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措施综述与展望

古琛 ，贾志清, *，杜波波，何凌仙子 ，李清雪

1.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北京 100091；3.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所，北京 100091；5.青海共和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青海 共和 813005

草地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陆地生态系统，占地球陆地表面的40%左右（不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承载着十几亿人的生活与生计（Kemp et al.，2013）。中国草地面积约4×108hm2，占国土总面积的41.7%（沈海花等，2016）。草地不仅是为人们提供生活所需的肉、奶、皮、毛等产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还是多民族草原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且还是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固碳和维系生物多样性和基因库等极其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白永飞等，2020）。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和家畜数量剧增以及工业和经济发展，人类过度依赖草地的生产功能而忽视其生态功能，超载过牧、草地开垦和矿产开采等问题十分严重，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退化（Kemp et al.，2013；王德利等，2020）。中国 90%以上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地面积超过60%（白永飞等，2014）。

草地退化是指草地生态系统从一个稳定状态逆向演替到脆弱不稳定状态，原有的结构、功能被破坏或丧失（刘洪来等，2011）。在植被层面表现为生产力、质量和覆盖度下降，优势种明显改变，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毒杂草化加剧；土壤的结构组成与理化性质也随着退化而改变，表现为养分含量减少，水土流失加重，沙化和盐碱化加剧，微生物群落减少；土壤的恶化会加速植被的进一步退化，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张骞等，2019；贺金生等，2020；王德利等，2020）。近几十年来，草地大面积退化诱发的生态灾难频发，不仅严重制约畜牧业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极大地影响了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遏制草地退化、加强退化草地治理和生态修复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1 草地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是帮助退化、受损、崩溃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一个新的长期稳定健康状态的过程（Jackson et al.，2009；Martin，2017）。生态系统自然演替和恢复花费的时间非常长，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人为措施是加快生态系统恢复必不可少的手段（Bradshaw，1983），能够极大减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Newmark et al.，2017）。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黑风暴”事件之后，草地生态修复开始逐渐受到重视（Diamond，1985；唐华俊等，2016）。随着世界草地的普遍性退化，一些畜牧业发达国家对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机理、技术措施和模式开始进行大量研究和探索（Jones et al.，2018）。中国的草地生态修复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生产功能的恢复，对生态功能恢复的重视程度不够。由于长期存在的草畜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态修复工作本身的复杂性，中国草地生态修复的效果较差，退化—治理—再退化—再治理的往复循环现象普遍，生态治理的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整体态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修复工作仍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唐华俊等，2016；白永飞等，2020；王德利等，2020）。

生态修复涉及的学科多、复杂性强、难度大（Diamond，1985），修复效果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降水和温度等非生物因子以及食草动物和竞争等生物因子对生态修复目标的达成有决定性作用（Stuble et al.，2017）。而且，草地恢复可能是一个多阶段、多稳态的过程（刘洪来等，2011），不同恢复阶段的恢复速度（Jones et al.，2018）和制约因子（贺金生等，2020）也不尽相同。当前草地生态修复的理论与结论大多是基于短期的试验研究，而退化草地的恢复演替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只有基于长期的研究才能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相应的恢复措施和模式才更可靠、更有说服力（尚占环等，2017）。全球变化的速度可能会超过人类能采取适应性策略修复生态系统的速度这一严重的风险与挑战也不容忽视（Jackson et al.，2009）。因此，草地生态修复仍然任重道远。

1.1 生态修复技术措施与效果

目前，全球退化草地的生态修复技术有 20多种，其中最常用也最成熟的是免耕补播、合理放牧、人工草地建植、围栏封育、耕翻和施肥（唐华俊等，2016；贺金生等，2020；蒋胜竞等，2020），不同的技术措施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技术优势以及局限性。

1.1.1 免耕补播

免耕补播（图1）是国内外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普遍采用的重要措施，是在尽量不破坏或者少扰动草地原有植被和土壤的前提下，直接补播适宜的优良草种的技术手段（杨增增等，2018），适用于水分条件较好的半湿润或湿润地区（贾慎修等，1989），不仅能提高饲草质量和草地生产力，还能够通过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群落结构、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功能性缩短退化草地的恢复进程（阎子盟等，2014）。禾草和豆科牧草的饲用价值高、生态位宽、适应性强，是补播最常规的选择，而且补播适宜当地条件、生活力强的乡土种，或者选择具有中性或正植物-土壤反馈、同时具有发达根系的物种更有利于成功建植（李以康等，2017；张英俊等，2020）。物种的选择还因退化程度而异，轻度退化草地更适宜补播豆科牧草，中度退化草地应混合补播禾草和豆科牧草，重度退化草地更有利于禾草的建植（张英俊等，2020）。正确的管理是补播建植成功和可持续利用的保证，补播前对原生草地放牧或刈割利用以增加光可利用性能够促进种子萌发（Martin et al.，2006），补播后最好给牧草2—3 a的连续生长期（贾慎修等，1989；李以康等，2017），建植成功后需要合理利用以控制补播牧草的生长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Jaurena et al.，2016；张英俊等，2020）。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应该重视补播工程与草原不同区域的降水格局、物种选择、管护措施之间的配套。

图1 草地免耕补播Figure 1 No-tillage sowing in grasslands

1.1.2 合理放牧

超载过牧是导致草地大面积退化的重要原因，探究科学合理的放牧制度和强度一直是国内外草地保护与利用的研究重点。根据草地退化程度和利用现状，因地制宜采取减牧、休牧、轮牧、延迟放牧、牧刈结合等管理措施，减轻对草地的利用强度，是促进退化草地恢复和生态功能的提升重要措施。适度放牧（图2）甚至比完全禁牧更有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Papanastasis et al.，2017）。适度放牧不仅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古琛等，2017）、提高草地地上与地下的生产力（McNaughton，1979；Frank et al.，2002）和土壤养分的累积（Zhan et al.，2020），而且能够抑制杂草入侵，增加植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Beck et al.，2015），还能通过提高授粉昆虫的多样性促进草地的恢复（Làzaro et al.，2016）。划区轮牧是一种充分利用牧草生长季进行的季节性集约化草地放牧管理方式，通过让草地间歇性休牧而实现再生并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Briske et al.，2011；Lawrence et al.，2019；任继周等，2011）。相比于连续放牧，轮牧能够增加高营养价值牧草并降低不可食牧草的比例（Jacobo et al.，2006；周道玮等，2015）、维持更高的生产力和多样性（Wang et al.，2018a）、能更好地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Byrnes et al.，2018；Dong et al.，2020）。延迟放牧能够提高草地生产力和植物多样性（Ferreira et al.，2020）、保持更高的地下生物量和土壤养分（Chen et al.，2015）、有助于种子散播与草地更新（Gu et al.，2019），也是草地健康可持续利用及恢复的有效措施。

图2 不同放牧强度的内蒙古荒漠草原Figure 2 Desert steppe with different grazing intensity in Inner Mongolia

1.1.3 人工草地建植

人工草地（图3）的规模和生产水平是一个国家畜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志，中国的人工草地面积约为2.1×107hm2，仅占草地总面积的约5%，远低于西方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水平（沈海花等，2016）。建植人工草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饲草料生产，主要关注的是生产功能，要求尽可能高产优质；二是退化草地的生态修复，侧重于生态功能，更加关注群落的多样性、多功能性和稳定性。通过科学配置草地的生产与生态功能，注重人工草地与天然草地的功能互补与置换效应，是实现中国草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加强草地保护与退化草地恢复的有效途径（李凌浩等，2016）。人工草地的生产力是天然草地的10倍左右（方精云等，2016a；沈海花等，2016），在草原区利用不到10%的水热条件适宜的土地，建植集约化高产优质的人工草地，就能够稳定提供畜牧业发展所需的优质饲草、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同时还能实现其余 90%天然草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生产与生态功能的提升，这就是“以小保大”的草地保护与利用模式（方精云等，2016a；方精云等，2016b）。建植人工草地还是重度退化草地直接有效的恢复措施（贺金生等，2020），不仅大大提高了植被盖度和生产力，能有效缓解草畜矛盾，而且还能快速恢复土壤的养分水平（Feng et al.，2010；Wu et al.，2010）和微生物群落（姚宝辉等，2019）。但该类型人工草地存在的问题是物种单一，在自然环境中的稳定性较差，极易再次退化。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多物种组合的混合群落构建技术（尚占环等，2018；张慧敏等，2020），尤其是在退耕地和沙地周边地区。

图3 加拿大人工草地Figure 3 Pastures in Canada

1.1.4 围栏封育

围栏封育（图4）对草地的人为干扰小，而且简单易行、成本较低，是退化草地最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恢复措施之一（Wang et al.，2018b；Yao et al.，2019）。围封能够通过改善退化草地的植被状况、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微生物群落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Cheng et al.，2016；Zhang et al.，2018），还能增加访花昆虫的多样性，通过提高传粉功能促进植被恢复（Dixon，2009；滕悦等，2017）。但是长期围封并不利于草地的恢复，反而会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导致植被生长、土壤养分含量和生物多样性降低（Jing et al.，2014；Zhang et al.，2018）；而且长期围封在造成牧草资源极大的浪费的同时，还会因增加灌木、半灌木功能群生物量和优势度而降低草地的利用价值（Cipriotti et al.，2012；高凯等，2013；古琛等，2015）。围封的恢复效果还要取决于草地的退化程度和环境条件，轻度和中度退化草地（Li et al.，2013）以及降水较好的地区（Xiong et al.，2016）的围封恢复的效果更好。因此，应根据草地退化程度和立地条件来确定围封的时间长短，而且围封与利用相结合的策略可能更有利于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此外，现有的围栏样式已使用近40 a，尽管在草地管理、保护和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和迁徙的负面影响巨大，新型可替代产品亟待研发和推广。

图4 围栏封育与放牧Figure 4 Enclosing and grazing

1.1.5 耕翻

耕翻是利用犁或旋耕机等机械翻耕草地，然后整平耙实土壤，待植被自然恢复的一种草地恢复措施（曲文杰等，2014），能够改善土壤团聚体结构、增加土壤孔隙度和通透性、改善土壤水分状况促进有机质积累，为植物更好地生长和繁殖更新创造新的良好条件，加速退化草地恢复（Baoyin et al.，2009；张璐等，2018）。耕翻还可有效激活土壤种子库，提高退化草地的植物多样性水平（曲文杰等，2014）。但耕翻也有一定局限性和风险性，重度退化草地因种子库和无性繁殖器官的严重缺失，耕翻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蒋胜竞等，2020）；而且耕翻会破坏原有植被和土壤，会导致一年生植物增加和水土流失，耕翻后草地的氮转化速率和土壤呼吸大大加快，会大幅度增加CO2和N2O的排放以及NO3-的淋溶（孙庚等，2005；张英俊等，2020）。因此，选择该措施时必须慎重考虑土壤类型、气候条件、退化程度、技术措施、操作时机和耕翻深度等的潜在影响。

1.1.6 施肥

施肥（图5）是直接改善退化草地养分状况，快速促进植被生长的生态修复措施。目前，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是肥料是氮肥和以氮为主的复合肥。施肥能够增加草地的生产力，但也可能会降低植物多样性（Harpole et al.，2016；Seabloom et al.，2020）和群落稳定性（Song et al.，2015），改变土壤微生物种间关系和土壤整体生态网络（朱瑞芬等，2020）。施肥的恢复效果与负效应因肥料种类、施肥量、施肥持续时间和生境条件而异，多样性的丧失会随施肥量和时间长度的增加而加剧，而且在气候偏暖地区的效应更大（Humbert et al.，2016；Midolo et al.，2019）、氮肥比磷肥的效应更大（王洪义等，2020）、铵态氮（NH4+）比硝态氮（NO3-）的效应更大（Midolo et al.，2019）。长期过量施肥造成的植物多样性丧失会造成短期内不可逆的深远影响（Isbell et al.，2013）。鉴于施肥对草地生态系统恢复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结合立地条件长期定位探究不同草地退化程度、退化类型的最适施肥量、施肥时长、施肥种类十分必要。还有研究发现生物有机肥可以提升退化草地的牧草产量和质量、改善群落结构、提高物种丰富度和群落稳定性（宋君祥等，2019），因此，系统性厘清生物有机肥以及有机与无机肥结合利用对不同退化程度和退化类型草地恢复的作用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图5 内蒙古草甸草原施肥与未施肥比较Figure 5 Fertilizing vs.no-fertilizing in meadow steppe of Inner Mongolia

1.2 生态修复政策措施

除了人工的技术修复措施之外，国家的宏观政策性调控和管理措施也是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重要保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对生态恢复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陆续实施了 6个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退牧还草工程（Lu et al.，2018），对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后，草地保护和恢复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1年中国在13个草牧业省启动实施了覆盖面积、普惠范围和影响力空前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的地区还随之调整了产业结构，实施生态移民，在保障农牧民收入的前提下促进草原生态恢复。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粮改饲政策，调整了种植结构，缓解了天然草地的利用压力，为草地的生态恢复提供了保障（李新一等，2019）。“十八大”以来，国家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批准了39项关于草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组织实施了3个批次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估算总投资 3000亿元。2020年中央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大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了草原生态优先的定位，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得以快速发展（蒋胜竞等，2020）。未来可能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引导：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建立严格的草地生态恢复成效监测和评估体系；加强草原非第一性生产产业的政策引导，发展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产业；加大对牧区科教领域的投入，实现科技移民、教育移民和发展移民，逐步减小草地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

2 问题与建议

2.1 建立健全现代草牧业体系和管理模式，为草地退化防治奠定扎实基础

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度利用，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和草牧业生产效率低的问题是解决草地退化和生态修复的根本途径。欧美和澳洲等国家的草地生态系统得以全面恢复得益于现代草牧业体系的建立，在现代化生产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全球草牧业经营管理已经走向高度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和生态化（唐华俊等，2016；周青平等，2016）。中国传统的畜牧业体系和管理模式亟待改革和转型升级，探索适合中国草原牧区特点的草牧业经营模式，建立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现代草牧业管理体系已势在必行（张新时等，2016；徐田伟等，2020）。以人工草地为基础的集约化产业体系以及农牧业系统的结合和区域优化配置，可能是中国现代化草牧业的发展方向。

2.2 完善草地退化分类分级体系，为退化草地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草地退化分类分级体系是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必要前提。目前，草地退化等级划分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刘洪来等，2011；王百竹等，2019），但评价指标多样，争议比较大。草地退化诊断的指标体系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刘洪来等，2011）。只有利用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厘清中国草地退化类型和退化程度的时空格局和演变规律，明晰草地退化机理，再结合星-空-地一体化遥感大尺度监测和信息化技术，形成完整的中国草地退化分类分级体系和分布图，才能够更好的为草地保护与利用以及科学的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

2.3 加强乡土种质资源的挖掘，为退化草地修复提供物质保障

草地生态修复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草种质资源，适合当地立地条件的乡土草种和品种是补播或人工草地建设的首选。但中国的草种业整体上还比较薄弱，国产良种非常有限，而且草种子生产技术不成熟、收获机械不配套、专业化和产业化程度不高造成种子产能不足、质量得不到保障（毛培胜等，2016）。国家应该加大对乡土草种质资源选育和挖掘的支持力度，深度挖掘耐寒、耐旱、耐瘠薄、抗病虫害等抗逆性强、水分养分利用效率高的优良草种质资源，解决种源制约的难题。同时，应该加大对乡土草种子采集和收获技术的研发力度，解决乡土植物种子收获难、量不足的问题；提高种子生产加工的专业化和产业化水平，保证种子的产能和质量；强化种子的丸粒化技术，提升种子的发芽率和建植成功率。

2.4 强化土壤微生物在生态修复中的应用，为退化草地修复提供强心剂

陆地生态系统的植被修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微生物群落（Harris，2009；Wubs et al.，2016），其对土壤结构和功能的调节，尤其是养分循环至关重要，同时还会影响植物群落的动态（Harris，2009；Kardol et al.，2010）。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不仅有利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Delavaux et al.，2017），还能够促进植物水分与养分的吸收，提高抗逆性、抗病能力和化学防御能力，以增大其在特定环境的适合度（fitness）（Delavaux et al.，2017；Watts-Williams et al.，2019），促进群落的构建并提升生态修复效果（Koziol et al.，2017；Neuenkamp et al.，2019），但受环境因素（Klironomos et al.，2011）和菌种（Maltz et al.，2015）的制约。蓝藻细菌（Cyanobacteria）能够通过增加土壤生物结皮，提高土壤碳氮固定、保水保肥能力和稳定性快速改善土壤结构，是干旱区贫瘠土壤和完全破坏土壤功能恢复的重要生物技术措施（Chamizo et al.，2018）。作为生态系统强有力的生物恢复措施，土壤微生物接种能够同时促进植物和土壤群落发展，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Wubs et al.，2016）。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土壤微生物领域的研究，厘清不同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揭示其对植物和土壤群落的影响及机制，探究和研发适用于不同生态系统修复的微生物菌种或菌剂，综合评价其作用效果，并筛选表现良好的产品在草地生态修复领域大规模使用。

2.5 推进毒草化草地的恢复，为退化草地修复补齐短板

草地毒草化也是中国草地退化的一个主要类型，中国的有毒植物有140科1300多种，毒草化草地面积多达 3.3×107—6.7×107hm2，给草牧业造成严重危害（Zhao et al.，2013；赵宝玉等，2008；张英俊等，2020）。毒草蔓延导致优良牧草减少、草地利用率降低、造成家畜中毒，极大的制约了畜牧业的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是草地生态修复中不容忽视的研究论题（黄梅等，2019；崔雪等，2020）。但毒草化草地的生态修复并不只是简单的毒草清除，毒草可能是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中仅有的植被，是最后的生态屏障，一旦清除会造成植被覆盖急剧下降、地表裸露、土壤侵蚀加剧，甚至可能导致草地荒漠化。因此，目前急需探究耦合毒草化形成的机制、毒草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以及生态系统过程的毒草化草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和恢复体系，为毒草化草地的科学修复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2.6 建立退化草地综合修复体系，为退化草恢复提供科技支撑

截止目前，已经进行了大量草地生态恢复的研究，也提出了多种技术措施，但恢复效果并没有统一性的规律。有些措施的恢复效果很好，但有些不是很成功，相同的恢复措施在一些情境的效果好，在其他条件下效果不明显，这就导致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很难选择和借鉴（King et al.，2006）。归根到底，是缺乏因地制宜的系统性的草地恢复理论技术体系。草地生态系统的单一修复措施效果有限（刘延斌等，2016），只靠单一的技术措施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依据草地退化分类分级系统，再结合当地的生境和气候特点，建立针对不同地区、气候类型、退化类型、退化程度草地的分区—分类—分级的生态修复理论技术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精准的、有针对性的和因地制宜的优化群落结构，提升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为退化草地的综合治理、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和牧民稳定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2.7 建立修复综合评价体系，为退化草地恢复提供判定标准

目前，退化草地生态修复研究的评价指标多达40余种，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两大功能，其中草地生产力、土壤碳库、植被盖度和生物多样性的关注最多，其余指标包括目标物种、植物群落结构、动物和昆虫区系、土壤种子库、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群落等的关注较少（尚占环等，2017；张骞等，2019）。生产力或者盖度容易恢复，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恢复需要漫长的过程（Buisson et al.，2019），土壤群落的恢复也相对滞后。此外，不同恢复技术对一些指标的恢复效果很好，但对于其他指标的恢复效果较差；同种恢复技术对不同指标的生态恢复效果差异也很大（蒋胜竞等，2020）。因此，急需一套综合的恢复评价体系，为退化草地的恢复提供统一的评价标准。草地生态系统的地上与地下界面是有机的整体，地下生态系统的恢复常常依赖于地上的植物群落，地上群落的属性也取决于地下的生态系统过程（Kardol et al.，2010），建立地上地下不同属性以及多营养级间耦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准确评估生态修复效果。

3 结论与展望

草地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和长期的艰巨任务，不仅需要技术支撑，也需要政策的引导。生态修复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壤改良和植被恢复，还涉及到草牧业体系的转型，建立健全现代化草牧业体系，平衡好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是解决草地退化和生态修复问题的根本途径。拓展草原生态产业，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加大对牧区科教领域的投入，实现科技移民、教育移民和发展移民，在提高农牧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减小生态脆弱区人口压力的促进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完善草地退化分类分级体系，能够更好的为退化草地修复提供理论依据，是退化草地生态系统修复的必要前提。加强乡土种质资源和土壤微生物的挖掘和在生态修复中的利用，突破毒草化草地恢复的理论与技术瓶颈，建立分区—分类—分级的生态修复理论技术体系和评价体系，才能够更好的为退化草地恢复提供科技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添彩增色。未来的草地生态修复研究将更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不同维度、多营养级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恢复，重视社会-自然系统耦合、生态恢复与区域经济和民生改善的协同发展，在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生态系统完整性与文化价值等方面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