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
——以《红楼梦》诗词英译为例

侯宁杉，杜文倩

(1.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福建 厦门 361015；2.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翻译理论的兴起、发展、盛行，介绍异域文化成为了翻译活动的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然而，“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对本族读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1]受制于语言文化的民族性特征，要实现完全对等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在传译时出现了因不同文化差异而影响译文确切性程度的现象，即文化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象翻译也不例外。本文尝试以杨宪益、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考察两个译本中的诗歌、词作翻译实例，探讨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一、《红楼梦》诗词中文化意象的可译性限度分析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其中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词贯穿始终。这些语篇凝练雅致，由能够引发想象、美感的文化意象构成，体现出汉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要译好《红楼梦》中的诗词，就必须译好诗词里的文化意象。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三卷本(1978—1980)(以下简称“杨译”)与霍克斯(David Hawkes)、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红楼梦》五卷本(1973—1986)(以下简称“霍译”)，基本代表了目前《红楼梦》英译的最高水准。以两种《红楼梦》英译本中的诗词为例，通过分析译文的理想效果与译者采取的处理方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进而更客观、深刻地探讨文化意象的翻译限度问题。为便于讨论，以意象在诗词中的表现功能为依据，将其分为描写型、象征型、比喻型和典故型四类。

(一)描写型意象

描写型意象是诗词中出现的基本意象，主要功能是描绘物体与情景，为意境的营造作铺垫，如《红楼梦》中《葬花吟》里的“游丝”“春榭”“落絮”“绣帘”，《桃花行》里的“帘栊”“东风”“茜裙”等意象。此类意象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意象的生成基于普遍人类心理，一般不会使译语读者产生过度的文化生疏感，翻译时只需生动形象地再现原场景即可。然而，更多诗词意象的选择与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其中积淀的内涵与情感不一定能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甚至可能引发歧义或负面联想。因此，在翻译中需要将译语民族心理纳入考量范围，对原文进行“诗语重构”。以《临江仙》为例：

例1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第七十回)

杨译：Dancing at ease in spring before white jade halls，Swirling gracefully in the spring breeze.

霍译：In mazy dances over the marble forecourt，Wind-whorled，into trim fluff-balls forming.

以上两句描写了柳絮在春风中翩翩起舞的场景。“白玉堂”指富贵豪奢之家，这里形容柳絮所处之地的高贵。对译语读者来说，“white jade halls”与“the marble forecourt”都不会带来负面联想，故保留与改写均可。“东风”意象则比较特殊。汉文化中，东风指从东部沿海吹来的温暖和煦的风。而英国的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寒风，与我国的西风、北风较为相似。从译文来看，正是基于对文化差异的考虑，两个译本均作了适当调整，有利于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似的文本信息。

当缺乏明显逻辑关联的数个描写型意象并置时，译者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单个意象的传译问题了，还有那条牵引着诗歌丰富情景的意绪之线，它关系到译语读者对意象间内在联系的联想以及情感体验的生成。这也是为什么汉语“意象诗”译成英语后容易面目全非的原因。以《秋窗风雨夕》为例：

例2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第四十五回)

杨译：Sad the autumn flowers，sear the autumn grass，Autumn lamps flicker through the long autumn night;Unendurably desolate by the autumn window，In the wind and rain autumn seems infinite.

霍译：The autumn flowers are dead，the leaves are sere；Lamp-light comes soon，the nights grow long again.Outside my window autumn’s signs appear，More dismal in the wind and rustling rain.

“悲秋”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主题，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悲秋意象，经过多种多样的排列组合，在一篇诗作中形成独特的意象群，寄寓着诗人的绵密文思。对译语读者来说，“秋花”“秋草”“秋夜”在逻辑上尚且说得通，可“秋灯”“秋窗”“秋不尽”该作何理解？杨译的处理方式是援引汉诗入英诗。从形式上看，二者的确很相似，但这些意象移植到英语中后就像一堆无序的“词片”，不仅没有堆砌出原有的意象美，还大大增加了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异质感。出于对英语文学的独特传统与西方读者的感知习惯的考虑，霍译只保留了“秋花”(autumn flower)的说法，对“秋草”“秋夜”“秋灯”进行淡化处理，将“秋窗”改写为“窗外秋天的气息可见”。虽然有效减轻了译语读者的阅读负担，却也消解了悲秋意象的情感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诗歌通俗易懂，霍译利用英语精密的词法句法将意象连接起来并做了定量描述，开放、多维、充满不确定性的立体空间变成了清晰、单一的情景描绘。这种将意象浅显化的处理方式大大削弱了原文的悲凉感，减损了诗意。

(二)象征型意象

象征型意象是指除了字面含义之外还具有深层寓意的意象。此类意象历经反复使用，成为引发某种特定情感与习惯性联想的固定语汇。象征型意象在我国古典文学中运用得十分广泛，如比翼鸟、连理枝象征着情爱，杨柳、南浦象征着离别，等等。翻译中若逐一加注未免过于冗长拖沓，置之不理亦非良策。译者只能以创造相似的情感共鸣为旨归，凭借对原文的理解与对译入语的熟练程度进行灵活变通。以《葬花吟》中的“燕巢”意象为例：

例3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第二十七回)

杨译：By the third month the scented nests are built，But the swallows on the beam are heartless all;Next year，though once again you may peck the buds，From the beam of an empty room your nest will fall.

霍译：This spring the heartless swallow built his nest Beneath the eaves of mud with flowers compressed.Next year the flowers will blossom as before，But swallow，nest，and Maid will be no more.

“燕巢”是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象征着美满的爱情与温馨的家庭。根据红学家对后四十回小说情节的推断，宝黛的婚事在春天已基本说定，可是到了秋天，宝玉避祸出走，黛玉在潇湘馆中泪尽而亡，宝玉来年重回贾府时只能“对景悼颦儿”。杨译用“the scented nests” “the swallows on the beam”“an empty room”“your nest will fall”凸显“燕去巢空”与“人去楼空”的联系，基本再现了“燕巢”的象征义。霍译则脱离了原诗的文本意图，“泥巴檐下鲜花被压扁”明显与上下文语境不符。至于“人去梁空巢也倾”句的翻译，他的处理方法是从局外人的角度让三者全部消失。这样的安排似乎给了读者一个错觉：燕子、香巢与人三者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当燕飞巢倾的时候，人也离开了。

再以《桃花行》中的“杜鹃”意象为例：

例4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第七十回)

杨译：A cuckoo-call and spring is left behind，Only faint moonlight falls on the lonely blind.

霍译：A nightingale is singing a dirge for the death of spring，And moonlight steals through the casement and dapples the silent walls.

在古典文学中，“杜鹃”象征着抑郁惆怅的心情、凄楚难言的境地。杨译抓住杜鹃啼声的象征意义，出之以“一声布谷叫，春色已尽抛”的中式意境，但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能够体会其中寓意吗？霍译则以英诗常用的“夜莺”代替“杜鹃”。夜莺形象在西方文化中是一只滴血歌唱的鸟，具有凄凉的象征义。这一基于中西文化对比的意象变换，有利于译语读者在自身所处的文化中寻求原诗的深层含义。可见，当源语文化意象所承载的情感无法直接共享时，译者应对意象进行适当转化，从译入语中寻找在艺术效果、情感意义方面与原意象具有相当表达功能的意象进行替换译写。

(三)比喻型意象

比喻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主要修辞手法之一，目的是将抽象事物具体化。比喻型意象即含有比喻意义的意象。《红楼梦》中的写景咏物之作，常常借助形象的比喻勾勒可触可感的画面，营造含蓄、朦胧的意境。译者在处理这类意象时应尽量移植喻体意象，再现原文的生动性与模糊美。以《咏白海棠》为例：

例5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第三十七回)

杨译：Autumn blooms cast chequered shadows by the door，Seven nodes of snowy flowers in pots arrayed.

霍译：White Autumn’s sister stands beside the door;Like summer snow her blossoms till the pot.

以上两句描写白海棠的姿态，以白雪比喻花之素白。也许是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反应，杨译将这一比喻型意象实写为“snowy flowers”，霍译则直白地变“雪”为明喻，明晰语义所指带来的影响是对原诗修辞效果的破坏，难以体现相关文学想象所带来的美感。

受具体语言、文化的制约，汉英诗歌的修辞手段和用喻方式存在诸多差异，汉诗中的一些比喻型意象很难移植到译文中。一些在原语读者看来新颖别致的比喻，对译语读者来说也许是晦涩难懂的。如果保留喻体形象与变隐喻为明喻两种处理方式都无法再现原文的盎然情趣，不妨变比喻为非比喻以消除理解障碍。以咏絮词《如梦令》为例：

例6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第七十回)

杨译：Boughs with silk floss entwined Or sweet mist glimpsed through a half rolled-up blind?

霍译：Not chewed-off ends of the sky’s embroidery?What are they?-Raise the blind a bit and see.

“绣绒”“香雾”与柳絮之间存在本体与喻体的关系。霍译和杨译都意识到过于隐晦的比喻难以传译，于是巧妙地另辟蹊径以保全译词本身的语义连贯。杨译将“绣绒”“香雾”的语义关系进行重新组合，想象出另外一幅画面：“树枝上缠绕着柳絮，半卷的帘子透出香雾。”霍译则加入合理想象，出之以戏剧性的对话：“若非是天上刺绣出土的残丝？”“那又是什么？”——“卷起帘子一角且看。”可见，适当的创造性改写不失为一个实现英诗得味的有效方式。

(四)典故型意象

根据《辞海》的解释，典故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典故型意象即包含典故的意象，其基本特征是言简意丰，这是所有诗词意象中最具民族文化色彩的一类。《红楼梦》对典故的引用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诗词的用典现象更是不胜枚举，汉语读者常常能从中领悟到丰富的内涵意义，获得与作者用典时相似的情感体验。在翻译过程中，典故常常是一个拦路虎。但典故并非不可译，也不能随意省略不译。译者需要在正确理解典故的出处、寓意以及作者用典意图的基础上，尽可能以流畅优美的文学语言保留异域文化的特征，帮助译语读者领会其中妙处。以咏絮词《西江月》上阙为例：

例7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第七十回)

杨译：Few and far between in the Han garden，They make the whole Sui Dyke gleam!Their spring splendour gone with the wind，Moonlight and plum-blossom nothing but a dream.

霍译：In the Han palace gardens a scatter thin and slight，But along the Sui embankment in legions falling:Spring’s three-month handiwork before the wind in flight，A day-dream of pear-blossom on a moonlit night.

“汉苑”和“隋堤”属于典故文化词汇，汉苑是由三十六苑组成的汉代皇家园林，隋堤即隋炀帝调动百万劳役所开的通济渠。“明月梅花一梦”句化用“梦断罗浮”的典故：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山时，梦见其与由梅花变成的美人欢宴歌舞，醒来后见“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汉苑”与“隋堤”这两项浩大工程代表一个王朝的繁荣鼎盛，然而最终只能付与东风，就像赵师雄所做之梦一样虚幻。遗憾的是，“汉苑”和“隋堤”的翻译，两个译本都只传达了建筑物的浅层意义，“梦断罗浮”的核心语义并未体现。笔者以为，对于诗词中关键却又较难理解的典故，最好在翻译时用简洁的语言增补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信息。这既有助于提高译文的交际效果，也能促进文化的沟通。如：

例8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第五回)

杨译：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poor maid!

霍译：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停机德”和“咏絮才”分别化用“乐羊子妻断织劝学”与东晋著名才女谢道韫咏雪的典故。就“停机德”的翻译来看，两个译本均舍去意象，用简洁的语言意译出核心语义。对“咏絮才”意象的重构，杨译在保留意象的同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霍译则有利于译语读者了解典故背后的文化意义。然而，直接表达意象的概念意义也是一种浅显化处理，典故特有的诗意在无形中遭到了严重磨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典故意象的形式与意义在翻译中必然折损一者吗？

二、基于可译性限度分析的文学外译启示

通过对《红楼梦》诗词英译实例的讨论发现，文化意象的翻译存在以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意象的文化属性决定它必然具有一定的翻译限度。从古典诗词意象的生成机制来看，其将抽象的主观情思借助具体的客观物体呈现出来，经过历代的反复使用与改造，获得了普遍性和永久性，成为具有固定内涵的文化语码。这种语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2]即非本族语者很难共享相似的联想意义、情感体验以及诗意领悟。因此，译文失真、走样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作为一种聚焦着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应尽量保留还是进行改写以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加强译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由大量翻译实例观之，真正的翻译大家并不会局限于某一种方法中，而是以不拘一格求得译作的最佳表达效果为旨归，随机、择优地采取多种翻译策略。若意象的文化意义不易引发歧义、负面联想，翻译时可以尽量保留，把阐释的权利留给译语读者；反之，则需要采取一些圆周调和、曲径迂回的方式来处理。

第三，替换、浅显化、重新创作等改写手段的实质是一种迂回圆融之策。汉语诗词意象经过翻译后很容易丧失含蓄蕴藉、言简意丰的基本特质，象征型和典故型意象尤其如此。文化意象的内涵难译，神韵更不易捕捉。在某种程度上，汉语的诗性是不可译的。

结合上述对《红楼梦》诗词文化意象的翻译限度分析，就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交流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汉语文化意象的翻译应采取以“意”为先的策略。这里的“意”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优秀的译作以“忠实于原作”为前提，译者在开展翻译工作前需要反复、仔细地揣摩原作者选取某一意象的目的。二是意象的核心语义。作为民族文化与思想情感的积淀，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呈现出典型的传承性和模糊性，译者要充分走进汉语文化背景中，深度挖掘其所蕴含的核心意义，包括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等，这对于象征性和典故型意象的翻译尤为重要。三是意象的诗意。汉语意象之美在于言简意丰、含蓄蕴藉。该如何使译语读者在赏析优美译文的同时感悟到其中特有的诗意，是今后的文学翻译应该努力的方向。

其次，未来一段时期内应坚持“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主张。归化与异化的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博弈问题。中国文学想要真正走出去，必须意识到译介的阶段性特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语都将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强势语言”，文学作品的外译需要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阅读习惯。钱钟书曾指出：“‘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关系，使国与国之间缔结‘文学因缘’。”[3](P67-68)可见，引发译语读者的兴趣是文学作品得以跨文化共享的前提，译本需要作出适度的妥协以满足其心理期待。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翻译要一味地“改头换面”，归化和异化完全可以共处于一译本中而不相左，译者要根据译介的不同阶段控制好二者比例。

最后，必须加强国内外翻译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由母语者还是外语者来承担文学翻译的任务，是一个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传统观点多倾向于由深谙译入语语言规则的外语者来进行翻译，理由是他们能够用地道流畅的语言表达创作出文笔优美的译文。但是，因中文水平有限，外语译者在理解汉语作品上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对其中深刻的暗示义不甚明了。既然中外译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加强国内外翻译界的交流与合作就成了一个互相取长补短产生理想译本的可行之策。中国文学文化的跨文化流通需要中外译者携手同行。

三、结语

本文从古典诗词中具有强烈民族特征的文化意象入手，以《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为例，通过大量翻译实例探讨了意象的翻译限度问题。从意象的生成机制来看，它是抽象的主观情感与具体的客观物体相结合的产物，是蕴含着特定的联想意义与情感体验的文化语码。这决定了意象在翻译中必然要因其本身的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遭到不同程度的艺术折损。

尽管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决定了翻译中部分文学语言的不可译性，然而，作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流方式，中国文学必须以积极健康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去，也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文化才能真正跨语际、跨地区、跨时代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