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研究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读后

黄 霖

[作者简介]黄霖，复旦大学文科荣誉资深教授，中国近代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主编)等。

这次读到郭延礼、郭浩帆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真是令人惊喜不已。这部煌煌大著，又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说起来，我与郭延礼先生的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还有一点关系。2007年，他正是在我们学校的演讲时提出了20世纪前20年女性作家的四个群体的新观念，后来他在《文史哲》上发表《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考辨》这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时，我作为特约评论人还写过几句话。现在纵观郭延礼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上，实际上是打了三个重大的阵地战，三次都是战绩辉煌。假如说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以它的内容全面、论述详尽而在近代文学史著作中鹤立鸡群的话，那么之后，又选择了前人很少问津的“翻译文学”与“女性文学”两个突破口，披荆斩棘，再创新功。一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以其丰富的资料，翔实的考辨，清晰的梳理，平允的持论，令人赞叹不已。如今一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可说是郭先生及其团队近30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结晶，其材料收罗之丰赡与难得，导言所论的条贯与公允，作家考索之勤勉与细致，都令人击节称叹！它在文献上、理论上都为后来的近代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者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必将彪炳于史册。

本来，在中国古代，著录的女性作品甚少。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活跃，女学的开展，以及一些开明人士的倡导，女性逐步走出家门，接触社会，各体文学的创作也随之而层出不穷，但对女性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还是远远没有跟上，只是在一些选本、序跋及话体之作中稍露端倪。到民国期间，才有谢无量、梁乙真、特别是我的同乡前辈谭正璧先生等写了专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史著，但他们当时也没有“近代”的概念，对于这时段的女性文学显然都是关注不够的，只是作为一个尾巴而已。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老同学盛英女士主编的一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问世，对于推动现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影响甚巨。她们尽管也认为“五四”以前的20年是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文学勃然崛起时期，但由于她们的研究重心是在“现代”，所以对这属于“近代”的部分显然并未赋予更多的笔墨。一时间研究20世纪或“现代”女性文学者，很少有人延伸到五四以前的20年，往往认为中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对于女性的发现，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一些思想先驱们在人的解放这个命题中同时提出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先生敏锐地指出，这属于“近代”的20年是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盲点”，于是他下工夫开拓了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待“五四”，由女性写作，具女性意识，求女性解放的创作已成气候，明确了近代女性文学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从而改写了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正是在这一点上，郭先生开创的近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厥功甚伟。

郭先生不但确立了近代女性文学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用切实的研究证明了近代女性，不论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批评上，不论是在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其成绩都是不容置疑的。如今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大系》就是最好的证明。比如就创作而言，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小说方面。二三十年前，我在韩国参加他们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时，有学者问我，日本、韩国在古代都有像《源氏物语》这样女性创作的经典作品，在中国有多少女性的小说呢？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时间觉得除了弹词之外竟没有啊！后来，我也一直想这个问题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可是就没有想到近代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次《大系》用两大册，收了80多位作家的作品，可以说一时井喷式的冒出了这么多的女性小说作家，这不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吗？再从文学批评来看，过去，我在写《近代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女性的批评。不要说《近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我主编的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除了李清照外，好像也没有提到过其他女性。这应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恐怕这是所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所患的通病。当然女性批评文字够不够格入史是一个问题，但没有关注或关注度不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近年来的情况有所改观，而这次《大系》为我们提供了一册的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资料，也弥足珍贵。比如，就小说批评而言，吕逸的一篇评小说文字，涉及到众多的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她在论《水浒》时说，有许多描写“得清趣雅兴，时大可人意”，如宋江之月夜入巷、琵琶亭上鱼羹、浔阳楼边江景、吴用之三更走石碣村、林冲之雪夜草料场、山神庙中牛肉白酒等50余处，“皆有光景可想”。“吾常于此等境，无论险夷贫富，终有跃跃欲动情致，不知何故？”推而广之，她论《三国志演义》中的废宫吊月、水镜庄隔壁问客、长坂坡秋夜野哭、五月泸水、三顾卧龙诸事，“光景皆妙，自觉有一片光彩娱心”。恕我孤陋寡闻，似未见有人胪列如此众多的“光景”，能使读者“娱心”，能致“跃跃欲动情致”。这难道能用一般的所谓“景物描写”概括吗？这里所描的种种难道就是单纯的景物吗？这里是融会着情，融会着事的，能使人感到有“味”、有“趣”、有“兴”的“光景”呀！王国维曾在《元剧之文章》中提到元剧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在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中究竟有没有“意境”？假如有的话又是如何的呢？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着的一个问题。吕逸的这段文字，将使我进一步去思考。吕逸接下来又说：

至于文字，无论正史稗官，但能文情并茂，都是好书。如闲书中《金瓶梅》，摹写人情世态，可谓无微不至，而又以孝结，以弟始，真是一篇人家家诫，非通达人情，极透彻看道理到十分，不能一笔，闲书中端推为第一。其次则《三国演义》，妙在用笔简老朴实。其次则《水浒》，空灵奇伟，惜未免有文人学市井语，处处不离本色，然究竟自成一路团卓笔仗。至《红楼梦》则纯从《金瓶梅》脱胎，其病则太有词气也。

这可能是有《金瓶梅》以来第一位女性的评论文字，且能将“通达人情”，“摹写人情”作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标准来将《金瓶梅》置于众小说之上(接着上面引文后，她还谈到了《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隋唐演义》等十余部小说)，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我只翻了部分内容，就深感到其材料丰富多彩，极具价值。往前看，它可视之为郭延礼、郭浩帆先生与他们的团队二三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一次总结；向后看，它为近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研究铺平了道路，必将有力地推动更多的后来者以此为基石，去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不论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史上，该成果都将是一座耀眼的丰碑。

近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历史性成就

杜泽逊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是由学术名家主导、专业学者分工合作、规模宏大、学术质量上乘的近代女性文学作品和理论的集成性成果，也是中国近代文献整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丰硕成果。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学术贡献，首先表现在学术见识。项目的设计体现了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刻理解。从《诗经》《楚辞》到《昭明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到《宋文鉴》《中州集》《元文类》《明文海》《列朝诗集》，到康熙时期《全唐诗》，嘉庆时期《全唐文》，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绵延不断的以汇集编纂方式而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成果。这些成果是对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也是别具一格的文学评价，同时也对后来的创作和研究工作构筑新起点，开启新局面。因此，《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对该时期女性文学作品和理论成果的搜集整理工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表扬。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学术贡献还表现在搜集之功、甄别之功、标点之功、校勘之功，这些属于文献整理工作，每个环节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换句话说，不是专家，办不了，办不好。这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在文献搜集、考证、校勘、整理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平，是优秀的文献整理成果。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第三个贡献是学术研究的贡献。我们看郭延礼先生的长篇序言，从点到面，都表现出作为近代文学专家的精到见解。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性说明、凡例，无一不是深入研究之后才可以产生的学术结论，这些成果显示度不高，但缀合起来，却是近代女性文学史的特殊形式的最新成果。由此也可以显示济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团队的整体学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这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贡献还体现在出版环节。这部《大系》编校印制精良。齐鲁书社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学术智慧和辛劳，可以说，出版过程是《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学术项目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个大型学术项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此也对齐鲁书社编辑校对审读团队表示敬意。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复杂的合作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每一位同志都做出了一份贡献。成果是辉煌的，而参与者个人的显示度是暗淡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在评职晋级的评审中，作为参加者而不是主持人，他的贡献如何评估，就缺乏操作性较强的认定标准。希望我们济南大学能够在重大集体项目和成果的评价办法上做个示范，让我们的每个参与者都得到实事求是的应有的回报，这不但是对业已完成的学术成就的合理评价，更是对将来学者可以积极从事、积极参与重大学术项目的一种鼓励，一种积极引导。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学术，伟大的学术则是专家智慧的凝聚和结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合作，也需要为合作创造制度和规矩。制度先行是高明的，制度后补也不失为理智之举，我们完全做得到，也应该做到，应该做好。希望济南大学《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团队再接再厉，不要松气，取得更好的学术成果。也希望山东大学与济南大学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加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共同推动近代文学走上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

中国文学史研究最早问世的“女性文学大系”

袁 进

[作者简介]袁进，复旦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近代小说分会首任会长。著有《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等。

二十多年前，中国近代文学界曾经编辑出版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如今，郭延礼教授和郭浩帆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又问世了。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大系，煌煌十二卷640万字，字数上超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57.2万字，专门提供了近代女性创作文学的资料。它不仅在近代文学研究上是一种突破，而且在文学史研究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史研究看：女性文学作为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创作，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需要关注的。但是在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中，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还没有编出专门的女性文学大系，所以《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问世，不仅是对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推动，它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学史女性文学研究的推动。

为什么《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会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早问世的“女性文学大系”呢？这与近代女性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近代是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女性自身的地位，要求突破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寻找女性的自由的时期，因而产生了抒发感情的主动性，大胆表现自己，表白女性意识的创作欲望。当然这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女性文学进入自觉的漫长过程，展示了近代女性独特的历程。这在郭延礼教授的“总序”中已有系统的论述。

一般人会觉得编辑文学大系只要把图书馆内的资料复印挑选出来就可以了，并不吃力；其实不然。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不仅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编辑者带着历史和艺术的眼光加以认真的挑选，而且需要对挑选对象加以认真的考证。有一件事也许体现了编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特殊难度：近代有一些男性作家因为要唤起女性起来抗争，他们写文章或许是为了便于女性接受，喜欢用女性的笔名发表。这就大大增加了编选女性文学大系的难度，作者是否是真的女性，需要编选者阅读各种其它的历史资料，加以细致的考证。这种男性作家以女性作者身份出现的状况在古代和现当代都没有在近代那么频繁。幸好郭延礼教授研究近代女性文学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他带领的团队也就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课题。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在分卷和体例上仍然沿用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做法，只是削去了《笔记文学集》《民间文学集》《书信日记集》《少数民族文学集》。考虑到现存的近代女性文学资料，这些改动也是必要的。《弹词卷》是用来代替《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的《俗文学卷》，这个变化也是考虑到弹词的女作者较多，但是其它俗文学种类也会有个别的女作者，这个替代在总序中最好加一些说明。其实我是很支持这种替代的，在我看来，弹词也许是俗文学中最雅的一种，深受古诗的影响，其意义远超其它俗文学。以往文学研究没有充分看到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近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维与文献实证——《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初览有感

左鹏军

[作者简介]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会长。著有《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传统与变革：近代戏曲新论》等。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早已期盼的一部文学总集，也应当是一部具有多重学术意义和长久文献价值、足以进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一、该书是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文献的第一次全面汇聚和系统呈现，反映了近代女性文学创作蔚然兴起、众体兼备的文学史事实，揭示了许多以往鲜为人知、或者未为人知的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具有突出的开创意义，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总集编纂、文献汇聚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继《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之后出版的这部近代女性文学总集，对众多各种形态的零散文献资料进行汇聚、整理、点校、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基础性、建设性意义。此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作用不仅仅限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文献、学术价值，比如对于更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也应当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二、该书是郭延礼先生近代文学学术思想新发展、新拓展的重要体现，是近代文学研究学术传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山东省、尤其是济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团队取得的一项基础性成果。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是郭先生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之一，从早年的秋瑾研究、徐自华研究等开始，就已经奠定了相关的研究基础，近年更是朝着群体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相关文学作品、文献史料的汇集、整理和利用。此书就是郭先生这一学术思想、研究意图的一个集中展现。此书也体现了郭先生弟子们对先生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扬，特别集中地展现了以郭浩帆教授为代表的济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团队在近代女性文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对于济南大学的近代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标志性意义，并将产生长久的学术影响。

三、该书从近代女性文学理论与批评、各体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出发，在编纂体例、呈现方式的设计上，一方面借鉴已有相关文学总集的编选经验，一方面结合近代女性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文体、文类特点，反映了编选者对近代女性文学整体格局、主要文献、主要文体文类及相互关系的基本把握，也反映了目前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总体文献把握水平、文献整理水平、史实描述水平。比如适当突出了女性文学的创作特点，某些文体与女性创作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专门设立《弹词卷》就反映了这种从文体与性别关系角度呈现近代女性文学创作面貌的意图，《文学评论卷》《诗词卷》《小说卷》《翻译文学卷》等卷中也提供了许多新文献、新作品，为全面充分地认识近代女性文学创作奠定了可靠的文献史实基础。

四、该书立足学术前沿，关注研究进展，注意运用近期相关研究成果，在近代女性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人物关系、各体文学创作具体情况的考察辨析方面有所推进、有所深化，反映了近年近代文学文献史实方面的新进展。比如《弹词卷》第6001页对于“挽澜词人”真实身份(原以为是陈伯平，编者认为是陈伯平之妹)的考察，《文学评论卷》对于陆士谔妻子李友琴文学评论材料的呈现和有关情况的说明，《翻译文学卷》对陈蝶仙长女陈小翠翻译作品的选录、对翻译剧本的选录，等等，都反映了编选者在相关问题上的敏锐眼光、认识和见解。

五、该书的体例编排、篇目选择、作家作品说明、校勘、注释等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提供的材料、展现的文学面貌，为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该书的体例设计为近代女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例，对入选作家作品的说明也颇为准确、详实可靠。由于近代文学文献著述、发表、流传、保存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点，此书的文献来源相当丰富、复杂，有近代各种刊本，如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也有各种报刊刊载本，还有一些是稿本、钞本等形态的珍稀文献。不同形态的文献、不同类别的文献有其不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校勘的难度也有所不同。该书总体校勘质量颇佳，文献整理规范合理，是一部可资利用的好书。该书个别作家的取舍似尚有可以再思考之处，比如《诗词卷》中没有收录陈翠娜的诗词作品，《小说卷》《翻译文学卷》《戏剧卷》等收录了她的作品，这种情况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各卷之间如能更多协调、统一安排，会不会更好一些？个别作品的归类似可进一步商讨，比如《戏剧卷》所收顾太清戏曲二种，将《桃园记》归为“杂剧”，将《梅花引》归为“传奇”，前者归入“杂剧”是否恰当？这样处理依据的标准是什么？也发现个别地方的校勘似可提出进一步商讨，看看如何处理更合适、更合理。

由《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出版，联想到近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思维与文献实证的关系问题。从一般的学术进程来看，理论思维与文献实证之间当然是彼此依托、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必厚此薄彼，更不宜有所偏废。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但是，对于作为个人的研究者来说，在具体的学术成长、学术研究活动中，对于理论思维与文献实证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却可能产生明显的差异，有时候难以兼顾，甚至可能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这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处理、可能出现的矛盾状况也有可能影响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习惯、变革方向或研究风格与水平。对于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领域而言，首先需要进行的恐怕还是基本文献的梳理、基本史实的描述，也就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应当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出发点。对于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初学者而言，更重要的也应当是文献基础，所谓首先要打好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所指也经常是以文献为中心的基本能力。

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这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就是一部基础性、文献性的大书，应当在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这样说，并不是轻视了理论思维对于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乃至整体近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实际上，即便是像该书这样的文学总集，其编选、整理过程的背后也有着不可或缺的理论观念、学术思想的支撑。只是说，不宜脱离丰富的文献史料、或者只抓住一点单薄的、有限的文献史料，就进行缺少文献支撑和史实依据的空洞、浮泛的理论阐释、逻辑思辨。这方面，曾经流行多年的“以论带史”的学风、文风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的出版，再一次证明文献史料建设对于近代文学研究建设发展的重要性，启发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相关文献，更深入、准确地认识和分析近代文学的诸多问题。只有理论思维与文献实证的各擅胜场、相依相济、比翼齐飞、共同发展，才能促进近代文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