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由来、发展与应对

□ 王水雄 周骥腾

根据不同出生世代所身处的社会文化模式的差异，特别是他们在各自青年时期所经历的社会思潮与技术的变迁，美国媒体和研究者将二战后的出生人群划分成了四个世代，分别是婴儿潮一代、X世代、Y世代和Z世代。其中，Z世代被定义为在民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因此也被称作“数字原住民”［1］。

在中国，Z世代通常代表了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群体，他们在当前的2022年正处在12～26岁之间。不再“上网”，而是活在“网上”，是对Z世代青年生活状态的精准刻画。作为成长于“永远在线”的网络环境之中的一代人，Z世代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着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见证了以网络游戏、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社交网络和短视频流媒体等为代表的网络应用向社会各个领域、世界各个地区全面渗透的“技术—社会”变迁。这样的成长环境使Z世代在交往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化品位及其演变趋向等方面都有着与过往世代迥然不同的特征［2］。

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和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赋予了青年群体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更多的主动权，中国总体社会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青年群体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待淀性”特征［3］。无论是在代际间，青年对老一辈的“文化反哺”，还是在代际内，青年朋辈群体之间的“文化反授”［4］，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总体社会文化的“待淀性”。伴随着这一进程，青年亚文化，特别是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青年群体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也从边缘不断被推向中心。青年在不同圈层中的亚文化认同、表达和参与成为形塑网络主流文化，乃至总体社会文化的关键性力量之一，这大大提升了青年文化的能动性、创造力和多样化，也对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冲击。因此，本文聚焦于Z世代青年群体，通过对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总体性考察，尝试分析Z世代青年群体亚文化的由来、特征、趋势和社会影响，并努力提出积极引导Z世代亚文化良性发展、鼓励文化创新、应对其可能冲击的思路。

一、青年群体亚文化为何重要

青年文化可以界定为青年群体逐步形成而沉淀的一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价值责任、精神气质、思想意识、制度规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器物工具等［5］。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赫伯迪格将亚文化定义为从属群体挑战主流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和仪式［6］。青年可以被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成年社会的一个从属群体。在文化“待淀”的过程中，每一代青年都嵌入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里，都会经历独属于这一代的生命历程，继而形成与占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年长世代，以及与不同世代青年之间有着明显差别的青年文化。

正是由于青年文化具有同成人社会和其他世代文化相区别的特征，研究者在审视青年文化现象的时候，通常都将青年文化纳入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当中来进行。从这一点来说，研究和探讨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讨“青年亚文化”［7］。在班尼特等人看来，亚文化“已经无需辩驳地成了一个‘包罗万物’的方便的术语，青年人、时尚和音乐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囊括其中”［8］。这种混同背后所隐含的是青年亚文化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青年亚文化是从属结构地位的青年群体为了应对主导系统而形成的意义系统、表达方式或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始终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各类青年亚文化往往是青年群体文化表达与参与的主要形式，“小众”“另类”“反叛”等“少数群体化”的归类方式并不足以反映出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内涵。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青年文化在总体社会文化的构建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青年亚文化“出圈”的频率越来越高，经常能够迅速地融入主流的文化实践和传播中并占据显要位置。

西方学术界对青年亚文化的关注要相对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对青年“边缘群体”越轨行为的考察，如霍华德·贝克尔在《局外人》一书中对舞曲音乐人及其群体亚文化的研究［9］。后来，伯明翰学派将阶级维度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之中，研究重心也从此前对“越轨亚文化”和青年犯罪问题的强调，转向工人阶级青年面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其亚文化实践的符号化表现形式和“仪式抵抗”的政治意义。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勃兴，以及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新兴的后亚文化理论认为伯明翰学派本质化地假定了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抵抗性，而不曾考虑过青年人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种“亚文化”角色的问题。因而后亚文化理论旨在阐释亚文化人群在多变繁复的新传媒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10］。可以看出，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再到后亚文化时期，亚文化研究对于越轨或抵抗的强调，逐步让位于对群体自主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多元或矛盾的强调［1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各个层面的社会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文化实践使形形色色的亚文化得以广泛崛起［12］。对中国青年群体而言，在日益开放呈现的全球文化的影响下，摇滚、迪厅、电子游戏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形式迅速被青年群体所接受，引发一波又一波亚文化潮流，给中国民众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青年群体亚文化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大量国外青年亚文化理论被中国学者所译介和阐释，各类青年亚文化现象也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分析对象。

从能量来看，网络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方式，也给青年群体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能力的变化。网络化的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催生了青年亚文化发展的井喷，甚至可以说，网络文化就是在一个个的亚文化圈子的产生、兴起和没落中不断被构建出来的。早期研究者将互联网本身视为一个亚文化空间。在网络空间中，青年人从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结成跨地域的关系网络，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组成各种带有“共享观念”性质的亚文化群体［13］。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不再仅仅是悬浮于现实社会之上的“虚拟空间”，而是全面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卡斯特所谓“流动的权力”，并进一步建构出了全新的网络化社会。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

从总量来看，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人。其中，年龄在10～39岁之间的网民占总体的50%；如果加上10岁以下的3.3%，可以说半数以上网民都是39岁及以下的人。尤其是对于出生于网络社会之中的“数字原住民”——Z世代青年群体而言，亚文化不再是少数群体需要刻意凸显的身份象征，而成为他们构建自身主体性，在自我满足、自我表现和自我愉悦的基础上认同、参与、创制文化样态的基本生活方式［14］。这是一种被整个群体不断自我强化的生活方式，是青年群体难以轻易背离的。

从维持机制来看，在移动互联网媒介迅速普及和平台资本强势介入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亚文化不仅获得了新的表现形态，也日益因其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而积淀下了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地位。青年亚文化不再是一种边缘性的“另类”文化现象，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更加亲近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活规律的青年群体被置于文化生产、经济消费的前端位置，甚至会在某种力量的促动下极大地影响政治角逐乃至军事冲突。由于青年群体在文化表达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青年亚文化同主流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互动交流更加频繁。青年亚文化中的压抑性、反叛性元素逐渐让位于青年主体性的积极表达，主、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激进抵抗”、后来的“自娱自乐”，转变为如今的“共情融合”［15］。青年也不再执着于将自身归类于某一种特定的亚文化群体之中，而是在不同的网络圈层中进行着多样化、日常化的文化实践。借由互联网所产生的影响力，青年亚文化频繁“出圈”，向线下延伸，甚至在某些文化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一个社会或国家来说，青年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16］。在网络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海量信息供应的影响下，青年文化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孕育着持续创新的潜能。这使得正确理解和把握日益多元的青年文化，以加强青年文化的创新性、凝聚力、高水准、新风貌为导向的青年文化建设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

二、中国Z世代亚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文化问题与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分析中国Z世代亚文化的由来，也就意味着分析它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即需要从分析这一群体所身处的社会结构及他们的生存状况入手。

1.网络社会变迁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到来深刻改变了文化形成与沉淀的机制，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社交模式的变革和一些新型互动空间的开拓。如今，互联网已是青年群体开展社会互动的主要工具。超越特定时空、身份限制的缺场交往使青年群体能够根据各自的身份认同、兴趣爱好、文化品位而结成线上的虚拟社群，极大地扩展社会互动范围。此外，他们社会互动的场景和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弹幕、短视频、网络游戏，乃至虚拟网络形象都成为青年进行沟通交流的载体。在新型的交往仪式中，一些互动符号的意义从原有的社会语境和意义系统中被抽离，被创造性地赋予新的意义，这也影响了互动中的表意方式，进而影响青年文化的符码表达。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迁，移动社交媒体的伴身性使线上/线下交往不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性关系，而是越来越具有延续性，变成了双向渗透的互嵌关系。特别是对“活在网上”的Z世代青年群体而言，线上/线下交往甚至可以说已经融为一体。

其二是信息的海量供应和人群认知差异有选择性地不断扩大。互联网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信息生产体制，转而使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成为主流。信息的创造、流动和更新都大大加速了，由此带来了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两方面结果。一方面，人们的情绪、观念和行动处在持续被呈现、被记录的状态之中，面对掌控海量数据的网络平台，个体往往无处遁形，极易被预测、被引导；另一方面，面对海量信息，个体却陷入了注意力难以集中，无法有效鉴别、选择，思维和判断明显有偏的困境。不仅如此，政府、企业等管理主体为了消除网络社会不确定性而施行的许多“控制性干预”，往往又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17］。因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一部分信息接收者随着切身的感受增多，而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周遭信息受到了“控制性干预”，而决策者却还在依据经过自己“控制性干预”之后的信息作决策。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群认知差异有选择性地不断扩大。

2.人口结构压力

当前我国青年群体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年龄结构的压力，另一个是性别结构的压力。年龄结构指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变成了现在的“摩天大楼型”［18］。性别结构指性别比上的失衡，特别是对于已经或即将步入适婚年龄的Z世代来说尤为明显。据学者测算，中国在2015—2045年间男性相对于女性的过剩人口将达到15%以上，仅从性别比的角度测算，平均每年也有120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找到初婚对象［19］。

全国青年群体性别比在总量上的结构性失衡，意味着青年面临恋爱结婚的匹配难题，“大龄单身”的可能性会增加。如果不通过跨国婚姻来改变匹配结构，我国现实的国内人口具体的时空分布，只能局部或暂时地转移婚恋匹配难题，亦即一个区域或时段问题的缓解，会加剧另一个区域或时段的困难。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则意味着青年人要在传统的职业结构里面谋求一份“正经”工作往往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通常需要有非常独特的优势才能胜出。上述两方面的压力，正在和将会非常直接地体现在传统领域青年竞争的白热化中；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内卷”之说为何能如此广泛地获得青年群体的共鸣。

3.社会个体化趋势

社会的个体化指的是，社会中大量行为者越来越倾向于摆脱社会关系和群体压力，他们倾向于或满足于一个人无拘无束、独立决策、自由生活的日常状态。这样一种社会群体性倾向，与现代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服务的完善等密切相关。网络时代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非常便捷地获得多种多样的基本生活物质和服务上的满足。当然，在中国，家庭的小型化、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也助推了这一倾向。

家庭结构小型化使核心家庭承担了绝大多数抚育职能，导致青少年在家庭内部的平辈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到Z世代出生这一时期时，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家庭结构小型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Z世代，其父母不少本身已是独生子女。“80后”这代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尚有不少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可一起游戏玩乐，Z世代可供日常生活往来的伙伴就少多了。新奇的互联网对Z世代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让他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一方面，Z世代在社会交往中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心态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这使他们在社交活动中不擅长处理较为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Z世代在成长中承担了父母施予的过高的期望和压力，这种压力在成年后会逐渐演变成对父母的过分依赖或疏离倾向。同时由于他们普遍缺乏同辈群体引领和交流，原子化的Z世代往往极容易陷入新一轮的迷茫。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随着国家力量从私人生活领域的退出，传统单位制、乡土社会纽带的消解，Z世代在价值观层面越来越认可追求个人权利，满足个人欲望的正当合法性。Z世代普遍自我主体性增强，认为人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并且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做出牺牲［20］。在中国社会经济深入发展与转型的背景下，Z世代捍卫个体主体性和选择自由的意识也会更为强烈。

三、中国Z世代亚文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性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凸显，并使得它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如线上互动性、创造性、游戏化等，并表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

1.网络背景下青年亚文化力量感与主动权的凸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青年群体对大众传媒的创造性使用以及由此生成的亚文化新形态。青年人不再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文化工业的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传播媒介中的主动创造者［21］。青年与大众传媒结合成动态的、高度自反性的关系的产物。正是大众传媒给青年提供了许多视觉的、意识形态的资源，使得他们在其中结合成集体的亚文化身份［22］。

媒介形式的演化和青年群体对媒介的使用还涉及社会文化权力的分配问题。基于对媒介的掌控而形成的社会文化权力分配结构对青年亚文化的形成、风格、地位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赫伯迪格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使用工具（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观念的机会，并非对所有阶级来说都是均等的。优先团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更多的机会来制定规则和组织意义，而其他的团体则处于不利的位置，它们拥有较小的权力对世界进行界定，并把这一界定强加在世人身上”［23］。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众媒介传播形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迎来了爆发式的革新，研究者很快注意到了青年人在操作新兴媒介（如影像和音响设备等）时表现出来的在技术方面的“力量感”［24］。

青年群体操作新型传播媒介时所表现出的“力量感”，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这一点在互联网传播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群体面对网络媒介时呈现出的力量感和由此而来的逐步壮大的自信，改变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也极大地提升了青年亚文化在总体社会文化当中的地位。互联网带来的新型传播方式增强了青年亚文化的线上互动性并激发了其创造力。青年亚文化与互联网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动态和多样化，青年群体越来越可能掌握界定自身文化实践与身份合法性的主动权，网络文化在一个个小众青年群体的互动、表达、参与、创造中不断堆积、演化、进而沉淀。例如许多具有玩梗、卖萌、恶搞等亚文化典型特征的网络用语和表达方式，早已经变成了主流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了，甚至许多官方媒体也经常会采用类似的表达方式。

2.Z世代亚文化实践的网络化、游戏化与早熟化趋势

虽然在社会个体化趋势下，传统的社会权威、纽带、组织日趋解体，但人毕竟是群体性动物，有着情感上的需求，所以，青年群体仍然期望获得同龄群体的认同，也会特别明显地追求这些方面的成就。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特别是青年人会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通过社会行为的“网络化”，去实现对生活意义、群体团结感的追求和探索。于是，青年群体在互联网上的互动和组织带有鲜明的“游戏化”特征。

游戏是在相对较为明确的一段时间里完成的、针对人或物的人类策略性活动，相应的反馈性结果能给相关参与人带来较强的情感体验。随着游戏化的交往和行为逻辑逐渐在青年人行动惯习中沉淀下来，在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符号化、比赛性、仪式性的组织形式和交往方式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25］。

就内部而言，互联网的高流动性和海量信息供应使个体能够更为便捷地寻找到相对独特的情感共鸣和社会支持，因而催生了数量庞大、迭代迅速的各种“小圈子”“小群体”“小组织”。这些小圈子会聚拢群体成员的注意力，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组织化的特征，圈子内部成员形成的共识、品位和文化实践可以迥异于圈子外部或其他群体。不仅网络游戏和围绕游戏而形成的子群体本身就是Z世代青年进行亚文化实践，获得情感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6］；各种其他类型的青年亚文化也带有强烈的游戏化色彩，如直播打榜PK、剧本杀、“饭圈”组织等，都是在同现实社会逻辑拥有一定同构性的基础上［27］，构建起了约束更松散、策略更明晰、情感反馈更即时的游戏化竞争机制，使青年群体在得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桎梏的同时，又能够更轻松地得到与现实社会成就相似的认同感、满足感和生活控制感。

从外部来看，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条件与开放性、娱乐性的文化氛围下，跟现代通信技术一同成长的Z世代青年人，早已接受并认同了“身体不共同在场”的交流、交往和组织方式。通过网络技术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在线下，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游戏内容也趋于“早熟化”，甚至拥有了参与影响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博弈”或者说诸类“游戏”的能力，不仅指向性问题，甚至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冒险、死亡问题。这类活动不会仅仅停留在消费的攀比层次上，而是只要稍加引导就非常容易迈向生产活动、服务输出、竞技展示、金融投资的竞争之中，甚至是参与真实战争，如同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战”“黑客行为”那样，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局势的推进。

当然，“早熟化”并不意味着“成熟化”，而只是说他们从事的互动性的活动内容已经无法有效阻隔成人世界内容的入侵，或多或少虚拟了成人世界的表征。但是，Z世代青年人却很大程度只是在“纸上谈兵”——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未必意识到自己是在“纸上谈兵”。由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必要的积累，Z世代青年人的现实感仍然较差，对社会现实条件约束的敏感度仍然不够充分。只要不在人生的早期因为这种现实感差而铸下大错，只要在适当的时间能够克服对约束条件敏感度不够的缺陷，Z世代青年完全可能在早熟化的青年亚文化影响下早早地就对某些领域极为擅长和极具优势。

3.同主流社会的互动模式：从“被收编”到“新突破”

青年亚文化与主流社会逻辑（就西方社会而言主要体现为商业逻辑，在中国则还要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观察青年亚文化发展趋势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认为青年亚文化经历了从“抵抗”到“收编”的发展过程。他们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出现的种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方式，是青年群体经历结构性困境和社会矛盾后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而一旦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了潜在的经济效益，商业利益集团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将青年亚文化“收编”入主流商业文化之中［28］。这也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的终结：“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会以象征性的挑战而展开，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们注定要以建立一套新的惯例，通过制造新的商品、新的产业，或者重新激活旧的产业而终结”［29］。

随着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青年亚文化与商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可能拓展的新兴市场空间，资本的支持也必然如期而至。青年群体本身的心理偏好和从众倾向，加上对大环境过度压力的逃避取向，青年亚文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成瘾行为，进而也使得该领域容易被资本所青睐。总体上，青年人在商品消费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中彰显自己的身份认同，创造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码，进而构建出属于特定亚文化群体的风格和边界；它们在中国大体上是区域化、碎片化的，除非是政治力量有意为之，通常还无法有机地连接成片。在亚文化的这一发展历程中，青年亚文化与商业文化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互嵌与博弈的关系；不过，在中国，这两者都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及受其影响的大众取向所控制，因相关管制意识和措施的松紧程度而调整、伸缩与“被收编”。

到了网络化时代，Z世代青年亚文化产生和沉淀的技术条件和商业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而也带来了它们与商业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互动模式上的变化。其突出特征是：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连接成片，更进一步实现“新突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伴随着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积极介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各类平台或系统力图进一步将商业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输入到青年亚文化生成机制之中，甚至竭力“重塑”Z世代的青年亚文化。一方面，互联网资本通过大数据、用户分析等技术手段从审美偏好、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对青少年加以细分，创造出了数目众多、追求各异的青少年群体［30］，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让他们所追求的至少是线上的一定程度的交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家力量通过既有的家庭、社区、学校、传统媒体等体系，又致力于让Z世代青年群体接受一整套相对稳定而积极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观念，因而也就会尽量去排斥青年群体的“求异”倾向，甚至采取列“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尽可能让他们避免“误入歧途”。

中国Z世代青年亚文化固有的“叛逆”倾向，在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上述两个方面常规性的交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在多样化的同时，逐步连接成片；且总会有动力不断推陈出新，往往在大众文化不曾留意的地方和领域构成“新突破”。

政治力量在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来影响青年群体的文化取向时，目前主要采取的仍常常是强制灌输的方式，但是，对Z世代青年群体来说，其亚文化在产生、沉淀的底层逻辑和特征表现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上节所说的“网络化”“游戏化”“早熟化”等。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将自身降格为一种需要强制灌输的固有观念和规训话语，而不是有利于青年形成有效社会交往和健康日常生活特别是解决其内部观念分歧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往往就很难真正地掌握青年群体。政治力量在强制灌输的教育手段之外，还比较倾向于采用强制关停的行政手段。但这种做法，在网络时代仍很难形成有效的分割包围，也就很难完全压制青年亚文化，反而可能会刺激Z世代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走入“地下”状态，形成更加强烈的叛逆倾向。一段时间之后，管理者可能才猛然发现，它们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形成了“新突破”，其带来的影响完全在预料之外。

四、中国Z世代亚文化的社会延续及未来影响

鉴于中国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可变性、网络化、游戏化、早熟化，本身就多样化了的青年群体会在参与其构建的过程中进一步分化乃至极化。除了消费行为或休闲活动，Z世代青年亚文化还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作用于青年群体，进而影响未来世界。

1.线上线下交融的延续动力

网络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群的困境和成长期缺乏自主的生活，使得他们在特定的时期会产生强烈的情感需求，并希望以一种相对廉价而便捷的方式满足这样的需求。在网络空间中极易获得展示的Z世代青年亚文化无疑能让青年人的快乐变得相对不难获得。因为这类文化的参与和表达行为，通过社交性网络的传播，能够带来某种卓尔不群的满足感，使青年获得十分单纯的情绪快乐。

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消费参与过程，带有比较明显的角色养成机制。所谓养成机制指的是消费者在获取一个虚拟角色、模型玩具或现实偶像后，对其投入时间、金钱与其他资源，以解锁、形塑或创新其各类功能的过程。角色养成机制使得哪怕原来是比较小众的行为，也容易被商业或资本所青睐。游戏剧本、虚拟角色、附加商品、衍生玩具、偶像行为、网红带货等等，由此悄然进入了青年人群的接受范围。

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人的阶层跃迁越来越困难。于是，他们越发需要在新的亚文化参与和“突破”中获得某种卓尔不群的优越感，甚至是某种权力体验。这给了经济领域中商家的市场细分以极大空间。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商家提供的“产品”或“商品”能够吸引青年人的购买、参与，并形成路径依赖、情感寄托，甚至最好产生成瘾行为。与此同时，也能为政治领域中权力的角逐提供支撑性力量。因其能满足特定情境或体系中地位上升的需求，也就能在青年群体中形成符号、象征和认同的竞争力，乃至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层次上影响青年人群对这类实践活动的身份认同和投入动力。

2.日趋常态的群体分化与极化

网络内容的极大丰富性和网络沟通的便捷性，让Z世代青年能够根据他们所从事的亚文化内容，主要偏向于生产、沟通还是消费，以及这些活动跟现实关联紧密程度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亚文化的内容本身还能将不同兴趣爱好和行为取向的青年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在“早熟化”的青年亚文化影响下，青年现实感的差异，对于青年的人生发展来说十分关键，所以根据Z世代青年亚文化所涉及的活动与现实关联紧密程度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Z世代青年群体未来发展的分化现象。

在高频率的参与实践中，青年消费者会逐渐对其身处的大小圈层的群体产生程度不同的亲密感。虚拟角色、模型玩具、现实偶像、游戏体系由此成为形成某种相对松散的群体组织的重要媒介。这样的组织最初只是所谓的“单维大片组织”［31］。但是，无论是出于有意识的参与动机，还是因为相对“被动”的年龄增长，这种组织一旦投身到成人世界的现实“游戏”之中，无论这种“游戏”是股市搏击、政治选举还是国际冲突，都无疑会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群体分化在固化群体内部归属感和整合程度的同时，也强化了群体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使群体间更容易因为分歧而产生摩擦，甚至以不寻常的“极化”方式在网络中大面积呈现，比如在粉丝文化中就存在有比较激烈冲突形式的“饭圈”现象。“极化冲突”能够促使青年群体对相关亚文化的热情投入，甚至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强化相关认同。在互联网平台中，用户在网络表达产生的信息流，在平台中时间、情绪投入的总量是资本力量所特别看重的。用相对极端、戏谑的话语稍加“引导”，就可以刺激青年群体在平台中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情绪，这不仅仅是个体单独的成瘾问题，更是群体性的自我强化、刺激，乃至“内卷”问题。于是逐步地就能在这样的青年群体中创造情绪强烈表达、立场两极对抗、共识多元分裂、圈子壁垒鲜明的亚文化生态。尽管从社会团结的角度看，这带来的成本可能会很大，但这样态度鲜明、情绪激烈的表达模式，却无疑是能契合青年群体心理需求的。在这种机制作用下，Z世代青年的群体分化与极化会越来越成为常态，需要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来加以应对。

3.复杂而深刻的未来影响

Z世代青年群体也作为互联网流行文化的主要参与者乃至建设者，正在逐步改变社会其他群体对他们的评判，同时也正在改变社会文化本身。

最初，民众对青年亚文化活动是持负面评价的。但随着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等的广泛铺开，社会对各类亚文化行为的评判逐渐变得不那么负面，其中一些健康、有益的因素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通过游戏来推进教育，增加学习过程的趣味性，以及在国际电子竞技领域展现中国青年的智力实力，就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此外青年亚文化疏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功能也被学者所强调，国家对这类活动的管制方式也在逐步改变。

未来世界必然是复杂的，未来世界也必然是青年的。面对这两个“必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相信青年，放松对青年的规训，因为规训往往意味着错误地让青年用过度简化的教条去把握复杂的未来世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增加他们的现实感，同时搭建比较良好的Z世代青年亚文化自身之间的交流、碰撞、竞争、淘汰机制。一方面，青年亚文化的参与者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为了寻找群体认同，他们会对相关的活动有所甄别，并更倾向于参与到更有社会价值的业态和组织之中去。另一方面，一些青年亚文化的组织者和支持者也会立足未来、立足长远来看待自己的相关行为。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只要政治力量引领得法，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让这个领域的各类力量有序竞争，在未来沉淀下富有价值的、积极向上的文化。

五、总结与讨论：中国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应对初探

青年亚文化有着广泛的科技、社会、文化和价值基础，资本力量对该领域的积极介入，有助于相关业态的迅速推广，但也可能同时导致它们的过度商业化。可能会使得青年参与者或玩家不是基于活动内容的品位、质量、价值、理念等形成群体认同，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将认同建立在非正当竞争进而也就是金钱多寡的基础之上。这不利于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可持续和创新发展。为了亚文化相关业态的良性发展，从而让更多的青少年从中受益，政治力量的恰当介入和引领是非常有必要的。

青年亚文化目前在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已引起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重视。在因为疫情防控而让面对面互动和人员流动受到极大影响的时代背景下，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一些新趋势正在迅速展现，需要我们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讲究方式方法。

在未来发展中，青年亚文化的互动性预期会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它们将不仅仅是休闲、娱乐或情感消费，同时也将会是一种文化生产。在青年亚文化中，文化消费的过程，也正是文化生产的过程。正如一场精彩的球赛及其实况转播会成为一件经典的艺术作品一样，在某些具有极强互动乃至竞技色彩的新业态中，精彩的文娱活动过程一旦留下影像，也能成为经典的、包含着特定价值理念的艺术作品，并有望最终沉淀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随着科技特别是远程控制技术的发展，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会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彼此的边界也越来越难以界分清楚。比如，有些游戏过程在不久的未来甚至完全可能成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玩游戏，比如说“种菜”，可能真的就意味着在某个现实的物理空间中进行着“种菜”的生产活动。

“青年亚文化”之于现代互联网社会中的Z世代青年，正如“琴棋书画”之于传统社会。当然，相对于“琴棋书画”来说，互联网社会“青年亚文化”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在形式上的互动性、在价值上的植入性、在技术上的发展性是远远超出的。不过，对于青少年来说，一旦投身其中，也易于滋生成瘾行为，甚至陷入消费陷阱之中。具体如何应对“青年亚文化”，才不至于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确实给社会和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对此尝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注意把握“宜疏不宜堵”的原则，让健康、良性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和做法更易于在竞争中胜出。青少年有特定的逆反心理，一味规训，相关业态可能越对他们产生致命诱惑，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政府特别是文化相关部门的决策者，需要耐心、策略地引导新业态的细分和内部竞争。可以尝试通过诸如在青年亚文化中开展优秀作品评比或评奖等办法，特别是坚持相关评比或评奖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并有意识地让青年群体自身的评判占相当大的比重，进而在这些领域中有序地推进思想和文化引领工作。

第二，注意调动多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应对上的多点着力，形成一定合力，并周期性地适时调整政策。青年亚文化是新兴领域，广大青少年群体、家长、资本或市场力量、各类媒体，以及对媒体有支配能力的国家机构和市场力量都影响着该业态的发展，在对它们的治理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政治力量需要特别重视对其他行为主体注意力资源的调配。此外，在政策松紧度上可以有意识地根据行业发展规律确立一定周期，以便既让其获得发展，又不至于泛滥成灾。

第三，放眼和立足全球，鼓励青年亚文化的技术发展，充实它的生产功能，特别是完善其当前就已经具备了的文化生产功能，让它们能较好地服务于世界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中国的优秀文化对于全球青少年群体都会有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及担当，也让我国的互联网空间相对其他国家更“洁净”，更少过度引诱性内容，也更适合全球青少年涉足其中，并接纳镶嵌于其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要素。我们以往过于注重由官方出面来推广中国文化，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因引发国际反感而适得其反。以互联网为主要依托的青年亚文化，在形式上的互动性、内容上的丰富性，足以满足全球各类青年群体的工具取向、价值取向、情感取向、休闲取向等多种需求。如果我们注意强调青年群体之间平等互动的重要性，给予青年亚文化以“四两拨千斤”的引导，相信在全球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问题上，能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