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和杜拉斯笔下的“异国形象”

任梦梦，任 强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继而创作出具有审美艺术特征的艺术真实。人物形象是小说三要素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一个个具有多维度的人物形象就像“活”在我们身边。张爱玲心思细腻，刻画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由于其在香港生活过，接触了很多外国人，她笔下描写了众多“异国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因妻子一家过于保守且缺乏情爱教育，致使愫细在新婚之夜“逃跑”，舆论促使罗杰选择自杀。与此同时，另一位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也描写了一位“情人”，从西方视角探求“情人”背后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及殖民色彩与民族歧视之下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张爱玲与玛格丽特·杜拉斯都是非常了解女人的女性作家，并且二人年龄相差不大，但是学界对她们作品人物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女性形象这一角度出发，而忽略了人物形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蕴。本文通过两位作家相似的异地经历，对比分析作品中共同存在的“异国男性”形象，进而分析“异国形象”悲剧命运的成因。

一、个性鲜明的“异国形象”

在比较文学意义上，形象学并非传统形象的研究，而是对“异国形象”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张爱玲和杜拉斯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异国形象”，力图塑造“色情狂”罗杰、胆小而勇敢的“情人”，来窥探他们悲剧成因：情爱教育的缺失，流言的危害，以及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虐恋。

(一)“色情狂”罗杰

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能受到读者的喜欢，最主要是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有异国形象，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男主人公——英国绅士、华南大学教员：罗杰·白兰登。因为妻子情爱教育的缺失以及流言四起的时代，让这位英国绅士在“逼迫”下成了“色情狂”。

1.“白铁小闹钟”罗杰

正如作者张爱玲所言，她“喜欢参差的对照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如同“葱绿配桃红”[1](P95)。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不同于纯粹的、土生土长的异国人，而是介于异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种边缘人物形象。罗杰是一个生活在香港的英国男人，具备了香港男人的特征，这种特征被张爱玲概括为“白铁小闹钟”①。直到遇见愫细，才给他平静的生活增添些许趣味。新婚之夜，本该行夫妻之事的夜晚，愫细哭着跑出去，向所有人控诉自己丈夫的禽兽行为。这个时候的罗杰在别人口中不再是正直的大学教员，俨然变成了一个“色情狂”。

在得知罗杰是个“色情狂”时，所有人都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在多重身份之下，他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教师，因为平时对学生严格管教，导致学生抓住这件事对他进行公开嘲笑；作为学校领导的得力帮手，其他同事也都对他冷嘲热讽，表面上的恭敬和背后的闲言碎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那一刻，他真的变成了一个“色情狂”。他无法去解释，面对这一切他只能逃避，种种原因逼着他走向了灭亡。

当罗杰再次看向自己心爱的姑娘，一瞬间觉得她那曾经漂亮的蓝色眼睛变得有一丝恐惧，她可爱的牙齿也变得令人发颤。舆论推着罗杰走向毁灭，最终在家打开煤气自杀了，他的生命就此结束。张爱玲这样写道：“也许因为东方炎热的气候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2](P79)这样一个本该和所有英国绅士一样过着令人倾慕的罗曼蒂克式生活的人，却最终由于有毒的流言而选择就此结束生命。张爱玲使用了“五四”国民性叙事的基本故事因素与故事模式，却将故事人物的民族身份进行了彻底的置换，使西方“他者”陷入了与阿Q们一样的悲剧命运之中，在此基础上消解“他者”的先进意义，呈现出更真实的状态。

2.情爱认知的缺失

愫细情爱认知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罗杰的死亡。纯洁的愫细并不知道什么是情爱，甚至单纯的以为接吻就已经是两个人之间最真实亲密的相处方式。正因为她的这种纯洁，误解了罗杰作为一个男人正常的情欲，也间接使这位英国绅士走向了灭亡。愫细情爱认知的缺失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蜜秋儿夫人的失职。她对于女儿们长期谨慎且过分的约束，使她们对情欲一无所知。她的家庭教育模式中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女儿们最终都会结婚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成为妻子、母亲，和丈夫之间正常的生活才是她们生存之道。但是蜜秋儿夫人不但不在女儿们结婚前告诉她们这些事情，相反却极力避免让她们获取诸如此类的常识。这种变态的爱使愫细对罗杰的正常夫妻要求大惊小怪，也直接影响了罗杰正常的生活轨迹，顷刻间名誉扫地。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界里，罗杰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二是愫细的姐姐靡丽苼的隐瞒。她的前夫也是因为这种原因结束了生命，因为情爱认知的缺失才导致的婚姻不幸，并没有让靡丽苼有所警惕，相反她没有把真正原因告诉自己的妹妹，使她最终和自己一样经历悲惨的婚姻。新婚前一天，她向罗杰倾诉自己婚姻的不幸，也给罗杰敲响了警钟，他感觉到了：“黑暗，从屋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世界末端，太古的洪荒，人的执念，暗得连影子都没有留下，浩浩荡荡的和平和寂灭。”[2](P88)最终罗杰选择了在这样一种落寞中结束生命。

(二)胆小而勇敢的“情人”

杜拉斯笔下的“情人”是一个爱情中的矛盾体，家财万贯却奴颜婢膝，性格软弱无力，这是杜拉斯对“情人”的描写，也是对心中东方形象的再现。造成“情人”这种爱情矛盾形象的原因，除了他性格上的局限之外，最主要的是他与法国姑娘之间是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的虐恋。

1.富裕而软弱的“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早年长期生活在越南，这种异域生活环境给予她很多创作上的灵感，创造出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情人》中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个杰出代表。“情人”这一形象最早可能是作者1950年创作的《抵达太平洋的堤坝》中的诺先生。

首先是“情人”和诺先生一样家财万贯。杜拉斯描述“情人”：一位举止文雅的男人坐在那部利穆新轿车里注视着我。他不是白人，一身欧式的打扮，穿着西贡银行家常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3](P21)。但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富裕的父亲，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一身欧式打扮，抽着鸦片，带“我和我的家人”去大饭店吃饭，帮“我的家庭”还清债务。

其次是他在“我”的家人面前奴颜婢膝。“他几次请我家人吃饭的情形都是一样的。两个哥哥只顾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们也不可能看他”[3](P61)。即便是这样，“情人”还是忍气吞声，没有一点反抗。

最后是他性格上的软弱无力。他一直处于被动的一方，无论是爱情上还是家庭中。尽管“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说“我”是因为家里母亲和哥哥需要钱才和他在一起，他也完全不在意。在渡轮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3](P40)。“情人”迫于父亲的压力，要与富家女联姻，二人的“爱情”也结束了。书中写道：“我明白要他违背父亲的要求，带我离开这里，他不敢，也做不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没有打败恐惧去争取爱的能力，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3](P60)他虽为家中长子，但在家庭里并没有地位，是一个“多余人”②。“情人”的爱是跨越民族、国家的虐恋，是顺从的生活中惊起的一层波澜，他的爱是热烈的，胆小中又带着勇敢。二人这场虐恋最终的结果就是虽然不能娶你，但我会终生怀念你。

2.跨越国界的虐恋

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③，要全面理解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4]。然而长久以来在他人的眼中，对异国形象的认识却根深蒂固，并没有因为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就完全改变了“他者”心中的原有形象。

首先在男女主人公双方身上都有着明显的国家、民族意识，“情人”因为爱上了一个法国姑娘，所以尽管在家庭条件优越的情况下依然忍气吞声，小心翼翼。无论是从他颤颤巍巍的手，还是爱哭的性格，都能看出在感情和肉体上，他都处于被动地位，而这主要是因为“我”是个法国姑娘。

其次是在周围人看待这段感情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差异。在彼此的文化中，双方都不屑一顾，不同的肤色成为他们永远不能逾越的鸿沟[5]。一方面是法国姑娘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和一个华裔交往时，对她进行拳打脚踢；她的哥哥们也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甚至称她为妓女。另一方面是“情人”的父亲得知自己的儿子与一个法国姑娘交往时，也坚决反对，父亲甚至说“宁可看着他死”，也绝不会允许他娶一个法国姑娘。

国家、民族等因素的存在，使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更是一场无法得到圆满结局的虐恋。

二、爱情悲剧中的异国男人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杜拉斯，她们都致力于塑造悲剧故事中的异国男人形象。两个跨越时空的异国男人都经历着相同的悲剧爱情结局，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与本土文化不相融合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国家、民族身份的影响。这是他们爱情的悲剧，也是生命的悲剧。

(一)相同的悲剧结局

一部作品之所以会塑造出与本国生存环境不同的“异国形象”，在于通过“他者”观照本国现实，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两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异国男人的形象——罗杰、“情人”。两部作品的“异国男人”二者又存在着共同点，即他们的爱情都以悲剧结束。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中上层男人身上的爱情故事，当生活的压力不存在的时候，爱情显得那么真诚且重要。

张爱玲善于写“软弱的凡人”，这与一战后西方现代文学中反英雄、反高潮的倾向一脉相沿。罗杰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凡人，在面对外界的压力与舆论时，他没有和任何人解释，没有和世俗抗争，而是选择逃离，为世人留下了一个“苍凉的手势”④。

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同样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在那个金钱操纵一切的年代，爱情不复存在。“情人”迫于家族压力，无奈也选择了屈服。这没有对“高贵”的法国姑娘产生多大影响，似乎那场惊心动魄的爱情已经被遗忘。相恋固然美好，可仍然敌不过法国姑娘骨子里对于他国、他族人的鄙视。小说的结尾写道：“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3](P139)

(二)与本土文化不相融合的异域文化

本土文化中的新娘在结婚之前，会进行简单的情爱教育。关于结婚之后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一般要“听其言，观其行”，大概意思是无论丈夫做什么，都不要大惊小怪，都要顺从，这是女人的本分。虽然话说得非常含蓄巧妙，但起到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使懵懂的新娘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可惜罗杰娶的并不是一个中国新娘，愫细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孩，不懂什么是情爱，更不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这个姑娘在带给罗杰幸福的同时，也带给他伤害。这种“缺失的情爱教育”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不相融的产物，是造成罗杰悲剧命运的巨大成因，更是时代交织下人性的弱点。

杜拉斯的《情人》中也有文化不相融的原因。因为肤色的不同，和法国姑娘相比，这个“情人”不够美好，虽然一心想要融入她和她的家庭，依照西方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穿西服，抽英国烟，说一嘴带着生硬巴黎口音的法语。但在法国姑娘眼里，他仍然是异国文化中的人，虚弱无能，最擅长的就是唯唯诺诺的哭泣。由于感觉自己的出身高贵，这个姑娘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的“情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当时刻“仰视”自己。

(三)殖民者身份

张爱玲的作品中，男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香港的英国绅士，英国人将生活在租界里的人称为是“租界人”。张爱玲称呼男主人公罗杰是带有讽刺意味的“白铁小闹钟”，这本身就是带有隐喻意义的他者形象。罗杰在面对妻子“情爱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有毒的流言之下，他选择了“隐忍”，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样一种选择与他的“租界人”身份是相当的。

杜拉斯笔下的“情人”生活在殖民地时期的越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即所谓的“自我”和“他者”⑤。这样一场跨国虐恋，是一场殖民地时期的悲剧爱情，也蕴藏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国家、民族问题尤其严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不同国家的作者书写着同样悲惨的异国男人形象，都是因为当时大体相同的殖民地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所导致，也是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成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描写的悲剧异国人物形象，首先是具有共同的悲剧结局，其次是与本土文化不相融合的异域文化，最后是主人公大体相同的身份。在严重的殖民统治中“自我”和“他者”视角下的审视，构成了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同时也带给读者深思和时代的反省。

三、现代性的启迪

张爱玲笔下罗杰这样的“租界人”，给了作者思考社会的机会。在张爱玲看来，罗杰便是处在“自我”之外的“他者”，以此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种种现状。张爱玲此种写法正达到了法国学者巴柔所讲的：“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6](P121)所以看似是写一个外国人，实则是探求这种形象背后的一些社会现实。

同样，杜拉斯对这个“情人”，也是站在“自我”的位置去审视“他者”。一个深爱着法国姑娘，却不敢与世俗决然反抗的男人，在金钱面前充满了妥协和奴性；在异域文化的歧视面前，也只是顺从。这些“异国男人”形象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与启示。

(一)情爱认知的差异

张爱玲在创作罗杰这一形象时，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四”时期。这个时代提倡个性的完全释放，摒弃传统束缚，就连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追求一种立竿见影的写作效果。因此有许多作家创作出与此相吻合的主题，比如周作人《人的文学》倡导新文学要从“灵”与“肉”的统一中去认识人。

多数作家致力于以理性的思维书写罗曼蒂克式的浪漫，为了维护爱，他们甚至可以不谈欲。这并不是只有当时才存在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很多家长也是谈“情欲”色变。国外有学者对于情爱教育管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了不同国家情爱教育管理的不同方面，如美国的“品性教育”、日本的“纯洁教育”、瑞典的“共用生活事业”等[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把情爱教育当作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去引导青少年，荷兰通过情爱教育引导孩子树立正确三观。我国情爱教育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社会和学校普及一些情爱教育的知识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根深蒂固的，即家长的谈“情欲”色变。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缺乏家长的正确引导，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交流过程中谈及情爱困惑等有关话题并给予良好的解决，就会降低未成年人提早发生情爱行为的比率[8]。要减少像蜜秋儿夫人一样情爱教育缺失的母爱，给孩子正确的情爱教育，这就是罗杰这样一位异国人形象带来的现实意义之一。

(二)国家、民族问题的凸显

长期置身于海外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之中⑥，杜拉斯不可避免地拥有了多重身份。因为长期游离在西方帝国之中，她有时会控诉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发出控诉之声；而盼望回归帝国叙事中心的期望，又使她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殖民意识的文化掮客，并通过对东方殖民地的集中窥视来创造自己的文本世界。

小说《情人》中，在那种后殖民语境下，他们的爱情逃离不了文化的强权，也逃脱不掉肤色、国家和民族，更越不过内心深处对世俗所不能认同的欲望渴求，杜拉斯从个体出发，却书写了超越个体的大我境界[9]。从更广阔的视角下解读她的作品，将带给我们新的启迪。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交往越来越频繁，代表某种文化的区域界限不断模糊，国家、民族歧视的地域特征如“中心”与“外围”逐渐让位于“文明”与“野蛮”之分。比如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民族问题。在殖民统治者眼里，杀死土著民像杀死牲畜一样，不值一提。他们相信，人是自己行动的唯一指控者，因此就有了“存在先于本质”，“人才是真正的存在的结论”[10](P15)。国家、民族问题不止是“情人”和法国姑娘、罗杰与愫细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是跨越时代的，至今仍存在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始终相信正义与和平相连，国家、民族和解就有实现的可能。

这样一种“异国形象”的创作手法不仅带给读者以新颖的文学体验，并且给予我们深思，两位作者试图从“国民性”的角度探讨她们所处时代背景，从小人物身上看到大环境，从而引起各个时代阅读文本的读者以深沉的思考。无论是张爱玲还是杜拉斯，她们都敢于突破自己所处的大环境，二人都将属于女性的韧性发挥到极致，在空虚当中找到意义，在无限的痛苦中找到无尽的乐趣。

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男性，从本国人的角度去看待异国人，从“本我”的角度去看待“他者”。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1](P94)在她看来，女性就代表人性当中比较安稳的一面，因此女性视角下的“异国形象”和“他者”都具有普世价值，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积极体验，现实是庞杂不系统的，让人心明眼亮的“不相干”的细节更能揭示一些人生的真趣[11]。她们善于写真，又从真实中挖掘价值，这也是张爱玲和杜拉斯“异国形象”的作品在诸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不仅给自身文学作品和读者带来影响，在更深层次上，她们的形象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

四、结语

从张爱玲和杜拉斯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个性鲜明的异国男人，而是有着共同生命历程并且承载作者价值观念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时代背景，给予我们现实意义上的文学体验，人性的弱点是属于整个人类的问题，真正达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艺术效果。她们笔下的世界——“到处都是对比，种种不协调的时代环境、时代氛围全都生硬地挤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幻的境界。”[12](P58)我们应当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领略其中的宝贵价值，从中汲取积极的力量，这将利于我们窥得历史、文学全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注释：

① 白铁小闹钟：《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讽刺生活在香港的所谓上流人用的比喻。

② 多余人：本是指19世纪俄国文学上出现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这里特指“情人”在家庭地位中的多余。

③ 形象学：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涵的意义，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

④ 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用这样一个意象来表达人生，人生注定也会因身不由己而变得苍凉无比。

⑤ “自我”和“他者”：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称主体性为“自我”，称殖民地的人为“他者”。“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照镜子似的双向反映，即“他者”的形象也反映“我”的形象。

⑥ 文化孤岛：人文学科的概念，指的是在某个主流文化的范围内，与此文化不同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