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现实、路径：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三维探析

唐金武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社会乃至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P32)“三农”问题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重点，从21世纪初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次聚焦“三农”。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打好脱贫攻坚战，提高农业粮食生产，改变农民收入状况，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以及补全基础设施等目标任务。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三农”工作很大程度决定了脱贫攻坚的质量与小康成色。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对推动新农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指导意义，是引导，也是旗帜。

一、理论维度

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现实要求，也有理论继承。

(一)传统农耕文明思想

中华大地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耕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古代“重农”是以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为主，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土地所有。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乡村文明，存在着“小国寡民”式的乡村社会，形成了乡土文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阐释到：“靠农业生产的人们始终是粘着土地的。”[2](P2)乡里人往往始终固守村子与土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2](P2)农耕文明就是粘着土地的文化，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给农业发展带来了生存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耕读文明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3](P605-606)在现代社会的推进中，保留传统村庄的原始风貌是对乡村文明的重要保护。传统乡村文明包涵了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是一套包含村规民约、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在内的非物质文化和乡村建筑、生产工具等物质文化的组合体。“重农”是稳定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固本之意。在各民族文化繁荣的今天，保留对农村文化的发展，是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根基。在当今社会，吸收传统农耕思想的优势，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转变农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支持。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三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农”思想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业劳动是国民经济的前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小农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并没有发生交集，[4](P677)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状态，这是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与传统中国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类似，大多数人自给自足，缺乏必然的社会联系，但“三农”问题不可忽视。

在农民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人阶级组建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并不是革命性的，他们有自身的局限性，具有保守性。因此，农民应该离开自己的立场，维护即将到来的利益，而非当前利益。小农阶级的局限性，战争时所带来的捐税则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农民的“心地质朴”则为“地主们”再交纳数十亿的战争赔偿。[5](P9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的思考是对农民自身局限性的考量，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赖农民阶级的支撑以获得最终的胜利。

在农村方面，实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张，即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中最终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从事农业与工业的交融，城与乡的对立也将消失。城与乡的对立消失，才能弱化城市的污染问题，提高农业的发展，也是社会卫生需要的必然要求。[6](P11)城市与农村的互动式交融发展，有利于工业与农业的联系，推动农村与城市的流动，以推动二者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肯定农业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必然性与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业作为农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与一切生产先决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观强调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一切工业劳动者都需要靠农业与农业相关产业维系生活，这是一切历史前进的基本条件。

(三)中共历届领导人的“三农”思想

中共历届领导人“三农”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三农”思想，为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前提。

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来源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推翻“三座大山”作为农村社会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期，则对“三农”做出具体的实践措施。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前提就是土地改革，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根”，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现土地制度改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推动农村发展。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生产力。[7](P93)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农”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形成，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为新时期中国农村道路的抉择提供了思想指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改革首先应该从农村做起，需要摒弃“大锅饭”的思想，发展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农业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8](P315)农村发展要给农民自由与创新环境，提高管理水平，实行多种经营共同发展。江泽民同志则是将“三农”问题提到政治制度高度，中共十五大提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农业农村经济的长期有效的上升。江泽民指出，农村改革的胜利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要始终坚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完善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并坚持农村改革的市场取向。[9](P209-211)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以稳定完善农业增收和粮食增产的各项政治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税制，以扩展农业的增收渠道与途径。[10](P247)

二、现实维度

“三农”问题的解决，始终是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历史与现实问题催促“三农”变革，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诞生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现实的实践。

(一)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是稳定“三农”问题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稳定粮食与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以推动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1]农业作为三大产业的基础部门，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动力，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与国家愈发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没有农村与农民的安定稳定与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全面的。[12]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2015年国家实行坚持打好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也给农业发展提供了扶植与培训政策，推动种植业、畜牧业等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历史的新机遇，农业现代化成为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哨站。习近平总书记紧跟时代历史进程，提出了“没有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农村的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一定意义上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成败”。现代化的农业发展道路作为“三农”问题中农业发展的关键指标，是推进“三农”问题重要论述形成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方法。

(二)城乡一体化的前提道路

城镇与农村相交融，推动城镇化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新型的城镇化，就需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得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13](P53)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愈发拉大，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则需要城镇资源向农村扩散与延伸，增加农村的基础资源建设，推动公共服务覆盖农村，以推进城镇人口回流乡村，带动农村发展与繁荣。

城乡一体化是现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必然道路。随着近年来各地经济深入发展，传统乡村在城镇的招商引资中被拆解与合并，取而代之的是中心村与城镇化建设。农村的发展需要与城镇一体化发展，一方面是城镇化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是建设农村的最大优势。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14]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相关政策的推进，以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发展要兼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人居环境等，关心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农村基层设施与公共资源建设需要与城镇同步化发展，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能力，促进农村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城与乡的紧密联系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回流，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机遇。

(三)惠农富农政策的基本引导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民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3](P658)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增加其福利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党中央始终坚持解决农民问题，不断完善惠民富民政策，实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随着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开展，农村社会领导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经营与治理成为农村发展的新活力。国家鼓励人才回乡创业，乡贤人才的回流推动乡村振兴发展。2019年国家通过了《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对于农村边远地区要引导人才积极交流，推动人才的柔性回流，保障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新时代引导农民富裕，必须实施脱贫攻坚。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必须要摆脱贫困。2011年胡锦涛指出，做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开发式的扶贫方针，[15](P569)将扶贫开发与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有效衔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治贫先治愚。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农民走向富裕的前提。中共十八大提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推动农村富强与政策推行的基石。党始终推动实实在在的政策，不喊口号，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守住农村最大的制度优势。总之，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形成，是时代要求的必然。惠民富民政策的推行是党的主旨要求，始终为人民服务，带领全体人民群众走向全面小康，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些都是重要论述的组成内容。

三、路径维度

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实践，寄托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也依靠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一)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带领农村走向现代化

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时代引领，脱离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一直承担着建设农村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农村工作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3](P684)农村工作的好坏，农村基层组织是关键。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农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的成长。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时代引领，是农村繁荣富强的前提要素。

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农村社会首要解决的是“建个好支部”，这是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于党的绝对领导，开展党的相关活动，加强党员的教育与监督，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创新党组织的新形式。党的领导工作首先要加强领导者建设，带头队伍是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基层党组织的“灵魂”，是抓好农村建设的“关键先生”。所以，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高才能、高水平的带头队伍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当务之急。

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治理体系引领。中共十九大明确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性工作，健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构建，能够发挥村民自治的优势，结合法治与德治建设。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智能化水平，“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在新时代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典型范式，成为农村工作的核心内容。

(二)鼓励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推动农村建设善治之路

农民群众是农村的真正主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始终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鼓励农民群众参与“三农”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提高农民的经营效率，让农民生活的更富裕。“三农”问题的抉择，核心利益是农民本身，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服务于农民的，是农民群众生活富裕的助手。2006年我国废除了农业税，结束了二千多年的传统税收制度，税制改革使社会关注点转移到农村，“以农补工”变为“以工补农”，推动了“三农”的时代发展。农民参与农村各方面的建设与治理，提高自身的水平，是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实践的基石。

积极推动农村的优秀分子参与农村建设，走善治之治。农民在时代发展的际遇中逐渐分为不同阶层，他们在现代农村中扮演了不同角色，鼓励不同阶层的农民参与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时代特色。发挥纯务农者的自身特性，承包农村闲置土地，产生规模效益，提高农业收益；发挥农村企业主的资金优势，提高资金的乡村投入力度，建设具有产业效益的农业相关产业。提高农民群众作为农村的主人地位，增强他们的集体意识与群体效应，推动农村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坚持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大政方针的政治指引

新时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始终占据党工作的重要部分。从2015年党中央实行打好脱贫攻坚战到近年来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以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农村、农业发展为目的。从脱贫到富裕，是党实现乡村发展的根本目标。随着2020年12月3日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会的举办，持续六年之久的脱贫攻坚任务，在每一位脱贫攻坚参与者的努力下完成。随着农村相关政策的推行，以及脱贫攻坚战的完成，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发展的新路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指明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农村建设应该服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紧随党的时代引领。全会还指明实现乡村振兴，为“十四五”规划提供目标指引，以推动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农民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是助力农民富强、农村繁荣、农业现代的发展之路，是要构造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农村，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习近平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成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推进，向着新征程继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