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问题研究

杜书灵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洲学院，北京 100089）

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家，其作品译介到韩国的时间较早，影响也较大，他也成为了韩国人最为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韩国掀起了一波莫言作品销售及研究的热潮，莫言越来越受到韩国读者及学者的关注。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许钧曾谈到：“据我所知，瑞典文学的评审中只有马悦然一人能直接阅读中文文本，他们评选的依据是莫言作品的译本，没有翻译，中国作家不可能进入诺奖评审的视野”（许方 许钧，2013:4-5）。

莫言作品的海外译介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衍生出了一系列对于其作品在海外译介及接受的研究。韩国语境下莫言作品的译介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有从译者、作者在韩交流、电影的助力以及国际奖项的获得等对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流传起到的促进作用角度进行的研究（杜庆龙，2015；董梅，2016；张园园，2016；李尚静金莲兰，2019；苏姗姗 边铀铀，2021）。也有从学者接受和普通读者接受的层面来讨论莫言作品在韩国的接受程度的研究（张园园，2016；茹意，2020；苏姗姗 边铀铀，2021）。

莫言的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数量比其他中国作家要多，流传效果也更好，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的重心将不会放在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成功经验方面，而是反向寻找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与接受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以此来探讨如何能够更好地在韩国译介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影响文学作品译介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两方面，文本内因素在于作品本身，文本外因素则在于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接受。因此，本文将首先对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然后从莫言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抗译性及其在韩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传播与接受两个方面，分析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遇到的问题，并寻求可能的提升方案。

一、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

据笔者统计，1989年至2021年的30余年间，莫言作品共有22部韩译单行本出版，其中包括长篇小说12部，中篇小说1部，小说集5部，散文集1部，收录发言稿文集3部。此前介绍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情况的论文多有写错译者姓名、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的情况，因此，笔者校正统计后，得到如下表1。

表1 莫言作品在韩出版情况

可以看出，莫言的长篇小说基本已全部被翻译为韩语，中短篇小说也多以小说集的形式被译介出版，另外还有部分散文、演讲稿等也被翻译成韩语进入了韩国读者的视野。

究其特色来说，《红高粱家族》是被译介次数最多的小说。洪熹于1989年翻译了《红高粱家族》中的第一篇“红高粱”，并和邓友梅的《烟壶》结集出版，这也是韩国译介莫言作品的最初记录。从书的封面和正文之前使用的电影《红高粱》与《八旗子弟》的剧照来看，这本书最初的目的大概是想通过电影来介绍原著（方金花，2018:208）。沈惠英后于1997年同样翻译了《红高粱家族》中的第一篇“红高粱”出版，而后于2014年译齐了《红高粱家族》中的另外四篇后出版了全译本。最后是朴明爱，她于2007年译出《红高粱家族》全文并出版，为《红高粱家族》在韩的第一本全译本。译出莫言作品最多的译者同样为朴明爱，她在韩国可谓“莫言作品专业户”，除《红高粱家族》外，还翻译了《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四十一炮》，可以说她为莫言长篇小说的韩译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之多、之全是中国作家中非常罕见的，也充分说明了其作品的魅力和影响力。但是，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评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首先，只有《红高粱家族》有不同译本，共被3位译者翻译过，其他的作品都没有复译本出现。鲁迅（1973）曾专门撰写《非有复译不可》一文来强调复译的重要性，而莫言自己也在给《红高粱家族》2014年韩译本的序言中写到“我很高兴全新的译本由文学与知性社出版。一篇小说需要有不同的译本,因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原作的风格”（, 2014: 7）①。诚然，每一个译者由于其经历背景的不同会对原作有不同的解读，从而产生出侧重不同的译本，这些侧重不同的译本是对原作不同精彩方面的展现，也只有这些译本相互补充，才能展现出原作较为完整的样貌。因此，只有出现更多的复译，莫言作品的本真面貌才可以更好地展现在韩国读者面前。

其次，从表1可以看出，只有《红高粱家族》和《蛙》得到了再版。再版可以说是一部作品是否获得广泛关注的标志之一，不断再版的作品一般都是极富生命力，被读者所广泛接受和喜爱的。然而莫言作品在韩国往往只出一版，此后很少有再版发行。目前在韩国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的莫言作品就只有《莫言中短篇小说集》《红高粱家族（2014译本）》《蛙》《月光斩》《生死疲劳》《十三步》《师傅越来越幽默》和收录莫言散文作品的《万事如意》，莫言知名的代表作《酒国》《檀香刑》《丰乳肥臀》等译作都处于绝版状态，不再出版发售。同时，在韩国著名的书籍网站YES24和教保文库上，莫言作品的评论大多只有个位数。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及多年候补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的评论则有上百条。相比于此，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认知度可谓相形见绌。

那么，莫言作品为什么在韩国遭遇了上述的问题和处境，这就是本文以下部分将分别从莫言作品本身的抗译性和韩国语境中莫言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

二、莫言作品的抗译性研究

文学作品追求艺术性的至高点，即独一无二、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不落俗套，艺术性越高的内容，越不容易转换，文学作品中的抗译性，便是横在译者面前最大的障碍（杨磊，2018:128）。因此，分析莫言作品的抗译性，是提高翻译质量，提升其作品在韩国译介和传播的前提。

抗译性的研究首先出现在诗歌翻译领域，钱钟书（2019:15）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就提到“中国诗具有坚强的抗译或免译性，经得起好好歹歹的翻译”，林煌天（2005:351）给“抗译性”下的定义是“所谓抗译性，系诗文不可为而为之的译或误译，当然也不排斥有些佳译”。由此可见，“抗译性”并非完全等同于“不可译性”，而是认识到困难后的“不可为而为之”，虽有时会产生误译，但也不排除会产生佳译。当然，“抗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也是一种程度的区别，我们必须承认抗译性强到一定程度后便会产生不可译的现象。

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把关注点从诗歌翻译中的抗译性扩展到了小说翻译的抗译性研究，对此郑海凌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他认为：“翻译的困难在于文学文本的‘抗译性’。由于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在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中外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文化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文学翻译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矛盾”（郑海凌，2000:58-59）。杨磊（2015:82）发扬了郑海凌的观点，将文学翻译中的抗译性概念界定为：“由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时间、空间、文化心理、语言习惯、文学手法等差异，特别是文学作品本身存在艺术性，因而译者在翻译时会遇到不可译或容易产生误译、无法达意的现象，并将文学作品的抗译性分为时空抗译性、文化抗译性和文学手法抗译性。”

本文将以杨磊（2015）的分类为基础，从这三个方面考察莫言作品的抗译性。

（一）时空抗译性：“高密东北乡”与中国近现代史

莫言作品拥有非常独特的时空性。在空间上，他的作品依托故乡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展开，着重于讲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英雄的、卑鄙的、现实的、传说的、夹杂在一起，真真假假，多彩而绚烂，营造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莫言的作品着重于讲述“乡村”的故事、“民间”的故事、“农民”的故事，中国社会的缩影、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都被压缩进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微观世界。有学者认为，余华笔下的“乡村”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中也可能见到它的影子；但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极具特殊性，能引导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探寻一个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张乃禹，2013:131）。

在时间上，莫言的作品时间跨度长，在一部小说中就能将一个家族的历史娓娓道来，如《丰乳肥臀》的故事一直从“义和团运动”讲述到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时期，《红高粱家族》的故事也一直从“辛亥革命”的年代讲述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市场经济等等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全景式的描画。

韩国虽与中国一衣带水，同属汉字文化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史，但由于近现代特殊的历史进程，意识形态的分化，两国不得已有了一段互相隔绝的时间。面对莫言作品独特的时间和空间架构，如果要翻译好他的作品，就要求译者必须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甚至社会、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这对于译者来说着实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二）文化抗译性：文化专有项与文化心理

基于莫言作品独特的文化特性，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词汇，也就是文化专有项。由于在韩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给译者的翻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为了解释这些文化专有项的意义，译者往往不得不加上注释加以解释说明。以《红高粱家族》2014年沈惠英译本为例，全书共出现了高达125处注释，来解释文中的文化专有项，涵盖人名地名、食品名称、器物名称、传统习俗、传统文学和戏曲、历史事件、称呼等等，从以下的例子可见一斑：

人名地名：

食品名称：

器物名称：

传统习俗：

传统文学和戏曲：

历史事件：

称呼：

如此多的文化专有项在莫言作品中的出现确实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译者也不得已采用添加诸多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小说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有元素，加重了翻译的难度。

然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还只是表面的，莫言作品文化抗译性的表现还包括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正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转自中国新闻网，2012），莫言的作品中有很多将民间传说与小说中的人物结合起来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故事都是莫言从小在故乡人的一代代口口相传中接触到的，他曾表示，他文学作品里写出来的还不及他家乡民间传奇故事的1%（转自李桂玲，2019:55）。如《红高粱家族》中“二奶奶”被黄鼠狼附身的“奇死”，如《丰乳肥臀》中“三姐”化身为“鸟仙”的故事。将这些民间故事融入作品中表达的是一种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的深层文化心理。诸如此类的文化心理不是简单将字面意思翻译出来就可以表达的，如何通过译作向译文读者传达原作的文化心理，是给译者带来的思考题。

（三）文学手法抗译性：叙事手法与民间艺术表现手法

莫言的作品大多选择的是现代主义的创作之路，基本上是沿着先锋实验小说的路子前行的（刘佳，2016:62）。

首先是莫言作品的叙事手法。莫言的作品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和非常独特的叙事结构。他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的叙事结构，同一个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叙事人，而每个叙事人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语言、角度和思维，现实和浪漫的因素杂糅在一起，构成了作品诗意的狂欢气质（李桂玲，2019:11）。对于莫言作品中叙述视角多变的问题，有韩国读者评论指出：一开始以为译者翻译错误了，仔细读下去才知道是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转自张园园，2016:47）。莫言的一些艺术创作特征无疑给译者的翻译增加了难度，也给译本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此外，莫言作品中加入了一些民间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有快板体、诗歌体、戏曲体等，增加了原作作品可读性的同时，却降低了可译性，从以下的例子可见一斑：

原文：

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

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

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

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莫言，2017:12）

译文：

原文是快板书形式的文体，不仅形式齐整、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还可以增强人物形象、景物描述的表现力（方金花,2018:227）。但翻译为韩语却只能做到将基本意思译出，而无法做到像原文一样句式齐整、字字押韵。

三、影响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的外部因素

谢天振（2003:62）在探讨译介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也将通过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一）意识形态

在古典文学领域，中韩两国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韩国读者十分喜爱《山海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可自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冷战历史，中韩两国的文坛就像是两座固若金汤的封闭城池（朴明爱，2013:4）。由于长期的隔绝以及意识形态的分化，对于现当代文学来说，韩国读者更加能够接受欧美的包含西方价值观或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的文学作品。对于当前韩国读者偏爱西方和日本文学译本的现象，韩国汉学家朴宰雨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与西方、日本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性，较易在文学审美方面产生共鸣（转自张乃禹，2020:82）。而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韩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金宅圭认为：“中国无法摆脱在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等现代史的风浪中经历的苦痛，很多小说都以此作为素材。这样的历史和曲折的文化对于韩国读者来说过于生硬。中国小说中体现着韩国人丢失的价值和历史意识，这是中国小说的力量，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小说太过于沉重和缺乏吸引力”（, 2015: 76）。总而言之，中国现当代小说由于根植于中韩意识形态分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无论是从选题还是从表现手法和所表达的价值观来说，都与韩国读者的兴趣产生了一定距离。

（二）赞助人

首先，文学作品问世最重要的赞助人就是出版商。中韩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反应在出版领域，就是中国文学作品出版量相较于西方和日本作品所处的劣势。从韩国每年发布的《出版年鉴》中可以看出，每年中国文学在韩国的出版量只相当于日本文学的10%-20%，相当于美国文学的20%-30%（, 2015）。在中文版权交易方面颇具影响力的Carrot Korea公司总经理白银荣曾指出：“虽然日本小说（在韩国）卖50万册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在韩国能卖到1万册以上就可算畅销书”（转自张乃禹，2013:128）。

莫言的小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被称为“莫言翻译专业户”的朴明爱（2013:4-5）曾写到“我曾在2000年拿着莫言小说的译稿试叩韩国出版社的大门，却吃了不少闭门羹”，“2000年我首次将莫言的原作小说《红高粱家族》译成韩文，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尽管我预言莫言的实力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可度较低，即使是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出版社也不愿冒险”。

韩国的出版社多为商业性质的出版社，以商业盈利为目的，因此，决定出版哪些作品的时候必定要考虑到是否畅销的问题。处于韩国人接受边缘地带的中国文学并不被这些出版社看好，更何况出版海外文学作品还需要支付译者翻译费和原作者的稿费。为了推广中国文学作品，一些资助文化产业的财团变成为了另一类非常重要的赞助人。朴明爱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等都是受到了韩国大山文化财团的资助才得以出版问世。大山文化财团致力于赞助优秀韩国文学作品在海外及优秀海外文学作品在韩国国内的宣传和出版，同时，大山文化财团自2000年起开始赞助每五年在韩国举办一次的首尔国际文学论坛，莫言能够多次赴韩国参加文学类交流活动也离不开大山文化财团的赞助。

作为文学翻译的赞助人，韩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韩国文学翻译院。韩国文学翻译院是为了促进韩国文学的海外宣传，资助韩国文学在海外翻译与出版而由韩国政府设置的官方机构。韩国文学翻译院每年会开放译者申请，被采用的译者将会获得资助帮助其译作在对象国的出版。自200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以来至2020年，已经资助了1527本（套）韩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出版，其中包括193本（套）中文图书②，为韩国文学作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译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反观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类似的大规模针对外国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在海外出版给予资助的官方机构，这也限制了中国文学作品进入海外。如果我们可以学习韩国建立诸如此类的机构的话，相信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能够在海外有更大规模的传播。

（三）主流诗学

如前文所述，莫言的创作风格独具特色，其自由不羁的想象与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语言以及独特的叙事风格构成了莫言作品独一无二的文学艺术性。但莫言这种实验性的先锋文学创作手法却并不符合主流诗学，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别说是在国外，中国国内对莫言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一些评论家对莫言作品中过分自然主义的描写、不加克制的情绪渲泄以及情节失真、内容堆砌等提出了批评，而另一些评论家一味认为莫言的作品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定势，企图以一种亵渎的姿态，促进人们审美心理的演变递嬗”（丁帆，1989:130）。对于莫言作品的争论，其中有关于历史的、关于道德的，也有关于美学风格、小说技术的。几十年来，莫言基本上是在不断被争议中走过来的（刘佳，2016:62）。

在韩国，莫言作品与主流诗学的相悖也导致了其作品遭受到冷遇。《酒国》因血腥的杀婴场面和露骨的语言等，曾被韩国的图书伦理委员会判定为不符合韩国读者口味的作品。韩国图书伦理委员会为韩国图书的审批机构之一，一旦其认定作品不符合韩国读者的情感或有悖于美风良俗时，即使和出版社签约翻译，也可能无法出版（朴明爱，2013:5）。

可以说，莫言作品与主流诗学的相悖导致其在中国语境中被接受也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作为异质文化在韩国语境中的传播和读者接受方面受到阻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四、结语

本文以莫言作品在韩国译介时所遇到的问题为关注点，对莫言作品本身的抗译性和韩国语境中莫言作品接受和传播所遇到的困难进行了研究。

首先，莫言作品所具有的时空抗译性、文化抗译性和文学手法抗译性虽然给作品的翻译带来了困难，但却是莫言作品与众不同的特色。相信如果不是莫言作品所反映的独特时空里的故事、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以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手法，他的作品也不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莫言自己曾说过“中国作家不能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出去就降低难度，这个一定要明确。假如在这段运用个性、写出来非常美、非常好，尽管翻译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还是应该坚持不要改掉，真正的有才华的翻译家会想出办法来解决的”（转自腾讯书院，2014）。抗译性并不代表完全地不可译，因此，本文探究莫言作品抗译性的目的就在于认识到莫言作品翻译中的重点难点，只有这样译者才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这是翻译好莫言作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上，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出真正了解历史的中国、传统的中国以及现代的中国的译者，他们不仅需要有优秀的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也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能够真正成为中韩文学间交往的使者，真正促进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推广。

其次，面对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在韩国所遇到的有关意识形态、赞助人、主流诗学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提高彼此文学的认知度。事实上，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韩国读者已经改变了此前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希望能够看到反映中国当代真实社会风貌和中国人真实生活及情感，同时又不乏文学性和可读性的优秀小说。应有更多像韩国大山文化财团一样的机构来支持两国学者在文学领域中的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同时建立纽带，共同帮助两国普通读者了解和感受到两国文学作品的魅力。中国也应该成立像韩国文学翻译院这样的机构来资助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出版和传播，支持更多的译者新译、复译中国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将中国文学作品的真实面貌更好地展现给海外读者。

总而言之，优秀文学作品的外译不是一蹴而就的，对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进行经验总结和教训吸取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助益。

注释：

① 本文涉及到的韩语信息，如无特殊说明中文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② 根据韩国文学翻译院官方网站https://www.ltikorea.or.kr的数据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