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的调整再造与地方社会整合
——以佛山乡饮酒礼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郭文钠

（佛山市博物馆，广东 佛山 528000）

乡饮酒礼源于周代，是嘉礼的一种，唐人孔颖达注疏《礼记·乡饮酒义》认为乡饮酒礼有4 种形式或功能，“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1］2284学者杨宽认为孔颖达是根据《周礼》立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他认为乡饮酒礼源于周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习惯，目的是分贵贱和长幼，并有议会的性质。周族入主中原后，习惯礼仪转为制度性仪礼［2］222。即便如此，孔颖达之说也表明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乡饮酒礼因社会环境和需求不同，产生了丰富内涵和不同功能，其意义有所分化和取舍。

入明后，统治者很重视乡饮酒礼的教化意义。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令天下行乡饮酒礼，洪武十六年（1383）颁布乡饮酒礼图式，以诏令形式明确于天下，对于乡饮酒礼的时间、地点、经费支出、仪轨等皆有十分清晰的规定［3］327-334。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中期以前，统治者非常看重乡饮酒礼的教化功能。尽管执行力度各地参差不齐，但是明清统治者的推动促使乡饮酒礼逐渐融入民间社会生活，乡饮酒礼倡导的敬老尊贤，也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化、有序化起到引导作用。

乡饮酒礼的历史进程及演变，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取向大抵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源流考和历史形态考，从宏观层面上对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时代演变进行梳理和阐释；二是对乡饮酒礼的功能进行分析，考察其与社会结构、地方史等之间的联系；三是关注礼乐价值，这是乡饮酒礼研究的一个特点。［2-9］整体而言，学界较为关注乡饮酒礼的社会教化和秩序整合意义，这与“礼”本身的功能有关。本文以佛山乡饮酒礼的变迁为中心进行考察，试图阐明作为“礼俗”的乡饮酒礼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整合作用。

一、乡饮酒礼与祖庙

佛山市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腹地，现辖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区。禅城区的老城区（今祖庙街道）在明清时期称为佛山镇，属南海县管辖。

明清时期，佛山镇虽然仅为南海县治下的一个市镇，但是其手工业、工商业发达，“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0］193。按照等级，明清“乡饮礼可分为属于国家正式政权组成部分的府州县级，和属于乡民自治体系的里社级。”［6］32佛山的乡饮酒礼无疑属于后者。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虽然佛山早有聚社会饮的风俗，然而自称“乡饮酒礼”，并自觉纳入“礼”这一层面，则始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佛山灵应祠值事简遇熊等人倡导发起。

壬午（1702）中和，上谕祭期也，余同人适典斯役，夙夜斋居，因交口言曰：“中和，仲春也。春酒介眉，诗咏之矣，盍修乡饮礼乎？”爰是谋诸耆硕，佥报可。发帖敦延，得杖朝以上者五十六人。维时觥筹交错，齿德相辉，观者哦为盛事，乐观礼让之成。夫祠曰“流芳”，报功也；社名“崇正”，尚贤也；乡饮酒礼，序齿也。有其举之，莫或废也。子曰观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信斯言也，请自佛山始。［11］383-384

这段文字记载，传递出了几则信息。首先，此次乡饮酒礼的举办出自临时决定，是简遇熊等值事在佛山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场所——以供奉北帝为主神的灵应祠举行春祭时，商量而起。其次是乡饮酒礼的举办地点。从记载提及流芳祠及崇正社学，可以明确是在灵应祠建筑群内，具体位置不得而知。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设宴于灵应祠后楼和崇正社学，乾隆时可能也是如此。由于府州县乡饮酒礼一般是在州学等儒学举办，这种通行做法必然具有示范性意义，崇正社学很有可能是主要会场。

佛山乡饮酒礼之所以选择在灵应祠，崇正社学是一个重要原因。崇正社学位于灵应祠左侧，原为佛寺。后因明初大兴社学［12］1690改为社学，名为“崇正”，因其供奉文昌帝君，也称“文昌宫”。崇正社学是佛山最早的社学之一，因而地位独特，并明确地与乡饮酒礼联系到一起，“每岁十一月二十四，崇正社学举行乡饮礼”［13］。“先期赴大魁堂报名，绅士为之介绍。是日，设馔于灵应祠之后楼及崇正社学”［11］383。

崇正社学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文教组织，承担起举办“乡饮酒礼”的职责，不仅是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更是因为它与灵应祠的关系。更准确一点地说，是因为“祖庙”——这一由灵应祠、崇正社学、忠义流芳祠、嘉会堂（大魁堂）等不同功能的社会组织抱团集结、相互强化的实体兼意义机构，在佛山社会生活中的超然地位。

祖庙是灵应祠的别称，也称祖堂，但是它容纳了比灵应祠更广泛和复杂的内涵。“祖庙”意义的集结和强化在历史上是逐渐形成的。其核心是灵应祠。灵应祠始建于宋元丰年间。明正统十四年（1449），南海人黄萧养聚众起事，不久即纠结数万之众，分头攻掠广州、佛山等富饶地。在攻打佛山时，佛山士绅相互奔走串联，团结八图二十四铺乡民击退黄军。在这一过程中，士绅借北帝显灵鼓舞士气，威慑敌军。事后，佛山特地为此向朝廷请求封典。朝廷“诏以北帝庙为灵应祠，佛山堡为忠义乡”［14］，将灵应祠列入官祀行列，要求地方官“每岁供祭品物，春秋离职，亲致祭祀，用酬神贶”［13］。灵应祠因而从珠三角一众北帝庙宇中脱颖而出，“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15］208佛山也得到了朝廷的封赏赐名，拉近了与皇权的距离，获得了政治话语资本。

围绕着灵应祠这个内核，如同行星围绕恒星旋转一样，其他象征符号和社会资本陆续附着而上。

其一是地方自治力量。士绅自治是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生活的特点。佛山地方自治架构在八图二十四铺联合抗击黄萧养军的过程中得到有效整合，因佛山地方政治资本获得与灵应祠有关，也形成了在灵应祠议事的传统。早期尚无固定场所，后来逐渐形成议事体系，并于明天启七年（1627）在灵应祠右侧拓地建筑，作为集中议事之用，名为“嘉会堂”。入清后，佛山地方自治力量被削弱，嘉会堂逐渐衰落。尤其是清初，只有灵应祠“庙会”，即庙议，内容限于管理灵应祠庙事，灵应祠一度成为八图土著的公共祠堂［16］355-360。不过，随着佛山逐渐发展为手工业、工商业重镇，社会结构和事务的复杂化促使士绅自治重新被唤起，组建起新的自治机构，即大魁堂。大魁堂建筑设于灵应祠和崇正社学之间，地虽狭窄，其代表的自治体系却在清中晚期佛山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二是忠义流芳祠代表的八图土著祖先崇拜和宗族势力。流芳祠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位于灵应祠右侧，奉祀在黄萧养军攻打佛山的战事中、带头组织佛山全镇抵抗的22 名义士。这22 名义士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佛山象征性的“开埠者”“守卫者”，因此“子孙世世奉祀无缺”［13］，又因他们皆为佛山八图氏族，所以沾染了强烈的八图族权色彩。

其三是文教力量。尽管书院、社学之类的教育机构并非实质性政治势力，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重视教化作用，加之与科举选士的特殊关系，教育组织成为影响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的一股潜流。崇正社学虽然仅为地方社学，但是其影响力在佛山显著，逢祀日士绅在此奉祀文昌帝君，且“乡人岁时皆会于（崇正）社学”［14］。

综上所述，灵应祠代表着官祀，除具备宗教意义之外，也是佛山“正统”的彰显；忠义流芳祠不仅是对忠义之士的表彰，更暗示着祖先和宗族崇拜；大魁堂则是当地自治力量的显现；崇正社学是教化功能的体现。这些意义，共同投射到祖庙这一组建筑群上，相互作用，叠加强化，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体，使祖庙真正成为佛山的“祖庙”，成为佛山人的现实生活和意义世界中超然的存在。

崇正社学如此紧密地与祖庙联系到一起，显然是一种互惠行为。祖庙从崇正社学汲取“教化”的象征符号，整合到自身的意义内涵中；而崇正社学也得以获得地方支持，延续生命力和提高地位。在佛山其他社学维续艰难的情况下，崇正社学能够不断地得到维护和修缮。其活动特别是乡饮酒礼，也获得了灵应祠及大魁堂的财力支持，“岁拨（灵应）祠租银三十两以供课费，更由大魁堂年拨银一十四圆以供祀典。每岁乡饮酒礼，亦在社学举行。”［11］186。

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祖庙福惠的同时，崇正社学的教化意义逐渐为“祖庙”所濡染，其举办的乡饮酒礼，超越了原本的敬老尊贤、扬善惩恶功能，被赋予更复杂的内涵，也被卷入了佛山地方权力、社会资本争夺的漩涡。

二、遭禁与解禁：八图土著与侨籍人士之争

“乡之事，不过读法、乡饮，众所同也。”［13］佛山的乡饮酒礼被奉至乡之大事的重要地位，而其的确有异于他乡之处。由于崇正社学与祖庙的意义交换和相互濡染，乡饮酒礼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举办时间。明清州县乡饮酒礼通常于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举办。而初期的佛山乡饮酒礼定于二月十五和八月十五，这是灵应祠官祀，即春秋二祭的日期。实际上它与春秋二祭同时举行，“祀典载在春秋者，又炳如日星，则其本末始终，志之不可不详。……而乡饮一条，亦属同时修举，故并刻之。”［13］

二是内容。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乡饮酒礼的流程如下：

乡饮酒礼，岁以十一月良日举行，年在七十以上皆得与席。先期赴大魁堂报名，绅士为之介绍。是日，设馔于灵应祠之后楼及崇正社学，以年最高者位专席。地方官授爵，余以齿序，乐奏堂下，酬酢如仪。燕毕颁胙，礼成而退。其款由大魁堂支给。复序其爵里榜之两庑，士大夫亦得以与斯燕为荣。无国老、庶老之分，乡党上齿，厥风已古。［11］383

从中可见乡饮酒礼秩序井然，其流程大致与通行仪典一致，以仪礼性的迎宾就座、读律宣讲、主宾酬酢为主。除此之外，佛山乡饮酒礼还多了一道程序：燕毕颁胙，即宴席结束后进行分胙。

分胙，即分猪肉，在岭南地区是一种宗族内部行为。俗话说“太公分猪肉”，祭祀后的烧猪，被视为祖先的余泽，均匀地分为若干等份，分发给族人。只有同一个宗族，且没有被剥夺领胙权利的男丁方可领取。这是一种排他性行为。

通过界定参与者及分胙对象，佛山乡饮酒礼传递出敬老尊贤及惩恶扬善的意义，同时对社会秩序起到梳理和整合作用。然而，如果分胙发生在多群体社区，对领胙者的身份又有群体限定，便有可能引发群体矛盾。

前文所述，佛山乡饮酒礼始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不过数十年，到了乾隆年间即废弛禁止，直到嘉庆四年（1799）才恢复。这与当时朝廷重视乡饮酒礼的大环境有违和之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均十分重视乡饮酒礼的教化功能，尤其是乾隆朝，乾隆皇帝多次诏令要求地方乡饮酒礼按仪典举行。

官府明令禁止佛山举办乡饮酒礼，这是相当少见的做法。严厉处置的背后，自然是因为地方官认为有足够回应上级诘问的理由。清嘉庆四年《准复乡饮碑示》中称乾隆年间乡饮酒礼停办是因为“前值事废弛”［13］，其实是一种委婉说法，实则是因为佛山内部的土著和侨籍群体之争。

佛山原为一个小城镇，外来人口不多，明代前期形成一个由原来住民及早期迁入氏族为主体的群体，地方行政区划编为八图。在抗击黄萧养军队的过程中，这一群体内部完成了整合，可称为八图土著集团。八图土著集团在明代至清前期在佛山社会各个层面均占据了主导地位。灵应祠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官祀，与八图精英的努力密切相关。而祖庙意义体系，也是在八图土著集团的打造下得以形成。清中期以前，八图土著集团牢牢把握住祖庙的控制权，显示出浓厚的族权意味。这个“族”指的正是经过整合后的八图土著。佛山很多社会公共活动和事务，只有八图土著才能参与，乡饮酒礼也是如此，侨籍人士几乎不得染指。

这一点在清中期遭到了侨籍集团的巨大挑战。佛山史上有过两次大的移民高潮期，一次为元末明初，移民氏族和当地土著整合成为了八图集团；另一次是在清初。清初大量人口迁入佛山，包括一些外来氏族举家迁来。这些氏族在佛山繁衍生息，势力不断增强，在与八图土著争夺经济权、话语权等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侨籍集团。到了清中期，侨籍势力已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据学者统计，明代佛山八图土著只有14 个姓氏，乾隆时期姓氏增至95 个。侨籍集团无论是从人口数量或是家族名望上，渐渐胜于土著［16］299-304。

虽然乡志称“侨土之相与无间”［14］，实际上双方在地方控制权的争夺上存在尖锐矛盾。土侨之间爆发过几场大的官司冲突，其中之一就是祖庙颁胙案，即乡饮酒礼禁废案，双方围绕乡饮酒礼，展开了数十年的博弈。［16］305-311

侨籍士绅是首先通过建立教育组织来展开对地方控制权的争夺。清康熙十二年（1673），侨籍士绅建立田心书院，作为教育、文会之所。自此，侨籍士绅在文教方面便有了与八图士绅抗衡的资本。正月初六“绅士集崇正社学修文帝祀事。侨籍则以十一日集田心文昌书院修祀事”［14］。双方活动几乎是前后脚，俨然有分庭抗礼之势。

八图士绅却没有那么容易退却，康熙四十一年起举行的乡饮酒礼成了他们维护“崇正社学”正统的仪式工具。乡饮酒礼无论是参与者或分胙对象，都仅限于八图内部。这意味着侨籍人士不仅不能领取“祖先”和北帝的福泽，更暗示着被排除在“祖庙”这一佛山社会话语体系之外，不能参与到这场权力的分配中。

被八图士绅用来强调、固化佛山原有社会秩序的乡饮酒礼，自然遭到了侨籍士绅的非议和抵制，乾隆年间甚至演化为一场明面上的争斗。乾隆二年（1737）佛山约正与里排互控灵应祠侵蚀租银一案，拉开了乡饮酒礼禁废的序幕。

此案率先是佛山镇约正李懋谐控诉里民、实乃灵应祠值事陈金望等人侵蚀灵应祠租银，而后陈金望反控李懋谐染指租银。南海县令魏绾经调查和质讯陈金望等人后，断定陈金望等人有侵吞租银之嫌，且历年开支多有浪费，“如每年新旧交盘，辄设酒席数十，醉口肥家。又于春秋二祭，里民年登七十，除设酒百余席宴饮外，每人另给银壹钱。其值年首事头人，除周年饮食不计外，每人每日又给工银叁分，习以为常”。最后官府的定论为“饬令佛镇绅士耆老会同公举殷实品望端方八人，公同董理，毋许侵蚀。值年里排不得干与。”［14］

这一场官司大大动摇了八图士绅对灵应祠的独占权和控制权，等于在值事之上建立了由“佛镇绅士耆老会同公举殷实品望端方八人”组成的监督组织。侨籍士绅将八图控制的祖庙权力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与此同时，乡饮酒礼受到波及。“春秋二祭，里民年登七十，除设酒百余席宴饮外，每人另给银壹钱”指的即是乡饮酒礼，被当局认为是靡费之举。

八图士绅并不甘心束手就擒。乾隆四年（1739），八图士绅在祖庙东南侧建立了八图祖祠，榜曰“赞翼堂”，用来奉祭开图建籍的先人。这是八图士绅对于所属群体开埠佛山纪念碑式的确认和强化，强调八图在佛山的主导地位。除此之外，八图士绅另辟每年正月初八为“八图乡饮”日。［17］296然而，尽管八图乡饮也是乡饮，但是脱离了“祖庙”的语境，其象征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崇正社学乡饮酒礼依然是双方关注的焦点。

侨籍士绅在旗开得胜的情况下乘胜追击。乾隆十八年、十九年或二十一年当中的某年，［18］80南海县明令禁止灵应祠春秋二祀分颁胙肉。由于文献资料阙如，我们未能探知具体原因，但是可以明确这是对八图士绅的又一次打击。该禁令引来灵应祠霍璋如等值事的强烈反弹，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祭时违禁颁胙。

当年八月，南海县府做出严厉指责，认为“迄今梯山航海而来者，香烟血食，靡不望祖庙荐享而输诚，则谓庙为合镇之祖庙也可，即谓庙为天下商民之祖庙也，亦无不可。区区里排，宁足尽其远宗近祖之义也哉。体此而如以福胙当颁，则凡阖镇绅耆士庶，远商近贾，谁其不应？而独尔里排受兹福胙。于以普神休，则狭小北帝之声灵，于以崇祀典，则阻抑众姓之昭格”，对再违禁者一旦发现即做出严厉处罚“倘有仍执私见，或暗行匿帖，妄生异议，一经访闻，定即严拿详究，决不宽饶。”［13］

南海县府禁止的并非颁胙，而是祖庙颁胙仅限于“里排”即八图内部。这是佛山土侨矛盾愈加激化的结果，也显示了侨籍士绅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受此打击，佛山乡饮酒礼废弛，此后几十年不曾举办。

乡饮酒礼的废止，是佛山社会群体秩序失衡的产物。然而，当秩序重新找到平衡时，它又成了弥补裂痕的最佳方式。八图土著和侨籍人士在势力的此消彼长当中，互有进退，情愿或不情愿地达成了合作。到了嘉庆初年，双方已经不是紧张的对峙，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佛山镇田心书院，其始本侨籍人士所建，而乡中士友课文多集于此。于时即不分土侨，虽异乡人士亦咸会焉。犹之崇正社学，本土籍所建，而四季文课，侨籍亦得与焉。此吾乡士风和美也。”［13］无论是侨籍人士所建的田心书院或是八图土著所建的崇正社学，都向所有士子开放。

因土侨和解，乡饮酒礼得以解禁。嘉庆四年（1799），佛山乡民陈启贤等人呈请晓谕行乡饮酒礼事，“……灵应祠原有乡饮支费，出在庙租，不用库项，为劝善儆恶之至意。里民年登七十，宴饮于乡，历百余年不易。因前值事废弛，缺有数十。……今佛镇诸色人等往来繁杂，正宜敬老推贤，以肃风化；攻匪逐赌，以除盗贼。”［13］这一请求得到官府的许可，“乡饮一项，礼教攸关，务须及早举行。毋论侨居土著，如系身家清白，持躬端谨之人，年登耄耋，皆得报名赴庙，拈香就席，以为闾里矜式。”［13］官府特地强调参与者不得区分侨居土著。侨籍人士终于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佛山的各类社会生活。

乡饮酒礼本来于春仲举行，后改为十一月。日期的更改应在嘉庆四年乡饮酒礼重启以后。崇正社学有正月初六、二月初三、九月初九修祀事，田心书院有正月十一日、二月上丁（上旬丁日）、八月社日、九月初十修祀事的传统［13］。选择十一月，或许为了避开崇正社学和田心书院的祭祀日期及佛镇重要节期；更有可能是为了表明与以往八图独享的乡饮酒礼进行切割。分胙仍然作为乡饮酒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分胙来强调无论土侨，皆为佛山人，同享北帝福泽，共论佛山事。

乡饮酒礼在维护公序良俗的同时，在调节社会群体秩序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此，“每岁十一月二十四，崇正社学举行乡饮礼，以乡中年高有德行者充正宾，其次为介宾，年登七十者，是日咸与焉。”［13］直至清末民国，佛山乡饮酒礼依旧延续，“此礼起于康熙四十二年，以春仲举行，后改为十一月。中辍，旋复。至今不废，四方于是乎观礼。”［11］383

清光绪年间，佛山乡饮酒礼还进入了海派新闻画家吴友如的视野。吴友如的作品图文并茂，表现出乡饮酒礼设宴盛况，正厅匾额可见“大魁”二字。文字则更为翔实：

广东佛山镇于上年十一月下旬，举行乡饮大宾礼，官斯土者，整肃衣冠亲行迎逢，其中仪节，未知于古礼何如，但见黄耇台背，彬然秩然。赴会者二千余人，设筵凡四百余席，尊谭君文宏为乡老，年九十六岁，其次九十五者三人，八十九十者实繁，有徒乡老独居一席，余则每席六人，每人均派福肉一斤，回家辄持赠亲友以为荣，抑矣熙朝盛典也［19］542。

佛山乡饮酒礼延续不衰。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感喟道：“道光以后，此礼久废，间或举报寿民，循例给照而已。乡间有行之者，大率岁一举，其犹酹与。吾乡以有司将事，礼仪卒度，盖犹有先王制作遗意，于以明教化、洽乡情，民德归厚，君子窃有取焉。此佛山所以称福地也。”［11］384

三、新语境下的乡饮酒礼

民国初期，佛山乡饮酒礼仍有举办。后来随着时局改变，佛山原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秩序发生剧烈变化，对乡饮酒礼造成了冲击。1925 年春，佛山成立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会址设在大魁堂［20］42。佛山工代会与南浦农团军于1926 年1 月8 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趁大魁堂士绅集中义仓例行“乡饮”时包围义仓，封存账簿，清算其贪污行为［20］48-49。经此，大魁堂组织遭到了重创。乡饮酒礼亦应是此后便停办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佛山建制多次调整，不断扩大，管辖范围一度扩展到中山、新会、开平等地，直至2002 年，今日佛山建制得以成形。佛山从一个小城镇跃居为统辖原南海县、顺德县等的上级区划。而祖庙，无论其建筑或是意义体系，自民国以后也变化甚大。大魁堂、崇正社学和忠义流芳祠建筑被拆除，灵应祠则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1958 年在古建筑基础上成立了佛山市博物馆①，并拓宽了外围，以园区形式长期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对外开放。1996 年，佛山祖庙被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应祠”逐渐成为只在学术研究中才使用的名词，在普罗大众心中，只知“祖庙”。

由于北帝信仰在珠三角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以及祖庙建筑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年来观众和信众络绎不绝。祖庙原先承载的意义体系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其意义话语也在不断重构和组建。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进入国内，祖庙意义体系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乡饮酒礼”的重现，可能要从2003 年一次偶然的活动说起。祖庙建筑内有一座戏台，名为万福台，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是珠三角地区最古老且保存最完好的古戏台。同时，它在粤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珠三角地区流行的“私伙局”以在万福台唱戏为荣。2003 年重阳节，恰好是一位香港人带着“私伙局”前来唱戏。正逢佳节，这位香港老板提出要为现场最为年长的10 位观众各送上一枚金戒指。这个提议引起了祖庙管理人员的兴趣。

重阳节当晚，万福台上唱粤剧，台下摆上菊花酒。祖庙工作人员张雪莲担任了那场活动的主持人，她介绍了佛山乡饮酒礼的历史。“那一年也不叫作乡饮酒礼，叫‘菊花宴’。但是在菊花宴的当场，我有跟大家说以前传统有这个乡饮酒礼的习俗。”②

尽管此次活动并没有以乡饮酒礼的名义举行，但是在一些祖庙工作人员的记忆中，这就是乡饮酒礼的恢复。这说明了他们比局外人更能了解并赋予活动意义。重阳节的敬老习俗与乡饮酒礼，礼和俗融合到了一起。不过，乡饮酒礼真正恢复，要等到2010 年。2010 年11 月，祖庙百年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在举行竣工仪式的同时，举办了秋祭和乡饮酒礼：

恢复举办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秋祭、乡饮酒礼民俗文化活动。……乡饮酒礼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宴请省市离退休干部和市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知名人士，以及对佛山乃至广东省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海内外人士等，由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黄炳致辞并祝酒，旨在弘扬尊老崇贤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佛山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的敬老、和谐与兼容之风。［21］

此次乡饮酒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便与祖庙秋祭和佛山秋色巡游活动结合起来。一般在每年11月初的某个周五举行，上午祖庙秋祭，祭祀北帝；晚上在万福台前举行乡饮酒礼，席后嘉宾们转至祖庙门口观看表演，那里临时搭建了舞台，作为佛山秋色巡游的主会场。这成为佛山市每年最主要的公共文化活动。2016 年以后又与落户于佛山的广东非遗周结合，形成了为期近一周的民俗活动盛会。

从历史中重新被挖掘、建构的佛山乡饮酒礼，在敬老尊贤的意义之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原本设宴于灵应祠后楼及崇正社学，现在由于崇正社学建筑不复存在，灵应祠后楼地方狭窄，则改在万福台前摆宴。仪式大概如下：首先年轻男女们担酒献果作为开场，接着领导致辞敬酒，然后宴饮开席，中间伴随着万福台粤剧表演，宴席结束后每人分得一方胙肉，也称“福肉”，胙肉用的是当天上午秋祀的祭神烧猪。

万福台正对着北帝正殿，席间台上粤剧歌舞，台下宴饮融融，娱神娱人，神人同乐。乡饮酒礼的参与者也发生了变化，从耆老转向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各行业及外地务工人员代表、港澳乡亲、海外侨胞、佛山友好城市嘉宾等，前三类人群是每年乡饮酒礼的主要参与群体。可以说，尽管敬老尊贤的意义仍存，但是更倾向于表达敦睦乡谊、增强社会内部群体凝聚力的内涵。这一点从饮食内容也可看出。

“酒”是旧时乡饮酒礼的重头戏，通过酬酢表现礼让尊敬，从而体现“礼”。饮食从来不是目的，对于乡饮酒礼吃的内容，文献中向来缺乏记载。从清末吴友如的画作中，我们倒可以隐约看出桌上盘碟罗列，估计是常规的点心凉菜、荤素热菜之类。而佛山现代恢复的乡饮酒礼，使用了“盆菜”这一方式。盆菜的食具为深口陶盆，里面鲍鱼、鸡肉、猪肉、虾、冬菇、白菜等荤素菜层层码起，食用时加热，愈吃愈入味。从实用角度上看，盆菜能够持续保持热度，在户外食用不易冰凉，而且食材丰富，一盆抵十盘，占用空间少。最重要的是，盆菜还意味着团圆、凝聚、包容和融合。③

原本乡饮酒礼中的个体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消融。在传统乡饮酒礼中，官府代表以主人身份出场，耆老举一人为正宾，为耆老之首，其次为介宾，再次为众宾等。进场时主宾迎拜揖让，落座后依次相互敬酒。不同身份的参与者根据礼仪，承担不同角色的“表演”。现代社会中的佛山乡饮酒礼，仍然是官员作为主人致辞祝酒，然而另一重要的参与方，原以个体出现的正宾、介宾，却统一以宾客的群体性符号形式出现。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说以往的乡饮酒礼是官方作为主导，主宾双方根据仪轨，亦步亦趋完成仪礼，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那么，现在的仪式较为松散、自由，宾客甚至可以自己创造仪式。2019 年的乡饮酒礼，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开席，我们看到有一桌客人自行开动，他们先是面向北帝正殿举杯敬神，然后奠酒祭地主，之后同桌互敬，热热闹闹共同下筷。此外，分胙所代表的社区整合意义，在佛山这座外来人口占相当比例的制造业大市，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它在现代佛山乡饮酒礼保留了下来并被着重强调。

四、结语

明清以来，乡饮酒礼作为一种官方制度仪礼，倡导敬老尊贤，发挥了整合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好运行的功能。在佛山，乡饮酒礼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佛山士绅强化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在社会失衡时则成为群体斗争的工具。佛山土侨之争的矛盾焦点之一便是乡饮酒礼，从而导致了其废弛。然而，乡饮酒礼也是弥合社会撕裂的一种途径。随着土侨之争逐渐平息，佛山社会群体结构重新得到构建和稳定，乡饮酒礼反过来起到了化解矛盾、凝聚情感、促进群体融合的作用。

到了现代，佛山乡饮酒礼以“传统文化”的身份重新被发掘了出来。2015 年，佛山祖庙春秋谕祭作为“民俗”类进入佛山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乡饮酒礼即其组成部分。乡饮酒礼原来所处的语境已不复存在，在新语境中，它由“礼”转为“俗”，转身变为“民俗文化活动”。

从佛山乡饮酒礼的变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能够成为近年来学界关心的“礼俗互动”某个层面的一个小注脚。“‘礼’是指制度化的国家礼仪，‘俗’是指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合为一词，‘礼俗’特指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相交、以礼节俗的一种社会状态或文化特质”［22］。礼与俗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即便有所区别，却也是相互相生，并非二元对立的存在。俗往上走成为礼，礼往下流则成为俗。乡饮酒礼源于先民群居同饮的风俗，进行制度化改造后，它成了一种礼，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基层行政单位，它脱离不了“俗”的语境。佛山乡饮酒礼加入“分胙”这一民间祭祀祖先、俗称“太公分猪肉”的习俗即是如此。

礼俗既可以说是一种特质和状态，还可以是一种方式，它是生活与制度、地方与国家耦合的途径，也是地方的生存智慧。“当代的民间礼仪是地方风俗传统和精英礼仪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彼此斗争、互动融合的产物，……礼和俗，或者说精英的礼和民间的礼，构成了中国仪式实践的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系统。”［23］这种互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近现代以来，“礼”被视为“繁文缛节”，被当成“封建腐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封存和漠视。直到20世纪末21 世纪初，随着传统文化的勃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兴起才有所转变。尽管“非遗”运动存在一些问题和质疑，但是它为包括“礼”在内的各种一贯被漠视或者曾经被重视却又被打入另册的文化方式，提供了走向公开化、合法化和美誉化的路径。

乡饮酒礼正是由此被从历史中呼唤了出来。佛山乡饮酒礼由代表政府的文化机构主办，打的却是民俗文化的旗子。借助“非遗”，官方和地方精英合力将礼与俗“捏塑”到一起。乡饮酒礼既是礼又是俗。这种包容性极高的实践促使佛山乡饮酒礼在礼与俗的话语权之间巧妙寻求到平衡，也使其在21 世纪的现代中国社会语境中，国家政策和旅游经济发展等形势下更具有生命力和转化力。

注释：

①2008 年，佛山市博物馆和祖庙机构分设，市博物馆搬出另行筹建新馆，祖庙则成为佛山市祖庙文物管理所，后改名为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②被访谈人：张雪莲；访谈人：郭文钠；访谈时间：2020 年9 月15 日；访谈地点：佛山市博物馆。

③2020 年和2021 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佛山祖庙春秋二祭和乡饮酒礼、秋色巡游等群体性活动均被取消。在新的分餐、公筷等就餐方式的倡导下，“盆菜”形式是否会改变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