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

□ 何绍辉

近年来，Z世代作为独特的一代，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Z世代，亦即Generation Z，指的是出生于1995年到2009年的年轻人。与X世代、Y世代相对，Z世代因其成长生活环境的独特性，呈现出诸多与其他“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表现及其心理特征。如何整体地认识、分析和理解Z世代，进而为其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不仅是Z世代成长发展的现实诉求，也是“在新的征程上更好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的必然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Z世代获得了学术界的应有关注，但有关Z世代的学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已有不少研究对Z世代的形成、消费及其群体特征等给予了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来看，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

一是结构的视角。特定个体或群体的问题、表现与特征，往往都与经济或社会发展整体结构攸关。Z世代作为特定的一代，他们的形成来源、生活方式、行为特征及其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特定经济发展基础与社会结构形塑的。对此，有论者在Z世代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效应”［1］（即年龄包容性；在线化；低技术门槛；财富影响力减弱；文化跨界；创意思维），用以理解消费主力“95后”的商业逻辑。无论是圈层效应，还是Z世代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及世代藩篱的打破；网络的高度互联并可视化；高科技的普及和使用游戏化；社会关注的获得由基于财富转向基于网络和社群的影响力；以全世界为课堂的教育和学习；筹资、专利等障碍被突破），都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全球化及互联网发展角度对Z世代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探讨。王水雄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摩天大楼”、性别结构和互联网媒介全息化等出发探讨了Z世代文化的形成原因及其内在机制［2］。

二是文化的视角。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特征及其社会心态，受到相应思想观念、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塑造，以至不同世代呈现出显著特征。Z世代作为特定的世代，他们的消费观念、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等，与Z世代所面临的文化背景相关。学者们从Z世代所处的文化发展整体背景出发，对Z世代的消费观念等进行了研究。张琳、杨毅对Z世代青年群体的圈层文化消费进行了研究，认为“身处‘液态社会’中的Z世代青年群体是文化消费增长过程中的主流群体。我国的文化消费模式经历了从无偿消费到专业俱乐部的转变，同时也出现了突破固有圈层边界的‘出圈’现象。文化消费的‘出圈’类型主要有新奇文化消费、情感文化消费和泛化的审美文化消费”［3］。也有学者从亚文化消费角度出发，分别从资本的视角对Z世代亚文化消费的形塑机制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了Z世代亚文化消费的逻辑［4］，对Z世代消费理念的多元特质、现实成因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亚文化消费的意义［5］，以盲盒消费为切入点分析了Z世代的表征及其形成机制，揭示Z世代群体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与市场消费过程中的亚文化现象［6］；还有学者探讨了Z世代大学生媒介化生存的审视与应对，认为“Z世代”全新的网络生存样态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动力与新活力，网络生态庞杂丛生、网络亚文化恣意传播、网络营销琳琅满目等新隐忧也深刻影响了“Z世代”大学生的思维认知、价值塑造与行为养成，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挑战，需要积极顺应形势并予以应对［7］。

整体而言，学界关于Z世代青年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Z世代的人口学特征、消费行为及其亚文化意义等方面，并大体形成了结构和文化这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无论是结构视角还是文化视角，均为我们分析和理解Z世代青年提供了很好的角度、素材及其切面。然而，由于Z世代概念提出时间不长，Z世代青年正处于成长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亦尚未定型，对其的研究也就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如何从整体、系统和历史的视角去对Z世代青年进行全方位阐释和精准化理解，此乃分析和理解Z世代青年的重中之重，也系本文试图努力的方向。

二、Z世代何以成为一代：作为社会代的“Z世代”

“代”本意是历史的分期，也常指世系的辈分。作为世系辈分的“代”，既与时间有关，又与血缘有关。“从宏观照彻而言，‘代’是一个关乎时间分类的概念，从中分衍出‘时代’与‘世代’的概念”［15］。根据时间分类，常常有某某代、某某世代的说法。不论是“60后”“70后”“80后”“90后”，X世代、Y世代还是Z世代，每一个“代”或“世代”的提出都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脉动息息相关。之所以将一个特定时段的人称为“代”或者“世代”，是因为特定时期的特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与发展环境塑造了特定的“代”或“世代”特征，不同的“代”或“世代”在群体特征、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而同一“代”或“世代”之间则因为成长环境及其土壤的相对相似性而在群体特征、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具有可化约、可理解和共鸣性。

同一代的人“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9］，因此而有关于“代”的划分。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本就系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青年”概念，因其与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高度紧密相连而被印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在青年“代”的划分上就是典型印证。陈映芳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青年划分为“革命青年”和“激进青年”这两代人［10］，张永杰、程远忠则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打天下”到1985年的这60余年划分为“四代”［11］，武俊平则在《第五代人》中将叙述的主体纳入“70后”“80后”，并认为“他们和第四代人的显著区别是，第五代人从懂事起，就置身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对传统束缚观念太多的记忆，这不但把他们和第四代人区别开来，而且也和前三代人区别开来”［12］。按照同样的划分标准，周晓虹认为“如果谈论一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蜕变历史，在陈映芳的‘激进青年’和‘革命青年’之后，更具特色的代际群体是‘造反青年’和‘世俗青年’。从‘激进青年’历经‘革命青年’和‘造反青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乃至90后组成的‘世俗青年’，应该就是一百年来中国青年完整的蜕变历史”［13］。

整体而言，不论是前述所称的“第一、二、三、四、五代”，还是激进青年、革命青年、造反青年、世俗青年，都是基于“‘代’及代际关系，不仅是一种生物事实或生物事实的自然延续，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划分［14］。也正是基于同样的考虑，Z世代作为一个独立的世代，尽管正式提出时间不长，相关分析和研究不多，社会关注也还较少，但作为特定的一代是可以成其说的。Z世代自提出始，就与“千禧一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千禧一代”往往是指20世纪80年代出生、21世纪成年的一代人，由于“千禧一代”也与互联网有着密切关系，因此Z世代与千禧一代常常被误用。但从具体年龄时间段来看，千禧一代明显要比Z世代相对要年长。而且，就自身成长与互联网的内在关系来说，Z世代则要比千禧一代更加紧密。也因此，Z世代常常被称为互联网一代或互联网原生一代。Z世代之所以作为特定的一代获得各方“认可”和“接纳”，主要源于Z世代作为“代”的典型特征——互联网原生代。

市场、社会和网络是青年成长的基础与土壤，也孕育了特定的青年群体。对于Z世代而言，因为网络的介入和使用，使得他们与其他世代之间有着更为明显的代际特征。网络尤其是互联网对社会的全面侵入，技术社会加速形成并成为主要社会类型。“正是技术尤其是生活中的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GDP的增长、消费主义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对13亿中国人民的单纯的物质意义，使得这场大变迁有可能改变两代人的处世样态和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说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由此最终改写我们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周而复始的历史”［16］。由于Z世代谙熟各种社交媒体软件及其生态并活跃其中，他们往往是各种社交媒体的主导者，是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由消费所形成的消费社会和由网络所生成的技术社会的交错叠加，不仅造就了特定的时代，也使得特定的世代——Z世代得以形成。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曾提出过“社会代”的概念，“社会代”作为代际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一群同龄人，因深受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这种共同的经历和社会阅历形成了极强的代际认同与鲜明的代际特征，从而与其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认同上具有显著差异。在人的社会化中，社会结构和重大历史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和建构，使得个体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这一点得到了众多研究的印证［17］［18］［19］。不论是社会结构的影响还是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人因为所处社会结构或重大事件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Z世代作为一代的提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经历的社会事件与其他代相比有显著不同，比如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相对丰裕，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社会养育方式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与技术社会的来临，等等。“这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交错叠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巨变形塑了中国新生代的社会性格，造就了他们与前辈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变革动力”［20］。当然，也正是特定的社会事件和环境，为青年参与社会、变革社会，进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提供了机会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

总之，不管是什么世代，也不论是“XX后”，都是特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塑造的，各个世代之间既有传承性，也有变革性。Z世代同样如此，他们同样具有强烈的家国观念和社会责任情怀，在灾难来临时同样是值得信赖和可以“抗住”的中坚力量。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当中，Z世代就展现出了他们敢担当、能担当，在关键时期能够成为脊梁的一面。这是Z世代对其他世代的传承，也是青年世代的共性所在。当然，与其他世代相比，Z世代因为成长环境、生活条件和物质基础等的不同，对政治的兴致不高甚至去政治化，他们沉迷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自我主张、自我决策、自我支配增强，突出表现为部分Z世代对工作岗位、社会权力的依恋没有其他世代浓厚，“说辞就辞”“说不干就不干了”“不开心就走”，委曲求全、忍一时之气的情况较少。作为互联网原生代，一些Z世代的社会交往不区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网络人际关系就是现实人际关系，即时性、去中心化成为相比其他世代的群体特征。

三、Z世代形成的结构背景与社会条件

Z世代作为代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所经历的特定社会事件。当然，社会结构与社会事件并不是独立或相向而行的，相反是交错叠加的。正是二者的共同交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代际效应。对于Z世代而言，其形成的结构背景与社会条件主要是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少子化、物质条件的充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人际关系的个体化与自主性以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1.家庭结构：小型化与少子化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最初和最基本的群体组织形态。为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大家庭往往成为理想的家庭类型。随着现代性的入侵，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影响，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功能逐渐式微。在家庭功能式微过程中，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变，逐渐从过去的大家庭慢慢形成多元的家庭结构，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不断增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仅使得独生子女及少子化尤为普遍，也使得不少城市家庭普遍成为“421”家庭结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57423户，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21］。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作为Z世代的父辈，因家庭条件相对较为富裕，也有较多的时间精力投身Z世代教育，给予他们的关注也自然较多。当然，“过度关注”也势必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焦虑”和“压力”。虎妈猫爸、学霸、学区房等等，就是这种焦虑的具象表现。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少子化，使得Z世代与父辈、祖辈不一样，一开始就成为家庭的中心，不仅家里的生活决策围绕着Z世代进行，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出行旅游和发展规划等也往往是Z世代“说了算”。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普遍的少子化，有助于Z世代获得更多关注、获得更好的成长条件，同时促进他们更快地融入社会、发现自我。

2.物质条件：丰裕社会与稳定社会

Z世代作为“代”的又一鲜明特点——超越物质约束。从Z世代所处的时代特征而言，除了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社会的流行之外，他们所处时代的物质社会条件的鲜明变化也是这一世代得以孕育的重要基础。Z世代的出生和成长，恰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南方讲话”后的3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30%左右，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64.72%［22］。据调查统计，2021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62%，比上一年提高0.2个百分点［23］，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与其他世代相比，Z世代出生于丰裕社会中，经历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这对于促进Z世代的成长成熟、自信自强至关重要。成长于丰裕社会的Z世代，极少受到物质资源约束。Z世代因为在物质文化方面相对其他世代更为丰富，其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与社会心态方面也就形成了独属特征。他们有想法也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想法，这是Z世代相比其他世代所难以比拟的地方。体现在教育上，Z世代不再像其他青年世代“光靠学习”，而是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尊重他们的个性成为父辈们教育时的“口头禅”。对于Z世代来说，不仅出国留学成为家常便饭，即便是滑雪等极限运动也不难实现。

3.时代条件：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

Z世代作为“代”的时代特性——平视世界。时代造就人，时代造就特定世代特性。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从大踏步赶上时代开始转向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24］。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强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最好时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中国依然在这里，中国的发展还为世界其他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作为“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Z世代的感受、体验和参与最深刻，也形成了他们身上所独有的时代品性，那就是平视而不是仰视世界，这是这一代人的时代特性，也是这一代人的鲜明属性。平视世界的时代基础，对Z世代“放眼看世界”、增强自尊自信具有独特意义。相比革命青年、激进青年，Z世代和“80后”“90后”一样，他们对于世界、“外国”的理解、看法都不同。正是在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过程中，Z世代成为更有自信的一代，成为更加自觉参与全球竞争与全球治理的世代。接纳世界、拥抱世界、融入世界，是Z世代的常态。对世界的开放和自信心态，塑造和成就了Z世代理性自主、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

4.人际结构：个体化与自主性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学者们探索和思考的重要问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辅以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促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者，不再被集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而是分散在各个生产角落，社会个体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为此，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提出了“个体化社会”的概念，个体化社会是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及世界的一种判断，指的是“由不可抗拒的‘分化’置于一个人双肩上的——只单独地置于个人的肩上——令人畏惧的重任”［25］。鲍曼所指的个体化是外在强加的一种体系或结构，是一种被动的、无法抗拒的社会事实。就当下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束缚，纷纷“洗脚上岸”“进城入城”，进入工厂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社区成为“新市民”。而在城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单位制”正在式微，“单位人”正在转变为“社会人”，集体化的组织和生产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变。无论是城乡，伴随社会体制改革与现代技术的兴起，就业自由、居住自由、交往自由等正在改变着每一个个体，个体的自主性增强，个性特征、个性张扬、个体发展得到强调和尊重。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的发展，使得不少人居家即可办公，上网即可生活。由新技术应用和市场竞争所推动的社会个体化，正在成为影响和形塑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变量。Z世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们”，既是个体化社会的影响者，也是个体化社会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个体化的组织和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Z世代，也形塑出了这一群体的独特属性。

四、Z世代的群体特征：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态

世代效应的影响是普遍的。埃尔德认为，童年时期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时段，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会对整个生命历程产生重要影响，其所经历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会塑造他们独特的集体记忆、惯习和价值观念［26］。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其所共同经历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塑造这一代人的共同变量。作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其内部也存在“代际差异”，“80后”“90后”“00后”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其中，作为“南方讲话”后出生的Z世代，又有着因为互联网介入而呈现出的鲜明群体特征。

1.网络化：Z世代的生活方式

网络化生存是相对于传统现实生活的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是人类社会生存样式的一场重大变革。尼葛洛庞帝曾经指出：“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7］。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影响之一就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信息技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也推动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现代社会的过渡。Z世代的鲜明代际标签是“互联网原生代”，互联网为Z世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由于互联网的普及，Z世代碰网早、触网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得网络变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甚至是“无所不能”。在一个网络全覆盖的社会，Z世代作为网络的弄潮儿，网络化生存已成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最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人，较 2020年12月增长4298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10～29岁的Z世代网民占比达到30.6%［28］。对于那些已经摆脱中高考压力的Z世代，几乎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可以联通世界，网络社会甚至在逐渐取代现实社会成为Z世代生活中的主体。于Z世代而言，“网络即生活，生活即网络”。“离开网络，生活将不再是生活”。工作在网上，休闲在网上，朋友在网上，关系在网上，“感觉一切都在网上”。互联网改变Z世代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得他们成为现代代际关系的中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社会不仅形塑了Z世代的生活方式，也使得Z世代从传统代际关系的边缘走向现代代际关系的中心位置，且因为网络掌控的全方位能力而使得“文化反哺”成为现实［29］。

2.矛盾化：Z世代的社会心态

积极的社会心态不仅促进社会发展，还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消极的社会心态则不仅有碍国家和社会发展，也不利于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30］。近年来，在与青年社会心态相关的词汇中，“躺平”和“内卷”成为热词，在青年群体中不断涌现。“内卷”和“躺平”这一矛盾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当前整个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Z世代作为青年的主体，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下教育焦虑而成的“内卷”愈演愈烈。“工作不好找，还得拼命提升学历”。同时，又由于就业机会较少、上升空间不足以及传统的向上流动机会不多而使得不少Z世代不同程度地选择“躺平”，啃老、低欲望在部分Z世代中流行。“内卷”和“躺平”并存的矛盾化心态，在Z世代群体中较为普遍。Z世代的矛盾化心态，还体现在虽然成长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之中，物资丰富，生活充盈，深度参与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但也有的存在颓废、绝望、悲观等“佛系”心态和“丧文化”心态。深入Z世代的生活世界，我们就会发现，矛盾化的心态也相应地塑造了不同类别的Z世代。一部分Z世代懂得利用父辈资源、网络优势和社会条件，“自幼就开始规划，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并且会利用网络包括关系网络和信息网络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一部分Z世代则“在充沛的物质面前被征服，在网络的易得面前被俘获，成天沉迷网络，丧失意志、斗志不高”。矛盾化社会心态在Z世代群体中的普遍存在，折射出了Z世代群体的代内差异，也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分析和理解Z世代青年时需要一种更为宽容、包容的视角，多去精细地呈现和共情理解复杂的Z世代群体。

3.扁平化：Z世代的群体结构

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威权主导的社会，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家长制对下一代有所压制，年轻一代在家庭中的自主性相对不足。职是之故，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人际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是等级化的结构。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社会转型中人际关系结构也出现了转型。其中，互联网的影响就是典型。互联网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大影响，就是人际关系扁平化。Z世代作为网络原生代，他们自出生开始，就生活在物质充沛和网络便利的环境之中，是人际关系扁平化的典型一代。在城市，Z世代大多是独生子女而较少受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的影响，接受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家长们往往“平等地”与Z世代交流，小孩称家长“老X”甚至是“老哥”“老姐”。在农村，由于Z世代的父辈大多外出务工，或留守、或进城的Z世代也较少受权威教育的形塑，父辈们或忙于务工，或疏于沟通，Z世代往往通过网络构建自己的生活圈和关系圈。在Z世代的网络社交圈中，他们有自己独立的QQ好友、微信好友、微博好友、知乎好友，“朋友都在网上”“交际在网上”“生活在网上”“存在在网上”成为普遍。网络中的陌生人社会，不像生活中的熟人社会，缺少“长辈”的规训，人人平等、畅所欲言，每一个Z世代都是网络交往的中心，每一个Z世代也都是网络圈子的非中心。这种“去中心化”的社交圈子，折射到Z世代的现实生活中，就是去威权化的群体结构，也就是扁平化的群体结构。在Z世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像长辈或上一代人，他们可以在网络中轻松地接触到“想要接触到的人”，可以“接触到既往永远接触不到的人”。在互联网交往中，Z世代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才华横溢来了谁都挡不住”“我的地盘我作主”。扁平化的人际关系结构，有助于Z世代更好地展示自我，也将他们更快地推向了社会中心、权力中心。

五、结 语

21世纪是信息社会，信息爆炸、高新技术发展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都在不断变化。对此，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液态社会”理论。“液态社会”是相对于固态社会而言的，在鲍曼看来，在前现代性社会中，人们依地而生，靠经验而生，经验、权威、变动不居是常态。在液态社会中，真正的本质就是差异制造出差异。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运行制度坚如磐石、变动不居不同的是，以全球化、信息化为标识的现代信息社会，则是一个“不确定性”“流动”的社会，其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也随时处于变化当中。Z世代作为互联网原生代，就是因为互联网而成为特定一代。也正是因为互联网的作用与形塑，即便同样都是“改革开放的孩子们”，Z世代与“80后”“90后”相比表现出极大不同。

认识、分析和理解Z世代，仍然需要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结构背景诸如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组织结构等角度切入，也需要从其所处的特定文化基础诸如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流行文化等角度展开，更需要一种融合结构与文化的双重分析路径，对Z世代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与文化基础进行整体解读。通过对Z世代的整体解读，就可以发现Z世代与其他世代之间的代际差异，也能够理解Z世代的诸多行为与心态。当然，对于Z世代，我们需要更多冷静地思考、辩证地分析、恰切地理解，深入Z世代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心态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