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体育慈善发展的价值意蕴、难点审视及实现路径

陈林华,王学燕

(华东理工大学 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 200237)

0 前 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对“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则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扩大内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重要议题，必须综合发挥市场、行政、社会、文化、技术等多种机制的作用[1]。其中，以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的“第三次分配”便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对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意义重大，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证明，体育是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2]。在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之际，同样需要体育的力量，尤其是亟待补足体育公益慈善的短板，使第三次分配的成果直接转化为老百姓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其中许多重要任务，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全民健身需求，都离不开体育公益慈善的特殊作用，否则诸多举措就难以落地实施。比如，老少边穷地区和少数民族体育、农村和农民体育、学校和青少年体育、社区和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等，理应纳入体育公益慈善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推进的项目。为此，本文从体育慈善的内涵入手，探究发展体育慈善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及意义，并结合现实困境进一步探讨体育慈善发展的路径及策略。

1 共同富裕视域下发展体育慈善的价值阐释

1.1 体育慈善的内涵释析

“慈善”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人之爱”，它是一种古老且普遍的人类活动，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兼具个体性和公共性，涉及施惠者与受惠者的救济行为[3]。体育慈善则是指一切在体育界发生的慈善行为、动机、观念、事业[4]，其本质既是以慈善的形式来传达和彰显体育的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也是以体育的形式来体现对人的尊重与爱[5]。体育慈善的形式主要包括慈善捐赠、慈善拍卖、慈善基金和志愿服务等。体育慈善与体育扶贫同为体育救济的重要方式，但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前者的实施主体一般为个人或非盈利性组织，后者的实施主体则是国家和政府机构。体育慈善通常发生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出现体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没能赶得上，从而引起内部矛盾和社会撕裂，因此就需要以慈善的形式对体育物质和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调节，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和推动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体育慈善价值理念深受宗教、历史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家关于慈善的法律规制引导也对体育慈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个人或机构参与体育慈善的动机还包括社会声誉、税收减免、心理满足和效能感等因素[6]。

慈善文化在中国世代相承、深入人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社会中儒释道多元文化也高度重视慈善发展，“仁爱”“兼爱”“慈悲因果”“善恶报应”等理念支撑着绵长的中华慈善基因。然而，传统社会血缘宗法家族制、传统财富观和家国理念则严重限制了我国慈善的发展格局，导致官办慈善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慈善事业呈现出总体规模小、功能封闭、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低、发展空间受限等特征，公益慈善始终都没有进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阵地[7]。直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党和国家才首次将慈善事业定位为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在体育领域，我国体育慈善的发展尤为滞后，直到21世纪初，随着体育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成绩突出的运动员逐渐积累起财富，其中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开始践行体育慈善，如2001年由蔡振华、李宁、李永波等人牵头发起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旨在促进中国体育及教育事业的发展，2004年由邓亚萍、王军霞等人发起的“十佳冠军基金”主要资助弱势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诸多运动员和职业体育俱乐部在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等天灾人祸中积极捐款捐物、义赛表演或志愿服务等。目前，我国体育慈善逐渐开始从单纯的救急、救穷转向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源，活动领域也不仅仅限于体育，而是转向更为广泛的教育、环保、法律等公共生活的关注。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特别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强调，慈善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必将得到更大拓展，体育慈善势必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1.2 发展体育慈善的价值意蕴

1.2.1 体育慈善是助力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抵御外在风险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而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则为有效需求不足、分配结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为此，扩大内需的基点在于改善民生。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有益补充，公益慈善的根本就是保障最基本的民生。因此，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增进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福利，从而有助于提振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卡住我国消费升级和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贫富分化程度太高。一方面，高收入人群重点关注财富的增值保值，随着财富的增加边际消费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口又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甚至窘迫得缺乏能力去消费。为此，大力发展公益慈善就成为当务之急。在体育慈善领域，应积极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体育从业者通过捐赠、义赛、基金运作等形式带动另一部分后富者，使老少边穷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以及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体育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因为，体育慈善实质上就是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救济，其本质是体育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从“先富者”向“后富者”转移。一方面，物质捐赠、慈善义赛等促进了直接消费；另一方面，慈善捐款和义卖也使得受惠者财富增加，又可以提高整体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体育慈善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消费，逐渐成为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1.2.2 体育慈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它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普遍富裕以及个人文明素质的普遍提高。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优化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慈善事业与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息息相关，对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意义重大。慈善本身是一种混合性的社会分配方式[8]，体育慈善则是以体育的名义来促进社会财富的集中与转移，通过体育捐赠等形式将物质财富从先富者转移到后富者，通过慈善义赛、基金会等形式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再转移，最终达到增加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物质或精神财富的目的。可以看出，体育慈善一方面通过财富的转移缩小了相对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通过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提振了内需，继而促进社会生产的扩大、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总而言之，慈善能够渗透到物质文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成为维持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生产的必要手段[9]，体育慈善作为慈善的一种亚类型，其对缩小贫富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助力作用，成为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1.2.3 体育慈善是促进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慈善事业总体上属于社会治理范畴。首先，公益慈善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慈善既包含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也包含来自税收的财政资源再分配份额，因此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矛盾，增进更多人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减少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阻力。其次，公益慈善有助于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早已将慈善扶贫济困、慈善医疗、慈善救灾、慈善助残、慈善养老等纳入民生保障制度，因此发展体育公益慈善事业，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体育需求，使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公益慈善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使人们能普遍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人间真情，既有利于增加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促进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体育慈善是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慈善的发展同样关乎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日益成为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手段。

2 当前我国体育慈善发展的难点审视

我国体育慈善起步较晚，有人认为2004年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启动“十佳冠军基金”，标志着我国体育慈善事业的正式启动；也有人认为2008年汶川大地震才是我国的体育慈善元年。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慈善的发展仍然是步履蹒跚，总体数量小、规模小、影响力小是目前我国体育慈善发展的基本现状[10]。当前，制约我国体育慈善发展因素较多，主要包括现代慈善理念匮乏、运行机制不畅、组织建设滞后和法律保障不足等。

2.1 现代慈善理念匮乏，体育慈善的社会共识淡薄

中华民族有着浓厚的慈善文化和悠久的慈善传统，如儒家讲究“仁爱”、道家主张为善、佛家宣扬慈悲。然而，由于现代慈善教育的缺失，国民的现代慈善理念较为匮乏，尚没有形成慈善参与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互助的公益精神以及现代财富观等。具体在体育领域，一方面表现为部分运动员在体育慈善面前缩手缩脚很是被动，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感不强且普遍缺乏体育慈善的动力和运作机制；另一方面体育慈善往往被赋予“施舍”的意味，表现为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不平等意识，施惠者总有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有什么就捐什么”，而受惠者大多只是被动接受，陷入“与其弃之，不如勉强接受”的两难境地。此外，传统的财富观念及家国理念等内在文化因素，也限制了我国体育慈善的发展格局，致使体育慈善呈现规模小且功能封闭的特征，民众体育慈善意识单薄，往往只是被动地关注突发的天灾人祸，缺乏对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动关爱以及对社会问题背后根源的关切，整体体育慈善的现代化水平不高。

2.2 监管机制不健全，体育慈善运行总体效率低下

文化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慈善实践与管理制度的巨大差别。西方慈善是志愿精神和资本精神的产物，往往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关法律法规较为成熟与完善；我国传统慈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现行的慈善事业则是社会保障的有益补充，整体慈善事业发展尚处于过渡性制度安排阶段。因此，我国体育慈善制度还不完善，尤其是注册、监管和运作机制尚不健全，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慈善组织机构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我国体育慈善的“官办”性质明显，体育慈善组织的成立、登记、人事、财务以及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全过程中，政府干预和管制无所不在，体育慈善组织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双重负责、逐级管理模式致使监管不规范问题依然较突出。我国对体育慈善组织监管实行双重负责、逐级管理的模式，虽然2014年底实现体育公益慈善组织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还存在监管机制不透明、程序不规范以及民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不足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不利于体育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第三，我国体育慈善内部监督及信息披露公开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存在内容不全面、发布不及时、渠道较单一等缺陷，致使体育慈善的社会反响不佳。最后，体育慈善运作形式单调、手段传统、策略不高明，大多数体育慈善还停留在救济救难层面，以一次性捐赠为主，还没有出现以独立基金会的形式运作体育慈善的先例，总体慈善效率并不高。

2.3 组织建设相对滞后，体育慈善的专业化水平较低

慈善组织是动员慈善资源的重要主体，也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慈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建设是我国慈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大政府、小社会”发展模式下，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以控制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及防范政治风险为导向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规模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首先，我国专业化的体育慈善组织建设严重滞后，例如体育基金会数量少、净资产相对较低。1985年国内首家体育慈善组织——北京围棋基金会成立以来，我国专业体育慈善组织发展非常缓慢。截至2019年3月，全国体育基金会也只有74家，仅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1%。据《2018中国体育公益白皮书》显示，2017年底全国体育基金会净资产总额为31亿元人民币；2009年至2017年间，体育基金会共开展的项目数为1 697个，项目总支出为30亿元。并且，相对于艺术、教育、环保等领域而言，体育领域慈善基金会的净资产和项目总支出均偏低。其次，我国体育慈善组织普遍缺乏公信力和独立性，专业化水平较低。信息不透明是我国体育慈善组织存在的通病，这就直接影响到体育慈善组织的信誉水平和公众的慈善积极性。此外，体育慈善专业人才的缺乏和组织能力建设的滞后，也使得我国体育慈善的运作效率低下，体育慈善整体社会关注度并不高，体育慈善尚未进入到体育发展的主阵地。

2.4 法律保障不充分，体育慈善可持续能力差

法律条文能够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受益人的权利与义务，可以规范慈善准入、监管以及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等行为，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志愿服务条例》《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在具体的体育慈善领域，尚未形成高效合理的法律体系，有关体育慈善组织的分类及税收优惠、体育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房屋等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的税收优惠、个人体育捐赠结转以及体育慈善组织承继政府职能和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等政策不完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对体育慈善主体的税收激励不足，或者无法有效保护体育公益志愿者的合法权利，这都将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意愿和参与热情，从而影响到体育慈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没有为体育慈善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法律保障，没有为体育慈善主体提供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就无法保障体育公益慈善活动的整体实施，也就无法促进体育慈善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共同富裕视域下发展体育慈善的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是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体育慈善力量在此进程中将大有可为。目前，我国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还存在总体上资源有限、效率不高，现代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为此，需要健全体育慈善法律制度体系、加强体育慈善文化建设、加快体育慈善组织发展以及推进体育慈善精准帮扶等，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体育慈善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应有作用。

3.1 明确体育慈善角色定位，完善管理制度及其法律保障

体育慈善事业发展既离不开现代慈善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必须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探寻中国特色的体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并且，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角色定位从根本上决定着体育慈善发展的基本方向。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11]；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慈善事业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明确指出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次分配)、社会和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内容[12]。可见，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上，慈善已经被纳入党和国家的核心工作。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定位为体育慈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须将体育慈善纳入共同富裕大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同心圆体系，必须将体育慈善融入新时期国家体育核心工作，必须赋予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为此，要积极探索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支持和保障体育慈善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首先，继续修订《慈善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体育慈善监管的法律规制、增加对网络慈善和社区慈善的法律规制、增加对枢纽型体育慈善组织发展和慈善应急机制的法律规制，进一步明确对“慈善信托”的法律规制以及强化对体育慈善组织的财产保护、细化信息公开规制等。其次，适时出台更有力的支持政策，如坚持监管适度、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政府购买体育服务优先面向慈善组织、制定体育慈善专业人才激励政策等等。

3.2 推进体育慈善文化建设，营造“人人慈善”的浓厚氛围

慈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慈善文化则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增长原力。我国体育慈善实践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此，应该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体育慈善文化建设，一方面推进中西体育慈善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推动传统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体育慈善文化是中华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征。同时，现代体育又是西方的产物，西方体育慈善文化源自基督慈善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几百年来，中西方慈善文化交流互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了现代体育慈善文化的发展。目前，理应进一步推动传统慈善文化与现代体育慈善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大力发展现代慈善教育，创新慈善宣传方式，更好发挥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意识，推进中国特色慈善制度文化建设，营造人人可慈善、人人乐于慈善的文化氛围[13]。此外，在慈善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还应该大力推进体育慈善公信力建设，坚持规范、高效、透明原则，秉持阳光运作理念，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推动体育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公开化和规范化，使慈善组织成为盛装爱心的“玻璃口袋”，切实维护好公信力这一慈善事业的生命线，真正提升体育慈善的公信力与社会共识。

3.3 加快体育慈善组织发展，提升慈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加快体育慈善组织建设，是推动体育慈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及更好地履行体育慈善职能的需要。首先，大力培育、发展和创新体育慈善组织。一方面，积极推动体育慈善基金会的建立与发展，接住金融手段创新体育慈善资源运作机制和体育慈善发展模式；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体育类社会企业投身体育慈善，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总额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体育社会企业，积极探索体育类社会企业助力共同富裕的创新模式。其次，加强体育慈善组织的团队建设。一方面要增加体育慈善专业人才供给，完善专业慈善人才培养政策，建立现代慈善教育培训体系，鼓励高校开展慈善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大力支持慈善人才培养项目加强专业人才培训。同时，继续加强和改进慈善组织薪酬管理制度，健全体育慈善从业人员薪酬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政策，提升体育慈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水平，增强行业就业吸引力。另一方面，全力加强体育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通过培训、咨询、评估、组织实习以及组织考察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切实提高体育慈善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组织治理能力以及战略管理能力等，不断拓展资源网络、提高管理效率和慈善效益。

3.4 推进体育慈善精准帮扶，开启慈善助力共同富裕新征程

科学统筹、精准帮扶是保障慈善供给与需求无缝对接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机制，也是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制胜法宝。当前，针对我国体育慈善资源来源、项目模式和受助对象等同质化程度过高、体育慈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应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以依法行善、主动慈善、精准救助为准则，大力提升体育慈善运行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首先，大力倡导体育慈善捐赠，有效防止体育返贫和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体育捐赠存在规模小、范围小、渠道分散等特征，民众的体育捐赠意愿不强，体育捐赠在增加社会保障和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不显现，因此要充分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体育捐赠积极性，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拓宽捐赠渠道、加大劝募宣传力度、扩大捐赠来源，形成人人参与体育慈善的氛围，让体育捐赠更有效地防止返贫和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其次，重点推进体育志愿服务，关注弱势群体和拓展体育社会资本。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意味着志愿工作具有经济价值。因此，要广泛开展体育志愿服务，通过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来构建民众之间的“社会性团结”[14]，进而拓展民众的社会资本、缩小贫富差距。第三，着力丰富体育赛事供给，促进人们精神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有，是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富有越来越成为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突出任务，因此，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文明建设非常迫切。从社会层面来看，体育慈善组织应该丰富体育赛事供给，通过赛事活动将体育文化传播给受众，从而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促进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第四，推动社区体育慈善发展，真正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帮扶。从国外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趋势来看，发展社区慈善是社会治理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公益市场化的另类道路，还是回应社会多元化需求和本地化社会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15]。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已经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社区体育慈善越来越成为解决社区体育问题、提供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产品的主要选择。因此，要大力推动社区体育慈善发展，积极打造社区慈善基金(会)，发展以需求为导向、精准贴近社会民众的体育慈善事业。