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玉器纹样的文化意象分析
——以玉鹰为例

刘 俊，朱铁军

(1.安徽外国语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2.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位于太湖山麓南部的岗垄上，北依太湖山，南面裕溪河，是一处大型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址。从1987年发掘至今，凌家滩遗址出土众多珍贵的文物，以玉器最为突出，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P1)。出土玉器的类型主要有武器类、工具类、饰品类、礼器类等，毫无疑问，频繁地使用玉器应是凌家滩社会的常态。作为文化载体的玉礼器直观展现出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以及精神领域的时代面貌。玉鹰作为一件形制特殊、符号纹样显著的玉礼器，高度体现出凌家滩社会的文化特性和内涵性质，反映出凌家滩社会的文化意象和特点。

一、玉鹰的相关概述

凌家滩玉鹰出土于98M29墓，玉鹰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润亮，器型宽扁。鹰做展翅飞翔状，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用一对钻的圆孔表示，两翅各雕一猪头似飞翔状。腹内规整刻划一直径1.8厘米的圆圈纹，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内又刻一直径0.8厘米的圆，圆内偏左上又对钻一圆孔。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鹰两面雕刻纹饰相同。通高3.6、宽6.35、厚0.5厘米[2](P248-249)。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左侧中间部位，反映出玉鹰对于逝去墓主具有重要的意义。

墓葬所承载的人是考古学文化最基本的一个构成单元，墓葬之间的等级差别，反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3]，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拥有的财富极大决定着其死后所享受的陪葬待遇。为此要了解凌家滩玉器，首先要了解它所出土的墓地的情况[1](P50)。出土玉鹰的98M29墓位于祭坛的西南侧，属于大型墓。98M29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呈棕色，夹杂红烧土粒，编号随葬品计84件，玉器58件，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包括玉璜、玉钺、玉戈、玉人和玉鹰等，种类丰富，属于凌家滩遗址早期[4]。张中培先生通过对98M29墓葬位置和出土器物分析，得出墓主是占据重要社会地位的显贵，他掌握在一定的军事权力，并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位置[5]。张敬国先生等对墓中陶豆和出土玉器研究后推测98M29墓主人可能是巫师或是分管司法和军队的首领。参照许鹏飞先生的良渚文化墓葬各等级具体情况表的内容[6]，墓主人的社会等级应属于王公贵族一列。综上所述，玉鹰所在的98M29墓主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应该是当时部族核心领导人之一。

二、玉鹰的造型特点

凌家滩玉鹰的器型表现区别于其他玉礼器，造型独特而神秘，充分反映出凌家滩先民精湛的制玉技巧。玉鹰的元素选择、构图手法、效果展现体现出当时凌家滩部落造物的创作思维发展到新的高度，玉器制作实现了单一动物到复合动物组合的跨越。

(一)高度写实，兽禽合雕

从出土的玉龙、玉人等器物看出凌家滩玉器工匠制造玉器时，擅长运用高度写实的表现手法，并在玉鹰的制造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玉鹰以展翅飞翔的雄鹰作为主体，鹰嘴呈钩状，眼睛目视前方，创造性地把两侧的翅膀刻画成猪首，且将猪的嘴巴、眼睛等细致雕刻，中心位置突出太阳纹样，巧妙写实的造型在凌家滩出土的玉礼器中当属第一。从鹰的头部到尾部都进行大量的线条刻画，在眼睛、鼻子等重要部位进行穿孔处理，做到了功能性部件与象征性主体的有机结合，充分反映出凌家滩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崇拜物的认知，也从侧面体现先民们对宗教祭祀的虔诚态度。

(二)兼体艺术，三位一体

玉鹰将鹰、猪、太阳三者作为主要的纹样表现，通过部首替换、图样复合等手法，巧妙地把三者的图形关系进行配置，即合理的运用图案进行兼体的图腾表达。一种母题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装饰作为一种有机形态，其审美性、象征性的多维创构是生命精神的表现[1](P11)。鹰首、猪翅、太阳纹作为个体能很好地反映出玉器所表达的图腾崇拜意义，又能作为整体达到三者合一的造型结构展现，这样成熟且合理的设计思维是凌家滩玉器造物的高水平展现，也透露出凌家滩先民在玉器设计方面具有独特的审美—喜好“多样”“丰富”的趣味。这可能与当时社会大环境下文化交流多样性引发对外学习、信仰“集优”的社会观念所导致，三位一体的创作造型体现出区域文化交流引发凌家滩社会群体意识的自我升华以及实践感悟。

(三)具象表现，几何装饰

凌家滩玉器上多有钻孔，是先民们为系绳穿戴之用，不同于一般的装饰玉器，玉鹰有着具象和抽象两个维度的造型表现。玉鹰的制造者对于动物纹刻画的细致精巧、写意性浓郁，源于部落的玉器工匠长期对鹰、猪的崇拜活动，让他们能够清楚地看清和了解动物的形体与结构，才使得创造的玉器如此传神，这也反映在工匠对于玉人的制作表现上。但对于太阳纹的装饰，制作者们显得不够细致，仅仅只是用几何线条进行表现，与玉龟板上刻画精致的太阳纹，玉鹰身上的太阳显得粗糙随意，可能缘由两点：一是玉器工匠对于现实事物的造型制作优于抽象的物体，凌家滩出土的动物、人物形制的玉礼器表现都比几何、抽象形制的玉礼器丰富；二是玉鹰的祭祀属性和使用者地位弱于玉龟板和其拥有者，玉龟板所在87M4墓葬的形制和规格都高于98M29墓。

三、玉鹰符号的意象反映

远古社会的器物使用极大反映出所有者的使用目的以及精神向往。从符号学角度看，思想即人本质的符号化，卡希尔论断道：“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为此玉鹰上的纹样符号切实地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鸟、猪、太阳的精神追求以及情感态度等。

(一)鹰是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结合

凌家滩玉器出土过不少以鸟类造型为主的玉器，例如87M9墓出土的龙凤玉璜、87M15墓中出土的鸟首璜型器，将象征部落氏族的鸟类玉璜作为进行联姻结亲的信物，这表明凌家滩先民对于鸟类有着特殊的情感。鸟类图腾正是凌家滩部族身份的象征之一，俞伟超先生认为“鸟首是当地居民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7]，李松修先生更指出玉鹰是创造大汶口文化的少昊氏部落集团首领少昊挚的神形[8](P315)，拥有如此观念，玉鹰的设计者将鹰首、鹰身作为设计主体便不足为奇。同墓出土的三件蹲姿玉人，可以很好地说明祖先崇拜对于玉鹰设计的影响。凌家滩玉人的出现，体现了当时凌家滩社会的英雄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作为统治者之一的墓主人同时拥有两种特殊的玉礼器，说明两件不同形状的玉器之间应当存在关于凌家滩社会对于祖先的认知和崇拜，并将这种社会认知和思维作为自身统治和管理民众的有效工具。

此外，原始思维中对于动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直观接触，具有矛盾性和直接性[9]。对鹰的崇拜还可能源于先民在自然界与鹰的直接接触，作为猛禽的鹰经常掠食动物、家禽等，而人们却没有有效的武器去对抗，导致展现出非凡个性力量的鹰，给予他们深刻的印象进而转换为崇拜。墓主人是兼管军事的部落首领，负责对内管理以及对外战争，部落图腾即军事图腾，对武力的需求也反映在鹰的崇拜上。将日常生活中特殊表现的动物与自身思维认知相结合，进而创造社会整体意识的需求，符合新石器时期生产发展的思维创造水平，把充满敬意崇拜与无法抵抗的恐惧融合表达，展现出凌家滩社会对于鹰的精神地位的认可。

(二)猪是生殖崇拜与追求财富的集合

早期社会的农业耕作和养殖作为发展部落氏族和产生社会财富的直接途径，需要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满足生产的需求，而对外的战争则使人口在部落发展中愈发重要。这导致原始社会热衷于生殖崇拜，借以寻求人口增长和部落壮大，例如大汶口文化的寓意男女交欢的陶符[10]，红山文化中对蛙神的崇拜等[11]。而凌家滩则正处于生产力大发展与部落征战同轨的时代，社会群体的生殖崇拜也集中反映在出土玉器上。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猪在多个玉器上有所表现，体现出凌家滩先民对猪的崇拜，猪应该是凌家滩社会生殖崇拜的对象之一。从生物学角度看，猪作为胎生哺乳动物，通常一次产仔超过10头，具有多胎高产的特性，是旺盛繁殖力的表现。从文化表现看，女性掌控生育，水为女性象征，而猪则是掌管雨水的水神，两者之间有崇拜与代表的关系[12]。从社会发展看，先民们已经进行野猪的驯养，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部分，猪满足着人们对于宗教祭祀的祭品需求，进而将人们的崇拜转移到自身。从具象的行为到抽象的观念，从神格化的动物到特殊性的器物，这反映出对于猪的生殖崇拜在凌家滩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凌家滩遗址中出现的动物、稻谷残骸表明凌家滩社会开始农业耕作及家禽饲养，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贫富分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数量差距很好地反映这一社会现象。猪在原始社会中是财富的象征，同属长江中下游的松泽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就出土猪的下颌骨，其中墓葬中猪下颌骨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的财富。凌家滩墓地与北阴阳营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3]，猪作为财富的象征，在凌家滩社会也有着共识。凌家滩出土的猪残骸表明凌家滩社会已经开始饲养家猪，把猪形象用于玉器表现说明统治阶级对猪的珍视。将玉猪雕制成鹰的翅膀，借由神鹰带给神明，从而祈求丰收和富足，也反映出猪崇拜是先民对社会物质财富渴望的体现。

(三)太阳纹样是太阳崇拜和族群融合的表现

太阳作为天体崇拜之一，常见于多处遗址，大汶口文化地区发现大量代表太阳的八芒星，红山文化出土一件八角星玉器，汤家岗遗址出的陶盘上也出现了八角星纹，比凌家滩文化稍后的良渚文化也出现类似的八角星字符。而大汶口文化对那时期凌家滩人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渐进的、间接的[14]。文化的交流不仅体现在造物理念上，更加表现在尺度和形制的衍变上，太阳纹样的形成和演变是凌家滩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凌家滩文化对于这个文化传播过程展现出主动且积极的态度，出土玉龟板上复杂的纹饰表明凌家滩先民对于太阳崇拜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结合自身生产需要进行了功能上的改造。而两者纹样表现的不同，也反应先民对待太阳纹的思考和作用上。玉鹰上的太阳纹较于玉龟板上的太阳纹更加抽象，将八个角等分环绕小圆，在外围做同心圆状大圆。这样的设计手法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清楚地认知自身生存的环境，太阳纹中心钻孔与鹰眼、猪眼钻孔有着相同的作用，方便进行穿绳佩戴，大圆代表着天空，八角星则代表着普照八方的太阳。

“凌家滩遗址这幅‘玉鹰双兽图’，大概就像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所说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分化而具有的两重图腾现象。……玉鹰代表一个半族，是主体，而两个兽头代表两个亚半族,是具有依附性的客体。”[15]先民对于太阳的自然崇拜行为已经上升到部落图腾的管理层面，玉鹰上的太阳纹既是少昊氏太阳神的直接表现，又是部落文化汲取的实践产物。在部落融合过程中，族群产生凝聚力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图腾与信仰，崇拜的多元导致图腾的母题必须要处在当时社会文化的顶端，追根溯源的做法让太阳纹成为连接鹰部族与猪部族的精神桥梁，实现部落主体与兼并客体的社会价值及精神意义统一。

四、玉鹰纹样的内涵表现

(一)宗教崇拜中多元性和复合性的统一

凌家滩玉鹰将鸟崇拜、猪崇拜、太阳崇拜集于一体，用作社会祭祀崇拜的集合，展现出早期社会部落对崇拜物具有复杂、多面、集优的态度。玉鹰设计者将鹰、猪、太阳的图腾组合成一件能够同时满足多种祭祀目的玉器，体现出统治阶级对于部落集权和祭祀崇拜的绝对掌控，是早期部族集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崇拜多元性和对象复合性的统一。而这种方式可能缘由凌家滩部族的不断壮大导致。随着外部氏族的主动加入或是战争兼并，致使需要一个具有认可度强的部落图腾用以凝聚部落成员。为此将社会中流行的主要图腾进行融合创造，诞生一个复合型的新图腾，满足人员对于崇拜的需求，也加强军事首领对人员的管理。不同于玉龙、玉人，玉鹰从纹样展现或内涵意韵上，都表现出多元性对于玉器本身的重要意义，这着重体现在崇拜对象的交叉和崇拜对象的多元内涵体现。例如玉鹰强烈表现出先民们对军事、武力的热衷，将军事集团首领的神格、充满野性和战斗力的野猪等组合，赋予玉鹰主人强烈战斗意志。无论是鹰元素、猪元素、太阳元素都反映出凌家滩社会群体的整体认知，这种群体意识的产生是凌家滩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进而独立并体现在玉器文化之上。

(二)社会发展中农业生产与战争掠夺的同步

凌家滩先民重视农业生产和养殖，凌家滩已经开始从事家猪饲养，并且该方式在生产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食物获取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渔猎方式[16]。猪在凌家滩是一种珍贵资源，凌家滩社会人群好食用猪肉，且将猪作为祭品进行祭祀活动，这种情况使得猪变成衡量个体在凌家滩社会中财富多寡的体现之一，这种共识延续到军事斗争领域，玉鹰上的双翅为猪首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反映。作为财富、富贵象征的猪图腾出现在军事领袖的墓葬中，或许与部落集团间的军事斗争有关。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武器类兵器、石器，这是部落经常进行战争的表现，而战争的目的主要为对外抵御强敌，或是进行战争兼并。战争中对资源、人口的掠夺是促进部落繁荣的有力途径之一，凌家滩先民对内发展农业生产，对外进行同化战争，进一步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作为军事统治者更是有着巨大利益。这说明对猪的崇拜除了建立在动物神格的物化外，更是先民们进行社会生产实践的经验结果，进一步说明农业生产与对外战争是凌家滩社会活动的常态。

(三)区域交流中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学习

凌家滩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之成为北方东夷文化、淮河文化与南方长江中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交汇地，所以凌家滩文化同时受到多种文化因子的影响[17]，凌家滩玉鹰的图形构成反映出这种文化影响的积极意义。三位一体的图腾范式显示出凌家滩先民在文化交流学习的文化认知，以祖先崇拜为根本，重点突出鹰符号、太阳符号、猪符号作为部落崇拜的对象，但又表现出对符号的本土化加工上。凌家滩先民对于鹰、太阳、猪的社会认知伴随着生活生产加深，随着祭祀活动深化了对于三者的了解，赋予其新的社会内涵和精神意义。在部落文化发展和祭祀活动中加入自身的特性，用以满足统治者对民众管理和对外交流的需求。此外，凌家滩玉鹰的制造显示出工匠群体高超的玉器制造工艺，其中工具选择与加工手法都与其他新石器文化琢玉的选择具有一致性，但工艺表现和玉器产品却独树一帜，这明显是造物学习与技艺改良的一种体现，在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融入自身更高一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让玉器具有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

五、结语

凌家滩玉鹰作为重要的玉礼器，将对鹰、太阳、猪的崇拜意象集于一身，反映出先民们既多元的图腾崇拜又统一的部落群体意识。玉鹰作为窥探凌家滩社会文化的窗口，清晰的展现出江淮地区新石器时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面貌、对外交流状况，主要表现出：1)造物活动深受部落文化影响，制玉取材常用生活常见之物进行提炼并艺术化处理；2)生产和战争让统治阶级财富迅速积累，进一步催生对人口的需求，更拉大了部落人群的阶级差距；3)部落兼使社会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特征，社会群体努力寻找共同信仰方便凝聚族群关系。相信随着凌家滩考古的不断深入，作用在玉鹰身上的种种疑问也会被揭晓，能进一步有效地对凌家滩文化进行意象反映和文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