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情连通个人与时代
——读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文/张文爽

著名作家水运宪最新长篇小说《戴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祸起萧墙》到《为了幸福，干杯！》，从《乌龙山剿匪记》到《戴花》，水运宪以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纵横文坛数十载。此次推出的热血沸腾的工业题材力作《戴花》，通过娴熟老到的笔墨，将硬核历史时期师徒两代炉工劳模接续梦想荣光的奋斗故事，叙述得异峰突起、兴味盎然，写出了两代技术工人身上不同的时代印记、相同的精神传承。

直击工厂第一线，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突围之作

长篇小说《戴花》约40万字，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主人公“我”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来到德华电机制造工厂，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成长蜕变的故事。“我”与师傅莫胡子是相辅相成的师徒，亦是相生相悖的对手，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无处不在，但矛盾之下展现的，正是二人对平凡职业的敬畏，对极致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对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是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突围之作。

《戴花》直击工厂第一线，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以工人阶级为描述和讴歌对象的优秀长篇小说，成功塑造了以莫正强、杨哲民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群像，展现了工厂内各个人物不同的命运遭际，而这些人物关系之间彼此勾连，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中国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场域。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直接呈现了“我”进入工厂后的心理状态及内心剖白，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对师傅、对工人、对工厂的情感流动营造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精神空间。这样的精神空间保证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广度与深度，也使“我”、莫师傅、姜红梅、洛青涛等各个人物的形象具有了充足的审美内涵。例如“我”对师傅的态度，由最初的不甘、怀疑、埋怨，到后来的敬重、感动、视为楷模，“我”的态度折射出师傅人性的各个侧面与皱褶，也投射出“我”对平凡岗位与个人价值逐渐深入的理解，以主观情绪与主体思维直抵人物深处，摆脱了符码化的人物形态与流水式的叙事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小说诗学。小说叙事从容不迫，却极富内在张力，犹如箭在弦上，步步有戏，步步惊心。

《戴花》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对细微处的打磨，工厂操作具体流程、日常生活的细节勾勒，人物言行及心理的描摹，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临场感与内涵，特别是对于工厂各个工序、设备的深度解析，在当下工业题材小说中应该是极为难得的。

用虔诚书写信仰与追寻，以深情连通个人与时代

《戴花》以打动人心的叙事、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抒写人性与信仰，歌颂热血与奋斗。小说中时代的魅力是由杨哲民、莫师傅、姜红梅、吴启军等人物形象构成的，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一步步完成了人格塑造而站立了起来，他们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这一片火热的大地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

小说于细微处洞见生活本质，准确捕捉最普通的劳动者们最细腻的情感，最终呈现出质朴可亲的人物形象、令人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鲜活真实的人民生活景观，引发读者心底最深处的情感共鸣。小说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到莫师傅因孩子急病而偷了大家给徐士良的捐款，而后又因良心谴责当场把钱还了回去，大家发现后也一致决定不再追究，而莫师傅仍在此后的劳模评选中道出了实情，到手的劳模称号也因此而落空。莫师傅而后跟“我”闷闷地说：“我要是不讲出来就去当这个劳模，那我不一辈子都睡不着觉啊！唉，搞不得的，民儿。”莫师傅一生老实勤恳，但在对劳模称号的极度渴望下，仍不免暴露出其软弱之处。而能把软弱摊开来，嚼碎了咽下去，莫师傅的精神世界则得以深刻探查和揭示，此情节也可以说是将人性的描摹升华到了哲学的境界，“如何做好一个人”，“如何选择、坚守、取舍”，这些富有思辨意义的话题与人物情节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每个人的钢铁脊梁上都奔涌着时代江河。可以说，《戴花》中的人物怀着奋斗理想和创新精神开辟了他们的时代，而作家水运宪则以充沛的元气谱写出了这些劳动者的热忱与坚韧，这使得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历史深度。

青春炼炉熔铸榜样力量，引领奋斗路上每一个平凡的你我

书名“戴花”出自歌词“戴花要戴大红花”，其中的“大红花”，就是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的代名词。小说主题“戴花要戴大红花”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的必然归属。当上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是广大劳动者的追求，而为民族复兴、祖国昌盛而争戴大红花始终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主旋律。

小说突出个人信仰与职业才能，尤其是在情感活动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思和热情，这显然更加契合时代对“人民”及其独特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小说第十三章莫师傅回忆起造冲天炉的往事时对“我”说：“民儿，师傅为这台冲天炉付出的心血，只有冲天炉自己晓得。落成那天，我一个人站在炉子前头把它一顿臭骂。为了它的出生，我莫胡子起码折损了十年阳寿。讲得我自己泪水直流……我要让电机厂看看，喜马拉雅山，最顶尖的地方除了莫胡子，看还有哪个爬得上去。”原本想要调去浦陵纺机厂的莫师傅，在与莫主席忆往昔后竟来了脾气、下了决心，“死也要死在自己屋里”，此处将莫师傅对待职业的理想信念刻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心里油然生出一股敬意。小说的最后，莫师傅使出生命中最后那点气力喊出的“点火”，似乎也点燃了读者心里那一把热血之火，烧去了杂质，心变得清澈而纯粹。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始终不忘人民立场和底层情怀，更不缺少对“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这一价值观的建构，同时也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所提到的“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的号召。从这一层面来看，小说体现出当下创作对历史和社会新的感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