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三全育人”研究综述

夏 蓉 刘 明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三全育人”的构建提供了核心的理论遵循。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2018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建设要求和管理办法（试行）》，截至2022年5月，已开展两批试点工作，反映了教育主管部门在实践层面推进和落实这种全新育人理念的强劲力度。基于上述背景，为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国内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国内高校“三全育人”的研究现状，并展开评述，以此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助推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三全育人”相关研究的观点综述

笔者以“三全育人”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最早的相关文献发表于1994年，文献主题与德育工作相关。从文献检索来看，“三全育人”的研究大部分从2017年起，在2017年之前，发展缓慢，基本处于停滞阶段，近五年发展迅速。2017年发表相关文献近30篇，2018年发表数量过百，2021年相关文献发表达到1700余篇。可见近年来由于相关会议的召开、政策文件的下发，学界对“三全育人”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关注。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查阅与梳理，笔者发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核心概念、主体构成、困境与探索等几个领域。

（一） “三全育人”核心概念和工作特点

“三全育人”是在创新思政教育主体及实施过程，将协同育人理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结合，使各方在各环节上相互配合、积极协调，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工作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深化，以此加快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供给能力，不断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者的工作水准和质量。张睿认为“三全育人”是一个系统概念，其具有开放性、非线性和自主性的特点［1］；王艳平指出操作层面上具有实践性、发展性和创新性的特点［2］；刘瑞、周海亮提出“三全育人”的核心是育人，其重点在育德，思政教育在高校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中占主导地位［3］；唐艺军、苏旭阐述了在“三全育人”视域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时代背景的指导性、主体高校的包容性、客体对象的时代性、部署内容的系统性以及方法途径的多样性等五个特点［4］。同时，还有众多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三全育人”工作机制要始终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三全育人”的提出，是对立德树人特点和育人规律认识的全面提升和进一步深化；“全员”涵盖高校各类育人主体，不仅包括辅导员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涉及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等教学师资以及其他心理、后勤等管理人员，同时也囊括了学生自身，从广义而言，还包括社会、家庭等校外各类育人主体；“全过程”涵盖高校育人的从入学到毕业的全链式完整过程，既是指在校期间教育与教学全过程，同时也指学生成长与成才全过程；“全方位”涵盖高校育人的各种渠道、各种途径，也指育人载体，包括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等各方面的空间。

（二） “三全育人”的主体构成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国内高校“三全育人”工作是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下，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将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和机制。在育人主体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将主体集中在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之间，王彦庆、刘佳鑫阐明了辅导员的作用，他们认为辅导员在其中彰显了显性职能、发挥了模范引领作用。［5］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关系，肖慧提出要推进学校全员育人的氛围、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的合力是客观需要，其内涵包括观念共识、资源共享、队伍共建，由此形成两者协同育人［6］；陈燃表示两者有较强的互补性，可在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两方面同向同行［7］；李豆豆建议搭建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在思想教育活动中进行协作，并形成融合教育机制［8］。此外，也有学者将“三全育人”主体聚焦于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两者的教育可以相互补充，辅导员的教育较为直接正面，通过相关途径和载体针对大学生开展思政教育，而专业教师通过课堂上专业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方法；王莲芳也认同辅导员与导师是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两支可依靠的重要队伍［9］；龚文琴、李敬辉、何振鹏提出“三位一体”的主体结构，认为高校辅导员、思政、专业课教师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10］；还有小部分学者，如王永波拓宽了主体的范围，将高校机关部门、社会机构、家长也纳入协同育人体系［11］。

（三） “三全育人”的困境与模式探索

目前“三全育人”在育人主体、育人内容和机制建设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育人主体而言，魏金明提出部分辅导员存在理想信念不够牢固、工作职责不够明晰、育人成效不够显著等困境，而教师普遍具有重“智育”轻“德育”的育人特点，也有着“趋易避难”“删繁就简”的趋向［12］；胡守敏认为育人主体仍有角色缺位、过程断裂、重心偏移等局限［13］；朱平提出主体之间教育目标缺乏协同、育人积极性不高，横向协调不足，难以形成育人合力［14］。就课程建设而言，张凤翠、邬志辉认为任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不够深入、育人主体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储备不足、育人要素和资源安排不合理，这些都影响着课程建设的持续推进和育人效果的显现和提升。［15］就机制建设而言，目前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制度保障、机制运行、体系持续的全员性、全程性、全方位性，存在横向联动、纵向衔接、内外互补不够等问题［16］，教育内容缺乏相互渗透和补充，导致资源缺乏共享整合。

针对模式的改善与实现，大部分学者认为要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深度融合，吕宁认为“党的领导”是根基。［17］在协同途径的搭建上，肖慧提出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目前没有协同的途径，因此要建立协同中心［18］；陈玲认为“三全育人”要纵深发展，就要建构协同创新组织，通过建设平台、协同主题、重组项目等路径推进组织变革，使之焕发生命力［19］；李秀芳、王鑫建议列明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的核心优势，建立清单，以此为基础打造思政资源整合平台，开发以“政治角色”绩效为核心的考核体制［20］；张琴指出要构建“三全育人”机制，顶层设计是前提，配套制度是基础，搭建育人平台是关键，推进队伍建设是保障［21］；孙亮认为要实现路径创新，全面构建德育“四大体系”，即工作领导组织体系、工作实施执行体系、师资队伍体系与工作评价考核体系［22］；汪琼枝从教育活动出发，提出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要做好对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社会实践，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23］。总而言之，高校育人要构建“大思政”教育体系，育人实效才能从整体上提升。

（四）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虽然国外没有提出明确的“三全育人”理念，与之近似的是“协同”理念，追溯到“协同论”的概念，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联邦德国，由物理学家哈肯创立。他认为系统内组成单元之间的合作与配合是实现整体效益的基础和前提。从育人理念上，国外部分教育理念可为我国的育人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经验中学习，不强迫儿童去吸收外面的东西，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伴随成长，教育过程除了教育本身没有目的；他指出学校里的学习和校外的学习两者之间应该连接起来，应该要有自由的、相互的影响。

当前国外高校的实际操作与我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外高校除强调教师在育人中的重要地位外，还十分重视社团组织以及家庭、社会等对育人的重要作用。美国高校强调大学中的全体教师及行政人员都肩负着帮助大学生在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思想道德上的全面发展的责任。英国设置专门的道德课程，这与我国高校所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吻合，并通过课堂教学渗透、校园文化熏陶、学生事务引领等方式开展隐性德育，将德育渗透全过程。法国强调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齐抓共管”。

总而言之，国外和我国虽然在社会制度层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育人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存在可借鉴的经验，西方国家在教育方式上或许更注重发挥隐性教育的积极功能，这些教育模式实则和“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相通的，这都为我国的三全育人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二、研究述评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对“三全育人”机制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论述了其在高校工作中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但综观文献，研究也存在些许不足。

（一）研究主体范围局限

目前大部分研究将育人主体局限于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之间，致使主体单一，未延伸至更广阔的主体。实则辅导员的“内涵”可拓宽，如团委书记、心理教师等校内行政部门人员均可纳入辅导员体系；在教师队伍上，除了思政课教师，也可结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作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递价值观。另外，学生主体也可成为思政教育的育人力量，每一个学生个体都身处班级、社团之中，朋辈之间的影响是深刻且深远的。在校外人员配置上，社会中的企业家、高级工程师也可成为可依靠的育人主体，学校可邀请工程师进课堂，将最前沿的产业资讯带给学生，将自身的成长经历分享给学生，言传身教，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另外，家庭教育也是“三全育人”的核心，父母是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学生后期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路径较为同质化

当前大部分研究将重点放在教育主体上，如人员协同、部门协同等，较少从实施过程进行研究，就如何构建良好的育人生态需要深入探究，例如在课程协同、文化氛围、思想熏陶等方面的建设也值得思考。目前思政教育方式仍主要来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还不同程度存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如何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协同需要研究探索。就高校内部而言，根据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突破以往“思政课程”的观念，全力打造“课程思政”，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就如何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如何明确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类课程“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就校外而言，企业高管、文体从业者、手艺匠人等不同主体，可以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打造全方位思想政治育人体系。因此，如何推进高校、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育人要素和资源的融合、共享，实现多维度一体化育人也是可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成效评估缺乏定量研究

目前相关文献的行文格式大多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探究，研究大多侧重分析实践问题、注重教育开展以及总结实践经验，较少关注结果本身，对于思政教育的成效评价研究较少，未进行反馈论证。大部分研究针对案例展开，因此具有特殊性，也未能形成普遍的规律性认识。在分析上，也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没有明确的直观的数据可以参考。在《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评估督导体系”，这种科学测评体系应该包括对育人成效定量的分析，能更好地进行对比，以此来佐证高校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支撑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因此，建立科学有效、多元多层的高校思政工作测评指标体系十分关键，可以通过征集师生的意见，构建该育人模式的效能评估量表，量表应完善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分析内在的深层机理，让“三全育人”的成效能真正作为学科专业质量评价、人才项目评审、教学科研成果评比的重要指标。

（四）缺乏体系化的学理剖析

现有文献大部分基于“三全育人”的出台背景、政策文件进行宽泛讨论，对其理论研究停留在政策解读、宏观分析上，主要侧重于必要性、应然性的研究，从背景概述到育人模式构建的论证过于简单、浅显，在描述现状时也往往止于提出问题，缺乏从微观层面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对“三全育人”模式的体系化探索构建仍有待深入。若要更深层次探究“三全育人”的本质，需要从理论渊源、文化基础等出发，阐明“三全育人”的实然性，在深刻掌握教育规律、思政工作规律，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三全育人”的体系化、制度化构建。

三、“三全育人”的实施路径

通过对部分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三全育人”总体上成果较为丰硕，但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阻碍了思政工作育人成效。除了在理论上的研究，当前各高校也结合自身实际，在实践中推进“三全育人”建设改革。为更好地发挥典型作用，教育部已开展两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共设立了125个试点单位，涉及8个省份、25所高校、92个院系，各单位汇集育人元素，盘活各类资源，探索新模式新途径。结合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构建“大思政”格局与建立“一站式”学生社区是“三全育人”的主要实施路径，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构建“大思政”格局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构建“大思政”格局是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举措。要拓宽创新“大思政”格局，首先要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形成多元主体，除了高校的努力，还需充分调动家庭和社会及多方面的力量与资源，注重家庭资源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而社会中的网络教育、文化教育更是对学生起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其次要着力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和其他专门力量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的队伍建设仍是关键，要大力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结合与协同，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而辅导员作为重要参与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要分清工作主次，第一要务是思想教育与价值观引领，学会从事务性工作中抽身出来，重视自身价值，切实发挥好思想政治引领的作用；最后要健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平台的搭建，涵盖线上线下、校园社会等多方面阵地，将思政教育工作做大做强。

（二）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发展

目前，部分高校在探索建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如东北大学发挥育人队伍和学生群体的优势力量，以“协同育人+朋辈教育”将“精准防疫+精准思政”融入社区；南昌大学打造党建引领、力量协同、内涵培养、高效治理“四位一体”的社区育人模式等。但目前学生社区也存在思政教育力度不够、主体参与率不高、师生认同感不强等问题。基于此，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关键任务一是要深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师生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要有效发挥多元主体作用，部署多支育人主体团队进驻社区，形成党政干部、思政课教师、心理教师、辅导员等育人共同体，构建教学、管理、心理相结合的育人体系；三是要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鼓励学生自主开展文化活动，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四是要有合理的考核机制，进行量化评价，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发展。

四、结语

总体来看，回顾“三全育人”文献的刊发、研究等情况，当前关于“三全育人”的话题热度正处于迅速攀升的阶段，文献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程度更加深入，未来也将吸引更多的关注、引发更多的讨论。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期望“三全育人”的研究能从以下方面取得更加实质性的成果：一是在研究视角上，积极树立“育人整体观”，实现教育主体多元化，转变以往碎片化、零星化的育人方式，形成有机合力，优化队伍结构，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工作队伍，以此保障“大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二是在实践视角上，积极探索“育人实践观”，在第一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开展多项教育实践活动，搭建校内外教育平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能力拓展和素质深化相结合，实现思政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三是在结果视角上，积极形成“成效可视观”，建立研究效能评估方法及量表，进行效果反馈，综合各方面反馈意见，持续优化调整提升，用成果推动形成思政教育模式的新范式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