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周时期的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的规划布局

张 文 硕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北纬30度上下，东西方两个主要文明分别出现了文化和思想上的腾飞，人类在这一时期真正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东西方文明。中国此时正处于东周时期，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希腊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开启有史时代，到公元前323年，是希腊文明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东周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不断衰落，大国争霸的局面愈趋显现，作为一国统治中心的都城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地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类型和规划布局均具时代特色的都城模式。希腊城邦时期是其文化发展与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城市模式较前序时代有明显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建筑类型。东周时期的主要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的比较研究，是城市史学的跨文明研究课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图在此方面略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周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

王朝都城和主要诸侯国都城规模大、规格高，是东周时期城市建设的集中代表。这里选择东周王城、郑韩故城、曲阜鲁城、临淄故城、楚都纪南城、中山灵寿城、燕下都、赵都邯郸等遗址，作为与古希腊典型城市对比研究的主要对象。处在同期的希腊城邦典型城市也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雅典、斯巴达、普里恩、奥林索斯、比雷埃弗斯、米利都、叙拉古、科林斯和萨索斯等。

1.

中国古代城市分城区和郭区两个范围，一般来说，城、宫城、内城、小城等大致为同一概念，而郭则有郭城、外城、大城之称。因内城多属宫殿区，往往被称作宫城，广义的宫城为内城，包含了与宫室有关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建筑；狭义的宫城则是指用垣墙围起的宫殿区主体建筑的大型院落。这里所指的宫城，皆取其广义，或称内城。东周都城的兴建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80年左右)和战国中晚期(公元前380年左右—公元前221年)，建城思想和城市布局发生了一定转变。

第一阶段，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城址布局特征为宫城多居中，如东周王城、曲阜鲁城、楚都纪南城等，都属此时期。

东周王城在春秋时期为单一宫城制，至战国时期发展为内宫外郭制。东周王城西、南两侧临河，宫殿区位于城址的西南部，为高台建筑。手工业作坊区集中于城址西北角，粮仓位于南城墙北边，为战国遗存。墓葬分布于城址中部、北部及涧河西岸，大型墓发现于王城东北约10公里处。

曲阜鲁国故城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北墙和西墙外有洙水，南墙和东墙外有护城壕与洙水相连。城内共发现东西向及南北向道路各5条，分别连接城门与重要建筑。宫城位于城址中部偏北的高地，手工业作坊区散布于宫城外的北、西、南三面及城外东北部。居住区散布于城内东、西、北部靠近城门和大道处。墓葬区位于城内西北部和西南部。

楚都纪南城呈长方形，面积约1600万平方米。城西部、北部和东部有山脉环绕，西部临沮漳河，东墙外邻湖泊，四面皆有城墙，外设护城壕。城内共探明相互交汇的古河道4条，宫城位于城内东南部中心，手工业区位于城内东部，居住区位于城内西、北部，墓葬多分布于城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

第二阶段，战国中晚期。这一时期城址布局出现了宫城与郭城分开的现象，有的是两城东西并置，如韩国故城、燕下都、中山灵寿城；有的是两城分离，如田齐临淄、赵都邯郸。

韩国故城建于公元前375年，为西宫东郭制。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面积约1600万平方米，东西侧被黄水河与双洎河环绕，城外有壕沟。中部的南北向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宫城位于郭城外西部，宫殿区基址多分布于宫城中部和北部，为高台建筑。手工业区、居住区和仓窖多分布在东城内。高级贵族墓区多分布于城外。

燕下都建于公元前361年，为西宫东郭制。城址略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为3200万平方米。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俗称“运粮河”)，其东侧有与河道平行的城垣，二者将燕下都分成东、西两城。东城为都城的主体，西城为防御性的附郭城，两城四面有围墙，外环绕河道或城壕。宫城位于郭城外东部，宫殿区位于宫城内东北部，主体宫殿建筑位于宫殿区最南端，为高台建筑。手工业区多分布于东城，居民区分布于东城南部、东南部以及西城的东南部。墓葬区分布于东城西北隅和西城中部。

灵寿城约于公元前380年建成，为东宫西郭制。城址平面形状不规整，依地势修筑曲折城墙，总面积约1800万平方米。北面靠山、南面临河，东、西两侧均有自然河沟，地势呈现“山在邑中”的形式。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两城之间利用南北向夯土城墙隔开。宫城位于郭城外东部，宫殿区主要集中于宫城东北及南部，宫殿为高台建筑。手工业区位于东城内，居住区主要位于西城王陵区内、西城南部和东城手工业作坊区东南角。

田齐临淄于公元前379年前后形成宫、城分离的格局，为西宫东郭制，总面积约2000万平方米。城址东临淄河、西依系水。城址现存大、小两城，小城为宫城，位于大城外西南隅，宫殿区居于其中，宫殿为高台建筑。大城、小城均分布有手工业区，墓葬遍布城外四周。

赵都邯郸建于公元前386年，为西宫东郭制，面积超过1700万平方米，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组成。赵王城为宫城，由西、东、北三城构成，呈品字形布局。王城内主要的宫殿区位于西城中部偏南，宫殿为高台建筑，其他两城也皆有宫殿区。手工业区与居住区大多分布在“大北城”内，城西北15公里有赵王陵园，贵族墓地位于城西北，一般墓葬区位于城西。

2.

希腊从公元前8世纪起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城邦制”。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居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在政治上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相互往来，在军事上时有联盟时有对峙。城邦通常包含中心城市和围绕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区域，其中，中心城市是城邦发展的核心区域，具有绝对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它容纳着一定数量从事非农业的聚居人口，同时是城邦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一时期兴建起许多典型城市，其形制、布局和发展内涵或相同或不同，与东周时期的都城有着一定的对比意义。

希腊城邦时期的城市格局可分为两种形制：“卫城—市集(agora)”中心制和“市集”中心制。以公元前480年前后为界，典型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古风和古典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形制的城市均有发展或有较大变化。

第一阶段，古风时期(公元前750年—公元前480年)。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建立和发展的前期阶段，“卫城—市集”中心制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初步形成以卫城为宗教中心、以市集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城市格局。此类城市多位于希腊本土及爱琴海周边、西西里地区，城市地貌特征多为背山面海，且城址内多有较高山峰，城市均具有一定高差。典型城市包含雅典、阿克拉加斯、萨索斯、科林斯、德雷罗斯、希梅拉、底比斯等。

古风时期的雅典城址坐落于一个群山环绕的盆地，南侧为海岸线。公元前8世纪，宗教和政治中心位于城市中部的卫城(acropolis)，在它南部的山脚下形成最早期的居民点。公元前7世纪之前，卫城有城墙，其中央建造过大型建筑，公园前6世纪修建了下城城墙。古风早期的市集处于卫城东北部，后逐渐转移至城市西北部的阿罗帕戈斯山的北侧山脚下，形成最初的城市政治和经济中心，卫城也逐渐向单纯的宗教中心转变。主要商业和手工业区位于市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于城中。城市有两个港口。

阿克拉加斯建于公元前582年—公元前580年，北、东、南三面被山脊环绕，城市下方有两河汇聚。城址坐落在平行于大海的“东南—西北”走向山脉之间凹陷的低坡高原上，一条天然山脊结合城墙形成城市的防御工事，城墙内面积为625万平方米。卫城位于城址北端的制高点雅典娜山，是城市的宗教中心。南部下城分为“上市集”和“下市集”，分布着重要的神庙和公共建筑。住宅区围绕卫城及市集分布，墓地位于城市卫城及市集以外的区域。城市有海港。

萨索斯位于萨索斯岛(希腊最北端的主要岛屿)的东北角，公元前520年—公元前500年建立起防御性围墙，将城市空间整个纳入其中。城址南高北低，北部临海，利用自然地形形成梯形台地，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即上城和下城。上城围绕卫城组建，决定了聚落的格局和主要街道的方向。下城围绕市集发展，市集位于城市西北部台地，分布有重要圣所和公共建筑。两个居住区分别靠近市集中的两座神庙发展。城市有两个港口。

科林斯位于希腊中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的科林西亚，科林斯地峡的入海口附近，公元前5世纪前后建立城墙，城市面积600—700万平方米。城址分为上、下两城，上城阿克罗科林斯是城市的卫城，为一座天然堡垒，也是城市最早的防御工事。下城围绕市集发展，公元前7世纪，建造有神庙建筑和公共建筑。公元前5世纪前后，下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有两个港口。

“市集”中心制的城市有一部分于这一时期建城，表现为早期的初具网格布局，虽有人为规划因素，但形态上并不十分严整。此类城市多出现于希腊本土和西部殖民地，后续建设多在原有格局上发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且城址内多有较高山峰，具有一定高差。

叙拉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南角，于公元前734或公元前733年建立城市。城址紧邻爱奥尼亚海的锡拉丘兹湾，建在一急剧上升的高地上，海拔约为2000米。一条南北大道是城市的主动脉，连接主要圣地，城市规划具备早期起源式的正交布局形式，为早期城市规划的范例。城市无卫城，重要的宗教建筑位于奥提吉亚岛(一条狭窄的地峡将城市与其相连)，城市还有几处重要的城外圣地。最早期的公墓位于城市东部，之后环绕城市建设。

第二阶段，古典时期(公元前479年左右—公元前323年)。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发展的鼎盛时期，两种城制的城市均有较大发展。

“卫城—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大多在这一时期进行重建、改建或扩建，为建城的高峰期。城市格局进一步发展，各种类型的建筑不断增多，城市空间也日益复杂和多元。这类城市大多位于希腊本土，完好保留了固有的传统规划方式，仅在城市的局部设计中对不规则市集及卫城区域进行改造和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雅典公共市集区域的改建和卫城的重建，另外科林斯、底比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古典时期的雅典，在原址上重建城市，公元前4世纪城市外围多出一道环形围墙和护城河，将整个下城区域围合起来，面积扩大到305万平方米。重建后的卫城进入全盛时期，由几座重要的神圣建筑构成，分别是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广场上的雅典娜青铜雕像及阿耳忒弥斯圣区。重建后的市集开发了北部、西部和南部区域，增加了新的公共建筑形式(柱廊)。城市的主干道为连接主要城门、市集和卫城的帕纳辛奈科斯大道。主要商业和手工业区位于市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于城中。比雷埃弗斯港发展为港口城市。

早期的“市集”中心制城市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公元前5世纪之后出现的“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开始出现严谨有组织的城市规划，采用“正交网格”布局，限定出整齐的路网和街道系统，使希腊城市几乎所有的古老元素适应这一刚性框架，并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建筑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这类城址多集中于小亚细亚、土耳其和马其顿地区，在希腊本土也有出现，米利都、雷埃弗斯、普里恩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城市。

阿尔戈斯于公元前5世纪进入建城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遗址位于两座高低不一的山丘之上，南部的拉里萨(Larisa)悬崖高290米，北部的德拉斯(Deiras)山丘高约90米，两座山丘均被防御性城墙环绕。城市沿着拉里萨(Larisa)山南侧逐渐扩大，市集位于古老剧院下方的低洼区域，包含主要圣所和公共建筑。居住区以城市主要大道为轴线进行组织。

二、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的规划布局

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在各自的建城史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各自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备许多人类认知的相同相似之处。又由于地域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和民族发展历程的差异，导致城市布局差别大于共性。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从城市发展建设要素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略作探讨。

1.

城市的选址对其规划布局及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东周和古希腊城市的选址，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化差异。

首先，看东周时期的城市。东周都城的位置选择具备“依山傍水”和“位居要地”的特点。东周都城的建城位置大都选择临河台地，或依岸而建，或距河流不远，这种临水筑城的方式不仅能有效解决城市供水，还能提供便利交通，同时河流亦可作为天然屏障起到防御作用。有些都城还会利用二水交汇处的台地建城，至少一侧有山峦盘踞，形成披山带河的格局。《管子·乘马》中对这样选址建城的优势总结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先秦时期，先民们认为河流水系与国家(国都)的政治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和城市所依靠的河流一旦枯竭就有亡国的危险。《史记·周本纪》就言：“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这也解释了东周城市、尤其是王朝和大国都城的选址都特别注重与水系关系的原因，以至有的城市为了适应临水台地的地形而选择“城郭不必中规矩”，郑韩故城、中山国灵寿城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依地势而建的不规则都城。自春秋中叶以来，由于封建经济因素的滋长，兼并战争的发展，更加重视利用天然河流航运之利以发展城市经济，同时又凭借河流天险加固城防，因此依水筑城的都城位置经营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东周建城讲究“因天材，就地利”，善于利用交通冲要和险要地势的优越地理条件，或依托较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城市选址，都城还要讲究“择中而立”“位居要地”这一位置布局特点。如王城洛阳既是东周王畿地区的中心，占据“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势，又符合择中建都的定都理念，是控制区域的中心位置，乃“天下之中”。再如郑韩故城地理位置处于其统治区的要地，“周道”联通着四方往来。晋都新田位于西南地区的十字路口，是十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

其次，看希腊城市。从目前材料来看，希腊城邦时代中心城市的建城位置大多选择在背山面海的缓坡平原和高地平台上，抑或临河的内陆平原或高原地区，它们特点不一，有些沿海而建，有些位于内陆平原属农耕体系，但以沿海岸城市居多。希腊境内少大江大河、降雨稀少，择城位置大多是富含丰富的地下泉水或山泉的地点。这种位置选择，虽然在地理形态上与东周不同，但二者利用自然地势和水资源的思路却是相近的。

大多数希腊城址需有至少一座较高的山峰，作为其早期面向陆地的防御堡垒，有些逐渐发展成为卫城，如雅典。有些则逐渐形成一侧或多侧的天然防御屏障，如科林斯、萨索斯等城。这种靠山临水筑城的方式，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天然的防御工事，还便于城市开展海上通商及贸易活动，对海上军事力量的增强也起到积极作用。少数位于内陆的城市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维系经济发展，多选取土地相对肥沃的平原地区，周围环绕大山作为城防工事，城市附近大多有河流作为防御屏障，这与东周城市建城理念接近。

城邦时期的城市由于选址和地势差异，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并无统一制式。各个城市的整体平面多为不规则形，偶尔出现较为规则的形状，如希梅拉和普里恩均为近缺角矩形，萨索斯近梯形，但这些城市形状并不是预先规划的。希腊城市的建城理念多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城址均依地势而建，城墙的建造沿地形起伏和战略需要划定，即便是在正交网格规划布局的城市中，城墙的划定也是自由多变的，某些城市中还会出现相当大的高差，且部分城市起伏较大，如叙拉古位于急剧上升的高地，普利恩南北高差达380米，这与大多数城址背山面海的选址原则不无关系，这种剧烈的地势变化也会影响城市形状的形成。

2.

东周时期的都城往往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大多数城市建有必要的防御设施，以大规模环形城墙为主，辅以外围防线。有些还结合自然屏障或城市周边的军事堡垒、军事重镇等设立预警系统，构成理想的防御体系。建造城墙的基本原因，都是以防御为出发点，城墙基本都包含以下要素：城门、塔楼或角楼、垛口等，有些城市的城墙还辅以护城河或护城壕。建造技术的发展方面，工艺水平、战略技巧都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逐渐出现复杂的结构和设施，且使用坚固的建筑材料。有学者指出，东周城市的防御特点表现为防御设施规模大，构建相对稳固，军事防御能力提高，防御设施种类多样化、复杂化且建造技术有了较大突破等。

古希腊与东周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形地貌不尽相同，但其注重城市军事防御的建城理念与东周都城十分相像。在城邦繁盛时期之前，城市中的主要防御堡垒是卫城，至多向外延伸出中等规模的外垒。到了古典时期，城市的防御工事被环形城墙所取代，城墙多包含大型城垣及其附属的城门、瓮城、塔楼、城垛等，有些城市城墙还带有护城河或城壕。规划建造时往往利用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材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摒弃之前带有卫城的城区而选择新的区域建城。某些城市会利用有利地形条件形成的天然卫城堡垒，作为城市环形城墙的一部分，如普里恩。还有一些城市由于某个方位地形险峻，成为天然屏障，便可不修建城墙，如阿克拉加斯。

3.

在城市规划中，东周主要都城显现出以宫殿和宗庙区为核心的城市模式，而希腊城邦中心城市则凸显出以神庙和公共建筑为主体的城市形态。

东周主要都城的功能区有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仓窖区等，有的城市还发现有“市”。这些功能区事关整个城市政治文化发展与生产生活，通过把各个功能区的用地合理组织、统筹安排，实现城市的有效运转。其中，宫殿和宗庙区多为城市的政治核心，形式上表现为居于中心或一隅，多数区域至战国时期都有围墙，并逐渐独立于郭城之外，成为都城的统治中心。其他功能区围绕宫城布局，或位于郭城中的相应位置。例如东周王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市西南部，墓葬区有城内墓葬区和城外墓葬区之分，城内外均有王陵区以及中小型墓葬。仓窖区位于宫殿区的东部，手工业作坊区主要分布于王城北部一带。

再如郑韩故城，郑国的宫殿区在西城中北部，宗庙与社稷在东城内。韩国的宫室和宗庙均设置在西城内。郑国贵族墓葬区置于城内，韩国王陵级墓均设在郊外，城内外都有一些家族墓地。郑韩故城从整体上看西城是政治活动区，东城是经济活动区。郑国和韩国的仓窖区在东城西南部一带，手工业作坊区在东城内，只有个别作坊位于西城或城外。

临淄故城的小城应是田齐宫殿区之所在，姜齐王陵在大城内东北部，田齐王陵在城外东南，大城南部也有贵族墓葬区，而大城临近城墙处分布有战国时期的国人墓葬。临淄故城的小城内有中央官府的手工业作坊区，冶铁在东、西部，铸铜和铸币在南部。大城内广泛分布居民区，中部、西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都有手工业作坊，城内中部有“市”。

以上所论表明，东周主要都城的宫殿区和墓葬区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宫殿区采取“王宫居中”“择国之中而立宫”的制度，都城整体上遵循着“宫室居中”的布局原则，但其位置并非一定要拘泥于城市中心点，还会考虑具体位置、是否适合统治者居住、是否便于都城管理等因素做适当调整。因此宫殿区的具体位置并没有形成统一定式，但综合来看，宫殿区多位于城内地势较高之处，宫殿往往为高台建筑。祭祀区的设置往往和宫殿区的宗庙关系密切。墓葬区在城内城外均有，但王陵区主要在城外较远处择地势而建，与平民墓葬的墓区相分离。城市中的仓窖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仓窖区既有如东周王城设置在宫殿区内，也有远离宫殿区的。居民区则分散于城内宫殿区以外的地方，有些则与手工业作坊区相结合。手工业作坊区多位于城内，有时与平民居住区和墓葬区杂处。

希腊城邦时代典型城市的功能区主要包含宗教祭祀区、行政活动区、商业活动区、文化活动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港口区等，通过对这些区域的有效组织，将整个城市的政治、宗教生活和经济生产统筹联系在一起。大部分的城市中，这些区域在各个城市中的位置和分布有共性也有差异。例如雅典主要宗教祭祀区位于卫城，一部分神庙位于市集周边和城外郊区。墓葬区一部分位于城墙外的外凯拉米科斯区，另一部分位于法勒伦港口。行政区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北部，处于市集广场及周边。城市中最宽的道路为彭特利克大道，宽度达七米多，连接行政活动区和卫城。商业活动一部分位于市集中部，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城墙内的凯拉米科斯区。文化活动区分散于城市边缘，居民区并无固定位置，住宅区见缝插针安排在公共建筑的空隙之中，住宅中设置有家庭手工业作坊、窖藏区和临街商铺。两个港口区位于城市的西南方海岸。

叙拉古古风时期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奥蒂吉亚岛、城郊的阿纳波斯河以西区域以及埃皮波莱高原的东北郊区。最早的墓葬区位于城市东部和北部，之后的墓葬区环绕城市延伸至泰切圣地，古典时期又向外围延伸。古典时期行政和商业活动区集中于奥蒂吉亚岛。文化活动区位于阿赫拉迪纳的郊区特米内茨以及那不勒斯的郊区。古典时期的居住区环绕城市建造，覆盖了古风时期的大片墓地。两个港口区分别位于城市东边和西边。

米利都新城中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南市集的西侧，另有一部分在巡游大道的北端，迪迪玛的阿波罗神庙位于城郊。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活动区位于新城中部的带状区域，分布于南北两市集中。文化活动区位于南市集以西的狮子港北岸。其他区域几乎都为居住区，被中心的公共空间分成了东北、中部和西南三块，以统一的方格网状布局。有4个港口，围绕半岛分布。

以上所论表明，希腊城邦时代的典型城市中，卫城或市集附近的圣所是核心的宗教空间，设置有最主要的神庙和祭坛，另有一些宗教建筑会位于城市中不同区域、城墙外部或城市近郊。其他重要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以市集为中心展开，形成了新宗教中心与新市民中心的结合。文化活动空间往往会置于距离行政和祭祀区较远的位置，并且在城市中的分布并无统一制式。居民区多见缝插针安置在城市空隙中，无标准形制，在后期正交网格布局的城市中，对住宅区进行了系统规划，呈现规整的形制，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建制简陋，多与手工业作坊和商铺结合。大多数的墓葬都设于城墙外部及海岸附近。许多城市都有港口。

综上，在功能区的规划布局上，东周都城注重体现王权的中心地位，大多数功能区围绕宫城展开，其他功能区的分布讲究城市生活的便捷实用，将仓窖区、祭祀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用于商品交易的市设置于指定区域。而希腊城市中各种功能区的分布，除体现出宗教祭祀的广泛影响以外，各个空间布局相对自由，并无太多约束。

三、东周和希腊城市的比较分析

东周时期的中国与城邦时期的希腊分别在各自的地域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并奠定了后世东西方文明形态的基石。这两大文明在地域上相隔遥远，基于各自的文明路径相对独立发展，两者之间的内核与外在形态既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又显示出诸多不同的特点。在城市建设上，东周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阶段，它在继承商周(西周)社会的基础上，迎来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建城充分体现出这种变革性和创新性；而希腊的城市建设同样奠定了西方后世城市形态的基础。

第一，建城主导思想和理念方面。平王东迁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逐步下降。尽管如此，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双重作用下，东周前期王权的作用和影响力还能够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王城的建设，“天下之中”理念的实施，宫殿区、宗庙区、墓葬区的定位等，都能显现出周天子王权的延续。“礼制”是周人治国的重要精神，方方面面都要守“礼”，在城市建设方面也有所规定，《考工记》所记载的建城理念可以作为理解西周、春秋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文献。虽然在东周的城市中未发现完全符合《考工记》所描述的都城规制的城市案例，但其对城市等级、规模及模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之前城市建设中礼制的重要性，体现出城市规模与该城统治者的身份等级象征的关系。随着诸侯兴起，大国争霸局面形成，在“诸侯力政”下，主要诸侯国都城已开始越过此规制，并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违规扩张，文献中对扩大规模违制建城现象的记载也屡见不鲜。然而，尽管礼制观念开始更新，各国在都城营建中亦体现出王城的建都思想。

古希腊城邦文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宗教活动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表达方面都有明显痕迹。前序的黑暗时代，希腊全境由若干小国组成，其权力的代表是作为统治者的君王，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为国王的宫殿和一些必要的堡垒。随着共和制城邦的建立和发展，君权逐渐为神权所取代，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转变为城邦守护神的神庙。这一时期的神庙继承了古代宫殿的某些特征，同时具有满足宗教活动的必要特点，如外圈的柱廊围合出的过渡空间用以形成一定的活动场地，同时在视觉和空间上形成室内外的过渡区域，神圣建筑群的布局也体现出宗教仪式相关的活动轨迹及内涵。不仅如此，城市出现新的政治活动中心，即市集，重要的公共政治建筑几乎都建于此，向所有城市居民开放。

所以，在东周都城建设中，贯穿着“礼”和“礼制”精神，非常重视“天下之中”的理念，目的是突出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逐渐衰落以及各个诸侯国的兴起，“礼崩乐坏”现象愈加频繁，宫城逐渐脱离开郭城单独存在，城市建筑布局逐步由以宗庙为中心转为以朝堂和宗庙并重方面发展。希腊的典型城市建设上，随着城邦制的发展，神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各个城邦都有相应的守护神及其庙宇盛行，它们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活动的中心。在信仰神灵的同时，古希腊人同时承认人的伟大和崇高，将人的智慧和力量投射于现实世界的生活之中，不但造就了人神同形同性的宗教特点，也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以市集为核心的公共政治活动的盛行，城邦制度与积极向上的个人主义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这对于维护城邦奴隶主贵族体制政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军事方面，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列国相争、战乱频仍、兼并不断，随时有灭国之忧。各国均十分重视都城建设中军事防御功能的强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和各种设施。列国为寻求自保，都必须建造坚固的城池，设立较好的城市防御体系，从而达到维护城市安全的目的。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筑城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大版筑等筑城技术以及城垣防御方法与技能的推广，列国纷纷掌握了建造大规模的城垣、城壕等各类防御设施的技术，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多，用来投入防御建设的人力资源也更加丰富，因此城市防御体系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遂成为这一时期都城建设的一个特色并延及后世。

希腊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卫城是早期重要的防御性堡垒，到了城邦高度发达的时期，它的作用丧失而转变成城墙上具有防御功能的一部分或仅作为城市内部的堡垒存在。因此，在城市的防御工事演变过程中，卫城的主要功能逐渐演化为对宗教作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生活与艺术表达的物化载体，而真正的城市防御体系则被环形城墙取代。在许多城邦时代的城市基址中，城墙都是保存得相对完好的遗存，建造城墙所用的砖石都经过了精心加工和组装。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的防御体系时曾说卫城适用于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意指卫城的防御功能对于国王、寡头和僭主而言，已经能够满足对内防止暴乱、对外抵御外侵的作用。

东周与希腊相比，城市的防御和保护功能是相同的，对城市的稳固、持续和久远以及在安定政权、保障民心向背乃至在列国争斗或抵御外敌中立于不败之地等方面的作用也很一致。

第三，经济及城市功能方面，东周以后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与推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确立，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战国中期，形成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之势。在此前提下，用于都城建设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各国都城规模宏大，城内纷纷设“市”，商品交易活跃，其经济功能益发凸显出来。在经济和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功能更加完善，成为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带动了都城的繁荣与稳定。

城邦时期的殖民运动对希腊的经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加强和拓展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促进了商品贸易范围和品类的扩大。在主要城邦的中心城市中，市集及其周边都建立有丰富的手工业活动区和商业活动区，商品交易频繁。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逐渐形成，如建筑业、矿产采集业及制陶业等，其中，建筑业的发达主要体现在市政建筑的兴建。同时，商业也促进了海上运输条件的改善，古希腊人利用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建立了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结构，也确立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地位，表现为在港口建立大型船篷、开通运河、建立海岸设施等，这也是许多希腊城市择良港而建的重要原因。城际之间的“互市”贸易频繁，当时的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都是互市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这种贸易的往来一方面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也有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表现在城市发展和建筑形式上，呈现出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有效传播与融合。

就东周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在此方面的比较而言，城市的经济作用都更加突出，各种功能更加齐全，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第四，东周时期的都城，既有对此前历史的延续，不少都城是在西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有因时因势，在此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应运而生，和以往都城已经有所不同，其规划布局均体现出都城发展的创新性。另外，东周时期的都城建设，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历代王朝都城建设提供了样板和借鉴，不少王朝的都城建设，都参考了东周时期的建都思想、理念、规划、布局、模式等。

古代希腊文明是一种融合的文明，多民族的混合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化风格和技术体系，体现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呈现出多种文化风格、多种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的特征。这些特征对此后希腊城市发展和文明进程同样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因此，东周时期与希腊城邦时期的都城规划布局模式在各自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意义重大，影响至深且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