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廉地区革命斗争的特点和历史贡献探析
——兼析中共钦廉地区组织与上级组织归属关系的演变

窦 春 芳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在民国时期，广东的地方行政分为省、行政区、县和市，实行委员制，广东省政府下设广州、北江、东江、西江、南路、海南六个行政区，每区设一行政委员，代表省政府处理区内事务。今广西钦州、防城港、北海所辖区域(不含上思县)，旧称“廉州府”，治所在合浦(今北海市管辖)，又称“钦廉四属”，也称钦廉地区，指当时的钦县、防城、合浦、灵山四县，为民国时期广东南路行政区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钦廉地区革命斗争具有沿海型、沿边型、大通道型特点，多次为保存中共南路武装主力提供了回旋余地和战略通道，在解放战争中更是为广西、粤桂边区和海南岛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能作出这些贡献与钦廉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是分不开的。

一、中共钦廉地区组织与上级组织归属关系的演变

从区位来看，钦廉地区更靠近当时广西的治理中心而非广东。但从地理特征来看，钦廉地区与广西分属两个特色鲜明的地理单元。广西是一个由大型珠江水系构成的地理单元，浔江、郁江、桂江、黔江、红水河、柳江、漓江、贺江、邕江、左江、右江等河流，分别从广西南北两边的高山经河谷汇集，自西向东流入西江并从珠江口入海，其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河流及盆地密布。钦廉地区则位于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南部的江海交汇处，钦江、南流江、北仑河等河流自北向南流入北部湾，地貌以台地平原、沿海滩涂为主。钦廉地区的地貌特征与雷州半岛更为接近，正因为钦廉地区在区位上靠近广西而行政上归属广东，在地理距离上无论是离广西省还是广东南路行政区的核心区都比较远，为了适应不同时期斗争的需要，中共钦廉地区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归属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

(一)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南路革命先驱黄学增派遣江刺横、钟竹筠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进入北海、东兴，创办了当地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钦廉地区革命。1926年6月底，北海市党支部成立时，由于南路区域性的党组织还没成立，因此，北海市党支部曾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短暂领导[1]38。在中共南路党组织(1)这一时期的中共南路党组织，先后经历了中共南路特派员时期(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中共南路地委时期(1927年1月后，截止时间不详)和中共南路特委时期(1927年7月至1928年12月，其中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曾改为南路巡视员)。的领导下，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钦廉地区革命斗争进程与南路全区域同步发展，1928年12月，中共南路特委被破坏后，从南路核心区域发展起来的遂溪农军辗转到了今北海斜阳岛，在此武装割据长达5年之久。

(二)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中共钦廉地方组织获得重建。193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合浦(含北海、浦北)、灵山、钦县、防城四县的党组织，这意味着钦廉地区有了地区一级的党组织，合浦中心县委由省委直辖。1940年2月，新的中共南路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高雷和钦廉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运动。

由于南路毗邻广西省，1939年冬，在日军登陆钦县、防城并企图进攻广西之际，广东省委考虑统辖粤桂两省南部交界处的抗日工作。1940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提出粤桂两省相邻党组织合并的建议：将合浦、灵山、钦州(2)原文即为“钦州”，该地时称“钦县”。、防城的党组织与毗连的桂南地区党组织合并，共同开展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1]217。1940年8月，中共粤桂边工委成立，领导钦廉及桂南的党组织，驻地合浦。中共粤桂边工委随着日军的撤出于1941年1月撤销。钦廉地区党组织仍归中共南路特委领导。

(三)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9月，由于钦廉地区党组织情况特殊，广东区委派陈华作为钦廉地区的特派员，钦廉地区工作便不再经过中共南路特委而由陈华直接向广东区委请示汇报(3)1944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设在合浦永信烟庄的钦廉四属领导中心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为保安全，中共南路特委于1944年10月停止了钦廉四属的党组织生活，钦廉特派员制取消，改为联络员制。。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钦廉地区的党组织隶属香港分局领导[1]313-314。

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需要较为固定的更大的区域作为根据地，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先后以“粤桂边”为新的战略单位进行部署。1947年4月，广东区委建立中共粤桂边地方委员会(简称粤桂边地委)，驻地湛江。同月，正在筹建中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将华南地区划分为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五个战略单位[2]，以便管辖这些新的省界战略单位内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同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粤桂边工委也就此成立，由周楠任书记。粤桂边地委和钦廉四属特派员都划归新成立的粤桂边工委(4)由于粤桂边工委书记周楠此时正率领原南路武装主力在越南整训，因而工委的指挥中心距离粤桂边地委活动的核心区域十分遥远，两地难以有效联系，故实际上粤桂边地委仍由广东区委领导，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

粤桂边工委成立后，广西省工委同时撤销，原广西省工委所辖党组织与相邻的广东系统的党组织分区合并，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香港把广西贵县中心县委领导的桂中南的党组织关系交给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1947年12月，粤桂边地委领导的中共钦廉四属工委成立。粤桂边地委领导的党组织包括高雷、桂东南、桂中南和钦廉四属。

1948年，国民党对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第二次“清剿”。为扭转被动局面，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对粤桂边区所辖范围进行调整，使十万大山南北两侧区域连成一片。同年5月，中共粤桂边区党委成立，驻地湛江，统管粤桂边区的38个县市(含广东南路的15个县市和广西的23个县)，直属香港分局(后华南分局)领导。此后，钦廉地区的党组织就一直归属中共粤桂边区党委领导，直至粤桂边区全境解放。1965年，钦廉地区划归广西管辖。

二、基于钦廉地区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的革命斗争特点

钦廉地区具有三大地理和区位特点，一是沿海，二是沿边，三是江海通道和粤桂边大通道。在华南地区，同时兼具这三个特点的游击战争区域仅有钦廉地区，并由此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沿海型革命及武装斗争

钦廉地区除了灵山县外，钦县、防城、合浦都沿海。因沿海而向海，以沿海陆地和海洋岛屿为革命场所和斗争条件，钦廉地区革命带有明显的沿海型革命及武装斗争特点。

1.海上“潮”来

1876年，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77年，英国设北海领事馆，北海正式开埠。同年，清政府设北海海关。但象征国家主权的海关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充任，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四个海关每年的关税收入超过广西省(5)此处的“广西省”是指包含钦廉地区在内的现广西全境。一年的田赋收入[3]。北海海运业、进出口贸易及金融业则几乎由外国人控制，弱小的民族资本艰难生存，极易激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众情绪。

通商的发达，带来了大革命风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抗日救亡浪潮，使北海成为传播新思潮的前哨，并向钦廉地区各县产生辐射作用。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波及北海，北海各界人士声援省港大罢工，组成民众后援会及码头工人纠察队，截查英、日货轮，竟使得外轮在北海港绝迹近一年之久[1]30。

1926年5月，中共南路特派员黄学增派江刺横、李雄飞等党员到北海从事建党工作，同时筹备建立国民党北海党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进驻北海、廉州，国共合作在钦廉地区掀起了高潮。同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潘兆銮在北海主持成立中共北海小组，党员有江刺横、简毅、苏其礼、李雄飞等8人。

大革命失败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1928年，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南路、琼崖合并设一特委，设在海口或北海，把南路革命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海来”[1]71，拟成立中共南区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南路和琼崖的党组织。中共南区特委以海口和北海为中心，领导各县开展工作。但是，中共南路特委设在广州湾的机关和中共南区特委设在海口的机关先后遭到破坏。1929年3月，幸存的中共南路特委委员、秘书易一德被任命为中共南路特委巡视员，到北海等地恢复中共南路党组织，并加强对防城等地的领导。同年5月，防城党组织被破坏。同年7月，易一德在北海被捕牺牲。后中共南区特委主要负责人、南路革命先驱黄学增在海口也被捕牺牲[1]71。自此，南路革命进入低潮。

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浪潮后，北海在整个南路，以学生为主要群体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兴起得最早而影响又较为深远的。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学生广泛阅读进步书籍，组织“北海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地处南疆的学生正是利用北海通航的便利，获得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读书会、杂志社等寄来的书刊。每次有邮件送到北海，学生根据海关税务司大楼悬挂的轮船泊港旗帜标志或轮船进港的鸣笛声便知有外国轮船(国民党军警不能检查)抵达，当天下午就到学校传达室取邮件，从无失手[4]。这使得合浦一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再次在钦廉地区传播的基地。后来重建北海党组织并在钦廉地区党组织扩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正是合浦一中的学生赵世尧。

2.海岛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1927年5月17日，中共遂溪县委发动乐民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暴政。起义失败后遂溪农军于同年9月上旬转移到徐闻山，改造收编土匪数十人，作坚守准备，但却面临着遂溪、海康、徐闻三县国民党军的“围剿”。为保存实力，农军西渡撤往北部湾的斜阳岛。

斜阳岛是位于北海市涠洲岛外的一个小岛，面积1.89平方公里，这里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历来是海盗匪贼的藏身之地，岛上仅有20余户渔民。1927年9月，农军领导人陈光礼带领100多名农军战士秘密撤到斜阳岛，开始了武装割据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同上岛的还有遂溪县委委员、南路农民运动巡视员薛经辉等一批中共党员。1928年5月，他们改造收编岛上符振岳所部海匪，成立了武装大队，队伍扩至200余人。1928年至1930年4月，农军先后5次回师遂溪，其中以1928年9月7日至10日回师内陆(雷州半岛)影响最大，农军100多人攻入遂溪县城，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开仓赈济、举行群众大会、公祭烈士。农军通过海陆联动获得给养，结合岛上自力更生，实行斜阳岛海上武装割据并坚持游击战争长达五年半之久，与中央红军井冈山武装割据的起始时间几乎同步，但由于地处偏远，难以壮大发展。

1932年夏天，数次进攻“围剿”斜阳岛农军未果之后，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决定对斜阳岛海陆空联合作战，集结国民党廉阳水师、南路警备区的兵力，以6艘军船、2艘汽艇和80艘帆船(民船)并在2架飞机的助阵下，发起对农军的联合进攻。12月5日，斜阳岛失守，农军大部牺牲，44名农军被俘并遭杀害[1]78。

3.海战支前

涠洲岛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基本退守在华南、西南地区。

在涠洲岛战役和海南岛战役中，南路沿海人民被充分动员起来，从1950年初开始，他们参加了持续数月之久的支前工作。在钦(县)防(城)两县，准备整编归南路军分区建制的原粤桂纵队第三支队，组建了第三支队钦防沿海大队，征集民船，征召舵手船工，并向他们宣传解放涠洲岛、海南岛的重要意义，帮助解放军海上练兵。结果仅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征集任务，钦县征集到70多艘帆船、机帆船，发动了29名舵手、500多名民工参战，防城县动员民兵1 100多名、船工409名，各种船只141艘参加解放军海练和渡海作战[5]。据不完全统计，南路共征集到大小船只2 666艘，还筹集了救生圈、泅水用具等大批渡海器材[6]，动员招募船工、舵手4 106人[7]。

防城县捐献人民币130余万元(旧币)及一大批其他物资。合浦的合东南工委在所属的26个党支部与300多名党员、干部中层层开会发动、布置筹粮任务。与此同时，各级支前机构还组织人员在交通要道、村庄、圩镇张贴标语口号以及出墙报宣传，使支前征粮工作家喻户晓，一些妇女还献出保存多年的银器、首饰及“私己”钱交给支前机构。当大军经过合东南区时，沿途各接待站通宵达旦接待解放军，打扫村场，铺床架灶。

为了配合解放涠洲岛战役，南路军分区先后派出黄廷瑶、范先琪等人潜入海岛侦察，掌握了国民党守军布防情况。1950年3月5日，四野一一九师三五六团在师参谋长夏克的率领下，乘坐87艘渔船由北海高德圩挥师南下渡海，于6日2时在涠洲岛会合登陆，经激烈战斗，6日12时解放涠洲岛。此役俘获“广东省民众反共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甘宗正以下436人，毙伤敌16人，缴获各种枪支556支，轻机枪33挺，高射机枪两挺，炮5门，电台6部，各种弹药11万余发，大小各型船只300余艘[8]。

解放涠洲岛为解放海南岛提供了重要经验和物质基础。从1950年3月5日到4月中下旬，解放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分4批7次渡海登陆作战。沿海人民不仅出钱出物出力支前，而且还踊跃加入解放军，或在渡海作战中随军出征，或任舵手，或任向导。渡海部队突破国民党海上封锁线，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于1950年4月30日取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胜利。

(二)沿边型革命及武装斗争

因广东省的边城重镇东兴的北仑河与越南相接，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与邻国在此区域的边贸活动和革命活动频繁，呈现沿边型革命及武装斗争的特点。

1.中共领导的跨境革命活动

东兴是20世纪20年代防城县的经济中心，北仑河另一边的越南广宁省芒街市是“越南陶都”，其陶瓷工会有3 000人。1926年5月，为反抗法国殖民者对芒街碗厂工人的杀戮，东兴总工会组织数千工人罢工，芒街工会随之响应，两岸工人最终取得了罢工胜利[9]29-30。这引起了中共南路特派员黄学增的重视。同年6月，黄学增派韩盈、薛经辉、潘兆銮到东兴领导工农运动。同年9月，派杨枝水和钟竹筠到东兴开展建党工作。钟竹筠在东兴和芒街指导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工作，培养入党对象。1927年1月，防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东兴支部成立，钟竹筠任支部书记。该支部带领东兴、芒街两地产业工人开展政治和经济跨国斗争，多次组织联合罢工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成为中越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1944年冬，按照中共南路特委在全南路发起武装起义的统一部署，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带领当地党员、游击小组成员经过准备后，1945年6月，在那良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后组建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该大队跨过边境开赴被侵越日军占领的越南塘花地区(居民大部分是华侨或华裔)，建立了塘花抗日游击区，对抗在中越边境附近的日军。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4月，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撤入越南休整，中越边境交通显得非常紧迫，防城党组织采取灵活机动的形式建立了中越边境地下交通网，与后来的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在十万大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互为依托。随着十万大山斗争渐入高潮，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跨国联合“围剿”。1947年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辕公署先后在中国的广州、桂林及越南的谅山召开粤桂、越(法殖民占领军)军事会议，集结了7个两广保安团和地方武装共1万多人对十万大山人民武装进行“清剿”[9]5-6。越南的法殖民军经常性配合国民党粤桂部队进行“清剿”，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当地党组织和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进行反“清剿”。经过艰苦的斗争，至1949年春，人民武装变被动为主动，发起春季攻势，取得了奇袭芒街法军据点的胜利，为扩大边境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2.南路人民武装主力入越休整

在南路及粤桂边区革命斗争进入艰难期、低潮期时，中共南路党组织曾安排部分人员隐蔽到越南。例如，1946年4月，根据中央和广东区委的“隐蔽待机”安排，南路人民武装的部分骨干人员陈恩、支仁山、张进煽、赵世尧、余明炎等撤往越南[10]。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区委制定新的工作方针，要求广东各地党组织“一方面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另一方面是长期打算，准备将来合法的民主斗争”。同时将全省分为11个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其中南路以十万大山和勾漏山为坚持斗争的地区[11]。中共南路特委认为国民党军队势必竭力控制战略要地雷州半岛，南路人民抗日武装若留在此地将非常被动，须向外转移。认为十万大山地跨粤桂两省，毗邻越南，群众基础好，利于部队隐蔽回旋。1945年9月底，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惯称老一团)等主力部队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从遂溪突围西进，于同年12月中下旬抵达防城垌中。1946年2月，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旅旅长刘镇湘集结正规军和地方团队2 500余人，对十万大山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为避免更大损失，中共南路特委经请示广东区委并征得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同意，于同年4月2日撤入越南休整，防城县游击大队也被编入第一团建制。老一团入越后参加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参与创建了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1947年11月，老一团回师滇桂边区，与当地人民武装并肩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主力之一。

3.中越合兵建立边境游击区

1948年11月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根据粤桂边区与越南革命之间的特殊情况提出:“中越两国三省(中国广东省、广西省，越南海宁省)边境地理条件好，要好好利用，可考虑同越南共产党通力合作，打通和建立中越边境走廊，以这个走廊为依托，扩大中越双方的解放区。”经过与越南方面沟通，这个通力合作以合兵的形式完成，并商定双方合兵原则为：中共部队到越南境内和越方部队一起作战，由越方派员当政委，中方当军事负责人；越方部队入中国境内作战，由中方当政委，越方当军事负责人[9]252。

1949年6月12日，越南派遣其隶属国防部指挥的第五十九中团2个营8个连共1 200人的部队，连同1946年春防城县游击大队入越作战组建的越南华侨中团和越南谅山地方部队朝边境开拔，进入了十万大山山区，被编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第二十七团，华侨中团则编入二十八团。中越人民武装协同并肩作战，共同扩展邕、龙、钦、防游击区。越南友军被当地百姓称为“越南解放军”[9]253。越南友军也参与了粤桂边战役前打通粤桂边区走廊的第一阶段战斗，后于1949年9月上旬开拔回国，二十七团编制随之撤销，华侨中团则继续留下，参加了粤桂边战役中的解放防城之战。

(三)大通道型革命和武装斗争

钦县与南宁之间有邕钦公路连接，沟通了钦廉与广西腹地，构成一条江海通道；桂东南的北流河与合浦的南流江沟通构成了另一条江海通道，这也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末端。防城地处原广东省最西侧，西接十万大山，西南部的东兴与越南接壤，是广东从陆路连接越南的主要通道。钦廉地区作为沟通江海及粤桂边区的大通道，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作用。

1.老一团及新一团西进通道

1945年底，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曾通过粤桂边区大通道西进十万大山。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集中兵力重点“清剿”遂廉化吴游击根据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同年11月13日指示粤桂边地委：必须打出去，东、西挺进，转向外线作战，以减少给养困难，分散敌人兵力，减轻老区压力[12]。1948年2月下旬，以粤桂边人民解放军新编第一团(由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发展而来，惯称“新一团”)为主的西进部队由廉江出发，经博白、合浦、灵山、钦县、上思等县，于同年3月中旬到达十万大山南麓防城县滩(散)峒(中)地区，并与当地党组织和部队一起开拓了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的新局面。1949年春，经上级指示，新编第一团经越南进入云南，与老一团会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一团。

两个“一团”的西进，基本上都是沿着廉江、博白、合浦、灵山、钦县一线进入十万大山山区，继而进入越南，转入云南，在高雷、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之间通过艰苦行军、作战，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军事通道。通道行军和作战都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的支持，也促进了当地武装斗争的发展。

2.打通粤桂边区走廊及配合粤桂边战役

解放战争后期，粤桂边区内的几个大根据地虽然获得解放，但根据地仍为国民党军队所分割。为迎接南下解放大军打进粤桂边区，1949年6月底，粤桂边区党委发起了打通粤桂边区走廊之战。粤桂边部队集中了第六、第三、第四支队的8个团和1个营共6 000余人，从东西方向两头进攻，以3个月的时间打通雷州半岛至六万大山再至十万大山的走廊(即粤桂边区走廊)，实现了粤桂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正式成立。打通粤桂边区走廊不仅锻炼了部队，也为南下野战军进军粤桂边区提供了战略大通道。

国民党白崇禧、余汉谋集团在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失利后退守广西及粤桂边境，意图以十余万人组织西南联合防线。1949年11月6日，粤桂边战役开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十三、十五兵团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以及滇桂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共40余万人进入作战。粤桂边纵队及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野战军开展大歼灭战，其中，中共十万大山地委和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全力参加这场大歼灭战，把钦江、平银江、黄屋屯江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分散隐蔽，阻止国民党军队利用江海通道逃往海南岛，又将作为江海通道的邕钦公路破坏28公里并拆毁19座桥梁涵洞，还在小董圩附近及邕钦公路两侧层层设防，坚持到野战军赶到共同围歼南逃国民党军。野战大军沿着廉江—博白—灵山—小董—钦县的山区通道和廉江—合浦—钦县的海边通道以及其他几条通道，以钦县为中心，最终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大部(其仅有2万余人退入云南)获得粤桂边战役的胜利。

三、钦廉地区革命斗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为南路人民武装主力多次战略转移提供了保障

雷州半岛及高雷交界地带是南路人民武装主力形成的核心区，也是南路及粤桂边区的革命指挥中心。但雷州半岛东西狭窄、南北狭长，境内无高山大河，处于弱势的人民武装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面前常常无据可守、无路可退，缺乏战略纵深，向区外转移主力、保存有生力量是现实之选。钦廉地区境内的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山高林密、连绵成片，区域较广而腹地较深，因此有利于老一团、新一团先后在钦廉地区开展西进行动。

西进行动是人民武装在危险到来前的主动战略选择。第一次西进，既保存了实力，又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也支援了桂滇边人民的解放战争，为高雷部队第二次西进打通了通道。第二次西进也是粤桂边人民武装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主动性进军。这一军事行动，吸引和分散了国民党对南路重点“清剿”的兵力，减轻了遂廉化吴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南路人民武装的计划并支援了钦廉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1949年初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主力转移作战，全年中在粤有两地区，一为南路向东挺进中区，及向西挺进十万大山，都获基本上成功，而原地区工作也仍能坚持胜利斗争。”[13]

(二)为粤桂边战役(广西战役)铺平了道路

在打通粤桂边区走廊及配合粤桂边战役(广西战役)中，粤桂边纵队正处在由游击部队向正规军转化的过程中。先期通过发起打通粤桂边走廊之战，令粤桂边走廊成为大军急速进军的战略通道；在粤桂边战役(广西战役)中，与野战大军并肩作战，歼灭白崇禧的10万大军，为防止白崇禧这支建制较全、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逃往海南岛立下大功。此役粤桂边纵队歼灭国民党军2.4万人，参战全体指战员获得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萧克通令嘉奖[14]。解放战争后期战局发展极快，一环扣一环，粤桂边区军民在这一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大缓解了海南岛战役的压力，为解放海南岛乃至华南及西南铺平了道路。

(三)支援解放涠洲岛和海南岛

粤桂边战役结束后，海南岛战役提上日程，但海南岛战役不仅难度更大，而且国民党海陆空三军重兵把守，解放军无海战装备和经验。而解放军在钦廉地区获得解放涠洲岛战役的胜利，积累了渡海作战的经验，缴获300多艘大木船，为解放海南岛提供了渡海工具。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战役创造了木船打败炮艇的范例，解放军信心大为提振。

在整个南路人民掀起的解放海南岛的支前热潮中，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完成了从陆军到海陆两栖作战部队的转变，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获得解放。如果考虑到南海之重要，以及一个多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不能不认为，海南岛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共中央在考虑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少了一个南中国海的后顾之忧。而这正是涠洲岛战役、海南岛战役的重大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