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被说”：鲁迅小说中的舆论研究

文/张全之

钱理群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呐喊》《彷徨》的情节结构模式概括为两大类型：“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这一概括影响深远，尤其“看/被看”的关系，被广泛引用，为解读鲁迅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但从鲁迅小说来看，这一概括是远远不够的。鲁迅重视舆论描写，经常将人物置于“说/被说”的关系之中，这是比“看/被看”更为重要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鲁迅小说中频繁出现从“看/被看”到“说/被说”再到“吃/被吃”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说/被说”起着关键作用。

现代舆论观念的传播与鲁迅的舆论思想

“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到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报刊业的兴盛，常见于报端。大约到1908年前后，舆论开始成为英语public opinion的对译词，被广泛传播。

鲁迅对舆论的论述最早见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他借拜伦之言，肯定舆论“实具大力”，但也有“以昏黑蔽全球”之害，随即他又谈到易卜生的《社会之敌》，充分肯定了医士斯托克曼“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精神。同时期写的《文化偏至论》虽然没有使用舆论一词，但相似的意思还是表达得很充分。在《破恶声轮》中他充分肯定了“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说明鲁迅将来自多数的人的毁誉（舆论）视作落后、愚昧的产物，将独立的个人看作社会发展、进步的希望。他后来在杂文中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很显然，在鲁迅的启蒙思想构架中，舆论是被批判的对象，是被启蒙者发出的“扰攘”之音。

“五四”之后，已成文坛名家的鲁迅时常陷入舆论的漩涡，也常常为流言或谣言中伤。他的很多杂文都是为了反击舆论或流言、谣言所作。而他少年时期被流言伤害的记忆一直刻骨铭心，这使他对舆论、流言或谣言十分敏感。他在小说中对舆论的大量描写，就反映了他对舆论的感受与思考。

“说/被说”：鲁迅小说中的舆论场

鲁迅小说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是“事件的边缘化与场景的中心化”，如《孔乙己》《明天》中的咸亨酒店、《风波》中的土场、《药》《长明灯》中的茶馆，都是作为“场景”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其实就是有意建构舆论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将主要人物的经历和命运交付舆论，读者只有对舆论的碎片进行拼接，才能看到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这是鲁迅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殊手法，可以称之为舆论构图法。

舆论场大致分为两种：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鲁迅小说写的主要是民间舆论场。《孔乙己》看似是以人物为中心，实际上整部作品始终聚焦于咸亨酒店。孔乙己来了，人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形成一个舆论场。孔乙己的行迹正是在这些议论中慢慢得以呈现。在这个舆论场中，孔乙己是舆论客体，短衣帮是舆论主体，他们有问有答，有嘲笑也有否认，共同构成了一个舆论的循环过程。研究者们注意到小说中“看/被看”的关系，忽视了“说/被说”的关系。叙述者对孔乙己的总体介绍，也是“听人家背地里谈论”，舆论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孔乙己始终是一个被说者，他漂浮在舆论的海上，无法用自己的语言锚定一个位置。他所操持的那套“之乎者也”，在短衣帮的世界里沦为笑柄：他失去了与“说者”对话的能力，只能在“被说”的泥淖中挣扎。那些羞辱他的人，是这个舆论场中的胜利者，他们在对孔乙己的羞辱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孔乙己》可以看作是一篇舆论小说，正是靠舆论的碎片，完成了对孔乙己形象的塑造。如果说孔乙己是舆论场上的在场者，那么《药》中的夏瑜，就是舆论场上缺席的被说者。华老栓的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舆论传播的最佳场所。有关夏瑜的故事，都是在这里被议论的，夏瑜的形象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说者”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愚昧、颟顸，被嘲笑甚至被辱骂的夏瑜，以一个英雄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眼前，舆论变成了“说者”愚蠢、冷漠的自供状。与上面两部作品结构很相似，《风波》的故事是在“土场”上展开的。作为乡下人晚餐时聚集的场所，“土场”就是一个舆论场。就张勋复辟事件来说，北京是舆论中心，《风波》里的“土场”是舆论的最末端，鲁迅用极为俭省的笔法，画出了舆论传播的轨迹及其民间反映。张勋与七斤，两个不相关的人发生了关联，就像夏瑜和华小栓两个同样不相干的人因为肺病被关联在一起一样，鲁迅极善于在不相干的人之间搭建线索，反映中国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关联与断裂。在《狂人日记》中，狂人走到哪里，都发现人们在议论他。吃人的舆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他要反抗，但又找不到对手，如入“无物之阵”。所以对狂人而言，对被吃的警觉来自“被说”，他是在“说者”的目光和声音中分辨出即将被吃的命运。《采薇》中的二贤直接死于阿金的话，而阿金的话来自小丙君。二人死了之后，关于他们的死因，又演化出多种版本，成为舆论继续发酵的由头。

自然，并非所有“被说”者都会走向“被吃”的命运，有时“被说”只是舆论对某人或某事的消费，在这一过程中，“说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吃人”——话语吃人。《明天》的主角是单四嫂子，但小说开篇落笔于鲁镇的咸亨酒店。单四嫂子的故事正是在老拱们的议论声中开始，又在老拱们的色情小调中结束：她像孔乙己一样，成为一个被说的对象。她的丧子之痛被忽视，作为“寡妇”的身份成为闲汉们消费的材料。《祝福》中的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以后，人们围绕着她，听她说阿毛的故事。每次讲完，人们“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由此形成了第一波舆论。柳妈和她谈了天之后，她额上的伤疤再次引起关注，形成第二波舆论。所以说祥林嫂的“人生”和“鬼生”悲剧，是在“被说”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完成的。“说/被说”这一结构形式在《阿Q正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阿Q是否姓赵的问题、阿Q与吴妈之间所谓的“恋爱的悲剧”、阿Q从城里发了财回到未庄、阿Q突然宣布自己投了革命党等，都在未庄引起不小的舆论风波，直接影响着他的声誉和生计。阿Q被杀之后，未庄和城里舆论的不同反应，都说明阿Q是未庄这个舆论场上的“话题人物”，不断给未庄带来笑料，成为人们消遣的对象。

鲁迅笔下的舆论场，反映了落后中国最底层的舆论气候，浸透着他对中国民间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沉痛思考，其良苦用心，不能不令人动容。

鲁迅小说中的舆论结构

舆论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公众的舆论主体（说者）；二是作为舆论对象的舆论客体（被说者）；三是作为舆论内容的舆论本体（说什么）。在鲁迅小说中，舆论的这三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反映了鲁迅小说借助舆论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艺术追求。

鲁迅小说中的舆论主体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他们大多都是匿名的，如咸亨酒店里那些嘲笑孔乙己的人，他们统称为“短衣帮”，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在《药》中的茶馆里和《风波》的土场上，《祝福》中在祥林嫂的周围和《狂人日记》中的街道上，都有一群没有名字的人参与了舆论的发酵与传播。这个群体的匿名性，反映了鲁迅对中国舆论生态的总体判断：正是这么一群无名、无姓的人，构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鲁迅在杂文中称他们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面对着强者他们无声无息，面对着弱者他们盛气凌人。看别人的热闹（看/被看）、传播别人的是非（说/被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快乐与幸福的重要来源。

其次，鲁迅在写这一匿名群体的时候，会刻意强调其中的某些个体，他们虽然大多没有名字，但鲁迅似乎有意暴露他们的年纪。《药》写茶馆里发表议论的人，鲁迅特别提到了两个：一个是“二十多岁的人”，一个是“花白胡子”，一老一少，观念完全相同；《狂人日记》中除了成年人以外，还特别强调了小孩的参与。从老人到年轻人再到小孩，鲁迅有意将舆论主体的年龄分布暴露出来，证明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老年人的保守世故，就是年轻人、小孩也都跟老年人站在了同一个思想基点上，他们之间没有代际差异。

从舆论本体看，鲁迅小说中的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唯势力是从，有权势的人说的就是对的。在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怀旧》中，“长毛且至”的谣言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导致人们纷纷逃难。谣言传到私塾后，秃先生是不相信的，但耀宗说，消息来自何墟的三大人，秃先生便急忙改口说：“三大人耶？……则得自府尊者矣。是亦不可不防。”阿Q说自己姓赵，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出现了这样的舆论：“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这种“懂事”“讲规矩”的舆论，是公众奴才性的典型体现。阿Q被杀之后，未庄的舆论都说阿Q坏，被杀就是坏的证据。舆论场屈服于权力场，每一个场中人都害怕被孤立，会主动放弃与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形成了“沉默的螺旋”，久而久之，公众就变成了权力的附属物。第二，民众不论是非，只求好看、好玩，从别人的痛苦甚至是鲜血中寻找着乐趣，舆论正是“好玩”的产物。所以中国民间舆论场是一个消遣场、娱乐场，舆论主体在“说”的过程中体会着自身幸免的幸福与快乐，鲁迅称之为“暴君的臣民”。

从舆论的客体来看，舆论关注的一般都是与公共利益有关或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或人物。在鲁迅小说中，作为舆论客体的人物、事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方的小人物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私人事件，如孔乙己偷书、祥林嫂丧夫失子、阿Q向吴妈求爱和最后被杀等。这些人或事，在当地具有舆论效应，但多是小人物的事情，无关大局，人们传播或议论这类事件只是把他们当作谈资。另一类是一些重要事件，或是与众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如夏瑜被杀、举人老爷的乌篷船到了赵家河埠头（《阿Q正传》）、“长毛且至”（《怀旧》）、张勋复辟、辛亥革命、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等。这类事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信息，但当这些事件在引发舆论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鲁镇还是未庄，似乎有一张过滤网，将这些事件包含的所有信息进行了过滤，剩下的只是供日常谈论的趣闻或轶事。也就是说，这两类舆论客体所引发的舆论，没有什么区别。其原因是当地的舆论主体深陷李普曼所说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中。

除了舆论之外，鲁迅小说中还写了大量与流言或谣言有关的情节。《怀旧》的核心情节就是一个谣言引发的一场混乱，谣言澄清了，小说就结束了。《伤逝》中涓生被单位辞退，是“雪花膏”“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结果。《在酒楼上》的顺姑是因为听信流言导致病疴沉重，终至殒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落魄时时常遭受谣言攻击，后来“发达”了，又成为舆论恭维的对象。《采薇》《理水》《奔月》中夹杂了大量的来自现实的流言、谣言，使小说在结构上裂变为双重文本：一方面，小说按照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框架往前发展，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让主人公时常说出非常现代的话，尤其是很多都是有据可靠的流言和谣言，这就构成了小说背后的另一个叙事结构。这是《故事新编》巧妙利用流言结构文本的成功试验。

鲁迅小说中舆论的意义

鲁迅在小说中写人物或事件的时候，特别关注民众的反应，这在现在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阿Q正传》和《采薇》两篇小说，均以对舆论的描写结束，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心理羁绊，那么“腐败的舆论”（鲁迅语）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在杂文《扣丝杂感》中，他谈到袁世凯称帝时，特别强调了“猛人”对袁世凯的“包围”以及制造“舆论一致赞成”的假象，怂恿袁世凯称帝的“狡计”。鲁迅认为，如果这种“包围”不能解除，中国还要“永是走老路”。依此反观鲁迅小说就会发现，在未庄、鲁镇或是吉光屯等地方，也有那么一伙人，他们虽然不会或者没有机会围着某一权贵获取利益，但他们热衷于传播谣言、流言，参与舆论的传播与发酵，并从中获得乐趣。可见，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中国的舆论气候都是十分糟糕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欧洲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中国，尽管形式上的共和已经实现，但以公共舆论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始终没有形成，上层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没有深入民间，更没有渗透日常生活层面。列斐伏尔指出：“一场革命如果没有生产出新的空间，那么它就没有充分释放它的潜能；如果它没有改变生活本身，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它也是失败的。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在日常生活层面表现出创造性的作用，尤其对语言和空间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一定以同一速度或同等力度发生在每个领域。”没有以现代知识为主体的公共舆论，没有产生出文学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复辟的闹剧会一再出现，当然不一定都像袁世凯或张勋一样明目张胆，但可能会迂回曲折地走上那条熟悉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