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本溯源 向史而新
——对《广播入华史研究》一书的解读

文/云岩涛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高国庆教授带领浙江传媒学院2021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翻译的《广播入华史研究：美国广播在中国——1919—1941年技术与通信的国际遭遇》（以下简称《广播入华史研究》）一书近日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作者迈克尔·A·克雷斯科以科技史、大众传媒以及美国外交关系为治学方向，因此该书以媒介技术研究为基点，在梳理美国广播进入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更多地聚焦于揭示媒介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综合影响，关注现象背后深厚的社会学内涵。

广播媒介进入中国的理想与现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已获取了不少技术发展的红利，这让其有了更为良好的掌控世界的感觉，于是便以广播公司的形式开始在华实施其无线电计划，意图通过广播影响中国人，进而从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文化角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改变中国。美国人相信自己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广播将为这块古老而人口众多的土地带来巨大的变化”，他们甚至认为，广播这种小设备，足以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因此，当美国携带广播技术在中国发展时，他们带着西方的优越感，他们觉得广播不仅是一种娱乐手段，更是教育中国青年掌握科学的最新的传播手段，可以为中国带来数不清的福祉。美国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广播技术教授中国技术和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可以引进西方思想和习俗，进而帮助亚洲各国政府在世界中挣扎求生。

不过美国的广播计划实施得并不顺利，此间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各方关系错节盘根，最终导致其无线电计划在华以全面失败而告终。随后的几年，美国换了另一种方式意图用广播影响中国。彼时传教士在中国密集传教已近百年，但效果未达预期，广播技术的发展为传教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1934年以后，美国广播组织SCBA激动地宣布：“现在是所有基督徒大声宣布赢得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来支持基督教的战略时刻！”可以说，美国无线电计划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中国复活了。

无论是以广播公司的方式入驻中国，还是以借助广播传教的方式影响中国，作者认为，在此过程中，美国所谓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善意”，均是对他者文化的入侵。在美国人心目中，他们有征服世界的雄心，也有征服世界的实力，非西方的他者是没有文化发展的内生力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让广播在重塑中国以及推动美国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作者在书中写道，美国人认为的“广播将为中国带来巨变”的本质是广播西方主义，是一种在他者框套里对“不文明”“不发达”的预设定义，是一种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满足的是西方的幻想，并进一步暗示东方，特别是中国是可以被驯服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感。

事实上，美国在华广播的服务人群，并未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广。正如书中所言，美国广播虽然在上海设立，但是听众却像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缅因州街上收听来自美国的本土报道。美国广播影响的人群，大多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广播只是作为一种维系在华生活的美国人和美国家乡之间心理关系的连接物。这一时期的广播，大多采用英语播出，可是能听懂英语以及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本土听众少之又少。事实上，用英语广播的美国广播节目，从开始就背离了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初衷，更多地服务于在华美国人。作者恳切地说，这种传播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用强势文化平整文化差异的文化霸权行为。作为一位美国作者，在回望美国广播在华发展历程时能够有如此客观的角度，确不多见。

广播技术史中的学术引领价值

此外，该书更大的亮点在于中国读者并不常见的一手资料。作者不但参考大量美国本土相关论文及书籍，同时还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作者在写作之前，往返于不同档案馆、图书馆，如胡佛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石溪大学、道林学院以及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图书馆，从这些珍贵的馆藏资料中抽丝剥茧，让广播在中国发展史逐渐清晰。这些资料中，相较于官方媒体上的报道及国家档案，最为珍贵的是美国民众的日记以及家信。在华收听广播的美国人在日记和家信中记载了通过广播沟通诸如橄榄球比赛、圣诞庆祝、周末娱乐，甚至是战争情况的细节。作者在史料的缝隙里还原生活的细节，从细节中推演听众并未认识到的广播技术发展对生活的影响，甚至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客观而言，广播技术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涉及面较广，但是远未达到美国通过广播技术彻底改变中国的初衷。

从史料的角度而言，最为难得的是在史料缝隙里透出的关于日本侵华时在南京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超过40个美国在华广播节目对日本人在华罪行进行了虽然隐晦但仍很明显的批评，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复述。传教士广播员厄尔·巴卢明确地将日本士兵比作冷血的杀人犯，讲述了日本士兵在南京的烧杀掠夺的暴行。虽然厄尔·巴卢在自己的文章中远比在节目中更为大胆，但即便如此，也从旁观者的角度佐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恶行。

从史料占有的角度来说，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掌握的有关广播以及播音史料数量相对较少，且大多数研究者所掌握的并非第一手史料，不可避免地给后续研究的准确性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广播入华史研究》的出版，从源头上为我国广播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准确、翔实、有价值的史料，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建构和书写系统而全面的中国播音史，阐释中国播音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

拓展中国播音学研究的新维度

作者从客观视角观察广播技术在华的发展历程，时刻保持着学人的学理清醒，在保有对美国批评的同时，开阔了国内广播播音相关研究的视野，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借鉴。相较于国内分镜头式学科研究的倾向，在全球视域下进行的全景式互动让我们的专门研究产生了功夫在诗外的惊喜，其为广播播音领域展示了更为宽广的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历史基底。

瑕不掩瑜的是，作者大量运用来自美国的原始材料研究广播技术在华的发展，没能够获取同一时期中国范围内的一手资料，也算是本研究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如果有中国的学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亦可作为其良好的补充，能从更宏观的视野回溯广播在中国发展的全貌。

译者高国庆兼任浙江传媒学院中国播音史研究主任，近些年不遗余力地对中国百年播音史作了广泛的资料搜集以及深入专业的研究，前有《百年中国播音史》的专项整理，近有《广播入华史研究》的侧面关注，该书不但诠释了译者的研究链，也从多角度入手，为学界提供了认识中国百年播音发展历程的全新维度，颇为难得。正所谓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中国广播百年之际，该书出版，在更宏阔的背景下推演广播播音在中国的百年风云际会，实属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