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的历史经验

冯留建 罗 晶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形成重视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研究的延安时期指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直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的十三年时间，延安时期是党的国际宣传工作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对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层出不穷的虚假谣传和刻意炮制的不实舆论严重影响并误导了国内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革命理论、革命队伍、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等的了解与认知，给党的革命事业和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打破舆论封锁、澄清谣言和争取话语权、树立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进而争取国际外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精心筹划国际宣传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存有的偏见，也为党的国际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1]。回顾与总结延安时期党在对外宣传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破解当下我国国际宣传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建立国际宣传组织体系

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归于失败。国民党宣布中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在此后的十年中，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区发动数次围剿，还对中国共产党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查禁进步作品、报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把共产党诬蔑为“杀人放火”“欺骗民众”“卖国求荣”的“赤匪”[2]，捏造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把持国民党党务”“离间忠实同志”“阴谋破坏北伐大计”“摧毁国民革命”“篡夺党权”[3]等罪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甩锅中国转嫁战争责任,而对于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国民党却“指责”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散布各种共产党抗战不力的谣言。在汲取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认识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而且认识到掌握舆论主动权的重要性。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指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5]180因此，在面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应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宣传出去，争取过来”[6]587的重要性。而要宣传出去，首先要有国际宣传的组织体系，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日渐重视“宣传出去”的工作，逐步建立起国际宣传组织体系。

(一)设立党的外事工作机构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于同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5年12月17～25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不仅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还明确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任务，要求“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7]，于是，党的对外宣传与联络工作提上日程。1936年1月26日，西北办事处颁布增设外交部的命令，而后外交部又下设交际处(后改为招待科)。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由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下辖的秘书处及其管理科直接领导。1938年3月，边区政府撤销管理科，专设招待科(后改为交际科)，1939年又改为交际处，进一步加强边区政府的对外联络工作。延安交际处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党政军诸多机构中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接待外宾的工作。在迎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准备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6]587是延安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因此，延安交际处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外宾会见和开展国际宣传的重要窗口。据统计，1936年到1945年的九年间，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就有数百名欧美人士，其中有74人到访过延安[8]。具体来说，延安交际处接待了国际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团体以及埃德加·斯诺等只身访问延安的国际友人。

(二)建立党的国际宣传机关

虽然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成立了中央局宣传部，但国际宣传工作经验比较欠缺。1929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更重大的意义。以往党对于国际问题的宣传做得很少，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间的宣传，更差不多完全没有，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亦非常不普遍”[9]254，提出要“加紧国际的宣传”等任务[9]253。1937年，南京沦陷以后，国民党将重要机关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政府对外联络的行政中心。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之下，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推进国际统战工作向前发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国际宣传委员会和国际宣传组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6]420。1938年6月，周恩来在汉口与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见面时，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该组织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中募捐，并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支持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周恩来在武汉期间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6]424国际友人，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民间交往，利于开展对外宣传工作。1938年10月，随着武汉的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作为国民党的陪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重要集结处，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外交机构、知名通讯社等驻扎在重庆，国际友人和各国军政要员也频繁往来于此。为展开国际统一战线，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并于次年年末改为南方局“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6]448。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为开展国际传播搭建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宣传开辟了更多路径。

(三)在国统区的主要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城市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西安、长沙、武汉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外联络的重要渠道，被称为通讯处或者交通站,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随着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物资极为缺乏，办事处继续发动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相比于相继沦陷的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香港则凭借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系的主要窗口。1938年，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廖承志和潘汉年在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明确和执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三大历史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与事迹；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10]。围绕这三大历史任务，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推动创办救亡报刊、成立华侨回乡服务团、组织华侨回国服务抗战、指导发展抗日武装。

(四)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组织和指导海外华侨工作团

抗战爆发后，欧洲、美洲、南洋三大地域的华侨自发组成多个抗日团体，如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组织，掀起筹赈募捐、抵制日货、抗日宣传等爱国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更加重视海外华侨工作。1938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设立华侨联谊会组织，并从抗大、陕北公学、延安鲁艺等学校挑选与海外有社会关系的优秀学生和进步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由朱德担任团主任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协助当地华侨创办抗日报刊、举行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等，扩大了国际的宣传面，为中国抗战赢得了有利的舆论支持。1940年9月，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正式宣告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宣传工作，逐渐建立起连通中外的国际宣传组织体系。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破舆论封锁、粉碎造谣污蔑的现实需要，更是通过国际宣传争取海外援助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这种职责和使命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显得日益重要。

二、坚持国际宣传的政治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主要侧重于向国际社会介绍共产党的革命纲领、革命理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敌后抗战等情况，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优良作风，塑造和维护共产党的政党形象，突出鲜明的政治导向。

(一)服从党的政治目的开展国际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纲领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1]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党通过社会革命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12]663。然而，在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党的宣传工作亦随之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2]406。围绕这一政治目的，针对日本开展的“中日合作”“经济提携”“开发西北”“东亚和平”[13]等虚假宣传，中国共产党则从各方面阐明“抗战到底”“全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和扩大内战宣传，共产党则致力“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14]329。总体来说，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反敌伪宣传还是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都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服务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总的政治目的”[15]170，是和反动派反共独裁和日本帝国主义灭华宣传针锋相对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5]633因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壮大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的重要任务。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16]1029，并提出抗战胜利以后，还要致力于“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6]1029-1030。中国共产党要反对和揭露一切破坏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阴谋行为。面对蒋介石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以及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的明确出台，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则侧重于一方面揭穿蒋介石的内战独裁阴谋，另一方面在把美国政府与人民、美国政府中帝国主义分子和民主分子等相区别的基础上，“向世界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帮助蒋介石发动和进行内战和把中国殖民地化的罪行”[17]629。

(二)加强对国际宣传的政策指导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根本上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铁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认同和影响力、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有重大意义，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不仅“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9]259，而且党的宣传工作要与党的行动保持一致，要求“严格的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15]423。除此之外，国际宣传要坚持党的政策指导。1935年底，中共中央落户陕北，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依靠外国记者打破了根据地的封锁局面。1936年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向其表达想访问陕北苏区并请其帮助的愿望。为此，193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延川县太相寺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问题。关于“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18]541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美国扶蒋反共真面目的显露，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对美宣传中的政策问题的通知》，制定了对美宣传的工作要点。此外，对于涉及中国国内政治的问题，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15]305危害中国革命、破坏共产党形象的广播和新闻就不能也不适合对外报道，否则会授人以柄。1948年6月，针对宣传部门中存在的无政府和无纪律状态，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工作[19]4。总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事件，党对国际宣传的政策有所不同。因此，国际宣传只有服从党的政策指导和策略路线，才能确保国际宣传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体现党的基本立场、态度和观点。

(三)遵守党的宣传的政治纪律和原则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20]。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这一指示的本质不仅在于对外宣传要服从党的政策，而且还要遵守宣传的政治纪律和原则。第一，在具体的工作中，宣传工作者要遵循宣传的政治纪律，对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应该怎么说等形成正确的判断，反对宣传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针对各根据地“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21]257对党内外的宣传工作做出明确规定，强调中央指示的重要性，指出：“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21]257。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针对党内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现象，明确规定“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等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19]4。此后，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宣传原则。在迎接、组织中外友人参观考察延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周恩来指出：“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22]200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22]6。无论是对待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还是缺点和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宣传原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最真实的展示。

三、坚持国际宣传主体和媒介的多元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开篇中指出，国民党总是对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套现成的答案。由于他们没有去过中共中央所在地，国际社会对真相是否符合宣传十分关注。这就造成这样一种事实：“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23]3。红色中国之所以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23]3，另一方面共产党几乎没有进行国际宣传。在此种背景下，国民党把红军刻画为“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23]4，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疑问，如他们是否“留着长胡子”，是否“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否“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是否是“莫斯科的工具”[23]4-5，中国的苏维埃是否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23]6，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23]7等。面对国际社会的疑问、误解与偏见，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开始重视国际宣传和国际交流，认为有必要通过多主体、多媒介开展国际宣传，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精神风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做出全面深入的介绍，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一)领导干部带头积极开展国际宣传

一是主动提供素材和稿件。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扩大红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募捐抗日经费，毛泽东、杨尚昆等发起为《长征记》征稿的集体创作倡议，征集稿件时名为《两万五千里》，收集“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18]566。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等长征的亲历者积极写作，再由丁玲、成仿吾等人编辑，最后编成报告文学集《红军长征记》出版。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抗战宣传的需要，“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14]329，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贺龙、陈毅等纷纷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撰文。二是走出延安，在国统区和国际舞台上扩大国际交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外派机构小组成员，主动与在国统区的外国记者、外交官等进行接触，尤其是周恩来在大后方与外籍人士建立了广泛的人际联系，为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例如，1940年12月，为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积极反共的行为，周恩来派人将半年来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密寄西安、桂林，并托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6]492。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及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外，还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6]497。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借此机会，董必武在美国广泛接触国际友人和华侨，进行演讲宣传活动，他与秘书章汉夫、徐永瑛在美国筹划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的成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伟大成就。1948年3月25日，中央工委发出为刘宁一出国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准备宣传材料的指示，提出进一步搜集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等材料的要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十分重视国际宣传，不仅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风采和修养，还在对外联络与交往的过程中，以充分的事实依据击碎了谣言，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二)借助国际友人和外媒的力量开展国际宣传

延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粉碎国民党制造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助第三方力量的客观宣传与报道。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依靠国际友人和外媒的力量打开国际宣传的局面以增强国际宣传的可信度。1936年7月13日，毛泽东看望“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18]557。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次借助国际友人对外宣传的机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都接受了斯诺的采访，具体内容包括红军长征、苏区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生活、毛泽东的个人生平等，为《西行漫记》的撰写提供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手资料。1937年10月，《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并多次再版，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震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这本书和斯诺就中国问题的多次谈话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自斯诺访问延安后，便有不少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慕名前往延安，《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续西行漫记》《中国军队》《中国双星》等介绍中国革命、领袖、军队的著作相继在海外出版，对此，毛泽东认为国际宣传“总算是打开了局面”[24]。1944年夏，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邀请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延安采访，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6人。此次接待由周恩来、叶剑英主要负责，周恩来为此召开多次准备会议，向延安有接待任务的单位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和采访目的，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成绩、缺点和困难，“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以利于我们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5]6。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并针对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叶剑英向中外记者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敌后战场的基本情况、根据地的抗战业绩和抗战胜利的光明前景，揭露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团结和抗战的阴谋。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则被视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希望通过美军观察组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25]12。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及广大敌后军民的英雄业绩，通过记者和观察组成员传播到了大后方和全世界，使国内外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25]15。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英美等盟国亦开始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给予更多关注。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非常欢迎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国际友人访问延安，因为他们“只要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告就对我们有好处”[26]153。正如毛泽东所言，国际友人站在客观的角度对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更易于令国际社会信服。

(三)加强国际宣传的媒介建设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加紧国际的宣传”任务,除建立专门的宣传部门外，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国际宣传的媒介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国际宣传以外文报纸宣传为主，英文广播、电影等视听形式也逐渐丰富起来。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海外创办了面向华侨群众作救国宣传的《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为了真实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1938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先后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等20余部反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重要活动的资料影片，并将这些影像资料大量发往国统区和国外。由于对华人华侨的影响还不足以转变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消除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误解，1941年中国共产党创办外文刊物《中国通讯》，用英法俄三种语言撰文面向国际社会开展宣传。作为党早期创建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的新华社亦拓展了业务范畴，不仅在延安创办广播电台，还聘请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作为英文部顾问和改稿专家。1944年9月1日，延安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英文电讯，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从窑洞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出版发行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发行部，以打破国民党的查禁与封锁，“适当的散发、分配与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17]38；“为扩大中共在国外的影响，委托王安娜把毛泽东最重要的文章译成英文”[6]526；《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阐述中国革命理论的大量著作被组织翻译成英文，出版发往海外。从1942年起，中共中央南方局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为素材进行翻译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分发对象主要为外国记者、大使馆和其他国际友好人士。

四、坚持从国际宣传的受众群体出发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面对的受众群体是多元的，有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和普通的日本人民，有除德意日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底层民众，也有分散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等。因此，为充分增强国际宣传工作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不同的受众群体出发，区别国际宣传的对象，运用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国际宣传。

(一)区别国际宣传的对象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和平阵线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四个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27]。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相区别。要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先要分清敌友，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面对日本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等旗号进行的宣传战，中国则进行反敌伪的宣传，并提出以抓住日本士兵的思乡、厌战等情绪削弱战斗意志以及优待俘虏兵并启发其阶级觉悟等为重点内容[15]171。1941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指出：“要用大力在日本士兵与人民中造成强烈的反对情绪。应该抓住目前的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15]693针对1944年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来说，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宣传达到“争取过来”的目的。因此，周恩来指出要“区别对象，分别对待”[25]273，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25]272，以有利于加强国际国内的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专门颁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对中外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的争取看做是“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6]594的中心工作，安排记者团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自然科学院、兵工厂、被服厂、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使他们对延安各方面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对于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三人想证实的八路军是否作战等问题，中共安排他们访问中国的第二战场。外国记者参观根据地，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将领罗泽闿对“共产党在过去六年中，未打一仗”[28]128的恶意攻击，而且在眼见为实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据杨尚昆回忆：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效果非常好，他们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我从陕北回来》《延安一月》等书籍和杂志文章向世界如实地介绍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29]。

(二)创新国际宣传的形式

从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来说，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新闻媒体“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30]。从传播的场合、语言、风格等来说，毛泽东提出新闻传播语言要新鲜活泼，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喜闻乐见，“纸老虎”的比喻就准确生动、风趣幽默，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延安时期，正式宴会、记者招待会、日常便饭、舞会、剧院等都能成为毛泽东讲“延安故事”、开展国际宣传的场合。1936年在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时，毛泽东就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做客、交谈。除了时政内容，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生经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等内容非常感兴趣，于是，毛泽东在窑洞里和斯诺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成长故事，斯诺亦通过照片记录了中共领导人的生活，例如《西行漫记》中就配上张爱萍、彭雪峰等人打完网球后的合影照片，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朱德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帮助其完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撰写。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来说，这种纪实性的叙事比起充满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更易于让人接受。以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机关报《救国时报》为例，该报就是以间接反映中共革命理论及反映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连载小说、回忆录、旅行通讯、随军日记等稿件为主。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很注重写作手法，以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例，这是一部讲述红军长征的书，该书以被国民党俘虏的“军医”的视角，生动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塑造红军领导人的正面形象以及人民军队严守纪律、信仰坚定、不畏艰险的形象。

毛泽东提出宣传工作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宣传对象。“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6]836。宣传对象的不同，决定要注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差别导致的国际宣传与国内宣传的显著差异。延安时期，相比于对内宣传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的目的是打动人、感染人，使中国共产党能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反法西斯国家产生情感共鸣，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一目的为党的国际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用事实说话以外，还要求区别宣传对象，并根据宣传对象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延安的故事、红军的故事，等等。

五、掌握国际宣传的主动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国民党的诽谤，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掌握国际宣传主动权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国民党的宣传与舆论战，坚持主动出击，“破”“立”结合，既要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又引起国际社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问题的关注。

(一)坚持主动出击，“破”“立”结合，同国民党展开积极的宣传斗争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国民党开始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对此，中国共产党早已做好宣传和应对的准备。1940年12月，周恩来“同斯特朗长谈数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嘱咐她：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还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6]490。1941年1月，国民党不仅有预谋地发动皖南事变，还歪曲事实诬蔑诋毁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揭露国民党“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15]17的指示，对此，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印发宣传真相的传单。当知悉《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后，周恩来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报馆将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删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6]498。在国际宣传方面，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并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1941年1月底，周恩来还致函已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从而为中共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破”旨在有针对性地揭露国民党的虚假和诋毁的宣传，主要采取的是“诬蔑与造谣——回应与揭露”的应对模式，这是一种被动的对外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破”不“立”是远远不够的，在粉碎谣言和揭露事实真相的同时也应该主动塑造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谈《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时，对于打破反革命派的宣传，就总结出“请看事实”和先发制人的宣传方法，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31]。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动出击。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的倡议，以真实的英雄和英雄行为进行对外宣传。对于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中国共产党先发制人，针对蒋介石的反共宣传做准备，以一封“爱国公民”的信告诉福尔曼：“政府官吏，从重庆到西安，从委员长到何应钦、张治中、戴笠(军事委员会秘密警察首领)和徐恩曾(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统计局长)，是全体动员了。在陕西，胡宗南、祝绍周(陕西省府主席)和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吏也都忙碌地神经过敏地动员着。他们准备着讨论着怎样欺骗你，封锁你以及监视你”[28]5。中国共产党凭借手中的情报提前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宣传的计划和安排。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具体周密地安排了接待工作和访问行程，包括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模范村、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等。叶剑英向中外记者介绍了中国抗战的一般情况，共分为敌后战场的敌情、伪情、友情、我情四个部分[32]。毛泽东亦非常重视此事，并与有个别采访谈话要求的记者进行交谈，有针对性地解答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八路军是否作战、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边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政策等问题。

(二)国际宣传既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报道，又关注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设法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敌后抗战的关注，获得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支持以取得战争胜利，还试图通过引领国际舆论、依靠国际力量推动战后中国的民主改革等涉及发展前途的问题。“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对于未来事情有比任何人先见一着的能力；而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成功的，他的群众非常信任他的判断。”[33]236“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国共会缔结抗日联合阵线”，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只会增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等等。事实证明，毛泽东“无误地描画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3]236，因此，斯诺把毛泽东称为“红色预言家”。不仅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总结，撰写了《论持久战》等大量理论著作，除阐述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还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做了前瞻性思考。这些理论著作不仅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国统区发放，还被组织翻译成英文版本发往海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34]。毛泽东在序言中谈到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分清敌友，提出“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35]，以实现把斗争矛头和力量精确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在战略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侧重揭露国民党“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15]17-18。为实现战后民主和平建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民主的宣传，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而对国民党政府施加民主改革的压力。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颂扬美国的民主精神和价值。随着全面内战暴发和美国援蒋内战真实面目的显露，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重点日益转向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企图和阴谋、分析国际形势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上来。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6]118的著名论断，指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26]76，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光明前途的信心。

总之，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封锁和造谣污蔑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从几乎没有到多部门、多途径、多主体、多方式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具体的国际宣传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以上关于国际宣传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健全国际传播体系、优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讲好中国故事等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上是“延长县大相寺”，有学者考证是“延川县”。参见方海兴：《〈毛泽东年谱(1893-1949)〉若干史实考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延长县和延川县事实上都存在，关于是“大相寺”还是“太相寺”，这一具体地名在地图上只能搜索到后者，且太相寺是在延川县而不是在延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