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颂·造人术·吸血鬼
——美国小说An Unscientific story跨文化传播中的变异与重构

国 蕊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引言

AnUnscientificstory(《一个不科学的故事》)是美国女作家露易丝·杰克逊·斯特朗(Louise·Jackson·Strong)创作的短篇小说，于1903年2月发表在当时著名的女性家庭杂志《大都会》(TheCosmopolitan)上。小说自此开始了纵横东西的传播之旅，且相较于西方本土，其在东方的流传更为诡奇：同年6月，该作由明治著名译者原抱一庵以『造人術』的篇名译入日本，连载于《朝日新闻》，不久后，被收录到译文集『泰西奇聞』中再度发行，并进而影响到中国。1906年，鲁迅和通俗小说家包天笑据日文译本先后转译《造人术》，并将启蒙之思嵌入底本描绘的“西方科技文明”之中。与此相对，小说在西方本土却遭遇了近一个世纪的冷遇，直至1987年，被整理到吸血鬼小说集《德古拉的后裔》(Dracula’sBrood)中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借小说集的成功和多次再版，将影响波及到大西洋彼岸：1988年，意大利翻译出版了吸血鬼小说集《血与玫瑰》(ILSangueeLaRosa)，11个短篇中有7个是选自《德古拉的后裔》(1)此7篇小说并非多次再版的著名作品，同时，意大利语译本封面上的宣传语及列出的代表作家名称也均与美版一致，因此可判断意语译本是以《德古拉的后裔》为底本的。，其中就包括这篇“不科学的故事”，2019年美国出版的女性作家恐怖小说集中，亦包含此篇。

横贯东西的流传使小说具有了世界文学的语义，而从美国原著的伪科学故事发展到近代东亚的“造人术”，再演变至当下西方的“吸血鬼”，其流播于不同文化体系、时空语境中经历的“入乡随俗”或“削足适履”，已是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使小说成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理想案例。围绕译介情状，东西方的研究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发掘。其中，中日学者多侧重于底本考证，及以鲁迅之翻译活动为轴心的考释；而西方学者则往往跨越领域，结合医学等其他分野，探讨文本的隐喻意味及历史语境(2)如果将传播的个中情况及译本均纳入An Unscientific story的谱系中来考察，则可以说，其研究肇始于中国学界。1963年，中国学者熊融发掘出鲁迅于1903年发表的两篇译文，并就此发表文章《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第90-94页)，将鲁迅的译述时间提前了的同时，也将本文议题小说的中译本《造人术》首次拉入研究视野，但文章并未提及相关底本及原著，同时对《造人术》究竟为著为译，亦存疑虑；紧随其后，戈宝权于《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文章《关于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第133-134页)，进一步对熊融所论两篇译作的底本及原作情况进行查考，首次指出《造人术》的转译情况及原著者信息，称“系美国路易斯托侖著”，一九〇三年“九月知新社出版了原抱一庵译的《泰西奇文》(小说集)，其中收有《造人形》，疑即此文。”虽然此结果是据鲁迅译文中对美国原著者姓名的标注，以及间接资料《明治、大正、昭和翻译文学目录》查阅所得，存在错误，但仍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及研究引导性意义。1986年，陈梦熊将与周作人的三次通信整理成文，其中确定了《造人术》的翻译身份，同时对其刊登媒体《女子世界》及译文跋语进行了意味考探；至此，可以说中国学者的第一阶段研究告一段落。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接力展开了研究的第二阶段。1999年，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以神田一三的笔名，发表《鲁迅〈造人术〉的原作》(《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第36-46页；原日文论文发表于『清末小説から』、1999.12.1．第22号)，《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第27-31页；原日文论文发表于『清末小説から』、2000.1.1．第56号)等系列文章，通过与日文译本、美国原著详细的文本对比分析，确定了小说的原著来源及译介路径，虽着眼点不同，但相当于勾勒出了小说An Unscientific story的近代东亚传播线索及轮廓，是对此一研究的重要推进。之后，中国学者再次聚焦，先后有宋声泉《鲁迅译〈造人术〉刊载时间新探》、任冬梅《论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及王家平《鲁迅译作〈造人术〉的英语原著、翻译情况及文本解读》等文，围绕中译本的刊登时间、主题等继续深入；国蕊《从“世界奇谈”到“女子世界”—再议〈造人术〉的译介》等篇，挖掘了不为学界所知的《造人术》在近代中国的译介史实，并从中日文学互动关系的角度，对日文译本以及鲁迅所用底本之版本的另一种可能，提出了新的解说。可以说，中日学界均以鲁迅为轴心进行发掘，厘清了中译本的来龙去脉，但同时，除了确认底本所需之外，对原抱一庵的日译本诸相，以及整体的东亚流传脉络都乏善可陈。与此相对，西方学者似乎更喜欢宏观叙论，但也是凝神于鲁迅的《造人术》译作，如Carlos Rojas：The Germ of Lif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1.Vol.23,No.1)中，将制造“人芽”理解为“细菌革命试图识别导致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微生物的寓言”。 因此可见，东西方学界都存在孤立地看待鲁迅译本《造人术》的倾向，而将同时期另外存在的包天笑等译本，以及日本转译环节等均置于背景之中；另一方面，对原著在当代欧美语境中因被收录到吸血鬼小说而造成的主题改变，以及延展出新的枝蔓等，也均未有察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本文探讨之核心，亦是其最大价值意义之所在。。两厢虽各有所长，但不免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与资料的隔膜，学界尚未能真正地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小说贯穿古今东西的流播实景进行系统梳理和整体观照，使得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可以展现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诸多问题的宏大叙事，只留下零碎的侧面和剪影。因此，本文拟立足于尚未被学界关注的一手史料，首先考察小说原作的主题意涵，进而在梳理传播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在多重文化形态传播中发生的变貌，以及如何被解读，被诠释，被建构，如何实现文化的沟通以及自身的价值与定位。

一、儿童文学与神权赞歌——1903年的An Unscientific story

小说Story(3)为论述便宜，将小说简称为Story，后文同。另，本文所用文本版本为1903年2月第4号《大都会》杂志上刊登的小说初版。讲述了一场科学实验灾难：化学博士进行实验成功造出人芽(4)英文原小说中，用life-germ、creature等来指代实验造出的“人”，本文论述中则对应用“人芽”、“生物”来指代。(life-germ)；之后人芽迅速分裂繁衍，成为危及博士及家人乃至人类的高智商嗜血恶魔；博士决定承担实验责任，暗装炸弹欲与人芽们同归于尽；最终，人芽们不小心引爆炸药，全体灭亡，而博士幸运得救，与妻儿团聚。制造出的高智商“人类”，最终却成为威胁同胞的“科学怪人”，这种两面性的描写充满了对科学发展的辩证思考，即便今天读来也颇具现代性和前瞻性。只是，若结合作者的创作履历来分析，恐怕上述阐发并不足以构成小说内涵的完整释义。作者露易丝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迄今可查的十数篇诗歌与小说创作主要刊登在儿童与宗教报刊上，作品中多表现出对上帝与神权的称颂(5)详见符杰祥：《谁是“路易斯讬仑”？——鲁迅译〈造人术〉作者考，兼论女作家“失踪”之谜》，《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1期。。如诗歌《天堂的钟声》里，作者热情澎湃地表达着对天堂及上帝的赞美：“荡漾在荣耀之巅，宏亮而清晰。天堂奇妙的钟声，欢快地，歌唱着，一声又一声，向四面八方响起。那是歌颂永恒之王的圣歌。”(6)原文为：“A down the heights of glory, loud and clear. The wondrous bells of heaven, joyful, sing, grand peal on peal, sweep out ward far and near.”A Floral Peace Jubilee-The bells of Heaven，Christian Herald and signs of our times，1899年9月27日第22卷39期，第737页。而另一篇《来自深处的哭喊》则记录了身处困境中的作者向上帝的求救：“耶稣基督啊，你曾为我这样的人受死，用你的力量释放我吧!救救我吧!”(7)原文为：“O Christ, who suffered death for such as I, Release me by thy power! Help me to die!”Cry From the Depths，The Midland Monthly，1898年2-6月第10期，第213页。宗教是露易丝创作的主题，而在这样的创作框架中，Story又是否为宗教题材作品，其故事的设定又体现了作者怎样的表达与言说呢？

仔细辨读Story文本可发现，其中有多处涉及上帝和神权的内容。博士以造物主之气魄投入实验，人芽造出后，他激动得要向世界宣告，以震惊科学家和神学家们。此时的他，内心满是成功挑战神权，成为第二造物主的豪情。但之后，人芽变异，在威胁与攻击之下，他对自己这一“‘杰作’的骄傲都消失了”(8)Louise Strong. An Unscientific Story. The Cosmopolitan. Feb 1903-4. 414.，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并慨叹道，“我是多么可怜，多么无能为力的创造者啊!若允许将时间拨回短短的几个星期，我会幸福地置身于最单纯的劳动者间，再也不干涉全能上帝的特权了!”(9)Louise Strong. An Unscientific Story. The Cosmopolitan. Feb 1903-4. 415.慨叹中充满了对自己挑战神权的悔恨和嘲讽，表明他已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与有限，以及上帝的全能与无限；他不再痴迷研究，也不再继续改良实验，而是彻底否定了自己(或者说人类)拥有造人的能力，表现出在唯一造物主面前认输与顺服的姿态。这种对神权的醒悟与体认在后半部分进一步升级，并突显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上帝的正面歌颂与对挑战神权的省思；如将要启动爆炸装置时，他想到妻子，欣赏她能“满足于过着万能的上帝为她安排的生活”，同时，借科学家之口议论造人实验“是不可能……因为只有全能者才有赋予生命以呼吸的特权”。如此般对“全能者”(Omnipotent)的致敬在篇末更是表现到了极致：“多么安静的夜晚!万物以何等神圣的精准，在全能者的掌握和引导下，按照预定的路线运行着!他衷心地祈求保护，并祝福这座安静的曾住过他亲爱的亲人们的房子。”(10)Louise Strong. An Unscientific Story. The Cosmopolitan. Feb 1903-4. 416-417.故事最终，人芽们失误引爆炸弹全体绝灭，而博士幸运得救，与家人团聚的圆满结局仿佛是上帝对他祈祷的回应。小说以科学造人的故事表现了歌颂神权的思想内核，而故事逻辑与人芽恐怖嗜血的形象，又使其具有哥特小说的风格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特征。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小说中反复出现了有关“罪”的表达。“产生强烈罪恶感”的博士决心与人芽同归于尽，这既是承担责任，也是对自己罪过的一种审判，这种罪责感与其说是来自糟糕的实验结果，不如说更多是来自于对造物主权柄的质疑，及对上帝合法性的挑战，这在根底上，与西方文明中不将神看成是自己的光，而“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的光”并因此产生的“罪意识”是相通的(11)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主人公博士在文中无名无姓，通篇以第三人称代词“He”(他)来指代，这应该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对人类的泛指，与“全能者”(Omnipotence)相对应。人类进行科学实验造出了“人”，结果却演变为毁灭自身的力量，小说正是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反证了上帝的合法性与科学性。在此意义上说，作者设定的小说题目正表达了其批判主眼，“不科学”(Unscientific)一词具有双重意味，既是对实验之科学性的否定，也是对挑战神权这一颠覆性革命的推翻。由此或可说，小说的外在表现上是对科技发展之恶果的预言，而其内在立意则是对上帝虔诚的护法，是对近代西方科学革命语境中作为科技进步之伴生的人类自以为是的征战。此结论大概可有力地回应学界关于作者“自己也将该小说界定为非科学故事”的困惑与质询(12)[日]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许昌福译，《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第39页。。

小说Story发表于美国著名杂志《大都会》，该刊于1886年3月在纽约创办，以“First-Class Family Magazine”(一流的家庭杂志)为宗旨，关注女性和少年儿童，刊发有关时尚、家居装饰、烹饪及育儿等方面的文章(13)原文为：“There will be a department devoted exclusively to the concerns of women, with articles on fashions, on household decoration, on cooking, and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etc”，The Cosmopolitan，1886年3月第1期，封面。。因此，结合杂志调性、读者面向及作者的创作倾向来看，可以判断Story原文本是以女性、少年儿童为预期读者，批判科技进步与质疑神权的宗教作品。

二、科技启蒙与西方憧憬——近代东亚语境中的《造人术》

西方文界认为，Story发表后在欧美销声匿迹，直到1987年被收入小说集《德古拉的后裔》后才得以再度传播(14)包括小说集《德古拉的后裔》对Story一文的介绍文字中亦未提到小说在近代东亚的传播。，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就在小说刊发4个月后，其日译本问世，且是由明治著名翻译家原抱一庵操觚，发表于报界首屈一指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在正文前的识言中，日译者坦言小说是Story的翻译，但并非全译。1903年6月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节译了原著讲述成功造出人芽的开端部分，并为主人公加上名字：化学家以仁透氏，胸怀造物主之气魄，不顾世人嘲讽，潜心实验制造人类胚芽，终于实验成功，为自己解开世界、生命之谜，成为第二造物主而狂喜。此为第一回，文末注明“未完”。7月20日发表了续篇，是为第二回。在这部分中人芽渐具人形，完备各项器官功能，却盯住以仁透氏的咽喉，表现出食肉嗜血和高智能生物的特性，令以仁透氏感到愤怒与惊恐，并自潜意识里泛起悔意。这部分在原著中是故事转折的伊始，而在日译本中则是小说的收束，仅投射出实验失败的暗影。

同年9月，日译文被收录到原抱一庵翻译小说集『泰西奇文』中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文集仅收录了讲述造人成功的连载第一回。篇幅上看，原著共有4440个英文词，日文连载第一回对应574词，第二回对应718词，共计1292词，大体相当于原著的四分之一，仅收录第一回的文集版则相当于八分之一。日译本情节简单，乏于波澜，对原著的内容与主题都未予充分展开，对心理描写与细节刻画也进行了大量删节，人物形象也因此失于扁平，再加上迥异于原著的标题，使小说实质上已与原作脱轨而另成新篇。相对于原著，日译连载像是“怪谈札记”，而进一步剪裁后的文集版本则仿佛是篇“科技奇闻”。

就日译本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为何译，为何节译，以及为何二度节译？在两版本共有的译者识言中，对小说有如下介绍。

此怪奇なる一小説は、米国紐育のコスモポリタン雑誌社が新進作家として當時同国の読書界に於て頗る寵愛せらゐ々フルイ、ストロング氏を起こして著作せしめ、稿成て去月五日の同紙上に掲載せられしものなり。(15)[日]原抱一庵：『造人術』，『東京朝日新聞』，1903年6月8日。(拙译：此篇离奇小说, 为美国纽约《大都会》杂志社起用的当时颇受该国读书界宠爱的新晋作家露易丝·斯特朗所著,全文于上月五日在该杂志上刊载。)

引文中可见译者对同时期美国文坛的熟悉与关注，同时，他将小说评价为“离奇”，言语中暗含着对造人实验科学性的否定，这似乎与原著“Unscientific”表达的意思相一致，但详加分析可发现两者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原著以上帝为唯一合法的全能造物主，而向此宣战的造人实验则被视为非法异端；而日译本不仅因大量删节使出现在原文后半部分中的“上帝”一词被悉数清盘，还将选译范围内的唯一一处对神权的指涉(16)即造出“人”后，博士的感慨部分，其中言道：“He tossed his arms aloft wildly, as if challenging Omnipotence itself. At that moment, he felt a very god! He could create worlds, and people them! A burning desire seized him to rush out, and proclaim the deed from the housetops, to the utter confounding of brother scientists and the theologians.”(拙译：他疯狂地举起双臂，好像在挑战万能的权威。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伟大的上帝！他可以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一股强烈的欲望攫住了他，让他冲出去，站在屋顶上宣告世界，震惊他的科学家同胞和神学家们。) The Cosmopolitan，1903年2月第4号，第412页。也予以删剪，使原作神权礼赞的主题因上帝的“退场”而被消解。因此，日译本的“离奇”与原著的“不科学”并不一致，反而可以说，日译者对神学议题是颇不以为然的，其对“离奇”特性的捕捉，一方面可能基于自身对造人科技匪夷所思的判断，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科幻小说的表达与呼应。由此可见，日译『造人術』的文本面貌颇为契合当时日本全盘西化的社会背景，及科幻小说大行其道的文学语境。

至于如此节译的原因，在诸多可能性当中，笔者认为在『造人術』发表之前，译者与山县五十雄的论战是不可无视的原因，而在迄今为止的探讨中，这一点均未见提及。1903年4月，原抱一庵围绕其译作『該撤惨殺事件』，与主持《万朝报》英文专栏的友人山县五十雄展开了激烈的误译论争。当时，原抱一庵在文坛刚刚东山再起并重获声誉，山县的尖锐批评给他带来沉重打击，以至于“在本乡剧场的看台和观众席上逢人便议论此事”，“疑心自己成为世人笑柄”，可以看出其内心感受到的巨大不平与屈辱。日本将对名誉的敏感看成是高尚理想的重要部分(17)[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2页。，讲究维护声誉之“义理”，即要竭力维护自己在职业和技能中的声誉，使其不受玷污，否则就要雪耻，以洗刷污名(1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9页。。Story中，化学博士与原抱一庵有颇为相似的遭遇：勉力于专业技术工作(造人实验、翻译小说)，却因技术失误(变异、误译)而功亏一篑，名誉受到巨大损害。这些故事发展唤醒了拥有相似经验的译者的痛点，原作中博士因忏悔而得到救赎，然而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中的罪意识及由此引申出的忏悔文化不同，对日本人来说，“忏悔也丝毫不能减轻其痛苦。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坏事将被世人所知晓，所以，忏悔也只是徒增烦恼而已”。因此，原抱一庵或为维护自身情感，或为避免时人在小说人物上有所附会，横生议论，而最终选择删节，拒绝将现实情景于文本空间中复演。在单行本的二次节译中更是始终让博士站在了名誉的巅峰，故事也拥有光明的尾巴。换言之，删节实验失败的后半部分似乎就是一种雪耻——消除技术失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最终构成心理意义上的雪耻。不过小说发表后，原抱一庵出现了精神问题，这或可说明他并未真正走出困境，而次年的亡故则更类似自戕，是以另一种方式“雪耻”并获得了最终的救赎。

译者虽逝，然而小说的生命却借中国的转译得到了延续。1906年，鲁迅与包天笑先后转译了《造人术》，前者发表在《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上，后者刊登于稍后4月26日的《时报》上。就文体、内容而言，两者呈现出较大差异。鲁译是精妙的文言体直译，如开篇“疏林居中，与正室隔一小庐，三面围峻篱”与日译底本基本忠实对应。包译则是浅近白话体的意译，同样是开篇部分，其译为“美国纽约之西有可士孟村焉，村中少人居，万木翁翳，地极幽蒨，有小屋巍然不与他舍连，三面皆环以高垣”。“美国纽约”显然是将日译本中介绍的原著者信息移用为小说的人物背景，且文中有较多增饰。差异之外，两译本也有共通性，如将底本中用于直抒胸臆，表达强烈情感的第一人称叙事改为第三人称引言等，显示出近代早期智识阶级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途中的蹒跚步履；而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两者均在篇末添加了跋文。作为副文本，跋文是正文的延伸，对正文构成一种解释与说明，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与确立，引导读者期待视域与审美心理的形成，“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19)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因此，需将正、副文本合而观之才能解读中译《造人术》的完整语义。

鲁译本后的跋语署名“萍云”，为周作人所作。文章首先指出“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需要“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以改良国民性，“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20)萍云(周作人)：“造人术文后评语”，《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合刊，第81页。。周氏兄弟将“造人术”原本的生物属性进化为社会属性，以“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为其背书，从中可见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端倪，与此一时期鲁迅筹办《新生》杂志以促进国民实现精神思想之新生是一脉相承的。之后又根据造人最鸿蒙原始的生理含义，引申性地指出女性“负国民母人之格，为国诞育强壮之男儿”，是“抟土为人，创造世界”的 “新造物主”，并号召“使吾国二万万之女子能成为新的造物主”，“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这里的“新”既是相对于西方“造物主”的上帝而言，也与女权运动中倡导的“新女性”相呼应，是将女性置于民族、世界、种群之母的高度，近乎开天辟地般地强调了女性成长的特殊意义。此篇跋文在国民性改造、女性问题等方面，发近代革命之先声，表现了周氏兄弟合力，共同参与中国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建设，由晚清启蒙到新中国建立的时代话语之中。在包天笑执笔的另一版中译本里，译者也附上了跋语，且表现出与鲁译本一致的内在理路，即同样着眼于“造人”的社会意义，指出：“我所述之造人术固宇宙应有之理，惟我愿依仁透博士发明造人术后更当发明造魂术，不然是蠕蠕者，纵能运动世界亦奚用此行尸走肉为。”(21)包天笑译：《造人术》，《时报》，1906年4月26日。这里，包天笑将周氏兄弟潜在的，批判国民性的声音更为直接地表达出来。

两篇跋文是译者对作品的解题，而归根结底是基于对社会现实体认之下的“深度批评”，其严苛冷峻的现实性取代了日文节译营造的科学幻景，将文本改造成启蒙话语的言说空间，成为“载道”之工具。鲁译本跋文之后，附有杂志主编丁初我简短的评语，其言道：“吾读造人术而喜，吾读造人术而惧。采美术炼新质此可喜，播谬因传谬种此可惧。更进以一言曰铸造国民者视国民母之原质；铸造国民母者，仍视教育之材料。”(22)丁初我：“造人术文后评语”，《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合刊，第81页。默认了小说启蒙属性的同时，亦将其深意拓延至教育，丁初我的此番解说与包天笑之后创作《造人术》的续篇《新造人术》等，都印证了在译者副文本的铺设下，晚清的文人读者接受并完成了中译本启蒙主义的语义构建。

总结而言，中译本未醉心于传播西方科幻，译介此“生命工程”并非因中国科学文学落伍，而在于群治思想落伍。在日文底本重构的西方文艺框架内，中译本并未延伸出关于科技与艺术上的交流及互动，而是进行了启蒙性的潜对话，充满了现实主义关怀。至此可以明了的是，Story在近代日、中两国的跨文化传播中，失落了其原有的文本面貌与主旨意涵，如同处在各种力量之中的漂浮物，具有了不同的言说空间。

三、消费社会和商业元素——当代欧美视界中的“吸血鬼后裔”

与初版时隔近一个世纪的1987年，Story被收录到小说集《德古拉的后裔》中在美国本土出版。书名中的“德古拉”(Dracula)是1897年著名恐怖小说家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历史上经典的吸血鬼形象。他面目狰狞丑陋，凶狠残忍，居住在古堡中昼伏夜出，靠吸食人血生活了数个世纪，但最终被杀死。《德古拉》是当时吸血鬼文学的集大成者，自面世以来，迄今已发行了三百多个版本，总销售量达几千万册，相关译本、缩写本、改写本与改编本也不计其数，影响巨大(23)黄禄善：《阅读吸血鬼：布拉姆·斯托克和他的〈德拉库拉〉》，《译林》，2006年第5期。。“德古拉的后裔”这一标题显然说明小说集以吸血鬼为主题，而在序言中，编者也进一步强调了编辑的目的是“展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吸血鬼文学流派的广泛兴趣，这些作品对布莱姆斯托克的影响，以及德古拉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种恐怖小说形式的推动”，并强调作品择选的标准是，“有意避开了该流派中所有易见到且常被再版的著名的经典作品”，而是选择了“一些更易被忽视的吸血鬼题材作品，包括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作品”(24)Richard，Dalby.“Introduction”,Dracula’s Brood，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7.1-3.。那么不言而喻，Story是作为描写了德古拉系的吸血鬼形象，且是遭忽视的该类题材作品而被收录的。将人芽等同为“吸血鬼”，这种理解使小说有了新的诠释和销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Story借小说集的再版既实现了向本土的回归，也可谓是在故国的新生。

故事情节并无改变，但频道却已从“颂神”切换为“见鬼”，这种近乎悖论式的发展实在吊诡得耐人寻味。在同一国度，相同的西方文明框架内，对小说的理解为何会发生如此之大的移位呢？复杂的原因当中，首先可举的是社会语境的变迁。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代表，不仅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生物理论，更形成了与上帝创世信仰的直接对抗，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重新思考。在两次科技革命的冲击下，对上帝的信仰处在与科技的激烈辩争之中，人们的神学世界观发生动摇，传统的神权秩序面临破产。Story正是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的产物，是身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之中的作者，为维护上帝而进行的抗辩与发声。而1987年再版时，世纪初的纷争已经偃息，神权信仰与科学技术已在新的发展程度与理解层面上得到平衡与契合。处在这一新秩序当中的读者，其视角、趣旨与理解力已较之前发生很大不同，是难以在非研究性的阅读活动当中，辨识觉察出作者之深意的，小说原初之面貌也便就此模糊。

此外，小说此番重焕生机与欧美“吸血鬼”文学的发展及商业元素的催生也密不可分。吸血鬼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其文学类型的源头是18世纪欧洲的哥特式小说。1897年布莱姆·斯托克创作的《德古拉》被认为是传统吸血鬼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这些早期作品中的吸血鬼主人公具有恐怖残暴的共同面孔，整体上遵循吸血鬼残害人类，被发现，被剿灭的三段式叙事脉络，存在较强的类型化倾向(25)孙桂涛：《吸血鬼小说的发展脉络与作品导读》，《中国校外教育》，2012年第9期。。这种传统书写在1976年被颠覆，是年美国畅销小说家安妮·赖斯发表了《夜访吸血鬼》，一改恐怖邪恶的传统形象，而赋予吸血鬼英俊明朗的外貌，善良柔软的内心与永恒不灭的生命。该作品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开创了吸血鬼文学的新时代(26)程东岳，潘纯：《解析西方小说中的吸血鬼形象及其现实意义》，《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相关的改编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惊情四百年》《夜访吸血鬼》等等都被搬上了银幕。《德古拉的后裔》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出版的，可谓是新浪潮中的逆流，目的是为展示传统吸血鬼“德库拉在20世纪上半叶对吸血鬼这种恐怖小说形式的推动”，是一种向吸血鬼文学传统的回望和致敬。虽未迎合新潮流，但难以否认，小说集的流行、数度再版，以及作为底本被其他文集采录等等，都受惠于吸血鬼文学的畅销热潮，也与影视作品的成功密不可分，反映了消费文化中商业元素对文学的推动。

《德古拉的后裔》中强调所收录的除经典吸血鬼之外，还包括具有“嗜血和吸血鬼特点”的“生物”或“人类”。在Story正文前，编者介绍收录原因为“德古拉(Dracula)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主题的独特结合，讲述了一群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吸血鬼怪物”(27)Richard，Dalby. Dracula’s Brood，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7.238.。可见，文集对Story吸血鬼主题的认定，正是来源于对其中实验造“生物”的科学怪人本质及其“嗜血和吸血鬼特点”的有力捕捉。小说中，生物面貌恐怖丑陋，“长出一副奇怪的人类模样”，“长圆形的头部出现一个孔洞，形成块状鼻子下一张无唇的嘴，两只耳朵竖在两侧”，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傻乎乎地留着口水。同时，它们又凶残邪恶，暴力攻击博士，“在他的脖子上撕咬，搜索他的喉咙”，而当博士防卫反击时，它们更加凶狠，“拼命地想要靠近他的喉咙”，逼迫得博士大喊：“怪物，谁会要吃人的肉呢？这不是我所诅咒的吗？这就是魔鬼！”咬啮脖颈的方式，嗜血食肉的行为，均具有吸血鬼的代表性特征。而另一方面，Story中“进行制造生命的实验——造出怪物——受到怪物伤害”的故事理路，在底层逻辑上与《弗兰肯斯坦》是相通的，小说因而又具有了典型的危及或毁灭其创造者的科学怪人之特征。小说集用“德古拉的后裔”的标题，以及上述诸副文本合力将恐怖吸血鬼的主题拉伸放大，从而超越了原本的宗教小说主题。而在此基础上，小说中的婚姻、爱情与女性因素等又被进一步提炼，进而发展出意大利语译文集《血与玫瑰》，以及2019年新近出版的女性作家吸血鬼小说集《恐怖女王》。《德古拉的后裔》的收录是当代读者阅读需求与文学景观的另一番呈现。

这种“误会”之下，原作的深层次内涵发生了变形。原作突显了全能者上帝的权威，强调了博士实验造人、挑战神权失败之后的罪恶感，是一种原罪意识的体现；而文集则将造人实验的失败成果视为吸血鬼——与人完全对立的魔鬼族类，从而将小说完全纳入非现实的魔幻作品文类，不言而喻，后者直接消释了原作礼赞上帝的主旨初衷，重新建构主题的同时，也瓦解了潜藏于文本深层的罪意识。

《德古拉的后裔》自1987年出版后，分别于1989、1991、1996以及2016年四度再版，尤其是1996年开始使用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做封面，其受追捧程度已毋庸赘言。此外，就在这部小说集初版发行的次年，包括Story在内的7篇作品被译为意大利语，收录到以“吸血鬼与爱情”为主题的小说集《血与玫瑰》之中。这一收录沿袭了美国当代的接受思路，同时，“玫瑰”的主题说明故事中描写博士与妻子的情感部分被抓取和放大。时至2019年，Story又再次被收录到美国出版的女性作家恐怖小说集《比男性更致命：恐怖女王的杰作》(28)Graeme Davis：More Deadly Than The Male：Masterpieces from the queens of horror，Pegasus Books，2019.中，这一辑录既着眼于恐怖题材，进一步表现了对作品吸血鬼主题的认同，同时，又着眼于作者女性身份的性别书写，使小说得到从女性主义出发的另一层理解维度，作品及作者进一步走进大众视野。有趣的是，这种女性主义的提升使人不得不想起一个多世纪之前，小说在晚清中国流传时被赋予的关于女性问题的启蒙话语，而前者仿佛是对后者的回应、解答和告慰，为小说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宿命色彩，或也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小说的最终使命。

结语

Story的东西之旅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在流转中经历种种变化，在多种文化形态中确立自身的地位与属性。生活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美国作家露易丝恐怕很难想到，当年的一则短篇Story会在隔开一段历史时空的近代东亚和当代欧美，发出如此不同的声音。这些译本与编录有力地承担了历史与现实，建构出远超于原文本的多重跨文化叙事空间。

小说最初发表时正处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中，作者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描写了造人实验失败所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以此反证唯一神权的合法性，标题所谓“不科学的故事”即是从肯定上帝的角度，否定和讽刺科技文明，以自身的信仰与理解回应了时代的突出问题。

在近代的东亚语境中，小说逐渐摆脱了原初的神学教义，成为情感或政治喻体。日本原抱一庵译成『造人術』，既是出于明治阅读市场的需求，也含有译者个人的因素，体现了现实世界对文学世界的干预。与此相对，中译本则体现了文学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关涉，映射了晚清智识阶级有关国民性和女性问题的认识萌芽，具有多重意义。中、日两译本未能触及小说原著的主旨内涵与艺术精髓，但对原文本不同角度的解构与重建，呈现了近代东亚语境中的历史格局与文学景观，起到了连接东、西之“中间者”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亦促进了小说世界主义语义的生成。

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当代逻辑趣味里，Story依靠“吸血鬼”基因而被激活重生，步入当下的文学现场。吸血鬼作品集的收编及序言、编者识言等副文本的强化，使作品主题由讽刺科技对神权的挑战，转变为描画人与“鬼”的博弈。受惠于当代的消费文化，被错位理解的作品反而获得了广泛认同，数度再版并发展出意大利语“吸血鬼与爱情”，以及女性恐怖小说书写的两个分支，而这些说明吸血鬼系统已经完全地更新了原作的初始设置，为小说带来新的活力。只是不得不提起注意的是，Story原本是时代病象的表征，是罪之文化心理的展演，而以吸血鬼题材来定位，在显示出文本极大语义弹性的同时，也终将因这种认知的日趋固化而导致小说的内涵走向单一，失去原文本语义中对时代语境的映照，以及现实关怀，这也或可谓为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