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葛 扬 朱 弋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关乎百姓的福祉。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决定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不断改革、逐步形成的。我国的分配制度不仅体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体现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快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要求。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发挥好按要素分配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不断完善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按劳分配为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思想。他认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历“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提出“按劳分配”是“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相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按资分配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相比，又是低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强调在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按劳分配所具有的明显激励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动力，而且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是全体社会成员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建立在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上的。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础。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34页。就是说，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在此基础上按劳分配个人消费品，也就是说对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以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为尺度的。第二，个体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已经解决，“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这是按劳分配实现的又一个前提条件。马克思强调：“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劳动者将自己的个体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时不再需要通过迂回曲折的路径，劳动者实际劳动中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成为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尺度。“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 从社会领回的, 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人们获得的报酬是以等量劳动交换为原则的，“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等量劳动相交换”。(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 页。第三，不存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劳动者交换自己产品的问题，因为凝结在产品中的人们的劳动不需要以价值形式来表现，人们各自的个体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不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这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34页。因此，按劳分配表现为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 页。，这就表明，实现按劳分配不需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当然，由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逻辑的契合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这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其分配原则必然是按劳分配。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决定着不同的分配方式。“分配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由此，个体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因为只有社会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源泉。(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并在上述基础上，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了，这恰恰是按劳分配实现的直接前提，从而保证了收入分配与财富占有上的平等。在马克思看来，在未来的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劳动所得已经不是价值性收入，而是物质性消费资料。“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表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及其按劳分配还具有较大差距。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而言，仍不具备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着手建立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根据技术、职务、行业、地区四个基本因素进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制度安排，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以及各类性质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收入都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除了与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具有相同的单一化、固定化和平均化等特点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民收入分配表现出来的平均化更为明显。并且，在上述制度安排中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由国家提供的生活补贴、社会保障以及相关福利等待遇。历史表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足够高、甚至出现产品短缺而不具备按劳分配前提条件时，单一按劳分配制常常会导致平均主义的倾向。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分配其实是等级化的平均主义，或者说是略有差别的平均分配的单一分配方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将上述单一分配方式强化了，“吃大锅饭”现象普遍，工资管理体制僵化，工资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地挫伤，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因此，能否准确把握按劳分配原则对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否则就会走向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随着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和所有制结构调整逐步完善的。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把单一按劳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一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着手打破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全会提出，“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并提出城市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突破了单一按劳分配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我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逐步形成，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

从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新拓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利益的实现方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及其权利。不过，按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更不是共同贫穷，而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对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劳酬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造成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具体占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而引起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进而导致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出现劳动成果的差别，也就必然反映到个人收入分配上。实际上，上述差别恰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激励作用，既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又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还促使劳动者的福利增长，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按劳分配带来的一定程度的个人收入分配差别，不仅不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趋势，反而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的外在动力，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二、按要素分配有利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分配制度上既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按要素分配是多种分配方式中的主要方式，就是根据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基础上首次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1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可见，我国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分配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后来，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中都一直强调上述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1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1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按要素分配的基本内容已经定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分配来实现的，体现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种要素所有者获得收益的多少由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市场经济中供求决定的价格引导着资源向效益高、社会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配置，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企业可以根据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自身生产经营的方向、规模和数量。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生产要素的有效机制，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具有公平参与生产和分配的权利，按照其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及对生产经营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显著提高了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效率，能够有效激励要素所有者投入的增加，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按要素分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尽管按要素分配会导致收入分化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常常是与先进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生产经营型的分化，并且与创造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相联系。上述体现先进生产方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受到市场激励后又会按照合理比例进行新的投入，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保持竞争优势。从宏观角度看，这些体现先进生产方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锐意进取和不断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社会资本的积累、国家税收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大。

按要素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离开其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来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我们首先要看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的一面。第一，按劳分配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是对私有制条件下的分配的根本否定；按要素分配是按照各类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的分配，也就是承认公有制以外不同性质所有制可以按照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分配。第二，按劳分配强调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按要素分配则认可各类生产要素所有权都有收益实现的权利。第三，按劳分配规定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体现了劳动者的权益；按要素分配则规定按照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报酬，劳动力的价格以同样的市场规则来衡量。第四，按劳分配体现的是劳动平等、报酬平等，不同劳动者之间富裕程度的差距是由于社会成员各自的能力以及家庭成员的构成不同等原因造成的；而按要素分配则是体现了生产要素的权利平等、收益平等，不同要素所有者收益差距是由于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差别以及决策选择的不同而导致的，而且生产要素质和量的差别所导致的收益差距具有放大作用。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中的“劳”是有本质差别的。按劳分配的“劳”指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付出的劳动；按要素分配中的“劳”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价格，受到市场供求和竞争的影响，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劳动力的工资报酬。由此我们认识到，尽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同资本等其他非劳动要素分配一样受市场机制的支配，但是两种分配中的“劳”的本质差别使得按要素分配无法涵盖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上的制度安排，因此按劳分配不能被按要素分配所取代。(20)参见葛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0期。当然,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二者之间统一的一面。从根本上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决定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统一以及相互补充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基本分配原则，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与其它非劳动要素一样参与生产经营，获得收益。因此，两种分配的对立统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实现的，不应该用一种分配规则否定另一种分配规则。从广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要素所有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由于受到公有制为主体尤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约束，我国实行的按要素分配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按要素分配的性质。因此，实行按要素分配不能动摇、削弱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不能阻碍、束缚按要素分配，否则就会在资源配置上影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进程。(21)参见葛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10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长期共存、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按要素分配拓宽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来源，激励越来越多的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经营领域中去，这些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其所有者获得的收益也会明显增加，势必会以更大的力度拉大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因此，实行按要素分配方式不应回避可能由其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的趋势。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完善，但是市场体系还不完备，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法律规范还不配套，各种经济关系还要不断理顺，政府在宏观上对收入的调节还要不断到位。对此，我们党有着充分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同时，就强调“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2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后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以及重要文件中都强调，实行按要素分配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2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比重”提高的前面加上“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2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提出“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并强调“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可见，我们党针对按要素分配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提出了越来越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式的贫富两极分化。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按要素分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迅速提升，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共同富裕的原则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抑制收入分配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同时按要素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在合理范围内的差距还能够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按要素分配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配置资源中发展壮大，实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提升，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夯实了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更为有效调控经济、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作用的前提条件。按要素分配有利于扩大居民收入的来源，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要充分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使更多的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所有者参与创新、创业和生产经营，让他们通过要素得到应有的报酬，增加收入。这样也拓宽了居民的致富渠道，除了在按劳分配前提下获得的劳动收入以外，还有管理收入、经营收入、技术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租金收入等其他收入。收入的多元渠道使得工资不再是居民收入的唯一来源，从而增强了居民收入的稳定性。按要素分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在分配制度完善中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已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共同富裕”接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承担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使命和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相互依存、内在一致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实现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其基础就是共同富裕。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来完善分配制度，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把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最早提出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决定了国家发展现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并长期实践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步骤。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新“三步走”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是贯穿新“三步走”的主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保障模式，但固有的“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痼疾，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冲击下更是不可持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将效率和公平辩证统一起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推进现代化进程，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获得现代化成果，满足广大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

共同富裕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个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共同富裕的同时不断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并在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迈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社会成员能力的不同及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质量上的差别，必然导致人们在要素收益上的差距，那些拥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并且敢于冒险、善于创新的生产经营者就会先富起来，那些地区也会先发展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就有责任来帮助后发展起来的人和地区，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在动态中实现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平衡。当然，这种相对平衡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主张的帕累托均衡，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一种社会责任自觉作用的结果。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可以通过示范作用和帮扶作用带动后发展起来的人和地区走向富裕，也可以通过向国家交纳各种税收支持或帮助后发展起来的人和地区，还可以通过向后发展起来的人和地区提供发展的空间、机会和手段，实现脱贫致富。先富带动后富是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采取一系列精准帮扶措施，决不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掉队，平均每年脱贫1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重大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要建立具体的分配体制机制，进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发挥好按要素分配的优势；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精神，要在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基础上，建立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相互作用的体制机制。初次分配即第一次分配，是依据市场机制、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再次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是政府根据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原则，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手段对财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发挥道德的力量，在个人自愿捐赠前提下进行的公益慈善性分配。初次分配一般是在效率原则下根据市场机制进行的分配，其实就是指在市场经济力量作用下的要素分配，要素所有者投入生产要素于生产经营中，获得与要素贡献相称的收益和财富。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基础上，数据等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要按照其贡献参与分配。根据前面的分析，初次分配常常会拉大收入差距，再加上市场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的两极分化。这不仅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财富创造能力，更损害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就需要政府扮演“再分配者”角色对市场分配进行矫正。不过，即使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再分配措施也很难做到充分。因此，就需要一种更具灵活性、针对性和特惠性的转移支付的具体制度安排，也就是社会力量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自愿地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从而弥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不足，这就是第三次分配。三次分配一环绕一环，每次分配都联结着共同富裕的目标。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挥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有利于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调整，进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杀富济贫，更不是一哄而上搞运动，而是一个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我国的三次分配的具体体制机制应该做得更好。要在总结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环节改革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有效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次分配的体制机制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不断完善三次分配体制机制必须坚持效率和公平辩证统一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正是坚持了上述原则。我们在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在强调提高效率基础上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工作效率，打破平均主义。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3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第二次转变，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3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从而由“兼顾效率与公平”转变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党的十七大报告关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第三次转变，再次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这样，又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不断深入、具体阐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样一个往复，是更高层次的往复，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也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反映。这就从实践和理论上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所主张的“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36)[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的困境。

实现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又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3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而且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8)《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的重大判断。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之中。实干兴邦，没有扎扎实实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当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了，物质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了，才能更好地进行分配，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实现高水平富裕。因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率，以创新为动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调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更加平衡、协调、包容的发展。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发展能力，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没有高质量发展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偏离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就不是人民期望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理论结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立胜之本，也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优势：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又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充分调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鼓励其在劳动就业、投资创业、创新创造中竞相迸发活力。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一切增进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既要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势，又要充分发挥多种分配方式独特的激励功能。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高效配置资源；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弥补市场失灵，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是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的总体性中体现的。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的总体视角来看，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的目标更加明确。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一方面要以生产关系为基础，坚持和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另一方面要调整分配关系，在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和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再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作用和优势，既要追求更有效率、更高质量的发展，又要追求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我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是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