本性的，因此，首先要“改变物质基础”和“分配方式”，这点上野千鹤子是赞成的。同时，她还强调女性自身要努力克服性别差异，呼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选择“全日制持续就职”的工作，并以五种方式最小化“家务劳动的负担”：（1）不生孩子；（2）将劳动转移给母亲或婆婆；（3）购买家务劳动服务；（4）智能家居；（5）利用公共社区服务。［6］257-258值得商榷的是，如果说（1）是因人而异的个体选择，（4）（5）是值得发展的未来方向，那么（2）和（3）就值得商榷了。首先，（2）难道不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媾和的另一种形式？——让年轻女性从事雇佣劳动，而将家务劳动转移到年老女性身上——那么，男性在做什么呢？她的方案里甚至不包括“夫妻共同承担育儿和家务”和“丈夫独自育儿”的选项。事实上，男性也可以成为家庭内部“再生产”的主要生产力。随着技术的革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成为“家庭主夫”。其次，如果我们鼓励从事高机会成本工作的“精英女性”选择（3），则在这个过程中，家务劳动实际上从“中产阶层”转移到了更边缘的群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较贫穷的男性或女性）。如何进一步缩小差异，对抗由性别、文化水平、城乡差距、代际区隔等造成的分裂，还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努力。

四、对“陈词滥调”的反驳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作品都理论性较强，需要一点专业背景，则去年热度很高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以下简称《如何》）和《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以下简称《那些》）则更像是日常闲谈，有趣、尖刻甚至有点愤怒，正如《那些》扉页上的赠言所说——“献给每一个曾经被别人告知‘太聪明不好’的人”——换句话说，女人。它们似乎不算真正的“理论专著”，但站在“女性经验”的角度，如果我们将现象、言论、情绪、感受等排除在外，恐怕也同样落入“这些女人关注的东西不重要”的陈词滥调了。

作为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以一段幽默风趣的科幻小说开篇，通过一群名为“格罗托罗格”的外星生物评判艺术开启她的批评。［9］拉斯总结了在一个“名义上”平等的社会中，特权群体是如何以诸种手段让女性的写作权利“有名无实”的。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较为“明显”的打压方式主要有三种：剥夺女性的作者身份；诋毁作者的名誉；通过错误的归类遮蔽女性的成就。首先，“剥夺女性的作者身份”又可以细分为直接把本属于女性的作品安到某个男性头上［9］27；声称作品“自己写自己”，女作家只是其中的“介质”［10］；将女作者一分为二，写作的是她身体里“男人的”那一半；说女作家与普通女性不同，因为她拥有“男性头脑”“男性智慧”“男性特质”；说女作家早就超越了“女人”身份，甚至“不是人”。［9］31“诋毁作者的名誉”包括直接批评女作家有伤风化，道德败坏，不讨人喜欢，没人爱，歇斯底里等；或者间接地将与“性”有关的东西附加在女性事业的方方面面，把女作家的私生活或“花边新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将关注点从作品上转移开。［9］45-48“错误归类”则将历史真相“神秘化”，从而让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模糊不清，难以查找和梳理。拉斯用大量例证向我们展示了女性艺术家、科学家、作家甚至女原始人的创造活动是如何通过“错误归类”被隐形的，而这么做正是为了自然化这一认知——历史上没有过做出卓越成就的女性。［9］74-91

此外，还有更值得警惕的“隐性”打压方式：包括内容评判的标准问题；成就的个别化以及将作品或本人异常化。“标准问题”指的是以男性经验为标准评判作品，女性经验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掉，要么被认为是鸡毛蒜皮、无关紧要，不属于“人类的痛苦”这一深刻范畴。我尤其赞成拉斯在这章中的一段话：

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确实是“狭窄的”，但是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同样也是狭窄的。［9］61

拉斯无意间附和了菲尔斯基“现代性的多样化主体”观点。以男性为标准评判女性，从弗洛伊德的时代至今仍无处不在；在这个体系里审视女性，于是女性就成了“残缺的”“弱的”“受害的”。就连女性独特的孕育功能都成了“夏娃的惩罚”——我始终坚持，女性的身体绝不是某种“不幸”，它们与男性相比只有“不同”，没有“好坏”。而女性的经验，正如拉斯所言，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历史时期，也与男性的经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9］69

第二种“隐性”手段是将女作家的成就个别化，即给人一种印象，某位女作家虽然有幸被列入文学史，但只是因为“一部作品或几首诗”，其他作品要么买不到，要么无人提起，暗示她的水平其实很低。［9］93于是，这样的观念得到了强化：（1）女性的成功是偶然的；（2）女人“适合”写什么（爱情小说、爱情诗、给男人的情书），不能或不适合写什么（公共事务、政治、对男性的“独立见解”等）。而将女作家异常化，则指的是“通过把作品异常化来贬低其质量，或通过把她这个人异常化来诋毁作为作家的她”［9］122。评论家有意将女性艺术家与妓女、痛苦的老姑娘、温顺的妻子或可悲的自杀者联系起来，让需要榜样力量的年轻女性无所适从。

最终就连拉斯本人都感到震惊：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女性作家和作品竟如此之多，“比我们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9］189，但女人还是被认为“不会写作”。我想，如果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梳理历史，一定能重新“发现”大量湮没于系统中的其他女性（各行各业中的女性佼佼者）。正如拉斯所言，“因为宇宙没有中心”。可我们该如何打破现有的这个“僵死的内核”？［9］186拉斯呼吁读者：“你来完成吧。”

《那些》与《如何》一样风趣，不过它更接近著名女性的传记和言论集，充满了“八卦”和对各种议题的尖锐观点，包括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人生回顾，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文学创作、爱情生活和政治观点，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对美国南方黑人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人类学研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讨论极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与阿伦特的友情以及《她们》一书在评论界的凄惨遭遇，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性取向和她对先锋艺术、小说、散文创作、女性主义乃至越南之行的想法，出色到“令人敬而远之”的影评人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坎坷的生活和毫不留情的评论风格，琼·迪迪翁（Joan Didion）在电影批评、新闻写作、女性主义、政治观察等方面的先锋思想和观点，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的剧本创作和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质疑，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在《纽约客》上针对权威人士的批判，以及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关于家具、摄影和散文、儿童读物、精神分析学等的看法等。

值得注意的是，迪安选择这些女性并不完全是因为她们都被人评价为“锐利”。她自己也承认，她们的背景很相似，彼此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韦斯特“就像是一个英国版的帕克”［11］，被弗吉尼亚·伍尔夫评论为“品位不佳”，而她也对此反唇相讥［11］79；阿伦特和麦卡锡是相识相知30年的亲密朋友；阿伦特给桑塔格的小说处女作《恩主》写下了很高的评价，桑塔格则因为崇拜阿伦特而成了麦卡锡的“竞争对手”；凯尔和迪迪翁都来自加州，同样拥有“獴一样敏锐的本能”。虽然对对方的作品颇为不屑，“但还是保持友好”［11］267；迪迪翁与埃夫龙是朋友；赫尔曼与麦卡锡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尽管她们“互相厌恶”［11］335；阿德勒狠狠抨击了凯尔最得意的影评集［12］……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姐妹之间的争论”基本发生在某一特定群体的内部，是结构性排外的——事实上，书中所选的女性大部分都与迪安本人一样，是白人、犹太裔、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例外的黑人作家赫斯顿只与韦斯特分享了一章的篇幅（而韦斯特在前面还单独占有一章）。这正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批判和对抗的：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内部，非白人、非中产阶级或非英语使用者的群体也是被边缘化的。迪安也承认，一个人“只能用你获得的声音说话……永远要受制于其他人形成的水流和漩涡……不管你有多么希望能够逆转整个河流”［11］403。但正如拉斯所言，打破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呢？

结语

欧阳月姣指出，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被批评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作为一个有高度实践性的理论，却面临着无法行动的困境”［13］。而在当下国内的舆论场中，似乎理论本身都存在着误读和滥用的危机，包括“女拳”话语中的极端分裂主义倾向，另一种形式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的个人主义”对“女性主义”概念的偷换，运用“父权制”概念时的双重标准以及男性对女性发声的“反扑”［14］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媒介平台上居高不下的热度将这些误读和滥用扩大化甚至自然化，令人不禁担忧女性主义是否会被妖魔化为某种不知餍足的怪物，然后被彻底抛弃；但另一方面，网络上的呼声对国家制定和推动相关的妇女政策也确实具有影响力。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表达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毕竟女性主义运动是一场充满反复性和持久性的“漫长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沦为几个转瞬即逝的“热搜词”。希望阅读可以帮助我们拨开现象的迷雾，带领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

注释

［1］［美］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M］．陈琳译，但汉松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9．

［2］或许不是巧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著名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也集中考察了19世纪女性的文学创作。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女性作者开始得到署名创作的机会；另一方面，她们仍不得不依附男性生存，她们自身以及她们的作品都无可避免地禁锢在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建构之中。但与此同时，19世纪的女性形成了某种得以对抗男性压力的“女性文学亚文化”，这点与菲尔斯基“女性的经验和思想是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受到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深刻影响”不谋而合。参见［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美］珍妮斯·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M］．胡淑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27．

［4］［美］南希·乔德罗．母职的再生产［M］．林春吟，李佳澐，朱雨青译．台湾新北：群学出版社，2003：42．

［5］她的另一著作《厌女》近年来也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2021年9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又引进了她和漫画家田房永子合作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两本书都是更为通俗易懂的女性主义入门读物。

［6］［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2．

［7］上野千鹤子一再强调自己既不是激进女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结合了二者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批判，因此，可以说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二者的反思和修正。

［8］上野千鹤子认为，在日本，育儿第一阶段（0～3岁）时妻子付出的劳力和时间如果换算成货币费用，要高于丈夫所挣的工资；而育儿第二阶段（开始学校教育后），妻子通常会为了贴补高昂的教育费用而再次进入劳动市场打工。因此，夫妻俩承担的再生产费用是不平等的，可以说几乎全部由妻子负担。

［9］［美］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M］．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3．

［10］拉斯认为这种“微妙的手段”直到今天都还存在；评论家会使用诸如“文字常常无意识地从女性作家笔下流出来”或“她动手写了×××，但这本书是它自己完成的”这类语言形容女性作家的作品。

［11］［加］米歇尔·迪安．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M］．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7．

［12］雷娜塔·阿德勒计算出凯尔的影评集《当灯光调暗时》（When the Lights Go Down）中最常使用的9个基本字词，试图以这种方式令读者觉得凯尔的评论全是自我重复、毫无价值的废话。

［13］欧阳月姣．重访与招魂——评《阁楼上的疯女人：三十周年评论特集》［J］．中国图书评论，2013（3）：67．

［14］在《反扑：针对美国妇女的未宣之战》（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Women）中，苏珊指出，女性运动所获得的每次胜利，都伴随着相应的破坏力量。这是一场“针对女性的秘密战争”；当女性获得成功时，“反扑”者就想办法暗中整治她。若女性敢于大胆发声，“反扑”者就拼命嘘她。参见Susan Faludi，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Women［M］．New York：Vintage Publishing：1991，pp．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