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金 姚 林发钦

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历史性命题。

这一历史性命题至少蕴含了五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层面。即：以“增强文化认同”为前提，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以“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保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终目标。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基础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这一点，对于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岭南粤语方言区民众，以及分布在海外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万粤籍华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培育和铸牢而言，尤为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

何为共同体意识？青觉、徐欣顺认为：“所谓共同体意识，就是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基础上所具有的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聚集意愿”。该定义中“成员”(特定聚合关系)→“共性条件”(生存发展)→“意愿”(价值规范与能动聚集)三个逻辑层次，契合了粤港澳三地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铸牢的当下状貌。

从“成员”的特定聚合关系上看，港澳回归20余年来，“因应于粤港澳地域邻近、交通畅达、市场互补、语言相同、岭南文化相通等优势资源”，港澳与内地(特别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9所内地城市)的“聚合关系”正持续深入和稳固。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9月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不仅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勾勒出了宏伟蓝图，而且进一步将港澳的发展融入到了国家发展大局之中。

从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上看，粤港澳三地以岭南地域为生存地缘，以岭南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为精神血脉，以粤语、粤风、粤俗、粤菜、粤情等为生产生活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共识等。基于这些同质性的“共性条件”，粤港澳三地民众在历史上形成并长期保持了稳定的历史文化心理特征，“那就是柳田国男所说的非本土的人不容易理解的心意现象”，即：认同“我们”(中华民族)，区分“他者”。

从价值规范与能动聚集的“意愿”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深刻、落实全面。但近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揽炒”违法犯罪事件，则反映出了香港民众中的极少数“极端激进分子”存在十分错误的价值取向。

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本文认为：以粤剧文化为代表的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整合，是进一步培育和铸牢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和海外粤籍华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方式和有效途径。

二、文化符号：情感维系与 身份认同的聚合纽带

产生于特定社群中的文化符号是该社群成员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认为文化的最内层是价值观，最外层是符号，民族群体最为显现的文化形式就是直观可见的符号。政治学家安德森(B.R.O.Anderson)则将民族共同体视为“符号共同体”，并认为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想象其思维意识必须以符号为媒介。

从“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当社群中的某项文化凝结成具有特定指向意义且可以共享的文化符号时，社群成员的个体感情就会被这一文化符号所唤醒，并对该社群产生身份、情感或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符号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成员确立民族身份、唤醒民族情感、产生民族认同的途径和基础。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符号”对于凝聚、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载体性的根本意义。

具体到粤剧来看，除了日常生存所需的粤语和粤菜(饮食)之外，粤剧是粤港澳三地影响力最大、覆盖人群最多、接受程度最高的岭南“文化符号”之一，并得到了粤港澳三地地方政府和国家高层的密切关注。如2009年粤港澳三地地方政府联合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将粤剧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亲临粤剧艺术博物馆，并强调要“把粤剧传承好发扬好”；2019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等等。

另一方面，广东是我国最大的侨乡，现有2000余万粤籍华人华侨分布在海外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粤剧伴随着清中叶以来的粤籍海外移民而持续向海外传播，已在全球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俗言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粤人，有粤人的地方就有粤剧”。粤剧已成为联结海外粤籍华侨极其重要的标识性“文化符号”和文化纽带。

如此一来，粤剧作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和情感维系的聚合纽带，对于海外粤籍华侨的感情维系、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凝聚、培育和铸牢等，都具有重要的“文化符号”意义。

三、理论逻辑：“多元一体”与 “凝聚核心”的共有精神家园构筑

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因此，在粤港澳三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一体”的主体性和“多元”的要素性之间的关系。

(一)“一体”的主体性

“一体”即中华文化，其是粤港澳文化构成的主线，处于主体地位，具有主导功能，并在粤港澳三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哪怕是香港自1842年被英国殖民者强占，到香港回归祖国的155年期间，香港的族群构成、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也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

如1841年2月，当时的英国驻华全权钦使义律，在香港岛南端人口最稠密的赤柱村张贴了强占香港岛之后的第一份文告，主要内容包括“一切礼教仪式风俗习惯及私有合法财产权益，概准仍旧自由享用。官厅执政治民，概依中国法律风俗习惯办理；但废除各种拷刑，并准各乡耆老秉承英国官吏意旨管辖乡民”等等。这份告示中提及到华人社会中的一切“礼教仪式风俗习惯”保持不变；对于华人仍然使用当时的“中国法律”(清朝律例)；沿用乡约乡俗；“各乡耆老”原来的权威依然得到了承认，仍旧享有“管辖乡民”的权力等等。义律表示“在对香港岛及其港口的本地华人进行统治时，要完全依照中国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的“同化”对象仅限于极少数他们认为的“精英人士”，对于普通民众则是没有同化意愿的，其“并不觉得有责任把殖民地居民接受为英国公民”，也“认为没必要去改造当地社会肌理和居民行为”。虽然港英时期的香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各种西方外来文化的并存和交织，但从对象上看，西方外来文化的承载对象仅为极少数在港英国殖民者、英联邦国家籍人士和极少数被同化的所谓“精英”，其总量只占港人总数的1.21%，相对于占港人总数96.99%的华籍港人(其中粤籍港人占比达到了86.36%)而言，其文化承载的对象极其微小，这也注定西方外来文化在香港文化的结构中只能成为“多元”的要素性部分，其“一体”的核心是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

(二)“多元”的要素性

香港的文化结构具有多元性，这一点毋容置疑。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是以岭南文化、粤语方言区民俗文化等为主体代表的中华文化和各种西方外来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了香港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变迁所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华洋杂处、中西交汇、多元发展的文化结构，契合了港人的文化心理需求和文化生产需要。但与之同时，随着港英时代文化秩序的更替、国民教育推进的艰难、全向度“多元性”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外来文化“入乡不随俗”的冲击等，也导致了香港民众中的极少数“极端激进分子”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了明显的代际缺位，并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这是需要警惕的。

反观澳门文化的多样性，则已经形成了中华文化核心“一体”基础上的稳定的“多元”文化叙事。“一国两制”和“爱国爱澳”已经成为了澳门多元文化结构的核心价值。澳门特区将中华文化教育视为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的核心目标，并通过中华文化的普及奠定了澳门民众的国家公民意识和中华文化归属感，实现了在澳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如今，“在澳门的居民中，中华文化及以个人国民身份为象征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主流。”

另一方面，“一体”基础上的“多元”发展，也让各类西方文化在进入澳门之后能够很快“入乡随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澳门文化结构，不但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发展，也吸引了在澳西人、澳生葡人等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当下，“包括长期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和其他一些族群也同样具有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国家文化认同，这种认同还在不断扩大。”

因此，在秉承中华文化的“一体”基础之上，持续加强港澳地区的“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与合作，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对于这一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明确要求，即到2035年“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

(三)凝聚核心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文化主义者，当然需要和欢迎外来文化在港澳地区的“中西交汇”，共同发展。但需要警惕的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外来文化的“多元”也难免会“泥沙俱下”甚至“另有目的”。有文章将香港文化的“多元”定义为“香港本土主义”，即“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观念。”这种定义是狭隘的并错误的。另有文章将其表述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香港集体想像。”这种理解同样是臆断的和错误的。

毫无疑问，无论是香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都是在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进行和展开的。无论是汉字、粤语的最广泛使用；粤菜、粤茶的生活必不可少；粤剧、粤仪在婚丧嫁娶、生诞寿辰中的民俗功能；还是以粤语(粤剧)电影为代表的香港文化在全世界形成的文化影响力等，都无一遗漏的表明了港人对于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意识、文化观念的选择和传承，其“文化意义”当然是从属于岭南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而“香港集体想象”的提法则是以香港民众中的极少数“极端激进分子”代替了广大的香港民众，实为更加错误和臆断。

如此一来，就需要凝聚核心。香港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认同，是对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认同之下的地方认同。香港需要凝聚和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核心，而不能不断的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扩大文化认同的多重性。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文化是香港“多元”文化的基础，中华文化认同是香港“多重”文化认同的根本。

四、联动赋能：粤剧“文化公约数”与中华文化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最大公约数”。如“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对于港澳而言，其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而粤剧则是其中的标识性文化符号之一。粤剧在港澳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过程中，历来都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符号功能，并做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化认同贡献。

(一)澳门粤剧文化

粤剧历来是澳门最受欢迎的剧种。最迟在1810年，澳门已有粤剧演出的记载。建于1875年的清平戏院，见证了晚清以来澳门粤剧的发展历程。

辛亥革命时期，粤剧成为了澳门宣传革命思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不但有在珠三角及港澳频繁演出“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的“采南歌童子班”，还有黄鲁逸等组织的“优天社”等“志士班”剧团，其不仅在港澳的轮渡上向平民讲述革命事迹、宣传革命思想，而且以“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线”所排演的《火烧大沙头》一剧，在澳门民众中掀起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

在葡占澳门之前、澳葡时期、澳门回归之后等各个时期，每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佛诞日，澳门都要举行盛大的民俗节庆并上演粤剧“神功戏”。澳门的莲峰庙、莲溪庙、妈阁庙、哪吒庙、沙梨头土地庙等上演神功戏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近两百年。“不仅每年要在妈阁庙前搭台举办粤剧专场，而且还要请广东省的粤剧团专门到澳门演出，且要连演十天半月，场场爆满，足见这种艺术形式对澳门的影响。”此外，粤剧神功戏的演出也得到了澳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现在澳门每年上演几十场神功戏，演出除了得到坊众、善信、企业的支持外，还得到澳门市政总署、文化局、旅游局、澳门基金会、霍英东基金会或东方基金会等特区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支持。”

澳门回归以后，粤剧在澳门民众中的认可度和群众基数持续扩大。目前注册在案的粤剧业余社团有100多个，其中定期举办粤剧活动的就有30多个。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粤剧培训中心等，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粤剧后继人才，持续推动了粤剧文化在澳门的传承与发展。

(二)香港粤剧文化

香港早在1867年前就已建有高升、成庆、同庆三家戏院，比澳门(清平戏院，建于1875年)和广州(大观园，建于1898年)都要早，说明了香港民众对于粤剧文化的热爱。香港也是以粤剧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如在1900年兴中会创办的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国日报》的增刊中，就开辟了专栏发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说唱文学和戏剧剧本。

辛亥革命时期，香港“志士班”为革命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盟会会员吴丽珍在香港组织了“醒群女科班”，利用戏班在广州和香港往返之机为辛亥革命暗中输送枪支弹药；“志士班”的冯公平等人将爱国志士温生才的革命事迹编写成粤剧《温生才打孚琦》，“赞颂了革命志士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志士班”成员李文甫等则直接参加黄花岗起义并以身殉国，彰显出了浓烈的家国情怀；还有《李是男事略》《蔡锷云南起义》等一大批宣传革命思想的粤剧在香港上演。

在英占香港之前、港英时期、香港回归之后等各个时期，粤剧“神功戏”在香港的上演也是历久长盛，不仅深受欢迎，而且业已成为了香港民众重要的文化符号。40年代至70年代，除了在粤语社群民俗活动中频繁上演的“神功戏”之外，太平剧院、新光戏院、高升戏院等17所戏院(剧院)，每个剧院每年都要演出300-400套大戏，并涌现出了唐涤生、陈冠卿等一大批剧作家，红线女、方艳芬等一大批粤剧名伶，以及《红楼梦》《昭君出塞》等一大批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粤剧剧目。

(三)粤剧文化的海外传播

粤剧文化的海外传播，肇始于19世纪中叶被称为“走州府”“走埠”的粤剧戏班海外演出，其主要的线路有三条：下南洋、去北美、赴欧洲。

粤剧在南洋的传播，最早始于鸦片战争之前。“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老华侨口头传说，1840年以前就有粤剧戏班在新加坡、马六甲、芙蓉、吉隆坡和槟城一代演出，1857年(清咸丰七年)粤剧艺人已在新加坡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梨园堂。”清人李钟珏1895年刊行的《新加坡风土记》有载“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等，记录了清代晚期粤剧在南洋的演出活动。

粤剧在北美的传播，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掳拐了几十万粤籍华工，赴北美从事金矿开采和修建太平洋铁路等密切相关。在繁重、屈辱且备受剥削的工作之余，正是以粤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抚慰了华工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求。如“支撑着华人生活的还有那些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和说书人，他们讲述广东乡间的传说或者《西游记》《三国》《水浒》等伟大的民族史诗。”在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粤剧是唯一在北美演出的中国剧种，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粤剧在欧洲的传播，最早可见于清人王韬的《漫游随录》所载“闻有一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钱无算。”描写了1867年粤剧戏班到欧洲参加“第二届巴黎世界博览会”时的情景。

辛亥革命时期，粤剧的海外传播更加鼎盛，海外华侨也通过相关的粤剧活动支持辛亥革命。如1903年12月孙中山为筹集黄花岗起义的经费，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同乐戏院连续演讲四天；李是男组织在美华侨成立了“新舞台剧团”，通过创演《唤国魂》等剧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募集革命经费；粤剧艺人豆皮元在美演出时成立了“抗日自治会”，并通过募捐活动支援国内的反日运动，参加该活动的侨胞达多达四、五百人；1934年加拿大华侨成立了“振华声艺术研究社”，在演出《虎口峨眉》的海报上登出了“恢复河山，坚心卫国，力保山河，为国奔走”的爱国口号，高扬爱国精神。

当下，粤剧的海外传播除了北美、欧洲和南洋等地区以外，已经辐射到了墨西哥、古巴、非洲等全球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现有粤剧团近百个，遍布纽约、旧金山等多所重要城市；加拿大仅温哥华地区就有粤剧团体30余个；欧洲现有30余个粤剧社团，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粤剧研究会已经连续举办了30余届“粤剧文化节”，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新加坡的“敦煌剧坊”自1981年成立以来，已经在全世界演出了数千场，并到访过40余所学校，受益学生已经达到了数万人。

总体而言，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放眼新时代，对于港澳民众及海外粤籍华侨而言，粤剧都是最为重要的“文化公约数”之一。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官方政策、民俗认可、教育传承、民间享用等多方因素的联动赋能之下，所开展的各式各样与粤剧相关的实践活动等，不仅抚慰了其对于故乡和祖国的思念，也通过粤剧的标识性“文化符号”将其与中华文化紧密的联结在了一起。

五、粤剧文化的浸润、整合与联结

无论是港澳“不同文化和谐共处、互相尊重、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还是海外粤籍华侨在海外对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等，都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培育和铸牢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结合前文所述粤剧文化对于港澳民众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及相关功能来看，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进一步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文化浸润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最突出的“文化符号”之一，其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传统故事题材的《伦文叙传奇》《搜书院》；还是历史故事题材的《帝女花》《昭君出塞》；还是革命故事题材的《山乡风云》《刑场上的婚礼》；还是爱情故事题材的《白蛇传·情》《睿王与庄妃》等，不但鲜明的体现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文化元素，而且还能够通过情节、排场、人物、粤语唱腔等与港澳民众形成文化、地域或情感上的共鸣，并通过“浸润”的方式实现粤剧“文化符号”对于港澳民众的文化和意识引领。

而要实现这一“引领”，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让粤剧文化参与到港澳文化语境的文化竞争之中去。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粤剧文化在港澳民众中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功能，持续开展传承、传播粤剧的校园教育活动和社会普及活动，进一步扶持港澳本地社团开展以粤剧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宣传工作和推广工作，通过粤剧形式的中华文化展演和文化叙事等，在港澳建构明确而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

(二)意识整合

多元文化共存，是港澳文化的事实、现实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华洋杂处、中西交融的文化结构，固然体现出了港澳文化的包容性，但若无限扩大这种“多元性”，则有可能会使港澳文化结构的安全边界变得模糊，或致使国家在港澳的文化利益受到影响。

因此，需要进行文化意识的整合。需要意识到：港澳文化的多元结构隶属于中华文化结构，是中华文化主体结构层次之下的地方文化结构；港澳文化的多元认同隶属于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认同之下的地方文化认同。唯有形成该文化意识，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文化环境中或在面对“他者”异质文化不友好的进入时，才能通过持续彰显以粤剧等岭南“文化符号”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维护国家文化利益。

(三)纽带联结

粤剧作为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对于海外粤籍华侨而言就代表了乡音、乡情和家乡，是其与祖国沟通最为显性的文化纽带。进一步发挥粤剧的文化纽带功能，密切联结海外的2000余万粤籍华侨，在传递心灵安慰、告慰思乡之情、彰显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