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

李伯华，李 雪，王 莎，窦银娣,3

(1.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中国 衡阳 421002；2.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中国 衡阳 421002；3.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国 衡阳 421002)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和地域文化的传承载体，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和乡村遗产，被时代赋予了极高的应用与保护价值，是承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空间节点[1]。传统村落蕴含着古老人居环境营建思想，其村落选址、建筑设计、空间格局等伟大智慧与精巧工艺对当代人居环境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与借鉴价值，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也为乡土文化的研究与多维价值提取提供了基础和前提[2]。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与无序介入，传统村落相对封闭的外围环境被打破，各种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不断侵入村落，多元主体交杂调控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处于一种混杂的非稳定状态，引发了诸如生态环境破坏、建筑风貌损毁、传统文化侵蚀和聚落空间无序等问题[3]，促使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处于被迫转型与主动发展并存的关键时期。基于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等职能清晰、布局细化的政策，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提供了极大的资金支持、技术指导和人员保障，同时也激发了学界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性创新研究。

实际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一直备受国外学者关注，尤其是在城市发展与乡村衰落的现实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成为了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对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研究较早且成果丰硕，分别从社会学、建筑学、景观学等学科出发对乡村人居环境的历史文化传承、可持续发展、景观风貌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4-6]。同时，随着技术创新和理论拓展，将地理信息技术综合运用于探究乡村人居环境各系统间的动力机制和耦合关系，研究成果突出[7,8]。国内关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虽晚，但由于现实需要和政策引导，近年来越来越多地理学、建筑学、历史学、社会学及景观生态学等学者投入到了研究行列中，促成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推动着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理论创新、方法更新与实证分析。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景观基因的识别与修复[9,10]、聚落空间布局的演变与优化[11-14]、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传承[15-18]、人居环境营建的思想与路径[19,20]以及传统人居环境的改造与更新[21,22]等，研究愈发多元和成熟。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学者们多采用单一定性论述或定量分析展开研究，但随着3S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尺度、跨学科、多源数据支撑的综合集成方法正逐渐融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探究过程中[23]，使得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具科学性和精准化。事实表明，我国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已经步入了正轨，打破了城市人居环境偏向的困局，但是面对当前乡村转型发展的新格局[24]，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也存在着更新与发展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步伐快速推进，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乡村主体，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但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间的关系探索较少，亟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机理探究和路径更新。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理清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机理的基础上，探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性，以此提出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保护发展和有序振兴提供理论指导。

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区域内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财富的空间载体和地域平台，是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适应系统构成的、以人为中心、以人地关系为纽带的复合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开放性、非线性、非稳性、持续涨落性等特点[25]。其系统构成中，自然生态环境是物质基础，社会文化环境是社会基础，地域空间环境是空间载体，多元主体环境是核心动能[4]，4个子系统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亲缘关系，涉及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等系统要素，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造与更新的重要领域。

图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理论框架图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变化，为适应村落外部调控和内部需求，在内外主体的共同作用和干预下整合系统元素，实现人居环境的适应性转型与阶段性发展。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也可被看作一个不断更新的开放系统，是依靠系统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实现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26]。内生动力即自组织演化机制，以4大子系统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输送、信息交换等方式驱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良性运作，带动各系统要素趋优发展。最常见的自组织模式是以村民为核心力量，经由村民主体需求变动，激发系统内部的权利交锋、空间分化、文化冲突、资源争夺等，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自下而上的转型发展。外生动力即他组织介入机制，通过系统之外的他组织力量强势介入，刺激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朝着高效、有序的方向演化。最常见的他组织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在政策导向作用下，联合旅游介入、市场调节、观念渗透、城市辐射等外生动力，带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自上而下的转型发展。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核心动力机制是能动的，最优路径为自组织演化与他组织介入有机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系统优化与升级(图1)。

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为应对乡村无序演化过程中出现的青壮年人口流失、土地闲置撂荒、产业发展乏力、乡土文化断裂及生态环境恶化等系列乡村衰落问题的反馈机制，其核心述求是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有重点、分阶段地推进乡村全面转型与复兴，为地域空间内居民营造安居乐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27-29]。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阵地，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在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蓝图下的应激反应，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顺应村落客观规律的必经之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极强的耦合性，关联机制在于：乡村振兴作为外生动力，其系列发展需求驱动着传统村落发展要素的转变，进而牵系人居环境的更新与优化；与之相对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力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二者的耦合节点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调整元素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实施策略和规划路径高度契合，都有着助推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面振兴的共同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其转型发展是区域多重功能协调更新的集合体，因此，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系统与乡村振兴要素并非绝对一一对应，二者具有不完全的耦合关系，本文主要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间最贴合的方式展开论述(图2)。

图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

2.1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生态振兴耦合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物质平台和生态基础，提供地域内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其系统要素囊括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水文环境、土壤植被及生物资源等，各要素相互嵌套，互为影响因子，在无外界恶意干扰的情况下自动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自古以来，自然生态环境都寄托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但是，当前部分传统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坏，亟需恢复平衡状态。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重构需求，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点，旨在通过美化乡村景观、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绿色产业等途径将乡村建设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发展有效兼容。因此，以生态宜居为目标导向，将生态振兴发展要求落实到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修复中，在生态建设层面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系统耦合。

2.2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社会文化振兴耦合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社会化网络载体，其构成要素包括村落发展过程中延续的传统习俗、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等，各要素共同组成了极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体系，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神载体。但受城乡发展不平衡、异质文化强势入侵等内外因素侵扰，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关系面临瓦解，迫切需要转型和重构。社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要求，旨在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等途径将乡村建设为生活富裕的空间场所；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旨在通过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乡土文化、织补社会关系等途径将乡村建设为乡风文明的和谐场域，二者与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转型发展高度适配。因此，以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为目标导向，将社会振兴和文化振兴发展要求落实到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与传承中，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层面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2.3 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产业振兴耦合

地域空间环境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地理空间平台，提供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空间区位与空间范围，其系统构成包含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由于传统村落的地域空间边界存在一定交叉性，加之产业升级驱动生产空间快速扩张，使部分生活和生态空间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生产空间，形成生活-生产复合空间、生态-生产复合空间等。因而，除单独对传统村落的自然生态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修复外，优化以生产空间为主的复合型地域空间格局也十分必要。乡村振兴总要求中产业兴旺的实施落脚点为产业经济活动空间，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旨在通过新兴产业培育、技术资源整合、三产融合发展等途径将乡村建设为产业兴旺的活跃市场，与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发展正好对应。因此，以产业兴旺为目标导向，将产业振兴发展要求落实到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环境的规划与设计中，在经济建设层面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2.4 多元主体适应系统转型发展与组织振兴耦合

多元主体适应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核心驱动机制，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具备很强的渗透性和开放性，能够将土地、资金、技术、制度及文化等要素融为一体，激发出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逐渐成为了本地居民、基层政府、市场企业及社会机构等主体积极参与的重要领域。由于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述求，相互间存在权利的博弈与制衡，使得如何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及如何有效开展乡村治理成为了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重难点。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旨在通过培养乡村能人、制定村规民约、完善治理模式等途径将乡村建设为治理有效的幸福社区，与多元主体适应系统转型发展十分契合。因此，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导向，将组织振兴发展要求落实到传统村落多元主体环境的调控与制衡中，在政治建设层面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联结。

3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路径

3.1 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

图3 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路径图

以生态振兴要求对标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型发展，通过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将传统村落构建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生态修复是以“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修复对象[30]，在以相关生态指标为标准科学评估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等级的前提下，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串联，对不和谐的人地关系进行系统治理，分层级、有重点的布局生态工程和修复生态问题，促使传统村落向生态宜居的方向转型(图3)。

3.1.1 划定生态保育功能分区，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保育功能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的必要条件，对传统村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兜底作用。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首先要明确修复范围，划定生态保育功能区，充分发挥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效益，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为保障传统村落基本民生问题打好基础、定好基调。保护传统村落生态环境还需全面推行生态补偿机制，落实最优的环境经济政策，让居民在净化环境与保护生态中获得经济利益，激励居民积极支持生态保护政策，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共同创造和维护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3.1.2 综合整治山水林田湖草，形成和谐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最基本的地理关系，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人地关系不协调是长久以来亟需解决的基本地理问题。传统村落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修复的本质，是将人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修复不协调的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不是自然的对立面，各系统要素也并非相互独立，“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整体，因此，生态修复应以人为中心，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综合整治生态要素，不断延续人类的生态福祉。针对传统村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应树立整体视野和全局观念，将植树、防沙、保土、治水、护田、净气等系列生态工程联系起来，重点治理紧要问题，防御次生潜在问题，形成一套重点突出、系统完备的治理流程。

3.1.3 分区分级治理系统要素，提供优质生态产品 在自然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案指导下，分区分级分类整治各系统要素，是生态修复理念的落地之策。在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石漠化、景观破碎化等现象的区域，因地制宜防控地质灾害、保护地貌景观，形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村落自然景观风貌。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大气污染等可能波及传统村落的气候问题，应树立环保意识、减少废气排放，使传统村落成为空气常新的天然氧吧。面对因固体垃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随意丢弃或排放造成的河道堵塞、水质污染、水源短缺等水环境问题，需落实固体垃圾集中分类处理、生活污水引排管道安置、工业有害污水净化排放、淤积河道清理疏通等措施，为传统村落提供充足的洁净水源。潜在的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土质贫瘠、土地闲置等土地问题会造成植物覆被减少、粮食产量降低，甚至影响区域小气候，因而需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实施保水保土工程，盘活优质耕地，为居民提供绿色有机的农作物。同时，要杜绝不合法的猎杀行为，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保护传统村落的生物多样性。

3.2 健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

图4 健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路径图

以社会文化振兴要求对标传统村落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转型发展，通过健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将传统村落营造为富裕文明的和谐场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的迭代更新主要涉及物质基础、社会关系、精神文化3个层面，通过完善社会福祉、稳定社会关系、传承优秀文化，促使传统村落向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方向发展(图4)。

3.2.1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惠民民生工程 较城市地区而言，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备，且部分设施建设不符合村落的整体景观风貌。惠民民生工程应在不破坏传统村落原真性的前提下展开，避免人为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文化教育方面需配备必要的基础教育设施，依托网络科技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另外还需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如图书室、民俗馆、家风陈列馆等)，为百姓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医疗卫生方面应保障基本医疗服务，逐步推进医疗公平，并落实农村改厕等环境卫生整治工程，营造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交通通讯方面要全面改善交通环境，缩短出行距离，实现网络基站全覆盖，创造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通过建设符合传统村落乡村性的基础配套设施，加强水电气路网、教科文卫体等生活与休闲娱乐设施的布局，将传统村落转变为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宜居乡村。

3.2.2 完善制度文化体系，织补社会网络关系 随着人口流动、土地流转、资本注入等人-地-业因素的转化，传统村落社会关系发生更替，社会结构正在重构。特别是部分传统村落因旅游开发吸引大量外来社会资本进入，催生和加速了宗族关系解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元化，社会结构逐渐从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集聚式社会结构，转变为以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分散式社会结构[31]。因此，在传统村落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要倡导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巩固社会稳定。具体要以重拾家训族戒来传承良好家风，建立友好和睦的宗亲血缘关系；以共商共事加强居民间的沟通联系，维系你来我往的邻里地缘关系；以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行为，疏通合作共赢的商业业缘关系。通过完善传统村落的制度文化体系，织补不良的社会关系，避免形成畸形的社会结构。

3.2.3 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丰富居民精神生活 作为农耕文明的见证者，传统村落蕴含着历史建筑、历史文物、民俗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丰富的文化宝藏，这些乡土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需要社会各界树立文保意识、落实保护政策，以文化自信带动文化自觉，形成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风貌。由于现代文明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传统村落，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往往欠缺年轻一代文化传承人，以致传统习俗、民间演艺等文化遗产不断简化甚至消失，在此背景下，鼓励和培养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传承人、引进数字化保护技术十分重要。此外，也要定期举办传统民俗活动，与时俱进引进现代文娱活动，在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文化环境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延续村落的文化血脉，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3.3 优化地域空间环境系统

以产业振兴要求对标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环境系统的转型发展，通过优化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将传统村落创建为产业兴旺的活跃市场。传统村落具有独特的地域空间特性，承载着生产发展、生活居住、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逐步形成以生产功能为主导的复合型空间分布格局。传统村落的复合生产空间优化，需在合理规划三生空间的基础上，通过丰富产业经济业态、激活市场营商环境，促使传统村落向产业兴旺的方向转变(图5)。

图5 优化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路径图

3.3.1 合理规划三生空间，有序推进空间治理 生产空间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场所，常处于强势地位，尤其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因有序开发或无序扩张挤占生活和生态空间，导致三生空间失衡，亟需空间整合与优化。以“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目标，对传统村落三生空间进行合理规划，有序推进空间治理，是优化地域空间环境系统的内在要求，也为复合型生产空间的高效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实施过程中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基于不同主体需求，综合考虑传统村落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环境容量及生态条件等因素，不断规范聚落空间结构、促进空间功能整合，从而实现传统村落国土空间和土地利用的优化配置。

3.3.2 助力三产融合发展，丰富产业经济业态 生产空间是创收经济财富的主要场域，以往传统村落基本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业态单一，但随着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度假旅游等新兴产业兴起，传统村落的商服空间不断扩展。体现在依托传统村落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将部分生态空间产业化、生活空间商业化，形成复合型生产空间。由此转变以往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将剩余务农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集中服务于第二、第三产业，并通过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优秀人才等发展要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及产品生产效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等)。在避免过度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基础上，丰富传统村落的经济业态，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3.3.3 激活市场营商环境，拓展居民增收空间 农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边缘薄弱地带，虽然产业经济活力不够旺盛，但发展后劲很足，尤其是传统村落的产业资源相对充足，比一般乡村更富有发展潜力。在城乡融合、产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鼓励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就业，刺激传统村落人口集聚并带动空间集聚、商业集聚、服务集聚等，激活市场营商环境，实现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优化也为传统村落居民创造了更为宽广的就业空间，有助于吸引人才和资金回流，对于拓展居民增收空间、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推动传统村落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规范的营商环境，形成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图6 调控多元主体适应系统路径图

3.4 调控多元主体适应系统

以组织振兴要求对标传统村落多元主体适应系统的转型发展，通过调控多元主体适应系统，将传统村落建设为治理有效的幸福社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是多元主体不断博弈和适应的结果，为人居环境系统演进注入力量，面对多元主体间混杂的责权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从调控责任主体和完善治理模式角度出发优化整体系统，促使传统村落向治理有效的方向更新(图6)。

3.4.1 分类调控责任主体，协同推进乡村治理 针对权责模糊不明、管理松散乏力的传统村落乡村社区，应按需分类调控责任主体，在宏观上调试好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村民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善的直接利益相关者，通过培育乡村能人参与村落治理，激发村民、村委会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更好协助基层党政组织工作。基层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治理现代化。市场企业是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后进入的利益群体，是人居环境优化的重要力量，通过落实土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减挂钩”等政策管控市场秩序，以规范化的企业营商行为维护村落的原真面貌。非盈利性组织、高等院校等社会性机构作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的辅助力量，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传统景观风貌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完善群众性自治、规范性法治、内发性德治“三治结合”的传统村落治理体系，促成责权互补、良性衔接的善治格局。

图7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路径

3.4.2 完善乡村治理模式，优化人居环境系统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一般会涉及以村民为主导的自组织力量和以政府为主导的他组织力量，在多元主体调控过程中，通过顺应自组织演化与强化他组织介入的治理模式，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治理结构的转型升级。自组织力量作为内生动力，其发展壮大有助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自下而上的自我革新，但是在自发自觉的管理过程中，难免会显现出诸如缺乏资金、目光短浅等自组织管理弊端。因此，他组织力量作为外生动力，其积极介入有助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自上而下的协调发展，通过基层政府、市场企业、社会机构等多重社会力量形成强大的推力，弥补自组织建设过程中效率低、资金少、视野窄等短板。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力量的交替作用下，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优化。

4 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体现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通过各子系统的要素优化反馈于传统村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生态振兴耦合、社会文化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社会文化振兴耦合、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转型发展与产业振兴耦合、多元主体适应系统转型发展与组织振兴耦合的发展格局。基于此，以乡村振兴总要求对标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各系统的转型发展，探索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路径：基于宏观、中观、微观尺度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从物质基础、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层面健全社会文化环境系统，以三生空间治理、三产融合发展优化地域空间环境系统，从利益主体和结构模式角度出发调控多元主体适应系统，促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部功能和外部形态的完善与提升(图7)。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涉及了多维度的实施内容，本文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间最契合的方式耦合，以乡村振兴目标要求指引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可为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但文章还存在不足：(1)在未来研究中，可从多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间的耦合关系，完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路径；(2)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遵循不同传统村落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规律，对影响因素、转型机制进行实时追踪，检验并修正所提出的路径，因势利导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