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疆巡抚袁大化的治疆思想
——以《新疆图志》袁大化系列序文为中心

2022-09-01 09:11侯德仁
关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图志大化

侯德仁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袁大化(1851—1935),字行南,安徽涡阳人,是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在担任新疆巡抚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新疆设立通志局,担任总裁官,领衔完成了《新疆图志》的纂修工作。《新疆图志》始修于宣统元年三月,成书于宣统三年十二月,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集大成之作,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新疆图志》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优质高效地纂修完成,是与袁大化的得力领导和亲身参与密不可分的。一方面,袁大化在经费提供、人才调配、资料查寻、后勤保障诸方面为《新疆图志》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这是他在《新疆图志》编纂组织领导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袁大化还亲自撰写了《新疆图志》卷首总序及各分志序,这是其在《新疆图志》内容撰述方面的具体贡献。因此,袁大化为“支持编纂《新疆图志》成为名作,其功殊不可掩没”(1)袁大化:《辛亥抚新纪程·壬子回程记》“跋”,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1984年印,第56页。。

由于袁大化是《新疆图志》的编纂总裁官和新疆巡抚,所以在该书编纂过程中全面贯彻了他的编纂主张和治疆思想。袁大化为《新疆图志》所撰述的总序和各分志序,就是其编纂主张和治疆思想的集中体现。袁大化在这些序文中关于新疆治理的主张所思极深、所谋甚远,对今天的边疆治理也很有借鉴意义。然而,袁大化撰述的这一系列《新疆图志》序文的思想价值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更未有学者予以抉发。有鉴于此,本文以袁大化《新疆图志》系列序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为中心深入探究袁大化的治疆思想,为今天的新疆治理提供些许启迪。

一、强烈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鲜明的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

晚清时期,西方殖民势力骎骎东来,他们以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不断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造成了空前的边疆危机。不惟东南海疆海警不息,东北西北边疆亦是边警不停。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晚清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主权意识不断觉醒,维护国家主权、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持续凝聚。《新疆图志》在编纂过程中,也特别设立了《国界志》《交涉志》两门,专门记述清政府在维护西北边疆领土主权方面的努力,以及相关的对外交涉情况。这是之前任何地方志书都未曾设置的编纂门类,是志书编纂门类上的重要创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真实反映西北边疆的防卫现状与对外交涉的历史状况,为清廷经营治理和保卫边疆提供决策参考。从思想深层次而言,这两个门类的创新设置也反映了清末国人国家领土主权观念的增强与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自觉性的提高。

袁大化在《国界志序》和《交涉志序》中就鲜明地表达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坚定信念,表现出强烈的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这些思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痛切陈述了外国侵略者大肆侵略我国西北边疆领土的历史事实。袁大化说:“乃者中叶以还,内地多故,强敌生心,入我藩篱,窥我堂奥,而又复窃移我界牌,侵越我卡伦,种种狡谋,不一而足。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俄入城阔拔勒,光绪十七年英人入坎巨提以后,乘虚伺隙,无日不出阴鸷之心思,以逞其侵略手段。登天山而旷览,江山依旧而情景顿殊。昔也日辟国百里者,今则日蹙国百里矣,呜呼危哉!且夫国界广狭,不独土地、财产、人民、政事之攸系,亦实全国安危之所关也。新疆直接甘肃、遥连秦晋以拱卫神京者也。倘使界限不清,日朘月削,则我右臂必危,右臂危而中原摇动,东南诸省亦骎骎乎不能高枕矣。”袁大化在此揭露了沙俄和英国侵略者的狡猾凶残的侵略行径,指出了西北边疆危在旦夕的现状,痛心疾首地指出:“登天山而旷览,江山依旧而情景顿殊。昔也日辟国百里者,今则日蹙国百里矣,呜呼危哉!”其中,袁大化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溢于言表。同时,袁大化还阐述了新疆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新疆在全国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理位置上,乃是“拱卫神京”的“右臂”,一旦“右臂”有失则“神京”必危,而“神京”危则中原和东南亦危。因而,他认为一定要捍卫西北边疆地区领土主权完整,“坚守尺寸,得所依据而不稍存退让之心”(2)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袁大化《国界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坚定地反对外来侵略。

其二,大声疾呼清朝统治者要对外国列强的任何侵略行径保持高度警惕。我国历代王朝对于边疆地区大多实行羁縻统治政策,缺乏积极有为的筹边谋防举措,清朝亦是如此。由于清朝前中期处于所谓的“承平之世,边境敉平”,是故清政府对于西北边界防务一直“视之漠然”(3)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甚至还认为西北边疆“去俄尚远,边徼之地荒而不治”,一直未采取积极的边疆防御政策。晚清以降时局骤变,西方殖民势力开始强力侵踏中国门户,东南海疆狼烟滚滚,西北边疆亦边警不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昏聩无能的清统治者并未有所觉醒,对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消极防御政策依然如故,结果导致了我国西北边疆领土的大片丢失。根据《新疆图志》记载,自道光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就开始在“伊犁河建阔拔勒城,治哈部,中国官吏无过问者”。“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起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国媾和议及疆事,遂以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百里。”(4)②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23页。后来,沙俄又以各种手段逼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国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地区44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对此无不感到痛心疾首,他们满腔悲愤地指出:“俄人所占诸地,当日皆在我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乘人之乱巧取豪夺,以肆鲸吞,此不仁不义之尤者。西人谓俄人之举动,必俟可乘之机,有如矢无虚发,洵挽强命中之技也。”这句话,一方面是对外国侵略者无耻贪婪的领土侵略行径的怒斥,一方面也是对清政府软弱无能的边疆统治政策的强烈批驳。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清政府长期疏于西北边疆防御,才给予了外国侵略者蚕食鲸吞中国领土制造了可乘之机,这也是导致我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他们大声疾呼清朝统治者一定要对外国侵略者的领土蚕食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再给其制造任何可乘之机,更不能再抱持损失边鄙之地无伤大局的昏聩边疆观念。

其三,强烈反对妥协退让,坚决主张反抗侵略。袁大化认为,对外国侵略者任何妥协退让,都只能导致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得寸进尺的侵略行径,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收敛。他指出,英国对坎巨提、沙俄对伊犁地区的蚕食鲸吞行为,就是清政府一味妥协退让造成的恶果。袁大化说:“中国之于外域,专务怀柔以崇宽大,而不轻为防范之谋,而外人诇此罅隙,遂思得寸得尺,隐图进步。以致坎巨提籍成两属,不能禁英人窥伺之心;帕米尔界址不清,无以杜俄人侵越之足,于是伊犁约章变本加厉,领事裁判行动自由,在彼日肆其强,在我日趋于弱。”(5)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交涉一》“袁大化《交涉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46页。因而他认为对于外国列强的侵略行为必须奋起抵抗,而不能有任何的妥协退让,因为“我之退让愈深,彼之贪求愈炽。至于国步艰难,将撤我藩篱,入我门户,举内地膏腴之壤,亦将肆厥鲸吞矣”。因此,袁大化坚决反对对侵略者的任何妥协退让,并且郑重呼吁全体国人要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勇敢捍卫国家领土完整。而且,他还主张全体国人要做到“一人如是,人人如是”,一定要“坚守尺寸,得所依据而不稍存退让之心”,使得英俄列强虽“时怀侵蚀之意”,却无法“施其狡焉思逞之计”(6)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袁大化《国界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这样才能取得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击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

总的说来,袁大化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列强对我国西北边疆领土大肆侵略的历史事实的陈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狡猾凶残与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一方面又对清朝统治者软弱无能、敷衍塞责的消极防御政策给予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才是西北边疆领土大幅沦丧的根本原因所在。进而,袁大化对清廷统治者对外交涉中的妥协退让行为予以了坚决批驳,认为对于任何侵略行为都不能有丝毫的妥协退让,而应奋起反抗侵略、勇敢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所有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袁大化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信念和鲜明的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

二、加强西北边疆防御,完善新疆行政建置

袁大化十分重视西北边疆的防御问题,然而清政府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西北边疆防御问题严重认识不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内部就出现过放弃西北边疆防御的论调。1827年清政府刚刚平定张格尔新疆叛乱不久,朝臣就新疆如何善后问题发生了争议。一些大臣埋怨新疆“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认为新疆是国家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因而主张放弃新疆防御。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就提议说:新疆“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与其糜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7)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2页。,主张放弃西四城军事防御。这些放弃新疆防御的论调,在当时可谓甚嚣尘上。然而,这些论调也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严厉驳斥,魏源将之斥为“里閈鄙儒眉睫之见”(8)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8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63页。,沈垚则将之斥为“迂士之论”(9)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页。,并告诫清统治者说:“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10)沈垚:《新疆私议》,《落帆楼文稿》卷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页。简言之,他们认为这些放弃西北防御的论调都是鼠目寸光的短浅之见,毫无大局观念和长远眼光。

鸦片战争之后,海疆危机与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廷内部因此又爆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1865年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了新疆,在新疆实施野蛮统治。1871年俄军又大举入侵新疆,侵占了伊犁九城,宣布永归俄国管辖。新疆形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力主规复新疆。然而,当时由于日本侵略了我国台湾地区,东南海防形势顿显紧张,加强海防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清政府内部爆发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1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清光绪年间刻本,第19页。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海防塞防并重”,极力主张收复新疆,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东南”。(12)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载《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79页。他还特别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13)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649页。,因此新疆尺寸之地不可丢失,要明示俄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清政府权衡利弊之后,接受了左宗棠的主张,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兵分三路进军新疆,迅速平定了阿古柏之乱,至1878年初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英俄利用阿古柏侵略中国的阴谋破产。之后,曾纪泽1880年出使俄国交涉索还伊犁问题,经过半年多艰苦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但俄国还是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自1860年至1884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中国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实在令人痛心。

关于沙俄侵略和割占我国西北边疆领土的事实,《新疆图志》都予以一一记载。在《新疆图志》的《建置志》《国界志》《交涉志》《奏议志》诸志中,都有着相关事实的翔实记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知到清末国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定意志。作为清末新疆的最高行政长官,袁大化在分志序中对于西北边疆领土安全和军事防御也阐发了深刻见解和思考。

第一,必须不断加强西北边疆军事防御而勿有松弛。袁大化指出,新疆“地扼中外咽喉”(14)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1页。,“居欧亚中心点,陆路通轨”,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俄侵略者一直觊觎必争之地。因此,对于新疆的军事防御只能加强而不能有任何松弛。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还明确地认识到新疆乃是中国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安全屏障,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地位。“新疆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是故汉取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唐开安西、北庭,以制诸蕃;元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灭宋金而有天下。此皆明效大验者。”他们认为,新疆地理位置特殊,居于高屋建瓴的地理形势,有之则屏藩中国,失之则举国摇动,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居于重要战略地位,因而西北边疆的军事防御势在必然。因此,激烈地批评了那些闇于新疆形势、昧于边情者提出的“耗中华而事无用,勤远略而忘近功”(15)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的论调实在是粗浅鄙陋,毫无远见。袁大化作为新疆巡抚,对于新疆战略地位之重要有更清醒的认识,他切身感受到了加强新疆防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而,袁大化还批评了那些“圣王务修德而不勤远略,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九州之外论而不议。其于蛮夷戎狄,盖羁縻之而已”的消极防御论调,对历朝往代在边疆地区实施的羁縻统治政策予以了全面否定。同时,他以秦皇汉武积极经营管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的恢弘政治成效作为历史实证,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说:“由是言之,是域民必以封疆为界,固国必以山溪为险,威天下必以兵革为利,将规模宏远而实德不加于其所建置之间,略无精义以相贯注,适成秦皇汉武之所为,圣王所弗尚也。”(16)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袁大化《建置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袁大化借用孟子的名言并反其道而用之,以“域民必以封疆为界”“威天下必以兵革为利”为论点,指出了封疆(即边疆)和兵革(即军事防御)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的重要性,全面否定了所谓“圣王务修德而不勤远略”的消极防御思想,明确申明了加强西北边疆军事防御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第二,务必要堵塞新疆地区的边防漏洞以固门户。晚清以来,新疆地区由于军事防御薄弱而遭到英国和沙俄侵略者的不断觊觎和大肆侵略,导致大片的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相继沦丧,实在令人痛心不已。当时,就连地处国防前沿的重要边界城市伊犁都没有充足的军事防御力量。伊犁地处冲要,“其地表里山河,物产丰饶,多富商大贾,西陲一大都会也。有城九”(17)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2、44页。。正是由于此地地势险要,物产丰饶,很早就被英俄侵略者所觊觎。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之乱造成“九城不守”(18)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2、44页。之机,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中国后来虽然经过艰苦的谈判收回了伊犁,却永远被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导致伊犁再无险可屏。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对伊犁此时面临的艰困局面十分忧心,他们深表忧虑地说:“伊犁自分界以来,中外之势若处一堂,其地旷野平原,无关山险要可守。一旦有事,而孤悬远塞,征兵輓饷,累月不能至。而彼之铁轨,朝发夕至,利钝、迟速,不可以道里相计。名曰收复,实空城也。”故此,袁大化等强烈建议清朝政府强化伊犁的边防力量以堵塞当前的军事防御漏洞。不仅如此,他们根据西北边防形势还提出了强化伊犁周边地区的防御的建议,“就西北大势论之,库尔喀喇乌苏当东西上下之冲,宜屯重兵,为伊犁后援;而复于博罗塔拉、塔勒奇、博罗布尔噶苏诸处重设关隘,以固门户”,从而使这些地区与伊犁形成犄角呼应之势,最终形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19)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2、44页。的防御局面。应该说,这些建议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及时堵塞边疆防御漏洞,进而强化边疆防御以形成稳固的国防力量,至今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观念。

第三,必须积极完善新疆行政建置而不容忽视。如所周知,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建立行政机构,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时至清末,很多清朝官员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在边疆地区建立行政机构的重要性。为了更加有效地管辖新疆地区,清政府在收回伊犁后接受了边疆大吏左宗棠、谭钟麟、刘锦棠等人的建议,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了行省制度;同时还废除南疆地区一直世袭的伯克制度,在新疆各地全部推行州县制,在新疆地区实施了更加有力的行政管辖权。刘锦棠、魏光焘、陶模、饶应祺、潘效苏、吴引荪、联魁、何彦升、袁大化等人相继担任了新疆巡抚,为经营和开发新疆地区做出了贡献。袁大化担任了新疆巡抚两年多的时间,是新疆行省制度建设的亲历者。袁大化高度肯定新疆建立行省的重要意义,还积极主张完善新疆地区的各级行政建置。袁大化指出:“疆域之有建置,其维系大,非浅尠矣”,认为行政建置是维系国家权力的直接体现,因而所关甚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孟子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说:“孟子有言矣: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无百官、有司,则谓之去人伦、无君子,国遂不可谓国。故虽二十取一,其道仍谓之貊道。此非孟子苛以绳之,理则然也。”即认为国家必须建立各级地方行政建置,而且是理之必然。就新疆地区而言,由于其地理位置显要,一直以来都是英俄列强蚕食鲸吞的侵略目标,因而完善新疆的行政建置绝不可忽视,甚至是亟不可待之事。因此,袁大化说:“况乎大漠荒寒,萃羊狠狼贪之族,穷边廓远,集鹰膦瞵鹗瞬之窥,有如今日之新疆者,而顾可坦率以处之。”他指出,新疆现在正处于虎狼之强敌环伺的时局,因而决不能对新疆防御掉以轻心,必须不断完善行政建置,积极加强防御,才能有效地抵御强敌侵略。所以说,“西域之所建置,诚有亟焉不可忽者”(20)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袁大化《建置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三、积极弘扬民本思想,着力主张重视民生

“重民”,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重要特征。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历代君臣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民本论,民本思想被不断充实和丰富。许多统治者宣称“以民为本”,并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时至清末,民本思想在历史传承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发展。

《新疆图志》在编纂过程中,就突出体现了“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新疆图志》创设的《民政志》《实业志》,具有鲜明的近代化特征,都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内容。同时,该书的《食货志》《赋税志》《沟渠志》《物候志》《土壤志》,也都是与新疆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些志书门类的设立,明确体现了《新疆图志》编纂者们强烈的“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思想。袁大化在《民政志序》也清晰地表达此义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之达者,其知之矣。”(21)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袁大化志局本《民政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2页。应该指出,袁大化民本思想的提出,既是对历史上以民为本政治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当时清廷推行新政改革政策的回应。袁大化在《新疆图志》卷首总序中即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是志则又新民享治之权舆也。若夫取材考据,专务高华,写景山川,徒供啸咏,抑末矣,即非大化所重于斯志之意也”(22)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首《新疆图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卷首第2页。。其强调《新疆图志》纂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新政、作育新民、建设一个民享民治的国家而编纂的,并非仅仅是取材考据、写景山川而已。由此可见,《新疆图志》的编纂有着比编纂一部优秀的地方志书更高的社会价值追求,即为了推行清末新政而进行鼓吹宣传。

我们知道,清末新政是清廷统治者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危机而推行的一项全面改革行动。清末以来,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深刻地刺激着清廷朝野上下。清政府痛定思痛之后接受了改革派的主张,决定改弦更张,刷新政治,以延续清王朝的统治。于是,自1900年7月始,清廷迭颁谕旨,决意除旧布新,推行新政。清末新政改革措施,大致包括整顿吏治、宪政改革、编练新军、经济改革、创办新式学堂等几个方面,其中很多改革措施都与民政要务或民众生活直接相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整顿吏治外,清末新政改革主要内容就是为了推行重民利民的改革举措。

《新疆图志·民政志》详细记述了清末新疆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效,还把民政问题提高到了安邦富国的根本问题的高度。《民政志》开篇即云:“自古保邦之本,熙绩之原,莫不基于内治。内治者何?今之所谓民政也”(23)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38页。,对民政问题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就内容而言,《民政志》主要从三个方面记述了清末新疆新政的内容举措。

首先,总结回顾了新疆巡警制的创设过程。巡警制度的设立,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重要成果。在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仿效西方近代兵制,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保安军三种,把维持治安的军队分离出来,专门维持地方治安。为此,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巡警部。《新疆图志》对此记述说:“光绪丙午,京师有增设巡警部之举,先求合于中国政俗之宜,以渐规夫东西各邦公安之治”,“旋以巡警部范围未周,丁未改为政部,有旨: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即改为民政部”,民政部之下设有警政司,管理行政警察、司法、巡警等事宜。《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巡警制度的创设经过:“光绪二十九年九月,新疆巡抚吴将省城保甲改编巡警”;宣统元年设新疆高等巡警学堂,宣统二年设巡警训练所,宣统三年设警务公所。(24)②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40、742页。新疆巡警制度设立以后,为维护新疆社会治安发挥了积极作用。《新疆图志》对其改革成效给予了积极肯定,褒扬其功:“斯时游民绝迹,官商称便。故是年四方蠢动,关内烽烟,而新疆安堵如故。民政何尝无补助裨益耶?”

其次,阐述分析了清查整顿新疆户口的重要意义。户口问题,是重要的民政问题。历代封建政权都十分重视清查户口,因为户口多寡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税收来源和统治稳定。《新疆图志·民政志》指出:“《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户口之稠稀,国脉之盛衰系焉,顾不重且大哉!”这是从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出发,肯定性地指出了人民户口多寡是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政治观点。因而,袁大化等编纂者认为新疆应该重视清查整顿户口,进而改善民生,提高人口数量。同时,他们还认为今时重视户口与昔日清理户籍目的大有不同,“然昔之清理户籍者,不过曰明贡赋而已,责征役而已,禁奸匪而已。而在今日列强雄峙之秋,户口之整顿,其关系更有深焉。……国籍因以分,国势因以张,主权亦因以振焉。岂第贡赋、征役之便利、巨奸游匪之潜移云尔哉?”(25)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3《民政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92页。由此可见,《新疆图志》编纂者站位更高、立意更远,认为户口稠稀是主权强弱与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他们提醒清朝统治者一定要重视边疆人民的繁衍生息以及民生事务,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强弱和领土主权的安全。所以说,《新疆图志》从更高的站位上论证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至理名言,从更高的立意上张扬了“以民为本”政治思想。

再次,评述分析了新疆的地方自治情况及其时代意义。地方自治,是清末新疆新政的重要内容。《新疆图志》对清末新疆实施地方自治情况予以了详细记载,举凡新疆省咨议局的筹办与设立情况、各府厅州县调查处、自治研究所、议事会、董事会等自治机构的组成情况,以及各府厅州县自治区域划分情况都有着翔实记述。袁大化等编纂者已然能够认识到,实行地方自治是作育新民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同时还认识到,实行新疆地方自治不宜急于求成,应该稳步有序地实施。他们指出,实施地方自治,应该“就新民之程度,因其习俗而施之,又不越乎定章之范围。先之以调查研究,渐广自治之心思,继之以议事、董事等,立选举之方法。凡有关于宪政之要端,于势之可行者举之,不能者暂缓之,以待其后”(26)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5《民政六·地方自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18页。。应该指出,袁大化等人对地方自治意义的认识和有序实施新疆地方自治的主张都是正确可取的,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思想认识。

综上可见,《新疆图志》确实非常重视阐扬民本思想,注重对民政与民生问题的记述,书中关于新疆地方自治情况的记述就是最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新疆图志》对历代新疆志书中缺乏国计民生的内容记载提出了尖锐批评,其云:“田土、气候、水草、五谷、果菜之属,《汉书·西域传》记之尤详。自兹而降,历代经营西域,铺张远略,无与民事。其于全疆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地之物,生十有二壤所宜之种,率阙而不书,论者谓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此其类也。”(27)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9页。这里不仅直接批评了多数新疆志书缺载国计民生内容的不足,还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著名论断——“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予以批评,从而提出了史志著作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这显然是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观念,应予充分肯定。

《新疆图志》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还体现在民政志、实业志、土壤志、物产志、赋税志、食货志、沟渠志等分志的设立上。这些分志的内容都与新疆的国计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充分展示了新疆推行民政、重视民生的主要措施和积极成效。袁大化在《民政志序》中,就对清末新疆推行民政、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效予以大加褒扬。袁大化赞许地说:“余于庚戌冬,拜今上皇帝抚新之命。今年春,持节出关,遥遥万里,载途四月,始达乌桓。车尘马足,凡历百数十郡县。其间警政严明、户口稠密、地方治安者,亦所在多有。”“戈壁、草湖而外,城治乡镇,制度井然。……皆光绪末叶推行民政之效也。”“塞外之地,五方杂处,缠回蒙哈,种族庞兴,……此而欲明户籍、考生产,骎骎乎有治丝而棼之患,顾何以能明晰如是。”“而不知皆建巡警、清户口、行地方自治,始克臻兹景象也。”(28)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黄册本袁大化《民政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3页。这一方面是对清末新疆推行新政成效的直接肯定,另一方面也同时表明了袁大化对新疆推行民政的重视,表达了他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政治思想,而这一思想也贯彻在了《新疆图志》体例设置和内容阐述之中。

四、主张新疆经济开发,倡议兴修新疆铁路

袁大化非常重视新疆的经济开发,认为这是国家经营和管理西北边疆的必然举措。为此,他提出了加速振兴新疆实业、加快兴修新疆铁路的倡议。其实,早在乾隆年间,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地区之后就开始了屯垦商贸等西北经济开发活动。时至晚清,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规复新疆之后,在西北地区实施了兴修水利、屯田垦荒、开办近代工商业等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清末新政改革中,清廷创设了农工商部,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商律。于是,兴办工商业的热潮在当时很快席卷了全国。时势所趋,远在西北的新疆地区也积极推行新政,兴办工商业(当时亦称实业),振兴和发展边疆经济。

袁大化认识到新疆发展实业优势的同时,也认识到新疆发展实业的重大劣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新疆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北地区,与京城和内地都相隔遥远,而且道路交通十分不便,这给新疆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困难。为此,袁大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兴修新疆铁路的建议,认为这不仅是国家经营管理西北边疆之需,也是新疆区域振兴之要,因而此事势在必行。

首先,认为兴修新疆铁路是国家经营管理西北边疆、抵御外侮的迫切需要。晚清以来,很多西北封疆大吏都深刻认识到了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到西北边疆安危与整个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袁大化认为,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强敌环伺,“遇事万难应急”,因此他极力主张兴修新疆铁路,以便利于国家经营和管理西北边疆,有效抵御外来侵略。袁大化在光绪三年上奏给清廷的《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中就提出了修建新疆铁路的建议,指出西域新疆地区“穷荒万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难以有效地经营管理和抵御外来侵略,因此他提出了“先修陕、甘、新三省铁路”的建议。(34)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袁大化《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0、1970、1971、1970、1970、1971页。同时,袁大化还指出,清末以来新疆的安全形势日益恶化,甚至有危在旦夕之虞,“现闻英从大吉岭开山修路,志在先通拉萨。若前藏有失,则凭高临下,势将及于青海。荒旷无人,直抵西宁,则甘省之甘、凉、肃、安四郡路仅一线,势将中绝,新疆一省孤悬西北,更隔塞不通。俄之虎视眈眈,刻日勘定疴母斯至塔什干路线,现皆傍我西边,又岂让人先著。此最危急之势”(35)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袁大化《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0、1970、1971、1970、1970、1971页。。因此,他建议朝廷紧急筹款兴修陕、甘、新三省铁路,以解新疆迫在眉睫的安全危机。袁大化还警示说,“新疆地扼中外咽喉,势居建瓴”,西方列强一直妄图侵吞此地,如若新疆“铁路持久不修,必有出而要求者。设入他人之手,祸更不堪设想”(36)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袁大化《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0、1970、1971、1970、1970、1971页。。面对如此阽危之时局,袁大化认为“持危扶颠,止有速修铁路、实边屯兵之一法”,才能保卫新疆,“而固全局”。他还进而强调说:“我之经营甘、新、藏、青四省,朝发夕至,迁民实塞,筹款练兵,自皆操纵裕如。为今日计,欲保全中国领土,转弱为强,急莫急于此矣。”(37)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袁大化《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0、1970、1971、1970、1970、1971页。由此可见,修筑铁是袁大化根据当时岌岌可危的新疆安全形势提出的急切应对之策。

其次,认为兴修新疆铁路乃是新疆区域振兴之要。新疆虽然具备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因而新疆直至清末时期经济都一直困窘,民生维艰,根本不能为抵抗外来侵略提供有效的物力支持。究其原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认为这是由于新疆“地利未辟,宝藏不兴”所导致的(38)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志局本袁大化《实业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9页。,而新疆地理交通不便是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指出,“夫新疆壤地非狭小也,其民物非寡瘠也,然而泉布外溢、物力内耗者何也?盖其地西负雪山,北邻沙漠,幅员修广万余里,商货之载途者,恒数月而不达。刍粻之烦费,赢息之亏损,成本之重滞,在在足为商蠹”,都是由于新疆交通不便、商路不畅所致。所以,他们认为新疆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立邮政,开银行,推广铁路,……以通运道”,还说“今日而急图振商之策,非建铁轨、兴商路以利交通”不可。(39)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1、581页。他们还认为,由于新疆地处东西方交通孔道的重要地理区位,因而如若能在新疆建设铁路以沟通东西,新疆必将成为全球铁路交通和货物运输的重要枢纽,那么新疆经济振兴和富庶都是指日可待的。袁大化说:“新疆据地球之中心”,“当大地南北之冲,而握东西綄彀”,地理区位优势独特;如若构筑铁路,新疆必将成为“提挈全球之纲维、开阖中西之门户”(40)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6《奏议十六》“袁大化《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0、1970、1971、1970、1970、1971页。的财富聚积之地,即便是“英之苏彝斯河,无以愈之”。(41)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1、581页。因而,袁大化极力倡议兴修新疆铁路,认为其必将成为中国“将来转贫为富,易弱而强之基”。他还断言:新疆“必有轮轨贯通之日”,成为“欧亚商务之中枢”之时。(42)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1、581页。睽之今日新疆,袁大化的断言早已成真,其远见卓识不禁令人称叹。

五、提倡因俗而治,倡导民族团结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是典型的多民族生产生活聚居地,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如何正确处理好新疆多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是直接关系到清朝能否经营和管理好西北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事务。因为边疆各民族历来是抵御外来侵略、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促进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共同进步对于整个国家都至关重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当然也十分重视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因而在《藩部志》《礼俗志》等内容中不仅详细地书写了新疆各民族的源流变迁和民情风俗,还详细阐发了他们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些见解和思考。

其一,主张实施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俗语有云:“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各地都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新疆作为多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新疆图志·礼俗志》就详细介绍了新疆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民族风俗。如对蒙古族衣食住行习俗的记述云:蒙古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靡定所”,居住于“房式如覆釜”的氈房(即蒙古包)中;蒙古族饮食“以茶、乳为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酿之”。其早餐是“煮水煎茶,入盐少许,候茶色浓厚,以漏卮盝去渣滓,调以牛乳,先挹一盃供佛,而后人各挹一椀,杂食炒面,或食酸奶,此为早餐”,午餐亦如此,傍晚“牧者归,取牛羊乳以备宿餐而后食。其食湛面肉于汤而沦之,即古礼所谓爓也”。总之,蒙古族饮食以乳制品为主。蒙古族的衣着,“男女冬夏单袴出门,或贯以羊皮之褌。女子布袍,无缘,绸繆杂佩,发辫纷繁,耳环、腕钏、指约,多以金银、珊瑚、珠宝为之,矜尚华丽。妇人冠金纯毡帽,顶结红绒或红丝长穗,小帻,长袍瘦袂,接下长帔,外罩长袖”。(43)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53-854、861、857、852、852页。再如对哈萨克族婚礼习俗的记述:“亲迎之日,媒携新婿,纳彩帛,次第进见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为礼。其见外姑,则别以良马奉之,酬乳哺之恩也。女子将出门,辞父母,握手接唇,一人抱持上马。红巾帱面首,并骑以行,至门,扶入毡房,莫洛大(回人主颂经者)高捧洁水一盂,口喃喃诵经,饮新郎新妇,并普饮同座者。夜则诸男、妇杂沓调笑、吹弹、唱歌、跳舞为欢乐,尽兴乃各散去。”同时,还记述了哈萨克订婚仪式特有的“踏水”之俗,“媒人议定银、畜之数,女家许诺,既偕主婚之家长至河干,躍水而过,有因此致折肢体而不恤者,此俗谓之踏水,盖一经踏水即无悔心也”(44)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53-854、861、857、852、852页。。又如对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记述,“其教专祀天尊穆罕默德为赔昂伯尔,译言天使也。七日礼拜,入寺诵经,谓之朱玛。每日五次诵经,谓之纳玛兹”(45)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53-854、861、857、852、852页。。这是对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及其礼拜仪式的简要介绍。《礼俗志》中对新疆各民族习俗的记述,生动真实地展现了新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历史图景,为清朝统治者更好地经营管理西北边疆地区提供了决策参考。

我们知道,新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反映着他们的历史传统、心理情感和道德准则,对这些民族的发展稳定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因而,是否能够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历来是新疆能否得以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此,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编纂者也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并因此提出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他们认为:“新疆广袤二万余里,人类纷厖,各为礼俗”(46)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53-854、861、857、852、852页。,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地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统治政策,而应该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因而,他们引用《礼记·王制篇》的观点展开论述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即认为新疆各民族习俗不同,应该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进而做到“达其志,通其欲,安其俗,和其民”(47)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53-854、861、857、852、852页。的理想统治效果。袁大化还在《礼俗志序》中对此进一步阐述说:“圣人之治天下,非操削而为术也,节其过甚者而已。是以天地有寒燠燥湿之异,人类不无文野纯杂之殊。圣人知刚柔、轻重、迟速,与夫器械、衣服、饮食、嗜好之无不各异焉。”(48)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袁大化《礼俗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66页。即认为各种民族文化不仅有饮食服饰和生活爱好的不同,而且有迟速、刚柔的区别,因而不宜采取疾风骤雨式的移风易俗的措施,应采取因俗而治、循序渐进的民族统治策略。

其二,宣扬民族团结思想。《新疆图志》在重视倡导尊重民族风俗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宣扬民族团结思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对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事件的翔实记述。《新疆图志》对这一事件几乎是大书特书,不仅详细记述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详细历程,还藉此大力阐发了各民族团结一体的民族思想。

土尔扈特部原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于明朝末年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土尔扈特部虽远在欧洲却一直心系祖国,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当时沙皇俄国一直控制和压迫着土尔扈特人民,于是他们决心反抗沙俄、返回祖国。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土尔扈特部17万部众冲破沙俄军队的层层封锁和追击,跋涉千山万水,付出巨大代价,历时半年之久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英雄壮举深受感动,不仅下令妥善安置,还于当年九月在木兰围场隆重接见了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册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英勇之汗),并赐宴于避暑山庄万树园。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49)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天章一·高宗纯皇帝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63、262页。《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土尔扈特部纪略》(50)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天章一·高宗纯皇帝土尔扈特部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等文记述事件经过,并刻石立碑,树于普陀宗乘庙中,以志纪念。乾隆帝对土尔扈特的回归感到非常自豪,他说:“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而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记。”(51)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天章一·高宗纯皇帝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263、262页。乾隆帝首先表达了对土尔扈特回归之事的自豪之情,他站在封建帝王的立场上认为这是清王朝怀柔远人政策的成功。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如引文中的“悉主悉臣”一语虽然字面是帝王一统天下之意,但同时也内涵着希望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意味。至于乾隆帝强调土尔扈特是“归顺”而不是“归降”,其中就更有深意了,这其实是强调指出了土尔扈特蒙古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真诚热爱与高度认同,才是他们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内在强大动力。乾隆帝还在文章中表达说:“夫此远人向化,携孥挈属而徕,其意甚诚”(52)爱新觉罗·弘历:《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载周轩编著:《乾隆帝与土尔扈特东归》,新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则是表达了对土尔扈特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的肯定和赞赏。乾隆帝还写下多首赞颂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诗篇,这些诗篇既记述写实,又寓意深远。如《万树园赐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即景成诗》云:“汗仍其旧号新绥,余各优封五爵施。契苾讵徒四百帐,招摇那藉九夷旗。宁餬珍膳饱以德,马湩蚁醪醉不辞。千古为稀今厚幸,天恩祖烈奉惟寅。”再如《宴土尔扈特特使臣》云:“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阙不辞钦献賮,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53)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4《天章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这两首诗叙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后,乾隆帝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和使臣并设宴款待的场景,真可谓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民族大团结画面。尤其是“中外由来本一家”这一句诗,其中明确表达了清王朝一统无外的民族思想,已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总之,《新疆图志》在记叙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的同时,大力倡导了各民族团结一体、共同发展进步的思想,这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综上所述,清末新疆巡抚袁大化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袁大化的治疆思想。其中提出的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对外敌侵略、重视民生治理、发展新疆经济、提倡因俗而治、倡导民族团结等一系列思想认识,都是袁大化从清末新疆经营管理的实际而提出的针对性主张。这些思想主张,至今对于新疆治理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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