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阁》歧解辨证
——兼及杜甫情感世界的一个侧面

冯春辉，陈道贵

(1.安徽大学 文典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2.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由于语言精工凝练、内涵深邃广博，杜甫的一些诗作素来“横看成岭侧成峰”，颇耐人寻味。古今学者对杜甫诗歌的语义问题高度重视，如宋元之际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刘辰翁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黄氏的《集千家杜诗补注》等在注解杜诗时就注重语义辨析。现代学者也关注杜诗语义辨析，如萧涤非、莫砺锋、张忠纲、孙微等先生。历来解析杜诗者虽在词义解读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却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对这些歧解作全面梳理考辨，是杜诗学界应予关注的学术问题。本文拟以《草阁》相关语义辨析为例，揭示杜诗语义歧解研究的学术价值。

《草阁》一诗歧义主要出自“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二句，对其语义提出过不同观点的古代注家有：宋人赵次公、明人王嗣奭、顾宸、清人黄生、仇兆鳌、何焯、连边宝等。今人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未提出新的见解。如孙微先生曾提到过这一问题的歧见，但其将“小妇”是“舟妇”还是“家妇”的疑问暂时“搁置”[1]。进一步对《草阁》一诗歧义进行考辨，有助于深入理解诗句本身，亦可从中窥见杜甫的情感世界。

一、关于“泛舟”二句的歧见梳理

《草阁》一诗歧义主要出自“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二句，争议集中在“小妇”是外妇还是杜甫家妇、“损红颜”者是小妇还是诗人以及“惭”的意涵三个问题上。下面将逐一进行梳理。

(一)“小妇”身份问题

对于“小妇”身份问题，单从诗句本身难以得出确切结论。古今注家论及这一问题，歧见不一而足。现将杜甫《草阁》一诗照录如下：

草阁临无地，柴扉永不关。

鱼龙回夜水，星月动秋山。

夕露清初湿，高云薄未还。

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2](P3925-3926)

赵次公、何焯、黄生、连边宝等认为“小妇”是杜甫家妇。具体来看，他们三者的观点亦有不同。宋人赵次公认为“小妇”是杜甫“小儿之妇”。赵次公曰：“盖言将欲尽南而下，斯泛舟而飘泊矣。恐其小儿之妇以我飘泊之故，愁损红颜，此其所以惭愧之乎！”[3](P1065)而明清之际的黄生则认为“小妇”为杜甫之妾。黄生曰：“陶、杜二公俱有小妇，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一笑。”[4](P165)稍晚些的何焯也在《义门读书记》中表达了相同观点。何焯曰：“泛舟惭小妇二句，夔俗，女当门户，泛舟其常。族父省斋谓是公之小妇，盖泥于“惭”字耳。”[5](P1196)后来清人连边宝在《杜律启蒙》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说：“按邵二泉以‘损红颜’属舟妇，则‘惭’字为无着。小妇自损红颜，于公何与？而公惭之。仇注又以‘损红颜’属公，亦不妥。余疑公自有小妇，因漂泊之故，而惭其红颜之损耳。或应嫌其无据，然只此诗便可据，何必更求据也？”[6](P286)此外，明人王嗣奭虽未直言但是其语言中也暗含了“小妇”是杜甫家人的意思。他在《杜臆》中说：“盖出发巴、渝，便拟下江陵，今飘泊于云、夔者久，妇之颜已非初矣，故以为惭，其意极悲。而谭谓此老妩媚，可笑！”[7](P311)从中我们可看出，他认为“小妇”常随杜甫左右所以容颜在经年奔波中衰老。与以上观点皆异者则认为此“小妇”乃是外妇，与杜甫并无亲属关系。明清之际的顾宸在《辟疆园杜诗注解》中言：“邵二泉曰：‘蜀中多是妇人刺船’公因泛舟，偶见小妇。”[8](卷之十)“偶见”表明诗人与此妇并不相熟，即认为“小妇”乃是夔州本地以刺船的民妇。同此观点的还有宋人黄希、黄鹤的《集千家杜诗补注》和明人邵宝的《刻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等。

(二)“红颜”问题

从上文对“小妇”身份的不同看法的梳理，我们又可发现注家对“损红颜”之人是“小妇”还是诗人自身也有分歧。赵次公、王嗣奭所言当是认为“损红颜”者为“小妇”。赵次公曰：“盖言将欲尽南而下，斯泛舟而飘泊矣。恐其小儿之妇以我飘泊之故，愁损红颜，此其所以惭愧之乎！”[3](P1065)王嗣奭言：“盖出发巴、渝，便拟下江陵，今飘泊于云、夔者久，妇之颜已非初矣，故以为惭，其意极悲。”[9](P311)而从顾宸的“公因泛舟，偶见小妇，言其漂泊舟中，徒损朱颜寓己衰老之叹”[8](卷之十)句可见他认为“损红颜”者既是“小妇”也是“诗人”。在《读杜心解》中我们可以见到相同的观点，其中所述“结联见舟妇损颜，暗伤漂泊，彼小年漂泊，犹改红颜，况我老而为客乎！”[10](P503)即反映出浦起龙认为“损红颜”兼指舟妇和诗人。此外，唐元竑在《杜诗攟》中言“是见小妇之貌忽自愧其老丑，亦可资一噱”[11](P4681)，认为“损红颜”者是诗人自己。

(三)“惭”的问题

乍读“泛舟”两句，“惭”字不明所指，到底是谁“惭”，因何而“惭”皆不明确。若“惭”的主体是“小妇”，对象是诗人，那么她便是因容颜衰老而愧见诗人。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此处语义的疑难呢？王泗原先生曾在《古语文例释》中言明，据句法判断语义及词义的疑难，是研究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12](P5)。杜诗句法的一个特点就是词序倒置而语言劲健。杜诗中的词序倒置目的是对仗稳妥、协调平仄以及加强表达效果，获得劲健的美感[13]。从句法角度看，若认为该句是主谓倒装，诗句的正常语序就是“泛舟小妇惭，飘泊红颜损”。这种理解有其句法依据，将“惭”的主语变成了小妇。但是杜诗中主谓倒置用法偏少，此句也没有必须要突出强调的成分，而且一般杜甫在使用倒置时会选择不会造成歧义的语境。比如“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伤春五首(其四)》)两句运用了主谓倒装，但因为是化用人们已经知晓的东晋成帝被迫登车而宫嫔哀泣的典故(《晋书》卷七：“峻逼迁天子于石头，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14](P172))，便不会让人误会“悲”“泣”的主语是诗人。杜甫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纯熟，不会因为对仗等形式拘束就造成诗句的歧义。再加上，若将诗句理解为“小妇因容颜之损而惭”，则无从解释诗人如何得知，也不符合《草阁》自述居所、行动的口吻。此处无主谓倒装而是省略主语的动宾结构，句中的“惭”字主体应该是诗人，对象是“小妇”。惭，亦作“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慙，媿也。女部曰。媿、慙也。二篆为转注。”“惭”为形声字，本义是“羞愧”[15](P515)。故“泛舟”两句就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即诗人面对“小妇”感到惭愧。

那么诗人因何而“惭”呢？由赵次公的“以我飘泊之故，愁损红颜，此其所以惭愧之乎！”[3](P1065)可见，他认为诗人因自身功业无成、居无定所连累“小妇”一同飘泊所以感到惭愧，王嗣奭亦持此种观点。黄生则更加直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杜诗说》中言：“何以惭？何以愧？丈夫欲正乾坤，及其困也，乃至不能宁其妇子，能无内恧于心乎？意极气闷，而出语复尔风致”，也认为是诗人因不能使家人安宁使其飘泊而生惭愧之心。但是也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唐元竑在《杜诗攟》中言“是见小妇之貌忽自愧其老丑，亦可资一噱也”[11](P4681)，即认为诗人是因自己的容貌老丑而羞惭于“小妇”。

二、关于“泛舟”二句的诗义辨证

(一)“小妇”身份问题

众家之说似乎各有其理，故需详加揣摩。首先，赵次公提出的“小儿之妇”只是一己猜测。他将“小妇”之“小”理解为了年纪和辈分之小。考虑到杜甫在诗中称呼自己的妻子多为“老妻”，且当时他的妻子杨氏诚已年老不能称为“小妇”，赵次公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杜甫的儿子也许会有小妇。但这样的臆测因缺少实证而难以服众。再则我们通过杜甫子嗣的年纪可证明这一猜想并不可靠。在杜甫笔下出现的孩子共有六个，即宗文、宗武、早夭幼子、两小女，以及晚年飘泊湖湘时夭折的一个小女儿。宗文的生年不能确定。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认定宗文出生于天宝九载(750年)。孙微则认为宗文生于天宝十一载(752年)[1]。且学界对于宗文、宗武谁长谁次也仍有争议。不过，从现存的杜诗中可见二子的年纪相差不大。对于《草阁》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朱注、仇注、浦注、杨注俱编在大历元年(766年)秋[2](P394)。根据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所作的《示宗武》中的“十五男儿志”之句可知写《草阁》时杜甫子宗武为十三岁左右。按照保守的推测，宗文此时最大也只有十六岁上下。考虑到杜甫二子皆十几岁，此时最可能还未有妇人，即便娶妇也恐不会有随杜甫飘泊多年乃至折损容颜的经历。故而赵次公“小儿之妇”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何焯、黄生等人认为的“公之小妇”虽也有其道理，但是此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反驳。其一，在现存的杜甫诗歌中可以找到他日常接触的家庭成员，但是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其妾室的存在。也有学者在论文中提出过杜甫对妻子感情专一没有姬妾的观点，如蔡川右说：“综观杜甫一生，他对妻子忠诚，在爱情上专一……私生活较严肃，诗集中不仅没有流连秦楼楚馆的记载，而且身处顺境逆境，都不沉湎女色，身边都没有侍妾歌女。”[16]虽然该说法有些绝对，目前也有关于杜甫是否“续娶山妻”的争议[17]，但是在有确凿诗文可以印证的亲族中，杜甫确实仅有杨氏一位夫人[18]。其二，杜甫的诗句指称妻子一般用“老妻”，如“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老妻寄异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画纸为棋局”(《江村》)、“偶携老妻去”(《寄题江外草堂》)、“昼引老妻乘小艇”(《进艇》)、“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等。“小妇”为杜甫妻子只能是孤例，不足为信。其三，纵观杜诗，我们不难发现在言及自己家人时，杜甫常常用“愧”字来表达对家人的惭愧，如“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谋拙愧诸昆”(《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所愧为人父”(《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而用“惭”字表示对别人的愧疚的则一般以外人为对象，如“深惭长者辙”(《酬韦韶州见寄》)、“食恩惭卤莽”(《奉赠萧二十使君》)、“多惭鲍叔知”(《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一)》)、“谬惭知蓟子”(《奉寄河南韦尹丈人》)等。故而从以上种种来看，“小妇”应为外人而非亲眷。

考察古代社会的语用习惯和唐人对一些词语约定俗成的语义，也可说明“小妇”并非杜甫对家妇的称呼。梳理相关文献，“小妇”作为第三人称出现在古代作品中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被用来指妾即小老婆。如《汉书·元后传》：“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於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颜师古注：“小妇，妾也。”[19](P2894)宋洪迈《夷坚丙志·杨希仲》：“主人小妇，少而荡。”[20](P354)《红楼梦》：“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21](P138)其二，用来指妯娌中行次最幼者即小儿子的妻子。如《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长安有狭斜行》：“大妇织绮紵，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22](P406)其三，用来指年轻妇女。如唐人刘长卿《疲兵篇》诗：“小妇十年啼夜织，行人九月忆寒衣。”[23](P1576)清人郑燮《姑恶》诗：“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24](P95)

以上所举之例中“小妇”作妾讲时皆为叙述者指称他人的妾而非自称自己的妾，甚至带有讽刺贬低的语体色彩。本诗对“小妇”的感情是同情怜惜而非贬损，不与上列例句相同。因此诗中“小妇”不太可能指自家小妾。但若“小妇”是杜甫用来指称最小的儿子的妻子的，虽然符合古人的语用习惯，但笔者已在前文叙述过反驳理由，不再赘述。诗人用“小妇”指代自己的家庭成员的两种可能都可被排除，只剩下用“小妇”指外面的普通年轻妇女这种可能。刘长卿与杜甫为同代诗人，他的诗句里即有此用法，可为我们佐证这种用法的普遍性和可靠性。唐诗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例子：如“小妇今如此，长城恨不穷”(刘方平《横吹曲辞·梅花落》)、“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李颀《古意》)、“将军占太白，小妇怨流黄”(张柬之《出塞》)、“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王昌龄《青楼曲二首》)、“谁道小郎抛小妇”(白居易《杂曲歌辞·浪淘沙》)、“弄水游童棹，湔裾小妇车(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扬州桥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王建《杂曲歌辞·江南三台四首》)等。这些诗句中之小妇皆为正面形象，因此将《草阁》中之“小妇”作年轻妇女解，在感情色彩方面也更加恰当。

虽然现实中杜甫有无“小妇”仍有争议，但是考虑到对杜甫子嗣年龄、杜甫对妻子的情感和时人及他本人的用语习惯等因素，本文认为“小妇”的身份不会是“小儿之妇”，亦不会是“公之小妇”，而应该作“外妇”即夔州刺船为业的年轻民妇来解。

(二)“红颜”问题

对于究竟是小妇“损红颜”还是诗人“损红颜”的问题，可以从隐喻的角度分析。与其将“损红颜”者单纯看作“小妇”或单纯看作诗人自己，不如将二者的形象整合叠加，作为一个互相映射影照的组合。损红颜者不单单是为生计漂泊船上的民妇，也是半生辗转，无处寄托济世之心的诗人。二者都受世道左右而忍受飘泊摧残，二者也都因长久的摧残而折损了容颜。

自古诗家就有借美人迟暮来隐喻自身怀才不遇、时光虚度的传统，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大母题。杜甫以女子命运隐喻自身命运的诗并非《草阁》一篇。作于秦州的《佳人》一诗亦非单纯描写美人被弃的命运，也是杜甫宠而复失、转瞬荣枯的仕途经历的影照。浦起龙曰：“此感实有之事，以写寄慨之情。”[10](P63-64)黄生云：“偶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诗。”[4](P33)《百家注》卷十引师曰：“此诗亦以佳人喻贤者，君用新进少年，至于疏弃旧臣，甫寓意有此作，独为佳人之什。”[25](P1349)浦起龙、黄生、颜师古等对于《佳人》的解读其实都暗暗承认了诗句中运用的“隐喻”手法。“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2](P1350)，表面上是借故夫与新人之喜来衬托弃妇之悲，谴责喜新厌旧的“夫婿”，其实婚姻中新人取缔旧人的心理空间也连接着朝廷上的人事更替，新贵承欢、旧臣贬谪的心理空间，二者通过“在丧乱世道遭遇先宠后弃的坎坷后仍保持高尚操行”的同一性，压缩为一个更为具有包容性的整合空间。此例可佐证《草阁》中的女性隐喻在杜诗中并非是单薄孤立的，诗人完全有可能有意识地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一位不幸女子的人生经历加以比较，发现共情之处，糅合入诗。

杜甫也确在多处诗句中有过感慨自身容颜衰谢的类似表达。比如“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览镜呈柏中丞》)、“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无钱从滞客，有镜巧催颜”(《闷》)、“仆夫问盥栉，暮颜靦青镜”(《早发》)等等。这种感情并非单纯地慨叹自己容貌衰老，还有功业未成光阴虚度的深意。杜诗中还有些诗句表达得更为明显，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以上诗句皆可证明杜甫有抱负难平、人空老去的感情积郁在心。这就使得杜甫借写“舟妇”命运来抒发自我之情有了情感基础。

承认“损红颜”的隐喻性，不仅暗合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能整合生活和仕途两种辛酸，使诗句的意涵更加深沉醇厚。对于隐喻来说，显著的重要关系是同一性。“刺船为业的小妇因在船上漂泊而折损红颜”与“济世受阻的诗人因在乱世辗转而折损红颜”这两个心理现实即可通过“因不安定的经历而衰老容颜”这一同一性压缩为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这就使得“飘泊损红颜”一句同时拥有了生活过程的艰辛和济世过程的艰辛两种况味，更使个体命运的飘泊增加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互通性，加深了诗人与小妇的情感联系，也暗示出社会悲剧的普遍性。所以顾宸、浦起龙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可信的。诗人与“小妇”的共同点为都因飘泊折损红颜，这是诗人情感的触发点，也是他对小妇产生同情的连接点。以此为基础，诗人“由人及己”又“推己及人”，运用隐喻技法凸显语言的包容性，使意象重叠，诗句意涵得以丰富深沉、含蓄隽永。

(三)“惭”的问题

关于“惭”的歧见主要在于“因何而惭”这个问题。唐元竑在《杜诗攟》中的观点并不可信，全诗未曾提及“小妇之貌”的年轻美丽，不能与“老丑”形成对比，况且小妇为夔州当地劳动妇女，多年饱受生活之苦，可合理推测其容颜应当有所折损，让人见之则自惭形秽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对诗句做此种理解不仅显得生硬而且将诗人的心胸格局拉低了。大丈夫不因容貌而自惭，心胸志气如杜甫之人当不会对自己与一个女子的容貌之差而耿耿于怀。杜诗虽多有衰老多病之叹，但流露的多是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时间流逝的哀叹而非是像感慨容貌这样浅薄。“亦可资一噱也”之句显示，提出本观点的唐元竑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解读的轻浮。赵次公与黄生的观点虽将“惭”的对象误认为是杜甫家妇但却也有可取之处，诗人确将“小妇”之苦归咎为自己的无能。

本文从杜甫的格局和胸襟出发，认为“惭”的主体为诗人，诗人之“惭”乃是因为见到在乱世中艰苦谋生的“小妇”从而体会到了家国离乱和百姓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的崇高在于他往往推己及人，对百姓的磨难和痛苦感同身受。作《草阁》时杜甫身在夔州，此时他常针对夔州百姓饱受战乱折磨的境状表达高度悲悯。夔州劳动妇女便是他在《又呈吴郎》《负薪行》等诗中同情的对象。而当《草阁》中憔悴的小妇体力劳动的服务对象是自己这个男子时，他难免会在同情怜悯之外多出一份无地自容的惭愧。

他的惭愧不止如此。在与小妇的对比中，他审视自己的状态，感慨自己老而无功，怀才却不得济世，白白折损光阴。他一边怜悯小妇的飘泊一边怜悯自己的飘泊，在愧于让小妇撑船的同时也愧于让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流浪中湮灭。当时的夔州由于战乱男子大多死伤流亡，女子不仅嫁不出去而且还不得不耕作操劳奔波一生。这也是“蜀中多是妇人刺船”的原因。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熏陶的人会在心中种下面对妇孺的“恻隐之心”，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小妇”的服务？目睹眼前情状，以儒者自居的杜甫怎能不心有所感，有所惭愧？但是杜甫虽然为民生疾苦而忧虑深广，却无法以老病衰颓之身改变任何状况。于是，他面对舟妇的惭愧之情就与对功业未成的自惭融合，与无能济世的羞愧融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惭”不仅表示因有错误、缺点或未能尽责而感到羞耻不安，也可以是感幸之词，意为侥幸、难得、多谢。唐王绩《过酒家》诗之五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26](P484)与《敦煌变文校注》卷五《双恩记》中的“愧惭天子恩波及，感荷王孙库藏开。”[27](P932)的“惭愧”与“愧惭”都表示感谢、感幸意义。“惭愧”二字作感幸讲唐宋之人用例很多，杜甫本人也在《北征》《羌村三首》中有此用法[28](P122)。“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筚”(《北征》)表达诗人对自己独受皇恩允许探家的感激。“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羌村三首(其三)》)表现了诗人既因乡村父老的关怀慰问而心生感激又因不能解他们之苦而感到惭愧的复杂心情。所以《草阁》一诗中“惭”字所表达的感情很可能也有“感谢”。诗人泛舟，而夔州多妇人撑船，“小妇”辛苦地为诗人渡船，自然要谢。“惭”的两个意义不是对立的，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笔者认为在讨论杜甫“因何而惭”的问题时，有必要补充“惭”的“感谢”意义。

从杜诗句法、杜甫情怀格局以及“惭”字语义的角度来看，“惭”的原因当不仅是“容貌之变”，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自身虚度年华、济世之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和对劳动妇女命运的同情。

三、杜甫情感世界中的一个侧面

杜甫表现出因“老而无成”而对百姓生愧的诗也不唯《草阁》一首。《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由赞扬严武转入批评自己，结尾用“空”与“老”表达他对自己无所建树，暮年无能不甘，用“愧”字表达他因未尽到济世责任与儒臣使命而产生的惭愧。这惭愧正是他情感世界中的高尚一面。杜甫身负儒士的济世使命感。因此，将《草阁》尾联理解为杜甫对夔州劳动妇女的同情和对自身的反思，不仅更符合他的思想与用情习惯，也使我们得以窥见杜甫对夔州劳动人民的爱怜，窥见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和他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每饭思君，有句忧国”，杜甫的诗句即便是写自身境遇或怀亲之作，也会沾染浓厚的忧国之情，从不局限于一家或一人的小格局之中。例如《恨别》本是思家忆弟之作，但却将思家的情绪转至对战局的关心。《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本来写自己一家之不幸，最后却上升为庇护天下寒士的祈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从长安回奉先县探望妻儿所作，却也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以上都说明对家人的感情并不能使杜甫遗忘对受苦民众的同情。杜甫在诗歌中体现出了良好的“感通性”，他能很好地将自己的遭际与悲哀普化为天下百姓的“大悲”。将《草阁》中的“小妇”身份理解为万千劳苦妇女之一，“损红颜”者理解为主体兼客体，“惭”的原因理解为愧对百姓与自身抱负，更加贴近杜甫的胸怀与感情。反之，若“小妇”是“家妇”，“损红颜”仅为诗人或仅为小妇，“惭”的原因不涉及家国情怀，虽然也讲得通，但是这首诗就无法体现杜甫与百姓共情的能力，无法上升到国家和百姓的层面，胸襟和格局未免逼仄了一些。

综合以上所述，本文主张将“泛舟”两句理解为杜甫见到夔州当地刺船为业的年轻妇人因为漂泊而容颜衰老，联系到自身也在飘泊中老去，无力改变民生疾苦，因而生出一种惭愧之感。现试对《草阁》一诗尾联两句做出如下解释：“泛舟时我看见刺船的夔州妇女，她年纪轻轻却因为终日漂泊而折损了容颜。虽然看到夔州百姓如此艰苦，但我却无力改变现状。想来我也是在飘泊中白白度日，至今已如此苍老却仍无所成就。我一生以儒者自居，却未能解百姓之苦，真是惭愧！”本文如此理解“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是对古人多种歧见梳理、辨析的结果，亦贴合杜甫胸怀天下的情怀和忧心黎民的感情。在确定“泛舟”二句最优语义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杜甫对劳动人民或弱势群体的关怀，体悟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