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文德武备，内修外治
——先秦兵家思想研究系列

祁 志 祥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吴起(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 战国初期兵家代表人物。吴起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好功名、喜猜忌、性残忍,为了成就功名曾到处奔走，倾家荡产，但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乡人讥笑，吴起为此竟杀人三十余。吴起出国求仕前，曾咬破手背对母亲发誓：“不当上卿相，决不回卫”①。

吴起先是跟随曾参之子曾申学习儒家学说，但其母去世后，吴起并未按照儒家礼教奔丧守孝。“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公元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穆公“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穆公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逐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穆公遂命吴起为将，率军大败齐军。后来因人挑拨，鲁穆公对吴起产生怀疑，逐渐疏远。吴起“闻魏文侯贤”，离鲁投魏。“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子·图国》所记吴起所受魏文候的礼遇器重与赫赫战功：“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引者注：胜负不分，打成平局)。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魏文侯卒后，吴起事其子魏武侯，位至“西河守”，但始终未及卿相，后遭排忌，遂奔楚。“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吴起到楚国后，终于实现了“封相”的理想，于是大展抱负，实行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吴起于是成为成功的改革家和杰出的政治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国外“诸侯患楚之强”，欲废吴起；国内，被剥夺了利益的“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楚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最终被乱箭射死。

吴起著有《吴子》传世，又称《吴起》《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记录“《吴起》四十八篇”，但《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记录“《吴起兵法》一卷”。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定型于北宋元丰年间《武经七书》本。关于此书的作者及成书时间，曾有多种说法②。清代考据家喜欢自作聪明，姚际恒、姚鼐等人提出伪书说③。今天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不伪，是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后人有所整理加工④，可以肯定其基本思想是吴起的⑤。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吴子》六篇记载了他与魏文候、魏武侯之间的对话，主要部分是与魏武侯之间的对话。

历史上，《吴子》曾与《孙子》齐名，并称“孙吴兵法”，吴起也与孙武并称“孙吴”。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不过，《吴子兵法》与《孙子兵法》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孙子兵法》就军事论军事，而《吴子兵法》从政治论述到军事，认为军事是德治的权宜、变化形态，主张以“内修文德”为主，以“外治武备”为辅，体现了早年受学的儒家学说对他的影响，与《六韬》《司马法》记载的姜太公的思路一脉相承。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固国强军方针

与《六韬》《司马法》一样，《吴子》虽然作为一部军事著作名世，但是其在论述军事问题之前，先讨论了大量的德治问题，并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基本主张，表明军事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政治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军事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可见，吴起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军事家。他后来在楚国为相时大举推行政治改革，也缘于政治家的眼光。

《吴子》开篇为《图国》。在该篇中，魏文候、魏武侯向吴起讨教固国强兵之道。吴起穿着儒服，向他们宣扬仁德治国的思想，与此前杀妻求名和手刃三十多“谤者”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反差。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呢？吴起认为仅仅“恃众好勇”从战事入手争强斗狠是不行的：“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从平时修行“四德”入手，以图获得万民拥护，才是根本之策。“四德”即道、义、礼、仁。“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在吴起看来，“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吴子·图国》) 史载吴起陪同武侯从西河泛舟而下，看到沿途险峻的山川，武侯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及时进谏：国之宝“在德不在险”。他举例说：“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他及时提醒、告诫魏武侯：“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称：“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当然，在诸侯兼并争霸的战争年代，光修文德也是不管用的。“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也；僵尸(引者注：指阵亡士兵的尸体)而哀之，无逮于仁也。”所以，“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吴子·图国》)

文武兼修不仅是“固国”之道，也是“治军”之道。只有把仁德礼义贯彻到治军过程之中，才能赢得军心，从而效力死战。“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吴起据此提出“人和”的原则：“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人和”包括四个方面，即“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四不和不可以出战。“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图国》) “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吴子·励士》)为了赢得军心、达到“人和”，“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背)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⑥每次战事结束，都要在国家的祖庙举行盛大宴会，分级宴请、奖励有功人员，并在庙门外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对于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派人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表示没有忘记他们。“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吴子·励士》)在文武兼修、以德治军的思想基础上，吴起提出了“义兵”“慎战”主张。按战争的性质分，军队有五种称谓：“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什么叫“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呢？“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 (《吴子·图国》)吴起反对恃众以伐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国乱人疲的逆兵，肯定禁暴救乱的义兵，提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吴子·料敌》)。易言之，吴起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肯定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师出有名，顺应天人，不会轻易发动和卷入战争。因为战争劳民伤财，所以对于战争尤其要慎重，要努力将战争的频率压到最低。当时诸侯混战，有欲称霸者、称王者、称帝者，对此，吴起指出：称霸、称王、称帝不是靠屡屡发动战争打出来的，恰恰相反，“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 (《吴子·图国》)要称王称霸于天下，必须懂得保存实力，在出战问题上慎之又慎。

二、“总文武”“兼刚柔”的将领要求

《孙子兵法》曾强调，将领是战争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吴子》承此，设专篇《论将》，专门讨论了对军事将领的要求。

将领的职责是率兵打仗，这常常会造成一种错觉，即将领只要有勇气即可：“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吴起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勇”对于将领的素质要求来说，仅仅是几分之一。正如治国强兵必须文德武备兼修一样，将领也必须“文武刚柔”兼备。“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是谓良将。”如果有勇无谋，就会轻易出兵：“夫勇者必轻合(交战)，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吴子·论将》)

将领的“文武刚柔”，要求将领在带兵治军中注重、兼顾五点，“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指举重若轻、“治众如治寡”的条理；“备”指“出门如见敌”的战备；“果”是当机立断、“临敌不怀生”的果敢；“戒”是慎终如始、“虽克如始战”的警惕；“约”是“法令省而不烦”的简明。两军相逢勇者胜，当机立断的果断来自视死如归的勇敢。“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论将》)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治兵》)可见，“果敢”对于指挥作战的将领来说至关重要。但仅有不怕死的“果敢”还不够，还必须有必不死的取胜信念，这更加重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不能麻痹轻敌，而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平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所以“戒”与“备”对于将领很重要。将领以一驭万指挥三军，没有严明的纪律是不行的。严明的纪律来自以简明的法令治军。在战场上，这要而不烦的法令可简化为三类：战鼓、旌旗、刑罚。“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法令简明了，大军知道怎么去遵守，战时就能举重若轻、指挥若定，达到“治众如治寡”的井井有条(《吴子·论将》)。

吴起指出，一位出色的将领，还必须掌握四大关键。“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即用兵有四个关键：一是掌握士气，二是利用地形，三是运用计谋，四是充实力量。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掌握士气的盛衰，在于将领一人，这是掌握士气的关键。利用狭路险道，名山要塞十人防守，千人也不能通过，这是利用地形的关键。善于使用间谍离间敌人，派遣轻装部队，反复骚扰敌人，以分散其兵力，使其君臣互相埋怨，上下互相责难，这是运用计谋的关键。战车的轮轴插销要做得坚固，船只的橹、桨要做得适用，士卒要熟习战阵，马匹要熟练驰骋，这就是充实力量的关键。

此外，本着知己知彼的思想，吴起还要求作战时“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即先探知敌将是谁，了解他的特点，根据对方的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从而战胜敌人。“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迫近)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吴子·论将》)敌将愚昧而轻信于人，可用欺骗的手段来引诱他；敌将贪利而不顾名誉，可用财物收买他；敌将轻率变更计划而无深谋远虑，可以骚扰他；军官富裕骄横，下级贫穷怨愤的，可以离间他；进退犹豫不决，部队无所适从的，可吓跑他；士卒藐视将领而急欲回家的，就堵塞平坦道路，佯开险阻道路，拦击消灭他；敌人进路平易，退路艰难，可引诱它前来予以消灭；敌人进路艰难，退路平易，可以迫近攻击他；敌人处于低洼潮湿的地方，水道不通，大雨连绵，可以灌水淹没用兵；敌军处于荒芜的沼泽地，草木丛生，常有狂风，可火攻他；敌军久留一地，官兵懈怠，戒备疏忽的，可偷袭；如此等等。

三、“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兵理论

《孙子兵法》曾强调依“法”治兵的问题。《吴子》本此，设专篇《治兵》，专门探讨军事管理问题，提出了“以治为胜”的治军论与“教戒为先”的军事理论。

魏武侯曾请教吴起：“兵何以为胜？”吴起说：“以治为胜。”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吴起回答：“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子·治兵》)这里说的与《论将》中要求将领以简约的法令治军的思想是吻合一致的。治军如治国，亦须文武兼备、刚柔相济，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如何保证战时有威势呢？那就是要通过“法令明”“赏罚信”“鸣金止”“击鼓进”的训练达到。如果说“居则有礼，动则有威”是治军的基本原则，“进不可挡，退不可追”“虽绝成阵，虽散成行”(引者注：虽被隔断仍能保持各自阵形，虽被冲散仍能恢复行列)就是治军最终所要达到的效果。

“以治为胜”的“治兵”论之外，吴起又论及“教戒为先”的“用兵之法”。在训练方法上，用“以一带十”的方法，培养全军的战斗本领：“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在战斗方法上，学会“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在作战阵法上，学会“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即学会圆阵变方阵，坐降变立阵，前进变停止，向左变向右，向前变向后，分散变集结，集结变分散(《吴子·治兵》)。

在选士用卒问题上，吴起提出人尽其才、用得其所、优厚有加。“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此坚陈之士”“必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吴子·料敌》)。“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样(饲养)，智者为谋主。” (《吴子·治兵》)

在“进兵之道”上，吴起主张“先明四轻、二重、一信”。何为“二重一信”呢？“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何为“四轻”呢？即“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即使地形便于驰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便于战斗。如何做到“四轻”呢？“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能达到“四轻二重一信”，“胜之主也”。在“进兵之道”上，还要注意回避不利的天时地形因素：“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 (《吴子·治兵》)

在“行军之道”上，吴起提出三原则：“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以居则乱，以战则败。”(《吴子·治兵》)

当时，骑兵作战是重要的作战方式。在骑兵作战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吴起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虑：“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铲蹄钉掌)。戢(训练)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上马下马)，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马力)有余，备敌覆(伏)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吴子·治兵》)这可谓是如何对待战马的经验总结。

四、“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

战争的实质是敌我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慎战、少战的目的是最大程度保存我方实力，消灭敌方实力。据此，吴起提出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吴子·料敌》)的战争原则。

什么情况下“见可而进”呢？吴起总结说：凡判断敌情，不必占卜就可与其交战的，有八种情况。一是在大风严寒中，昼夜行军，伐木渡河，不顾部队艰难的。二是在盛夏炎热，出发很迟，途中不休息，行军急速，又饥又渴，只顾赶往远地的。三是出兵已久，粮食用尽，百姓怨怒，谣言屡起，将领制止不了的。四是军资耗尽，柴草不多，阴雨连绵，无处可取的。五是兵力不多，水土不服，人马多病，四邻援军未到的。六是日暮路远，部队疲劳恐惧，困倦未食，解甲休息的。七是将吏无威信，军心不稳定，三军屡遭惊扰而又孤立无援的。八是部署未定，宿营未毕，翻山越险只过了一半的。“诸如此者，击之无疑。”此外，“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会师)，君臣未和，沟垒(工事)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汹汹)，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总之一句话，就是“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哪些情况下必须“知难而退”呢？吴起说：“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 (《吴子·应变》)遇到“敌众我寡”的情况如何应战？吴起一方面继承孙武思想，提出“分而乘之” (《吴子·应变》)，各个击破；另一方面提出“避之于易，邀之于阨”的策略，因为“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吴子·应变》)。将敌人强大的部队引入险要之地，就可以以寡歼众，以少灭多。

《吴子》还在《应变》篇中讲述了战场上遇到各种情况时的应对战术，因过于专业琐碎，这里不再详述。

注释：

①“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参见陈曦：《吴子 司马法》(译注)前言(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页)。

③参见徐勇：《尉缭子 吴子》(译注)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156页)。

④同②

⑤同③，第152页。

⑥关于吴起为士卒吮疽产生的效果，《史记》云：“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