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日:种子的历史决定了人类的生活地域和方式

2022-07-21 08:27
资源再生 2022年5期
关键词:杂交小麦玉米

每年的5 月22 日,是联合国自2000 年12 月通过决议以来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旨在促进大众增加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所谓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的生物所有形式、层次和联合体中生命的多样化,这其中包含三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种子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种子影响了演化的进程,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的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

《种子与人类文明》一书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学术总监,世界濒危植物物种保护领域先驱彼得·汤普森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本。在这本书中,汤普森讲述了植物种子的演化史、人类文明与植物种子的关系,讲述了植物塑造人类文明的精彩故事。

种子代表着收获和希望

面对一粒种子,人们会想到什么?

远古时期的人类给出一个答案——食物。这批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将种子视为便于存放的脱水植物,而且知道种子当中富含营养。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营养,在1万年前,人类与种子合作的迷人故事便开始了。

几千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去耕耘土地,播种从野外采集的禾草等植物的种子,培育、收获并储藏新生的种子。种子便于运输、随时可用和有较长储存期的优势,将人们从日复一日的采集、挖掘和狩猎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

被挑选出来的种子,大多都是一年生的植物。因为生命周期更短的植物,会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用来繁衍,而不是浪费在其他部位,比如叶和茎。

有趣的是,人们在培育种子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从自然提供的东西中获得最多,而不是获得想要的。每种植物都有特殊的需求,也有自己的种植方法,与周围环境紧密契合。人们会根据当地的环境情况,选择少数的几种谷物,专心种植。在农业尚不发达的过去,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适合种植小麦和水稻,比如地中海地区、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而在美洲等地区种植玉米则是普遍的选择。

直到12 世纪,全世界的农民从植物杂交产生的果实中年复一年地收获着。他们播种的种子就是先前种子的样品。偶尔会有人向周围的人宣传从市场上买回的种子,或者和邻居交换种子,但总体上,自给自足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人们坚信在好的年份里,无论如何都能生存下去。

粮食和种子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对谷物进行补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措施。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领导人通过发放免费的食物,或者对谷物进行补贴,来安抚不满的民众。即使在20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地区有类似的行为。

种子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

读懂种子,不止限于它们为我们提供食物(从谷类、豆类到食用油),以及纤维织物、清洁剂和燃料。相比于这些直接的用途,种子对于耕作农业、蔬菜种植和畜牧业都至关重要。由种子发育而来的禾草所组成的草地,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永久牧场,鸡、猪和肉牛在几乎只依靠某一种谷物的精养系统中饲养着。大规模的农业综合企业支撑着现代经济和它所供应的消费生活群体。

但更吸引人的,还是种子在人类不断扩张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对照欧亚大陆的小麦和美洲大陆的玉米,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特性使小麦拥有促进城市建立的力量,而玉米却没有呢?

《种子与人类文明》作出这样的解释——那些培育和日常生活依赖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人,他们种植的庄稼和食用的谷物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方式使他们有了不同的期望和生活方式。

小麦是一种社会性的庄稼。为了种植小麦,大片区域需要被耕耘、播种、收获,这些过程需要依靠高效合作的社会组织完成。在农民种植作物、磨坊磨好面粉、面包师烤出面包的过程中,培养了社会的协作发展,释放了社会成员的力量,鼓励人们承担专业的角色。于是,政府机构不可避免创建出来,一系列维护生产秩序的法律和条规以及等级制度相继出现,这是城市发展成功的先导者。相反,玉米种植无需强迫合作,一个人即使只有小面积土地,也能够产出大量的食物来源。

更重要的是,与其把小麦看成是食物,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手工艺式的商品。它在技术、方法上为依赖于玉米的人们提供了无法想象的方式空间。在熟练的手工艺人手里,面粉能衍生成面包、蛋糕、布丁、馅饼等美食,在古老的东方则变幻成更加丰富的面食。在很多个世纪里,餐馆和面包房都是城镇的中心,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交互动中提供集中地。相比之下,很难想象玉米饼、玉米粥对于人的技能有什么更高要求。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麦的独有特性成了城市文明建设中的支柱。当哥伦布航行到新大陆后,欧洲已经有20 多个城市的人口在5 万到10 万之间;有80 多个城市的人口在2 万到5 万之间;更有了无数的小城市。而整个美洲,只有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很难说有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

不过,以玉米为主产区的人们大可不必为此泄气或妄自菲薄。当社会秩序因遭受动乱或天灾而失衡时,小麦的社会性优势会变为劣势,人们会遭遇集体饥饿的危险。我们看到,16 世纪到17 世纪,由于原产美洲的玉米、土豆的到来,明末清初的人口迅速摆脱了气候剧变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得以迅速增长。玉米和小麦从此在中华大地互为补充,各显其能。为此,我们不得不感谢那些漂洋过海把玉米种子带回中国的人。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人类不断探索创造出新的种子

人类之于种子,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利用它,更是主动地改良它、创新它。对种子的不断探索之路,也成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和技术创新之路。

当人类数量很少并且分布广泛的时候,采用简单的方法收集食物就能满足基本需求。当人口不断增长之后,人们逐渐偏爱更高产量、更容易获取的自然杂交作物种类。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仅靠从自然界筛选天然杂交种子很难满足需求了。

1798 年,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悲观地认为“人口增长的力量远远多于地球供人类生存的力量”。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马尔萨斯关于人类和食物供应的可怕预测并没有发生。农业科学的干预确保了在食物公平分配的前提下,食物生产能跟上人口的增长。

读《种子与人类文明》,那些近代科学家依靠科学思维不断进行植物杂交实验的传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历史人物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1717 年,伦敦的苗圃工人费尔柴尔德受限于旧有传统和观点,面对自己用纯种美国石竹杂交出的一种名为“费尔柴尔德之骡”的粉色石竹惊恐不安。科学的种子要想萌芽,实在是需要突破一道道心魔。

我们也看到,随着第一步的迈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陆续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施普伦格尔、奈特等科研勇士不仅通过杂交实验培育了新品种,还为遗传学和植物育种学奠定了基础。

于是,花卉、蔬菜、水果和谷物的新品种被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来。作为最伟大的先驱园艺家和植物育种者之一,卢瑟·伯班克培育出800 多个植物新品种,包括苹果、梨、李子和草莓,以及多种蔬菜、园林花卉和谷物。如今,伯班克马铃薯成为美国最广泛种植的马铃薯,据说是制作麦当劳炸薯条的唯一正宗品种。

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利用杂交手段育种,必须提到两名科学家。

第一个是诺尔曼·博劳格。作为国际小麦改良计划负责人,他组织多个国家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被称为“绿色革命之父”。博劳格到许多贫穷国家,使小麦良种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20 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增长数倍。鉴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在为一个饥饿的世界提供粮食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博劳格获得1970 年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具有这样情怀的,还有中国的袁隆平。1973 年,袁隆平领衔研发的三系杂交水稻问世。上世纪最后25 年,我国通过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增产稻谷3500 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 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种子与农业的命脉息息相关。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不仅包括产量,更体现在质量上。我们看到,原产中国的猕猴桃,被外国改良品种后,改名“奇异果”高价涌入中国市场;占据中国市场90%份额的香水月季,源自中国野生月季……要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打好粮食主动仗,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种子研究,我国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启动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构建了以海南、四川、甘肃为主的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52 个杂交玉米和水稻制种大县,以及100 个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为重点的良种繁育“国家队”,其目的就是由产量型向提质增效型转变,努力培育更多更好的突破性品种,让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健康。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每一个和种子打交道的人,都是带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寻找属于当代人的历史启示。《种子与人类文明》用当代人的视角,关注两个长久的话题:我们从种子世界里学到了什么?我们如何应对种子的未来?只有做出合理公正的、对全人类有益的选择,才能找到种子的希望所在、人类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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