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念的自我革新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
——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大时代与小阶段的划分

何 萍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二段有这样的表述：“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这段话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线，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大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新中国头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与这四个大的时代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四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除此之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每一个大的时代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并通过这些小的阶段来论述上述四大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大时代与小阶段的划分。通过这一划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勾勒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的宏伟图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概括地说，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不可能在一篇短小的论文中阐述清楚，因此，本文仅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当下的几个难题，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理论创造的特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在充分肯定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作出的第三个决议。如果把这三个决议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都是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条主线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精髓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观念不断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建构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四大理论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这四大理论体系具有什么特点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首先要解答的理论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中国历史的变革为根据，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一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时代特征，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破解了时代难题，凝结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特点，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思想成果，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各个时代，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这个精神谱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联系世界历史的大变革选择中国道路。中国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入侵下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必须以世界历史为平台。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都是根据自己对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来思考和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景。从那时起，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派：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用；一种是“全盘西化派”，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用；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派”，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派”中产生出来的，于是，坚持在中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主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使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停留于 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水平上，而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不断地创造新的社会主义观，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四个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世界历史变革为平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第二个时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平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观念；第三个时代以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市场竞争为平台，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观念；第四个时代以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危机与全球治理为平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这四种社会主义观念的创造充分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百年史中给中国带来伟大的民族复兴，就在于它始终立足于世界文明的高度，吸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文化的先进性。

第二，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为主导，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紧密地联系起来，建构了完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造的一个有机整体。说它是有机整体，是因为这个理论体系在“知”与“行”的互动中打通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走得通。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知”，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部分构成的，其中，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确立中国道路的理念，阐明中国道路的性质和内涵，解决中国道路的理想与信仰的问题，按照李大钊的说法，是改造中国社会不能不讲的“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确立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方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建立和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供方法论的原则。这个理论体系中的“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来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是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确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之“路”，解决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怎样走以及如何走得通的问题。这个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同时提出的。陈独秀、李大钊在开始传播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之时，就对比研究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观念和组织形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要想实现全社会的改造，只能选取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观念和组织形式。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他们提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构想和建党纲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蔡和森在法国通过研究世界革命运动的动向、法国工人运动的兴衰、第二国际破产的原因和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得出了与陈独秀、李大钊相同的结论。他在1920年8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2]57，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2]56，是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器”[2]56，因此，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先要组织党——共产党”[2]57。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创造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中，建立了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观念变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知”与“行”相统一的有机整体。

第三，立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性。1938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我们可以分别从理论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获得的，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成果，必然包含着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文化，是属于中国的。第二，从精神层面上分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有着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正是有了这个内在机制，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根据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变化，不断地创造出适合世界历史变化和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按照这种精神创造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这些成果凝结着中国的现代精神，使中国的现代性有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以上三个特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百年历史中始终保持自身的创造力并在实践上取得今天的成就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实践的张力中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溯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时，把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即如何看待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时代的理论创造史。

研究这个课题，首先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史从哪里讲起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史都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讲起，但这种说法只能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概括不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建立起来的。因此，要谈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就需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要讲清楚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提炼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以及提出了建党的哪些原则。除此之外，还要研究井冈山斗争，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如何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以确立并获得自己的丰富内容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大时代的理论创造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至1921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提出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的井冈山斗争至1949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巩固和完善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面临的理论问题是不同的：第一个时期，要解答中国革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确立了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来改造中国，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第二个时期，要解答中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这两个时期，在哲学理论上，经历了一个从唯物史观到实践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实践认识论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精髓。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源头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需要考察这两个时期理论成果的获得及其意义。

先看第一个时期理论成果的获得及其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说它具有近代意义，是因为这场运动一开始就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要求用西方的近世文明来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所理解的近世文明，并不是单指西方资产阶级要求的“科学”与“民主”，而是包含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只是把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作整个西欧近代文明的一部分，并没有将其提升到中国道路的高度来理解。直到十月革命传入中国及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后，才开始把社会主义思想与欧洲近代的其他思想区别开来，明确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这时开始，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等一批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创造中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观。

在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为主导，一方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强调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政党来解决，另一方面对比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观与政党理念，提出了中国必须遵循第一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陈独秀从辨析政党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在中国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3]289，可见，讲政治必要讲政党，政党既承担政治责任，也可以改造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说，“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3]290，中国要改造政治，就需要改造政党。进而，陈独秀分析了政党的改造问题。陈独秀所说的政党改造，一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政党，一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他认为这两种政党都不能担负起改造中国政治的任务。先看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由金力造成的政党”[3]289，这种政党必然是腐败的，由这种政党担负政治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3]289。再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政党，它的宗旨是把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之下，这样的政党亦不能担负起改造中国政治的责任。

中国要实现对现存政治的改造，“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3]289，因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3]289，而俄国共产党又在三点上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3]255。这三点表明，俄国共产党才真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背离了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

不仅如此，陈独秀和李大钊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在实践上组织工人运动，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些思想与实践活动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实践，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理论的伟大实践，是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向前发展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成立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

再看第二个时期理论成果的获得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大时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理论创造，严格地说，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政党理论，但由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尚未充分展开，所以，有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没有提出来。直到经过1927年的挫折，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相继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思考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由此，在实践上，开创了井冈山斗争；在理论上，通过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创造了实践认识论。

实践认识论是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一种理论提炼。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写了一系列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道路与十月革命道路的关系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把这两个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提出了四个公式：(1)实践——认识——实践；(2)特殊——普遍——特殊；(3)群众——领导——群众；(4)物质——意识——物质。第一、第二个公式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理路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这两个公式下，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性，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具体条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和领导权问题，使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中国化了，丰富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提出的中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第三个公式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原则。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哲学表达，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依据。第四个公式讲的是实践认识论的本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理论基础和哲学表达。总之，这四个公式体现了实践认识论鲜明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品格。

除此之外，实践认识论还包含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即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两种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两种文化传统是指自孔夫子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自孙中山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传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批判地继承这两种文化传统，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这一思想赋予了实践认识论的现代文化品格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批判品格，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吸取世界先进文化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理性。

实践认识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道路的思想表达，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些辩证发展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其能够勇于面对国内外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从而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和政党理论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第二次结合”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及其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定义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的第二个大时代，并对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实践和理论的成就进行了客观评价。这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又一重大理论课题，即如何看待“第二次结合”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观发展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大时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我国现有的研究都是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简单地定义为苏联模式而加以批判和否定。与这些观点不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联系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以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提出的“第二次结合”为主线，对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也给了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开展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个方面是区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探讨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与规律。在现有的研究论著中，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起点都是单一地定在1949年，其实1949年只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历史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主要是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活动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方式，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而在理论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既有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严格来说是从1956年毛泽东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开始，此时，在国内，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引发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任务被提到首位。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提出“第二次结合”，实际上是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毛泽东提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论著，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于是，“第二次结合”就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功能。很显然，这个起点不是历史的，而是逻辑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就是在这两个起点上构造起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起点连贯起来，就会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是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研究“第二次结合”的原则，研究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同与异。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建构，其实有一个选择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点的问题。如果单纯选择历史起点，那么，人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的计划经济体系就是苏联模式；如果选择逻辑起点，那么人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中好的东西,即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它在实际上还是中国式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原则中找到根据。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第二次结合”，是在1956年3月17日和同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有关斯大林的错误和中苏两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4]在这四点意见中，前三点是通过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厘定“第二次结合”的认识论基础，其中，第一点是用历史的观点评价斯大林的错误，指出斯大林犯错误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任何人探索新事物的过程中都难免会发生的，这一分析是把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置于认识规律的高度来思考，而不同于那些把斯大林的错误归于个人品质的观点；第二点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即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第三点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来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强调斯大林虽然犯有错误，但是功大于过，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三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总体评价，这个评价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从上述第四点中提炼出来的，即不能硬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出路。这个原则不仅再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问题，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中国道路的问题。所谓更高层次，是指在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己的人民国家的基础上的再结合。这个结合，一方面是求内在的发展和创新，这是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而言的；一方面是求外在的开放，这是就中国在已经发生了新变化的世界历史平台上谋求新的发展而言的。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了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问题。有了这个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可能是苏联的，而只能是中国的。

第三个方面是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思考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特点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建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经历的一场宏大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中，东欧和苏联都失败了，而中国却成功了。那么，中国成功的秘诀何在呢？在改革开放以来每十年一次的思想总结中，中国学术界都只是从主观上进行反思，比如，肯定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价值、肯定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大讨论的意义，等等，却很少从客观上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条件。不可否定，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计划经济的建设及其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建设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既得的生产力”。这个“既得的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客观前提，研究这个“既得的生产力”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意义，就是从历史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经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布局有着紧密联系。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重大关系问题，包括重工业与轻工业及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与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与非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都进行了总体性思考和探讨。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要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发展重工业，但是，中国要发展重工业，就必须使农业和轻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因为农业和轻工业能够为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资源、资金和市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经济布局上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正是这种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的存在，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创造了客观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从农村开始的原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代“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这一评价，不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的第二个时代与第三个时代的历史联系，而且在深层上打通了第二个时代与第三个时代及第四个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精神创造史。

“第二次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所作的艰苦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会犯错误，难免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这个时代的成就和错误作了客观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勇于自我革新的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精神的理论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