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当前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新动向

2022-08-08 13:19蔡万焕

山东社会科学 2022年6期

蔡万焕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数字平台、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当代资本主义，那么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吗？它将会取代当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吗？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从金融资本到数字资本，各种资本间的关系和劳资间的矛盾是否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深入研究回答些问题，对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化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不断下降。在新自由主义助推下，过剩资本大量投向金融领域，导致金融资本逐步脱离实体经济走向相对独立并迅速膨胀，这一过程被称为金融化。在金融资本这一形式上，资本完全摆脱了实物形态的束缚，其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也得到了完全展现。金融资本、金融化仍然是当前美国经济的关键词，它决定着美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及发展方向。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发展，优步(Uber)、亚马逊(Amazon)等数字平台涌现，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兴起，数字化或平台化成为既金融化之后美国经济日益重要的另一个新变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也被有些人冠以“共享经济”的名称，被称为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它允许共同开发资源、共享、协作和“绿色”经济。另一方面，它被理解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称为“优步化”(Uberization)，即将现有工作和服务转化为分散的、相对独立的任务，分配给非正式雇佣人员，他们之间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工作时间也因为工作的灵活性而被拉长。上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超越了资本主义，另一种则把数字经济或平台经济描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或发展的新阶段，并认为在这个阶段市场和竞争都有重大发展。实际上，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并非取代了金融业，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以金融资本为基础，是金融资本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数字平台企业被认为是拥有“新经济商业模式”的公司，这类企业在处于开发创新和应用程序阶段时，没有或几乎没有销售额。他们的开发活动是由风险资本资助的，而且一般来说前期投入巨大。该类型企业的成长预期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通过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以便占据垄断地位，然后将其业务金融化。风险投资基金寻找所谓的“独角兽”公司，这些公司极高的资本收益将补偿所有其他风险投资，而其中大多数投资都是不盈利的。潜在的高投资回报率也很有吸引力，因为成熟行业无法提供如此高的回报。该类型企业的出现也与一种新的金融操作相适应，即盈余储蓄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风险投资。

金融的杠杆作用有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利用融资手段运作比自有资金多得多的货币额，贷款者就敢于冒更大的风险，因为投资即使失败了，损失也会由各个资金的所有者共同承担。这样做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只要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在科技研发等领域，这样的操作可以为科学研究筹措更多的资金。作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主导商业模式，数字平台经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化的积累体制。有研究表明，以欧美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软件和生物技术行业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日益重要的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互补性，金融市场的直接货币激励有助于增加软件公司申请专利的数量，因为专利和无形资产被投资者视为一家新企业值得投资的信号。专利不是数字平台经济的核心，但其商业模式显然是建立在高质量人力资源、知识、数据控制和数字网络等无形资产基础上的。尽管这些公司在短期内亏损，但由于网络经济的存在，这些资产的存在为赢家或先行者创造了一种未来垄断租金的预期。然而这些平台的创始人的目标并不是创造价值和利润，而是提高企业的市值，把他们的股票卖给更大的公司，更大的公司将利用这些数据和他们的网络来创造价值。

因此，平台有助于其他公司特别是大型成熟企业提高其灵活性，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B2B平台提供了劳动力和金融等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希望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大公司来说是有用的，并促进其开放式创新和专注于其核心业务。企业也可以选择众包，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非正式雇佣人员。平台经济通过分散承担风险、技术创新和获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商业运作模式起到补充作用。换言之，平台帮助那些在金融压力下运营的老牌企业实现其目标。从金融角度来看，平台经济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有助于大公司生产过程的市场化，这些大公司可以通过自由自愿的形式进行外包，而自身则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给初创企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它已经是一些行业金融资本积累机制的一个特征。例如，大型制药公司已将大部分临床前研究外包给生物技术公司，一些公司还创建了风险投资基金，为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这种针对大型企业的“创业综合体”形式受到金融化的青睐。大型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生物技术或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即使没有盈利，也能够在股市筹集资金。

二、大数据、数字技术向数字资本的转变

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等上市后，由于其特殊的商业模式被称为“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或“分享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将闲置资源的使用权让渡给他人，以利于社会价值创造从而促进整体目标最大化的新经济业态。也有学者认为，共享经济包括营利和不营利两个部分，商业或市场力量介入共享经济无可厚非，因为它解决了共享经济平台的运作成本问题。

实际上，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称为“共享经济”并不准确。首先，使用数字经济平台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是需要付费的，即使不考虑由于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所导致的使用费，用户支付的费用还包括数字平台的利润。其次，数字平台企业的众包业务即那些被分散出去的工作任务，由非正式雇佣人员完成，数字平台企业获得利润，而非正式雇佣人员获得相应报酬，这也不是所谓“共享”。如同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样，生产过程完成之后，资本家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借贷资本家获得利息，工人获得工资，这并不是什么共享，工人获得的工资本质上是出卖劳动力商品获得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最后，数字平台企业获得利润，依靠的仍然是对资本、对各种资源的所有权，这里仍然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

因此，有学者指出，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但冠以“共享经济”名称的商业实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而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商业模式(如租赁经济)，因而是“伪共享”，因为它们背离了原初意义上的共享实践，把它们冠以“共享经济”是一种命名错误。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数据这种市场经济中的宝贵资源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从而为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创造条件，极大地推动经济的进步。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种大数据、数字技术都掌握在资本手中，被用来更方便有效地剥削劳动者，因此，大数据、数字技术转变成为数字资本，成为资本家在新技术条件下获得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仍然不可能摆脱对资本的依赖，甚至对资本的隶属程度不断加深。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发展、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不断加强以及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不断加深的过程。新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导致了生产过程的弹性化、个性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客观前提。但是，像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转变为了资本对劳动进行控制的新手段，这一点在信息化革命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突出。数字资本掌握的科技知识变成了新时代的生产资料，科技本身的发展与生产过程正在逐渐从人类自我发明的“客体”变成控制人类日常生产活动与生存的“主体”。以各大互联网购物广告和网络信息推送为例，数字时代的广告可以对个人进行精准推送。个人的喜好、习惯通过数字而量化体现，商品的个性化定制开始发挥作用，看似是消费者降低了选择成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则是数字资本对消费者的一种 “隐秘”的控制。人的购物习惯或互联网浏览行为因为广告、信息的精准投放和推送而将其依赖于消费者的被动关系变为消费者要依赖广告、信息的主动关系，人类的消费行为被数字资本隐秘渗透从而被控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化革命的深入发展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境遇，反而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劳资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化技术是在革资本主义的命。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预见到技术革命将对雇佣劳动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巧合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思考美国工人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一问题时提出，贫富差距主要是由劳资间差距引起的，技术进步使工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机器不断替代工人，许多高技术高工资的工人被解雇，因此工人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克鲁格曼的观点竟然和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劳资关系的客观真相。

三、数字经济下美国阶级关系的变化

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技术、大数据转变成了数字资本并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手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部分工人的就业形式转变为非正式雇佣和非稳定就业；数字资本对数字工人进行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家之间围绕大数据展开激烈竞争，数字资本通过对大数据的掌握，压缩其他资本的利润空间，资本家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为保证大数据的独享性，数字资本继续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支撑，进一步推动国家干预最小化。

(一)数字经济下的非正式雇佣和非稳定就业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务众包、零工经济、按需劳动等成为雇佣关系的新表述，其本质就是非正式雇佣、非稳定就业。其实这些所谓“新的”雇佣关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特主义的特点就是以雇佣关系为主导的调节模式。福特主义危机后，资本强加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货币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来降低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去工业化推动了福特主义的结束，但也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同时，全球化和金融化促进了雇佣关系的流动性和个性化。与此同时，大型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通过对大型上市公司实施“股东价值管理”，改变了主要的管理形式。为了提高股本回报率，金融化公司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外包给供应商，并向首席执行官分配股票期权和非常高的薪酬，以确保他们服从提高公司股价的主要目标。这些新的做法加速了高层管理层和工会之间历史性妥协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妥协，并与工会和低技能员工展开了对抗。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危机期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工资份额下降，而利润和股息的份额有所增加。此外，由于利润的再投资减少，从而助长了金融业的增长和泡沫，这也导致了不平等加剧和更高的贫困率。

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企业的雇佣关系和商业模式，它涉及发展自营职业和自由职业者以取代正规的雇员，这可能涉及Upwork等平台的高技能自由职业者或Uber或Deliveroo等平台的低技能创业者。通过将自由职业者的模式扩展到低技能工人，数字平台企业以商业合同取代了劳动合同，并将原先由资本承担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劳动力。因此，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是一种新形式的劳动力“非授权”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通过用商业合同取代雇佣合同，通过控制对平台的访问以匹配供需，以及通过劳动的“去技能化”，优步等数字平台企业在低技能工人之间制造了竞争。没有了工薪阶层的身份，收入就更加不稳定，计件工资制这种薪酬制度重现。低技能工人之间的竞争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并恶化了他们的工作条件。非工薪阶层的工人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也没有社会保障。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并普遍化，那么它将导致工资与劳动关系的非制度化倾向。

数字经济加剧了最贫困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对于具有高技能的工人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那么数字化和就业平台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从事低技能工作来补充收入。因此，不依赖平台的员工可以利用平台来增加收入。然而，对于依赖平台的低技能工人来说，这种关系是颠倒的，平台产生的固有的竞争关系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人们使用平台的通常的理由往往是积极的，并暗示这是因为它“更有趣”“更环保”“更具协作性”或“更具包容性”。然而，法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此类平台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它们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们的服务成本更低，或者人们可以通过租房或当司机赚取额外收入。研究中80%的用户表示他们使用平台是为了省钱，只有24%的用户表示是为了“以不同的方式或在非传统渠道中消费”，只有15%的人说使用平台是为了“保护环境”，7%的人说是为了与人接触。有学者指出，不同的社会动机可能会激励用户参与平台，这些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但最贫穷的工人使用平台大部分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钱来生活。因此，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受到金融化积累体制危机导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失业的鼓励。它的出现反过来又加剧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不平等。

(二)数字资本、数字劳动与数字剥削

数字、数据并不会进行自我劳动，数字、数据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需要通过数字平台去实现。同理，数字本身也无法自己构建所谓的数字平台或互联网平台，而是资本在收集由网络用户、消费者在互联网中的活动所产生的数据后，通过科技手段整合这些数据才构建了数字网络和大数据。数字劳动力的本质在于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用户的网络浏览、消费行为产生数据并为平台提供免费劳动力。它的特征在于这样的免费劳动力剥削具有很强的隐秘性，被数据平台的免费使用、快捷使用与娱乐使用的特性所掩盖。这些海量数据可以用于大数据构建，也可以打包出售，都可以为数据平台资本带来利润。因此，数据被数据平台无偿占有，互联网用户则变成了免费的数字劳动力。所以说，新兴的数字资本家不仅对数字劳工进行剥削，即使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转化为数据后)也被数字资本家利用来获取更多利润。

(三)数字资本家之间围绕大数据展开的竞争

大数据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是数字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大数字平台企业围绕大数据展开了激烈竞争。竞争的主要形式是构建能够争夺平台用户从而独享大数据的“数据领地”。数字平台企业在初创时期虽然处于亏损状态，但风险资本仍大量注入，看中的就是一旦该数字平台吸引的用户数量足够多并取得垄断地位，就可以构建一个排他性的独享大数据的平台。对于各数字平台企业而言，谁掌握的数据量更大，谁在竞争中就更占优势。各数字平台企业为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采取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如数字平台企业通过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吸引用户，通过手机整理用户在线购物、浏览、点赞、评论等数字足迹，掠夺原本属于用户个人隐私的数据。再如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的出现催生了各种智能设备，通过将网络智能技术嵌入日常生活用品记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该用品的数据，并将数据汇集到数字平台，从而为针对消费者的偏好而定制化改进商品提供数据支持。

数字平台企业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获取消费者在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本质上是资本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人们在生活消费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原应作为公共资源由国家和社会来掌握，用于调节企业生产，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数据转变为资本获利的工具。在数字资本的竞争中，随着竞争加剧，普通民众的个人隐私将更多地被非法获取和使用。

(四)数字资本家与其他产业资本家的分化

数字平台企业一般不直接生产具体商品或者提供具体服务，但由于掌握了大数据，可以实现针对消费者个人偏好的商品的定制化生产。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他产业资本如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必然会对数字资本产生依赖，导致数字资本对其他产业资本的控制，从而导致资本家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

数字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大数据压缩其他资本的利润空间。大数据、数字平台企业虽然不直接参与具体商品的生产，但其掌握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并反馈给实体厂家据此进行商品生产。一方面，消费者需要数字平台不断地提供便利的、相对准确的产品信息从而减少选择商品所付出的时间与成本；另一方面，实体厂家也需要数据平台提供的订单而更加有效、精确地生产商品从而获取更多利润。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无法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对于从事实体经济的资本而言，能否获得相应的大数据，能否利用大数据提高利润，取决于他们与数字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数字资本家利用其掌握大数据的优势，在利润分配中采取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方案，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形成全面控制。

数字资本向其他领域扩张，甚至代替其他资本。例如，数字资本自身向消费者提供融资服务，当消费者的消费超过自身支付能力时，商品销售方(数字资本)就越过银行机构直接对消费者提供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及其持续性。例如，很多互联网购物平台既是商品的销售方，又是借贷方。数字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数字资本家同时也是金融资本家。

(五)数字资本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大数据对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行为、消费偏好等信息的精确掌握，为在经济发展中加强政府调控提供了可能性。但在现实中，大数据的数字资本家私人占有和垄断形成了“数字鸿沟”，不仅消费者个人难以获得自己的消费数据，甚至国家和政府也无法获得，遑论利用大数据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为了保证大数据的独享性，数字资本继续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支撑，进一步宣扬和推动私有化、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另外，数字经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产生的新经济业态的典型，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还被称为“共享经济”“分享经济”，似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因此，数字经济、数字资本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美国，以马克·扎克伯克、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数字资本家比其他资本家享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四、技术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阶级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兴起的基础。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在任何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都不是独立或抽象地存在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并受制于该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利益主体。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为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而且生产出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协作产生的集体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时，马克思指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基于自身拓展性生产方式的内蕴成为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具体动力”，数字技术、大数据和数字资本都掌握在数字资本家手中，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数字资本家的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数字资本家利润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不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被剥削，有限的工资收入在消费过程中被进一步压缩。当前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正是取决于技术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间的辩证运动关系。

(一) 技术革命使得生产资料形式和劳动类型多样化发展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技术革命作用于生产资料，并将更多的资源纳入生产过程，将其转化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在技术革命和生产资料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发生变化，劳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首先，信息通信技术将大数据纳入商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大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大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所有者即数字资本家发展壮大成为资本家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相对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取得了优势地位。例如处于商品销售即流通环节的数字平台，由于控制了商品销售和定价权，反过来对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定价进行干预，使商品的性能和价格更加符合数字平台的要求。其次，由于生产资料的形式发生变化，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数字经济领域的部分劳动者转变为数字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过程等与传统行业相比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劳务众包、零工经济、按需劳动等非稳定就业成为雇佣劳动关系的主要形式，在这些领域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隐蔽。再次，数字资本利用技术优势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收入状况、消费能力等进行分类，并利用“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手段收取更高的费用，获得更多利润。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过程也是为数字资本产生大量数据的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一种“劳动”，但消费者并未因此得到任何劳动报酬，所以在数字经济领域财富向数字资本集中的程度提高、趋势更加明显。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是决定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技术革命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表现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但技术革命改变的只是生产资料的表现形式，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规律没有发生改变。数据的共享性是大数据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数据的全体性、精确性、相关性等特点。正是大数据内在要求的共享性，使得社会的生产资料必然要实现公有和共享，而不是私人占有，这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一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客观上不适应大数据的共享特质，也决定了大数据必然会加剧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数字资本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是决定阶级矛盾的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