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趋势及其机制分析
——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分析视角

□ 王向阳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尤其离不开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长期以来，乡村发展面临的常态往往是：一方面，受我国既有东中西部城乡产业分工格局和产业发展规律影响，占比绝大多数的中西部普通农村在地经济机会有限，中青年人持续外流，留守型村庄特征突出，无主体熟人社会趋势明显［1］，加之治理事务密集下沉，而村干部待遇却极其有限，在村主体积极性不高，村庄发展面临主体匮乏的尴尬困境；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国家对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寄予厚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等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内在要求积极有为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之相匹配。近年来，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在各地基层调研来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各地基层组织，甚至担任村两委主职干部，日渐成为当前广大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明显趋势。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何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明显趋势？如何理解这一基层治理实践中普遍出现的新现象？既有研究，多关注乡镇层面的年轻干部流动或培养问题［2］，对乡村层面的年轻干部关注相对有限，聚焦“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经验现象，本文拟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基础上，对其背后的实践机制作出分析，以期增进各界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的理解和把握。

二、既有研究与分析视角

1.既有研究

聚焦广大农村基层治理主体，梳理既有研究，以下两类研究较为突出：

富人治村研究。相比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能人治村”或“中农治村”，富人治村现象主要出现在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8］。陈锋指出，富人治村主要是当前部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分化的普遍产物［9］；吕德文、董磊明等进一步指出，在“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下，各地政府制定“双带工程”、乡贤政治、能人回乡等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富人入党，鼓励富人参政，加之富人群体的先赋特征和后致资源使其更容易成为村治主体，因此富人治村遂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10］［11］；齐燕引入政府视角，认为政府是影响富人治村的另一个关键变量，在上级政府安排的政治性治理任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为了完成工作，主动建构了富人治村的基层治理格局［12］；陈文琼基于华北平原项目进村实践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并指出，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13］。但就其村庄社会基础和动力机制而言，内部又存在较大差异。纪芳认为，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14］。冷波指出，浙江等地私营经济发达，富人治村动力主要在于个人利益驱动，形式化民主和村庄政治排斥现象突出［15］。这类研究，从村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双重视角切入，为我们理解特定发达地区基层治理样态和逻辑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启发。

综观既有研究，中农治村研究主要从村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生计、村庄社会关联角度建构中坚农民群体与基层治理的治理关联，并指出中坚农民群体是一个稳定的结构性群体，可以作为当前以及接下来一段时期基层治理主体的重要对象来培养；而富人治村研究，则主要从村庄经济社会分化、富人群体利益驱动视角来解释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及其政治社会后果，而且对其区域差异做出了进一步研究。以上关于当前基层治理主体的两类研究，笔者称之为“村庄基础”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主体研究，对目前已经普遍出现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现象关注不多，解释力有限。基于此，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当前基层治理的最新实践，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解释体系。

2.分析视角：从“村庄基础”转向“国家治理能力”

以上“村庄基础”分析视角，属于自下而上、由内向外的研究视角，缺乏对当前基层治理主体变迁过程中“国家治理”逻辑的考量，没有充分认识到近年来基层治理主体的转型，既和各地经济社会基础相关，又离不开国家层面和各地党委政府的组织意图和积极推动。基于此，笔者在既有“村庄基础”视角基础上，特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以期通过这一由上而下、自外向内的国家治理逻辑分析，进一步丰富既有研究。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后，国家治理能力便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斯考切波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述和相关学者对她的批判当中。斯考切波从国家-社会的隔离入手，强调只有作为行动者的国家产生了自主的意识来制定并追求其自身的而不是某些群体、阶级或社会的目标时，探讨国家（通过政策、组织）执行、实现其独立的官方目标的能力才有意义［16］。这与后来迈克尔·曼等人批评的那个秉持真实精英主义的斯考切波大相径庭，因为迈克尔·曼在很大程度上并未重视斯考切波对国家自主性之潜在性和关系性的论述。与斯考切波把自主性视为国家能力的基础不同，迈克尔·曼认为，随着国家社会相互渗透的不断加深，国家在基础性权力的维度上可以被视为单一聚合体的存在［17］。沿着迈克尔·曼的思路，埃文斯使用嵌入性自主和治理性互赖的概念来阐释国家能力的本质，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均衡互动关系。埃文斯强调的不只是国家使用强力控制社会或国家嵌入社会的程度，而是更加注重国家将其自身的权威潜移默化地赋予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过程［18］。福山后来提出了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力定义，即“国家干净地、透明地计划、执行政策和执行法律的能力”［19］。

基于迈克尔·曼对国家权力的“基础性国家能力”和“专断性国家能力”的划分，王绍光在最近的研究中将其中的基础性国家能力进一步操作为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与整合能力，并将其进一步归纳为近代国家的基础能力（强制、汲取和濡化）、现代国家的基础能力（认证、规管、统领和再分配）和民主国家的基础能力（吸纳与整合）［20］。众所周知，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包刚升也曾强调，世界各国形态不同，但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能否有效治国，尤其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21］。此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表现形式，则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是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22］。因此，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制度寓于政治统治需要和社会管理能力之间的有效整合。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这一分析视角。聚焦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践，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可操作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治理资源流向，是向上汲取，还是向下转移；二是治理目标导向，是发展驱动，还是维持导向；三是治理过程设定，是过程管理，还是结果导向。同时，参照近年来农村治理变迁，笔者建构出如下分析框架，参见表1。

表1 “国家治理能力”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变迁

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于2021年4月20日至5月8日在广西北海合浦县B镇的田野调研。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来收集资料，通过对乡镇主要领导、组织委员以及下辖各村两委干部的个案访谈，从而获取了大量一手素材。本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机制分析法，通过对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现象的梳理，来提炼总结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践机制与理论命题。

AHP法的研究中，重要的问题是两两相对的重要性判断，对这个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一般采用萨迪提出的1～9标度方法，本文也以此为标准，其含义见表1所示。

三、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的经验图景：来自广西北海B镇的经验证据

笔者调研所在的广西北海B镇，下辖24个行政村（社区），近3万户、12万人口，在地经济机会有限，外出务工人口约4万人，可谓全国乡镇，尤其是中西部普通乡镇的典型代表，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据B镇组织委员介绍：“2017年，当地村两委换届后，共有村两委干部160位，平均年龄51.2岁；而到了2020年最近一次村两委换届时，共产生村两委干部196位，平均年龄降到了40.6岁，其中，77位、占比39.2%的村两委干部为新进入村两委班子的年轻干部，平均年龄仅有36岁，基本都是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有7位。”（访谈记录：BSZ20210422）

具体情况可参见表2。

表2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B镇下辖各村社区支部书记情况一览表

（续表）

从上表2可知，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职业化程度较低，兼业情况普遍。据悉，当地农村基层普通两委干部每月1400元，一肩挑的主职村干部每月1600元，年底有一万元左右的绩效奖金，每年到手3万元左右。当地劳动力在地务工每天平均100～120元，外出务工每月4000～8000元。从当地村两委干部工资待遇来看，尚达不到职业化村干部工资水平，因此当地村干部职业化程度较低。在职业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当地村两委干部就必须要解决好家庭生计来源问题，否则就难以持久地当下去，怎么办呢？兼业经营成为当地村两委干部的普遍选择，这一点，和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农村基层干部并无二致。从访谈情况来看，包括年轻干部在内的当地村两委干部，兼业领域多集中在规模种养殖业、在地承包工程和镇上开店，少部分村干部从事砖厂、鞭炮厂经营，大多通过捕捉在地经济机会来解决村干部职业收益不足的问题。

二是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趋势明显。从访谈情况来看，当地2020年最新换届产生的196位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仅有40.6岁，相比2017年村两委换届后的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年轻了10岁以上。其中，WX村最为突出，7位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仅有37岁，且均是最近一两届内新上任的年轻干部。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趋势，并非个别乡镇个别村庄的特殊案例，而是当地普遍情况。本文问题意识也恰恰来源于此，也是下文重点分析的基本命题。

三是组织意图导向突出。据悉，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趋势，并非当地经济社会内生自发的产物，而是当地党委政府主观引导的结果。组织意图往往体现在村两委换届过程中对村两委干部候选人，尤其是村支部书记候选人的选择引导上。目前，针对村两委干部候选人，当地党委政府更偏好于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年轻人，然后再考虑在地产业发展状况、是否有公心、是否具备群众基础、是否具有工作经验等要素，其中首要考虑就是年轻担当可作为。主要考虑，一是可以熟练使用微信、操作办公软件等，胜任当前新形势下基层工作需要；二是年轻人有想法，发展冲动强烈，可以更好匹配当前乡村发展目标导向。其中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1：XS村目前村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今年38岁，男，高中学历。高中毕业后，先在深圳打工，而后从事电商行业，生意越做越大，事业发展不错。2017年时，适逢当地村两委换届，当时乡镇组织委员便通过电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担任村干部可以掌握很多先机，对他个人事业发展有帮助，同时也是家乡发展需要，需要他回来分担出力。考虑到本人电商事业发展到了瓶颈期，外加在深圳定居也较为困难，因此他于2017年应邀回村，先担任文书工作，后于2020年最新一届村两委换届中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除了目前村级组织基本工作之外，他本人目前主要在地承包工程，事业发展得也相当不错。

不仅广西如此，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相关报道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如《河南日报》于2020年12月4日的报道中提到：“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说，今年全县村（社区）‘两委’换届新一届村（社区）支部书记平均年龄42.8岁，支委大专以上学历194人（其中本科学历以上20人），占比66%，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当‘村官’成了新时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从上可知，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已成普遍趋势，且年轻人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离不开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组织意图的深度介入和积极引导。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各地党委政府为什么要积极引导年轻人进入村两委班子？在人口普遍外流的情况下，年轻人又为什么愿意投身农村基层工作？进一步来讲，农村年轻干部，究竟是不是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性群体？

四、“国家吸纳”：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的机制分析

当前，从年轻人进入村两委干部队伍的轨迹来看，并非各地村庄经济社会内部自发的产物，离不开国家和各地党委政府的外部驱动，而特定年轻人群体如欲顺利进入村治队伍并实现稳定存在，则更离不开村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策红利所产生的经济机会的滋养。

1.基层治理事务匹配机制

不同时期，国家对基层治理定位不同，并直接反映到治理事务及其治理过程的差异上，笔者称之为基层治理事务结构，而这一基层治理事务结构，内在要求匹配不同的基层治理主体，由此产生了干部类型偏好，并最终成为不同时期基层干部选用的重要导向。

税费时期，总体上国家能力相对有限，国家对各地农村基层社会赋予的其中一项重要治理目标是：高效完成农业剩余提取工作，实现国家资源汲取目标，以支持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加之当时国家对各地财政转移支付有限，乡村两级主要依靠“三提五统”来维持基层政权基本运转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反映到各地基层治理事务上，主要表现为“催粮派款”工作。同时，为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并实现优生优育的人口政策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在各地农村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除此之外，其他各项工作基本都是软性工作，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策略性地应付过去。就税费提取和计划生育这两项硬性工作而言，共同特征是政治性强，结果导向明显，具体过程由基层干部自主把握，在给基层提供灵活自主空间的同时，基层干部难免工作简单粗暴，因此在完成基本任务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导致极端事件产生。如欲顺利完成税费工作和计生工作，涉及和村庄内部每家每户打交道，甚至斗智斗勇，内在要求各地基层干部社会关系发达，工作灵活，因此，老好人往往难以完成工作任务，而能人甚至“狠人”多成为当时农村干部的典型特征。

到了21世纪初，国家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同时鉴于“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费，同时开启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即后税费时期。进入后税费时期，不仅之前农业税费工作取消，国家更是加大了面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资源汲取转向资源支持，整体进入项目治国时代。同时，在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十多年后，这一时期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国家也随即放松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要求。因此，从2006年税费全面取消开始，截止到党的十九大前后，广大基层干部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展开工作。后税费时期，基层治理事务主要围绕项目进村展开，而最大的问题在于：项目资源本身是稀缺的，少数重点发展的村庄往往可以获取更多项目资源，而占比绝大多数的普通村庄，多因项目资源覆盖有限仅能维持基本治理样态，有学者称之为维持型治理，“不出事”是这一时期的普遍逻辑［23］。对绝大多数普通村庄而言，项目资源有限，只需要维系日常治理，加之当时监督下乡有限，村庄层面的文字报表工作不多，因此农村对基层干部现代办公能力和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当时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有限，村干部保障水平不高，因此，这一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是较低的，部分村庄甚至出现无人愿意当村干部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后，相比税费时期和后税费时期，新时代基层治理发生了以下重要变化：一是国家治理资源密集下沉。据悉，到目前为止，国家每年用于“三农”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均超过2万亿元。二是国家治理目标发展导向突出。相比维持型治理，国家目前更加强调产业振兴、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等，力图通过国家主导下的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发展面向突出。三是具体治理过程要求严格规范。国家不仅对治理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具体治理过程也有严格规定，更加讲究办事留痕，典型体现在文牍工作上。这一演变过程，参见表3。

表3 不同时期基层治理事务与农村基层干部匹配一览表

从以上梳理可知，不同历史时期，基层治理事务存在不同治理主体匹配机制：步入新时代，基层治理事务的发展面向和治理过程的文牍要求，天然排斥秉持“不出事”逻辑、文字报表工作不熟练现代办公能力较差的中老年干部，内在要求发展冲动强烈、文字报表工作熟练的年轻干部与之相匹配。可以说，年轻干部的出现，首先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基层治理事务发展导向和治理过程数字化、文牍化的必然产物。

2.国家政策红利驱动机制

不同时期，国家对基层治理定位存在差异，面向基层所提供的政策支持类型及支持力度也有不同，所能产生的经济机会也存在较大差异，笔者称之为国家政策红利。同时，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笔者将国家政策红利区分为职业收益和职务收益。所谓职业收益，即担任村干部本身可以获得的误工补贴或工资收益。所谓职务收益，即依靠担任村干部这一身份可以正当获取的承包土地、承揽工程等职业外正当收益。国家政策红利，构成了基层干部的利益驱动机制，不同时期，对各地基层治理主体吸引力大有不同。

税费时期，国家对各地农村基层社会以资源汲取为首要目标，资源转移极其有限：一是村干部误工补贴极其有限，且多由三提五统中的“管理费”这一提留款支付，职业收益不高；二是鉴于国家资源转移有限，基层社会项目不多，职业外正当收益机会同样稀缺。这一时期政策红利并不明显，村干部经济利益驱动极其有限，在有限的误工补贴之外，多是面子等社会价值驱动。后税费时期，国家资源汲取转向资源反哺，村干部误工补贴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但保障水平仍然不高，职业化水平有限，同时项目资源分配马太效应突出，各村多寡不一，绝大多数普通村庄村干部职业外正当收益同样有限，因此村干部积极性并不高。

步入新时代，各地基层治理发生了以下两大变化：一是村干部误工补贴或工资待遇明显提高，尤其是最近三五年，村干部职业收益和保障水平实现稳步提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辽宁等地，均出台了关于健全完善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和保障水平等方案或办法，大有将村干部一职专职化的倾向和趋势。其中典型做法是辽宁锦州市委于2018年制定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村干部激励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力图实现村干部“在岗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离任有生活保障”目标，有效解决村干部报酬待遇问题，使广大村干部政治上有“奔头”、经济上有“甜头”、生活上有“靠头”、工作上有“劲头”。随着职业化水平的提高，村干部职业收益也稳步提升。二是伴随着国家治理目标发展性越发突出，国家项目资源下沉更加密集、覆盖面更广。随着美丽乡村、厕所革命、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等各类具体治理目标的提出，国家项目资源下乡进村普遍，尤其是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地均在探索发展各类乡村产业，使得乡村发展充满想象力，对年轻人无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最终是否可以为特定年轻人群体提供足够滋养他们的经济空间尚不可知，但至少目前国家政策导向和社会氛围必将给部分年轻人群体提供一定的财富想象。

表4 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红利差异一览表

值得一提的是，对年轻人而言，相比职业收益，通过担任村干部所能产生的职业外正当收益即在地发展预期，更为重要。众所周知，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农村干部职业化水平并不高，每年到手两三万元，尚不足以为年轻人提供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职业收益，因此，职业收益，显然不是年轻人群体在村担任村干部的首要动力。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面向突出的国家政策导向下，项目资源的密集下沉，以及由此外溢所触发的本地发展机会，却可以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在地发展或返乡创业提供肥沃的经济土壤。假如这一经济机会真实存在的话，村干部这一身份本身就是无形资产，在土地流转、工程承揽、政策信息获取等诸多方面，村干部身份显然具有巨大优势。

综上，步入新时代，当前基层治理事务发展面向突出，治理过程数字化、文牍化趋势明显，天然适配发展冲动强烈、现代治理技术掌握全面的年轻人群体，加之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国家政策红利日渐凸显，为年轻人进村担任村干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机制，基于此，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成为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和明显趋势。“被选中的年轻人”群体的出现，显然并非村庄经济社会内生的产物，而是国家主导建构的结果，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国家吸纳”。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1.结论

既有中农治村研究和富人治村研究，难以解释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普遍现象，在既有村庄基础研究视角之外，引入国家治理能力分析视角，通过对当前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现象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事务发展面向突出，治理过程规定性强，尤其是技术治理理念实践下，基层治理中产生了大量文字报表等规范性工作，天然与年轻人发展冲动强烈、现代治理技术掌握全面等特征相适配，内在要求各地党委政府发现并任用相当一部分年轻干部充实到当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当中；（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对各地农村基层组织空前重视，村干部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加之项目资源密集下沉外溢以及所触发的本地发展机会和发展预期，政策红利凸显，为年轻人进入农村基层组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动力机制；（3）包括案例点所在的广西北海市合浦县B镇在内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基层干部年轻化日渐成为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和明显趋势。

2.讨论：年轻干部究竟是不是一个稳定存在的治理主体

相比中农、富人等村庄内生性干部群体，年轻干部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最新实践中“国家吸纳”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年轻干部，究竟是否构成一个稳定存在的治理主体？取决于两项基本条件：一是除了熟练操作现代办公软件等技术优势之外，年轻干部是否可以胜任基层治理中仍然大量存在的群众工作？即年轻干部是否具备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二是在国家尚未为年轻干部建立较高水平的职业化体系之前，当前乡村社会是否存在充分的经济基础，以滋养这样一个群体稳定存在？即年轻干部是否具备持久从事基层工作的动力。

针对群众工作能力的问题，从笔者在各地调研观察和访谈来看，群众工作能力和既有群众基础、群众工作经验以及群众工作具体方式方法等固然相关，但首先是一个意愿问题，而非能力和经验问题。群众工作能力从来不是天然具备，而是后天逐渐习得和积累的结果。不论是年轻干部，还是中老年干部，关键是要具备从事群众工作的积极意愿，而群众工作的能力和经验，多是通过具体的动员群众表达诉求、回应群众问题等群众工作过程而习得，而这个过程，只和是否具备从事群众工作的意愿相关。在国家吸纳之后，年轻干部完全可以通过具体的群众工作过程来解决群众工作能力问题，因此，这一群众工作能力问题，属于短期阶段性问题，并不构成年轻干部从事基层工作的必然障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年轻干部所具备的文字档案等技术性优势和积极充沛的发展意愿，却是中老年干部工作能力的突出短板，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当前以及接下来基层治理要求并不匹配。换言之，新时代基层治理事务结构，天然要求并匹配新的基层治理主体与之相适应。

年轻干部工作动力问题，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国家尚不具备为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建立较高水平职业化体系的能力，尤其是在乡村社会具备一定经济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村干部较高水平职业化也并无必要。从目前来看，年轻干部从事基层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通过担任村干部而产生的职业外正当收益，即依靠身份优势在地发展产业，进而实现高水平兼业。问题就转化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社会是否可以为年轻干部提供充足的经济机会，以滋养这一群体稳定存在？这一问题和当前乡村产业发展是否可能以及可行高度相关。从目前各地实践来看，国家发展导向明确，政策支持和项目资源较多，营造了无比丰富的发展机会和宣传话语，但这一发展预期究竟是否可以顺利落地，本质上受我国既有东中西部城乡产业分工格局和产业发展规律影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来自城市和工商业溢出的经济机会一方面在进一步集聚，向中心城市和成熟地带工商业集聚，另一方面，扎根乡土的乡村旅游、特色种养殖业等也确实存在一些经济机会，但这类产业机会，没有自然风险，往往具有市场风险，和税费时期、后税费时期乡村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无本质不同，因此，乡村产业发展仍不能摆脱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产业发展困境。一旦乡村产业发展出现波动，职业化水平不高的年轻干部极有可能发生进一步流动，外出务工经商往往成为其替代性选择。基于此，鉴于乡村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年轻干部工作动力问题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实践性问题，注定留给未来去探索解决。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在既有“村庄基础”视角之外，引入“国家治理能力”视角，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干部年轻化这一普遍现象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吸纳”逻辑下的基层治理事务匹配机制和国家政策红利驱动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当前基层治理主体变迁的既有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尚缺乏对这一年轻干部群体是否可以稳定存在的进一步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